一般均衡中的利率、确定性与最优规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确定性论文,最优论文,利率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2-0003-10
一、利率与非政策经济变量：事实与经验
揭示利率与非政策经济变量的基本关系不仅能够反映出后者对利率冲击响应的一般趋势，而且可以为利率规则理论模型提供检验的依据，从而当经验分析的结果不支持原有的理论时，为如何构造新的利率规则理论指明了方向。这里，我们不考虑利率与非政策经济变量的长期关系，这是因为：(1)货币经济学经验文献对二者的长期关系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①并且基本达成了共识：利率与价格水平的相关系数接近于-1，利率与通货膨胀率、货币供给增长率、产出、消费、投资以及利润的相关系数接近于0。(2)长期关系仅仅刻画了利率冲击的累积性影响，但却不能反映非政策经济变量对利率冲击的单个脉冲的响应路径，而后者才是货币经济学家更为关心的经验事实。因此，估计非政策经济变量对利率冲击的脉冲响应路径将成为下面讨论的重点，这些脉冲响应路径都是依据VAR或者结构VAR而得出的。
Sims[22]利用VAR模型对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及美国的利率和产出的短期关系进行了估计。在他所设定的标准VAR模型中，
包括了工业生产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短期市场利率、货币供给、汇率指数和商品价格指数，其中，短期市场利率放到了第一的位置。Sims发现，外生短期利率冲击会引起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驼峰式移动，高峰期在几个月之后出现，然后又会逐渐向均衡水平收敛。
Eichenbaum[12]使用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度量方法，分别考察了货币供给(M[,1])冲击、总准备金冲击和短期利率冲击对短期利率、产出、价格水平的影响。通过建立包含四个变量的VAR模型，他发现：货币供给的正的冲击会导致联邦基金率上升和产出下降；总准备金的正的冲击会导致联邦基金率上升和产出下降；短期利率的正的冲击会导致产出下降和价格水平（短暂的且不显著的）上升。前两条结论与标准的IS-LM模型的结论是相矛盾的，后者认为货币需求与短期利率成反方向变动关系，当货币供给增加时，短期利率应当降低从而货币需求增加才能维持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利率降低又会刺激投资需求的增加，因此，产出也会增加。后一条结论关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冲击与价格水平的关系的描述也违背了标准的IS-LM模型的结论，Eichenbaum称之为“价格悖论”。第一个矛盾的原因可能是货币供给变动的流动性效应的存在。价格悖论的原因可能是中所包含的非政策变量不足以为货币当局在制定利率政策时提供必要的信息，以至于货币当局没有及时地提高利率来阻止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解决价格悖论的方法可以在中添加敏感商品价格或者其他资产价格变量，因为这类变量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非常敏感，因此，当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时，货币当局能够及时地捕捉到这种变化反映在商品价格或者其他资产价格身上的信息，从而可以及时地提高利率以阻止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实现。
Bernanke和Blinder[3]与Bernanke和Mihov[4]则分别对美国1965-1979年和1983-1994年的月度数据进行了分析，因为在这两段时期内，联邦基金率被公认为是Fed实施货币政策时所采用的主要政策工具。VAR模型中的包含四个变量：对数CPI，对数ICI（一致指标指数），对数M[,2]和对数FF（联邦基金率），基金率被排在最后的位置。结果发现：外生的正的基金率冲击会导致产出和通货膨胀率先是短暂地上升，然后又持续下降，最后恢复到初始均衡水平，从而形成了一条驼峰式脉冲响应路径，高峰期在两年以后到达。价格悖论，即价格先是短暂地且不显著地上升，而后又持续下降，最后达到新的均衡水平。
近期的许多结构VAR经验文献又将货币供给增长率、消费、投资和利润纳入了非政策经济变量的范围，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例如，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1997)发现紧缩的利率政策冲击会产生：基金率持续上升一段时间，然后又回落到均衡水平；非借准备金和M[,2]的增长率持续下降，总准备金在一个季度之后也开始持续下降，然后又上升到均衡水平；经过两个季度的滞后期，实际GDP持续下降，并形成一条驼峰式响应路径；稍微滞后一段时期，敏感商品价格变化指数持续下降，而后又上升到均衡水平；利润持续下降，而后又上升到均衡水平。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7]则考虑了利率与消费、投资的短期关系，他们发现消费和投资对利率冲击的脉冲响应路径与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脉冲响应路径是相似的，也都遵循了一条驼峰式响应路径。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经验文献所估计的具体的脉冲响应函数依利率规则的不同而差异很大，但在利率与非政策经济变量的短期关系方面，经验文献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外生的利率政策冲击会导致：短期利率、货币供给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产出、消费、投资以及利润形成驼峰式脉冲响应路径，高峰期在滞后几个季度之后才能到达；价格水平初始反应很弱，然后持续偏离原来的均衡水平，并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水平。
