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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50周年。斯大林逝世噩耗在当时引起的悲恸和震撼，笔者记
忆犹新。斯大林问题争议了半个世纪，足见斯大林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深远世界影响。本
文结合国内外评述斯大林问题的动向(对斯大林的污蔑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提出若干归
纳性的看法。
一、围绕斯大林问题的争论，半个世纪内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斯
大林问题曾经是