尽管VAR和结构VAR方法已经成为货币经济学经验文献的主要分析工具，但还是招致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20]最突出的问题是，VAR模型和结构VAR模型都是非正式的模型，[26]也就是说，这些模型建立的基础不是经济中代表代理人的个人最优化行为，因而我们无法看到不同的利率规则对均衡的不同含义，更无法得出最优的利率规则。
二、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利率规则
运用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利率规则的近期货币经济学文献主要包括：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7]Rotemberg和Woodford[19]，B.Dupor(2001)等。这些文献建立的模型形式各异，根据其各自所强调的不同的摩擦，我们可以将这些模型大致分为三类：(1)有限参与模型，[7]②这类模型从家庭的角度考虑，强调了家庭在面临货币政策冲击时不能迅速调整其货币持有量。(2)粘性价格模型，[19]这类模型从厂商的角度考虑，强调了厂商在面临货币政策冲击时不能迅速调整其产品价格。(3)考虑投资的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B.Dupor(2001))，这类模型类似于粘性价格模型，也是从厂商的角度考虑，但不同的是，它强调了厂商投资决策的重要性。
如果说IS-LM模型、理性预期模型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的主导者，那么，在进入90年代以后，模型建立的主流便转到以个人最优化行为为出发点的方向上来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限参与模型、粘性价格模型和考虑投资的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才得以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这三个基本模型都是从经济中有代表性的代理人的个人最优化行为出发，都试图将模型的分析建立在坚固的微观基础之上。
有限参与模型假定经济中有代表性的代理人由最终产品厂商、中间产品厂商、金融中介、家庭和货币当局构成；交易市场由最终产品市场、中间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构成，其中，最终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中间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在要素市场，工资被预先支付，在金融市场，家庭在知道利率冲击之前就已经确定存入金融中介的存款数额；最终产品是中间产品的一个连续统一体，而中间产品的生产技术满足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在均衡时：最终产品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意味着存在一个最终产品价格和中间产品价格的Euler方程，这一方程表明最终厂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是其价格的递减函数，是最终产品产出的递增函数。假定总资本存货恒定且标准化为1，则中间产品厂商遵循的均衡等价原则为利润加成的定价规则。金融市场完全竞争意味着金融中介在均衡时必须服从贷款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的信贷市场出清条件。家庭的最优化行为意味着存在一个均衡劳动供给方程和存款Euler方程，后者表明期初一单位存款所带给家庭的预期负效用等于该存款在期末的利息所带来的预期正效用的折现值。假定货币当局实行的是外生货币冲击规则，则它和相应的最优化条件与市场出清条件便构成了有限参与模型的外生政策均衡。
粘性价格模型是在有限参与模型的基础上并考虑到产品市场摩擦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与有限参与模型在假设方面存在两点根本的区别：第一，有限参与模型假定厂商（中间产品厂商）制定产品价格的行为是在利率冲击之后发生的，因而价格是弹性变化的，而粘性价格模型则假定厂商在知道利率冲击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产品的价格，因而价格制定是一种预期行为。第二，有限参与模型假定家庭是有限参与金融市场的，即家庭存入金融中介的存款额是在利率冲击之前制定的，而粘性价格模型则假定家庭的存款额是在利率冲击之后制定的。因此，假设的不同会导致两个模型中中间产品厂商和家庭所面对的最优化问题也不尽相同。
有限参与模型和粘性价格模型都假定资本存货水平不变且恒等于1，这意味着投资水平为0。那么，在进行货币政策分析时，这种忽略投资的做法是否合适呢？McCallum和Nelson[16]对此的解释是：“资本存货的运动与总产出和总消费的运动在周期频率上有着很微弱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典型的年度投资相对于现存的资本存货来说是非常小的。”但是，这种解释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基本事实：第一，投资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季度投资的波动幅度比总产出和总消费的波动幅度强烈（例如，美国战后季度投资的波动幅度要比总消费的波动幅度强出4倍还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三类模型考虑了厂商的投资决策。具体的做法是在新凯恩斯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中引入一个标准的新古典资本积累方程，同时假定厂商在投资时，无调整成本、不可逆性以及信贷约束。分别给定家庭和厂商的终身效用函数和瞬时生产函数、厂商面临的需求函数、资本运动方程以及非资本财富运动方程。利用均衡时的市场出清条件、最优化条件、消费与通货膨胀率的Euler方程、资本与政府债券之间的无套利条件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均衡关系，假定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遵循的是内生利率规则，则可以求出均衡解以及脉冲响应函数。
那么，如何对三类模型进行评价呢？一种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就是比较三类模型预测的结果与现实数据的相合性。以第一部分所述的利率与非政策经济变量的经验事实为参照系，如果模型预测的结果与经验事实越接近，也就是说，模型的预测性越好，那么该模型就是较为合理的模型。但是这种评价暗含的一个前提就是均衡是确定性的。如果假定的内生利率规则会导致均衡的不确定性，那么一定会存在一条脉冲响应路径与VAR或结构VAR所估计的脉冲响应路径完全一致，因此，每一个模型预测的结果都会与经验事实完全吻合，这时上述用以评价模型的方法就会失效。为克服这种方法的缺陷，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7]提出了一种“有限信息模型诊断策略”，③他们证明：在这样一个策略中，不确定的内生货币政策均衡可以用不同的确定的外生货币政策均衡来表示。这一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将不确定的均衡转化成确定的均衡来比较，从而在上述模型评价方法与模型均衡的确定性之间成功地架起了一座桥梁。具体来说，有限参与模型和粘性价格模型运用的是“有限信息模型诊断策略”，即比较外生政策均衡的结果与经验事实的相合性；而考虑投资的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则比较的是内生政策均衡的结果与经验事实的相合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前两个模型都引入了金融中介这一参与者，这就使得货币供给增长率与利率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从而外生政策均衡与内生政策均衡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而在第三个模型中，金融中介的缺失使得外生均衡与内生均衡相互转化的链条中断，但是由于消极的利率政策意味着均衡的惟一性，因此，可以直接设定货币当局遵循的是内生利率规则，而不需要把内生利率规则转化成外生货币冲击规则（即将内生均衡转化成外生均衡）再进行比较。④
在有限参与模型和粘性价格模型中，假定货币当局遵循的外生货币冲击规则具有一阶自回归过程。⑤对有限参与模型的定量模拟的结果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产出、价格水平和利润下降，利率上升；价格水平比产出的初始反应程度剧烈。第二条结论似乎与经验事实有些出入，后者认为价格水平对利率冲击的初始脉冲响应很弱。通过给出不同劳动供给弹性和不同利润加成比例所对应的产出、价格水平、利润和利率的初始脉冲响应，结果表明，价格水平初始脉冲响应的剧烈程度可以通过提高劳动供给弹性和利润加成比例而得到降低。因此，在较高的劳动供给弹性或者较高的利润加成比例的条件下，有限参与模型定量模拟的脉冲响应路径基本吻合经验的脉冲响应路径。对粘性价格模型定量模拟的结果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产出和利率下降，利润上升；价格水平初始不反应。尽管从第二条结论来看，粘性价格模型要略微强于有限参与模型（在较高劳动供给弹性或较高利润加成比例的条件下，有限参与模型模拟的价格水平初始反应也很弱），但是由于第一条结论极不符合经验估计的脉冲响应路径，⑥因此，从总体上看，粘性价格模型要弱于有限参与模型。
实际上，仅仅以与经验事实的相合性来判别一个模型的好坏未免有失客观。有限参与模型与粘性价格模型分别强调了不同的摩擦，如果后者模拟的脉冲响应路径跟经验事实不符合，那么，很有可能是现实经济中尚未出现这类摩擦，或者是这类摩擦的效应相对于其它摩擦的效应较弱。这时，我们就不能判定强调这类摩擦的做法就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限参与模型和粘性价格模型都是非常片面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确切地知晓摩擦的种类和不同摩擦的效应强弱，那么，上述判别标准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起码就过去的事实而言，它保证了有限参与模型的解释力要强于粘性价格模型。
最后考察考虑投资的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假定货币当局实行消极的利率政策。定量模拟的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始终在其稳态水平之上运行；价格水平持续上升，最终达到一个相对于初始稳态水平更高的均衡水平；消费和投资形成了一条近似驼峰式的脉冲响应路径；利润下降，而后逐渐恢复到初始稳态水平；产出上升，而后逐渐恢复到初始稳态水平。
很显然，定量模拟的产出、消费、投资、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脉冲响应路径与经验估计的脉冲响应路径有很大出入，后者认为正的利率冲击会导致产出、消费、投资和通货膨胀率产生先下降后上升的驼峰式移动，而价格水平则持续下降，并最终达到一个相对于初始稳态水平更低的均衡水平，因此，在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力方面，这一模型远不及前两个模型。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模型就是毫无价值的，至少它的一些观点是非常吸引人的。首先，这一模型考虑了厂商的投资决策，强调了厂商投资信心的重要性。如果厂商对投资前景预期非常乐观，那么，即使发生了利率冲击，厂商也丝毫不会减弱投资的热情，因而投资、产出增加；而如果厂商对投资前景预期非常悲观，那么，即使利率下降，厂商也不会增加投资，因而投资、产出减少。其次，这一模型认为家庭消费的提高或者降低对于厂商投资信心的恢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该论点不仅表明了提高消费会提高投资和产出，而且为各个时期货币政策的实施指明了方向，即在通货膨胀时期抑制消费，在通货紧缩时期提高消费。最后，这一模型引入了标准的新古典投资技术，结果完全扭转了基准的新凯恩斯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的结论，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利率规则理论方面的学术成果。
三、利率规则与均衡的确定性
自从Kydland和Prescott[15]与Barro和Gordon[1-2]以来，货币经济学家就一直致力于两个问题的研究：“为什么货币政策会发生高成本的失效？”“如何才能阻止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高通货膨胀的再次爆发？”实际上，这两个问题背后所隐含的真实含义是指：中央银行实行怎样的货币政策（这里，货币政策被定义为利率规则）才可以既不会降低产出又能防止预期通货膨胀的自我实现，即研究利率规则与均衡的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理论上，均衡的确定性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确定性、不确定性和爆炸性。确定性均衡是指均衡是鞍点稳定的，即从给定的初始点出发，存在惟一的均衡路径使其渐进收敛于稳态。在这种均衡中，自我实现的通货膨胀阶段不会出现。不确定性均衡是指均衡是稳定的，即从任意的初始点出发，都会存在一条均衡路径使其渐进收敛于稳态，这时，就有可能出现自我实现的通货膨胀阶段。爆炸性均衡是指均衡是不稳定的，在这种均衡中，任意的一次（需求、供给或者利率）冲击都会使经济永远偏离其初始稳态位置，这时，就有可能爆发恶性通货膨胀。如果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稳定经济，特别是稳定通货膨胀，那么，中央银行所遵循的利率规则就必须保证均衡是确定性的。于是，接下来很自然的一个问题便是：对于给定的利率规则，我们如何来确定均衡的确定性呢？
Taylor规则是利率规则中最重要的一类形式，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将利率看作是其滞后值、产出及其滞后值和通货膨胀率的线性反应函数，具体地表现为如下三种类型：
其中，
是名义利率，R[f]是目标名义利率，π[,t]是通货膨胀率，π[*]是目标通货膨胀率，
是实际GDP偏离其均衡趋势的百分比。
(1)式代表了一般的Taylor规则（GT规则）。这一规则是由Taylor在Taylor[23]中首先提出来的，在那篇文献中，Taylor证明：当ρ=0，α=1.5，β=0.5时，GT规则能够很好地反映80年代中期以后Fed的政策行为，并由此将货币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从货币供给数量转移到利率规则上面。⑧后来，Taylor[25]又分别估计了1960.1-1979.4和1987.1-1997.3两段时期的GT规则，结果发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α=0.813，β=0.252，而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α=1.533，β=0.765，因而Taylor认为，提高利率对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的反应程度会使经济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同时，Brayton、Levin、Tryon和Williams(1997)也对GT规则提出了修正，认为将β值设成1才是合理的。同样是致力于GT规则的研究，Rotemberg和Woodford[19]则运用结构VAR的方法和“长期乘数”的概念，将试验期选定在1980.1-1995.2，滞后三期，结果得出了一个长期的GT规则，估计的结果为：α=2.13，β=0.47，显然，在他们看来，利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程度应当更为积极，而对产出的反应程度应当平缓一些。
(2)式代表了滞后的Taylor规则（LT规则）。这一规则与GT规则在形式上极为相似，它表明货币当局在制定利率规则时存在着信息滞后。如果信息滞后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Taylor规则表现为LT规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信息滞后仅仅是出于假设，那么，LT规则的合理性就可能遭到置疑，这时又如何来鉴别GT规则和LT规则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常的做法是将GT规则和LT规则放到一个关系式中，然后构造零假设H[,0]，通过检验零假设的显著性水平来拒绝和接受H[,0]，从而可以确定Taylor规则是表现为GT规则还是表现为LT规则。
(3)式代表了理性预期的Taylor规则（CGG规则）。这一规则与上面的GT规则和LT规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假定预期是适应性的，但适应性预期的假设招致了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卢卡斯的批评，以至于后续文献在研究GT规则和LT规则时，大多将试验期选定在货币政策体制不变或者变化不显著的年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Clarida、Gali和Gertler[10]首先提出了CGG规则，并将这一规则纳入到IS-LM模型的粘性价格和理性预期版本的分析框架之内，结果认为，如果α＜1，那么预期通货膨胀就能自我实现，同时产出会提高，这个结论与Christiano和Gust[9]基于有限参与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有些差异，后者认为，如果α＜1，那么预期通货膨胀也能自我实现，但产出会降低。
Taylor规则的提出，其作用不仅仅在于成功地将货币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利率规则的研究上，也不仅仅在于促使经验文献估计方法的推陈出新（例如结构VAR方法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它将利率、产出和通货膨胀率内生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货币经济学家可以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探讨确定性均衡、不确定性均衡和爆炸性均衡出现的利率规则参数区域，从而将利率规则的研究方法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范畴之内。
以有限参与模型和考虑投资的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为例，对有限参与模型而言，首先考虑GT规则。当ρ=0时，对于β=0，确定性要求α≥γ，其中γ稍稍低于1；当ρ=0.5时，对于β=0，确定性要求α≥γ，其中γ稍稍低于0.5；当ρ=1.5时，对于β=0，确定性要求α≥0。给定ρ和α的值，当β值提高时，均衡或者进入爆炸性区域，或者进入不确定性区域。其次考虑LT规则。LT规则的参数区域与GT规则的参数区域具有大体相似的特点，但随着ρ值的提高，前者的确定性区域扩大得更为明显一些。最后考虑CGG规则。当ρ和α的值一定时，随着β值的提高，均衡进入不确定性区域和爆炸性区域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这一结论与Clarida、Gali和Gertler(1997)基于IS-LM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后者认为提高β值会提高均衡进入确定性区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有限参与模型中，较高的预期通货膨胀会提高名义利率，利率的提高又会导致产出减少，按照CGG规则，产出减少会促使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因为β＞0），从而抵消了利率上升的政策效果，因此，β值越大，产出减少引起利率下降的幅度越大，预期通货膨胀转化成实际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在IS-LM模型中，较高的预期通货膨胀会降低实际利率，利率的降低又会刺激投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产出增加，产出增加会促使中央银行提高利率，这时就有可能割断预期通货膨胀向实际通货膨胀转化的链条，因此β值越大，利率上升的幅度就越大，预期通货膨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小。通过对以上三类Taylor规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1)提高利率对通货膨胀（或预期通货膨胀）的反应程度（即提高β值）会提高确定性均衡出现的可能性。(2)提高利率对产出的反应程度（即提高值）会提高不确定性均衡和爆炸性均衡出现的可能性。
对考虑投资的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而言，基准的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认为：积极的利率规则会产生局部惟一均衡（即确定性均衡），而消极的利率规则则会导致不确定性均衡或者爆炸性均衡。假定资本存量水平恒定且标准化为1，那么上述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家庭在第t期具有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在消极的利率规则下（这意味着货币当局会降低实际利率），家庭就会降低意愿储蓄和提高意愿消费，这样厂商就会提高产品价格，从而使得家庭的通货膨胀预期变为现实。然而投资技术的引入完全扭转了基准模型的结论：消极的利率规则会产生局部惟一均衡，而积极的利率规则则意味着不确定性均衡或者爆炸性均衡。如果存在一“太阳黑子”使得家庭在第t期形成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在积极的利率政策下（这意味着货币当局会提高政府债券的实际收益率），资本租金率就会相应提高，这又会导致厂商提高资本边际产品（或者说提高劳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或者降低利润加成比例，从而使得家庭的通货膨胀预期变为现实。对此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个结论：当货币当局实行消极的利率规则时，均衡是确定性的。第二个结论：当货币当局实行积极的利率政策时，均衡或者是不确定性的或者是爆炸性的。设想短期内所有的家庭—厂商都拥有资本和瞬时通货膨胀预期，给定积极的利率政策，他们会预期货币当局为响应较高的通货膨胀而提高实际利率，从而会提高资本租金率，而较高的资本成本又会使利润加成比例降低到稳态以下，结果，诱使家庭—厂商提高价格，这就使得期初的瞬时通货膨胀预期变为现实。实际上，家庭—厂商不仅对期初的通货膨胀有任意的、自我实现的预期，而且对期初的消费也同样有任意的、自我实现的预期。因此，如果实际利率对利润加成的负面效应足够强，那么积极的利率政策将会导致二变量微分系统的二维均衡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三变量微分系统的一维均衡不确定性。
货币经济学家对于利率规则参数区域的讨论其初衷是要在不同的利率规则之间做出比较，进而寻求一种能为货币当局实际操作的最优利率规则，因为在他们看来，产生确定性均衡的利率规则要优于产生不确定性均衡的利率规则。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最终的讨论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甚至于连货币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感到非常困惑。
首先，相同的利率规则在不同的模型中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从而导致模型的非稳健性。在有限参与模型和基准的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中，利率对通货膨胀的积极反应（即α＞1）会产生确定性均衡，消极反应（即α＜1）会产生不确定性均衡或者爆炸性均衡，并且提高β值会提高均衡进入不确定性区域或者爆炸性区域的可能性。而在考虑投资的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中，只有当β＞0时，该模型和有限参与模型才会取得基本一致的结论，而当β=0时则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另外，提高β值会提高均衡进入确定性区域或者不确定性区域的可能性，特别地，当α＞1时，提高β值会产生好的经济效果。显然，仅仅通过不同模型间的横向比较，我们无法做出利率规则优劣的判断，因为基于一个模型所做出的选择往往在另外一个模型中是错误的。非稳健性已经日益成为利率模型发展和利率规则实际应用的一道障碍，它不仅在不同的利率规则理论模型中制造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从而使不同的建模思想处于高度离散的状态空间中，而且在选择不同的利率规则建议时，使中央银行陷于无所适从的境地，因此，模型的非稳健性已经越来越引起货币经济学家们的重视（例如Clarida、Gali和Gertler[10]就曾讨论过利率规则理论模型的非稳健性问题），并将成为以后货币经济学文献所重点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其次，不同的利率规则在同一个模型中会产生确定性的均衡，从而依照确定性均衡优于不确定性均衡的原则，我们无法判断出最优的利率规则。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利率规则的确定性参数区域内，模拟不同的参数取值所对应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的脉冲响应路径，这时，最优利率规则的参数值就是波动幅度最小的脉冲响应路径所对应的参数取值。尽管这种方法可以近似地求出最优利率规则，但是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定量模拟的方法，并没有改变利率规则仅仅是出于一种偏好的设定的性质，也就是说，最优利率规则的形式取决于我们在模型开始时所设定的利率规则的形式，如果设定的利率规则的形式是错误的，那么显然，最优利率规则的形式也是错误的。因此，基于这种方法所求得的最优利率规则并不是科学的，至少其中带有个人的主观意味。
关于第一个问题，第二部分所做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似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一个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与经验事实更相吻合，或者其假设前提在现实经济体中确定存在，那么，针对这一模型能够产生确定性经济效果的利率规则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第二个问题将在第四部分得到解决，那里，损失函数的引入使得我们可以从个人的最优化行为出发推导出最优利率规则，从而将利率规则的分析建立在更加牢固、规范和科学的基础之上。
四、政策评价与最优规则
Alan S.Blinder(1997)曾经对货币政策理论做过这样一个总结性的评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货币政策都是一门科学的艺术。尽管我们现在仍然对这门艺术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已经并且总是能够发现科学力量的存在。”
Alan S.Blinder的这一思想在货币政策评价文献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货币政策评价文献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在这一时期，货币政策评价文献大多采用了货币数量方程或者传统的凯恩斯IS-LM模型的纯粹宏观的分析方法（例如Poole[17]），因而缺乏有效的微观机制。第二个时期是从7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卢卡斯以及其他优秀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工作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任何令人满意的宏观经济分析都需要建立在坚固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政策评价文献中，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将理性预期的观点融合进传统的凯恩斯IS-LM模型中，从而为纯粹宏观的分析框架寻求微观机制的支持奠定了基础。第三个时期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在这一时期，寻求宏观分析与个人最优化行为的一致性成为该期货币政策评价文献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些文献以有代表性的代理人模型为基点，从（消费、投资和利润）最优化条件出发，直接推导出宏观经济变量（例如产出、通货膨胀率或预期通货膨胀率、名义或实际利率）的线性关系式，⑨从而将货币政策的宏观分析建立在更加牢固、规范和科学的基础上，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货币政策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艺术”。
Clarida、Gali和Gertler[10]基于基准的新凯恩斯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首先提出来一个用于评价利率规则的简单模型，它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暂时的名义价格刚性会在短期内引起货币的非中性，而不像新古典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充分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变动即使在短期内对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也没有任何影响，同时该模型忽略了资本的内生变化且标准化为1。这一简单模型包含了两个基本方程：IS曲线方程和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前者体现了产出缺口与实际利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后者则体现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IS曲线方程是将标准的消费Eulor方程进行对数线性化而得来的，它与传统的IS曲线方程最大的区别之处在于当期产出不仅取决于利率，而且取决于预期产出。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是对所有垄断竞争厂商均衡定价决策的对数近似，它与传统的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非常相似，惟一的区别在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前者进入方程的是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而后者进入方程的是对现期通货膨胀的预期。模型虽然简单，但却体现了近期货币政策评价文献所采用的（理论和经验）模型的核心特征：⑩(1)名义价格刚性的存在使得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短期实际利率。(2)家庭和厂商“向前看”的经济行为使得货币政策的信誉变得十分重要。在这样的特征环境下，利率对经济冲击的短期反应规则便成为中央银行的一项至关重要的货币政策，同时也成为货币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这就引出了最优利率规则的问题。
为求解最优利率规则，需要引入中央银行的目标损失函数。假定目标损失函数具有二次函数形式，结果发现：在不存在承诺行为的情形下，货币当局通过改变名义利率来调整“产出缺口”以响应通货膨胀的变化，而在存在承诺行为的情形下，货币当局则通过改变名义利率来调整“产出缺口的变化”以响应通货膨胀的变化。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之间存在短期权衡的关系，也就是说，稳定产出意愿的增强使得货币当局不得不允许通货膨胀率以更大的幅度偏离其目标水平，而稳定价格意愿的增强则使得货币当局不得不允许产出水平以更大的幅度偏离其目标值。这一权衡准则是由Taylor(1979)首先提出来的，并在此之后成为许多货币政策应用研究文献的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⑾另一方面，在最优利率规则下，对应于预期通货膨胀的提高，货币当局会提高实际利率，也就是说，在最优利率规则中，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大于1。最优利率规则与均衡确定性的关系恰恰反映了货币政策信誉的重要性：设想货币当局在期初承诺以后各期会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倘若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小于1，则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会降低实际利率，从而违背了货币当局在期初所做出的承诺，这就使得公众对未来的货币政策产生一种不信任感，因此，当货币当局在下一期初继续做此承诺时，如果公众对此承诺的不信任感足够强，那么就会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实现，即最优利率规则会产生不确定性的均衡。因此，权衡准则和积极反应准则可以成为评价利率规则是否最优的两条最优准则。
五、总结
短期利率已经取代货币供给成为货币当局可以直接控制的政策工具，自然地，利率规则也就成为货币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利率规则（特别是Taylor规则）将短期利率与非政策经济变量联系起来，使得货币经济学家们能够在一般均衡模型中（有限参与模型、粘性价格模型和考虑投资的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分析确定性均衡、不确定性均衡和爆炸性均衡出现的利率规则的参数区域。虽然这些均衡模型建立的基础是有代表性的代理人的个人最优化行为，但由于利率规则从一开始就是出于一种偏好的设定，因此，货币政策还并不能称得上是一门真正的“科学的艺术”。近期的货币政策评价文献弥补了这一缺陷，它们仍然以上述均衡模型为分析基础，所不同的是，它们从个人的最优化行为直接推导出了最优利率规则（改变了先前的利率规则仅仅是出于一种偏好的设定的性质），从而将利率规则理论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微观基础之上，在科学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我国现实的角度考虑，本文试图为利率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体系构架中的应用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理论蓝本。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投资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所看到的，标准投资技术的引入完全扭转了基准的新凯恩斯粘性价格模型的结论，如果投资的波动幅度强于产出、消费的波动幅度是一个合适的假设，那么显然，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目标要求货币当局实行消极的利率规则，而如果是相反的情形，那么货币当局必须实行积极的利率规则，因此，一国的投资体制是该国货币当局在构架货币政策体系时所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
收稿日期：2007-11-28
注释：
①这些文献包括：Kormendi和Meguire(1984),Geweke(1986),Barro(1995,1996),Bullard和Keating(1995),Boschen和Mills(1995b),McCandless和Weber(1995)。
②有限参与的假设首先是由Lucas(1990)提出来的。
③有限信息的含义是：作为理论模型参照系的经验脉冲响应路径是经济变量对一种冲击的脉冲响应路径。这种冲击必须满足两个性质：(1)不同的模型预测的脉冲响应路径不同。(2)我们必须知道经济变量对这种冲击的实际脉冲响应路径。
④当然，在有限参与模型和粘性价格模型中，如果消极的内生利率规则意味着均衡是确定性的，那么，我们也无需将内生政策均衡转化成外生政策均衡再进行比较。但实际上，消极的利率政策往往会导致这两个模型的均衡是不确定性的，这时，“有限信息诊断策略”便成为检验模型正确与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⑤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7]讨论了分别以MB、M[,1]和M[,2]作为货币供给的外生货币冲击规则。利用结构VAR方法，他们证明：MB和M[,1]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服从MA(2)过程，M[,2]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服从AR(1)过程。
⑥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7]证明：改变家庭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可以扭转利率下降的结论，但是会强化利润上升的效应。
⑦正如前面在比较有限参与模型和粘性价格模型时所评价的那样，我们并不能仅仅凭借与经验事实的相合性而对三个基本模型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做出任何判断。这好比要求我们在凯恩斯主义模型与货币主义模型之间做出判断一样，我们并不能因为凯恩斯主义在70年代“大通胀”时期的失效而抹杀了它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作出的贡献，从而断定凯恩斯主义模型是错误的，也不能因为崇拜理性预期学派所展现出来的美妙的逻辑形式而断定货币主义的模型就是正确的。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对利率理论模型做出价值判断，而是要在对现有利率理论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总结在过去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利率理论方面的新的洞见、新的发现和新的不足，并探索以后的发展方向。
⑧实际上，货币供给数量和利率规则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Taylor[25]证明：利率规则可以直接由货币数量方程推导出来。
⑨例如，Fuhrer和Moore[13]首先从MIU(money-in-the-utility)模型中直接推导出了理性预期的AS-IS-LM模型，接着，Clarida、Gali和Gertler[10]又在基准的新凯恩斯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了IS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
⑩这些文献包括Fuhrer和Moore(1995a，1995b),Brayton、Levin、Tyron和Williams(1997)，以及Rotemberg和Woodford[19]等。
⑾以近期的货币政策文献为例，这些文献主要包括Williams(1997)，Fuhrer[13]，Orphanides、Small、Wilcox和Wieland(199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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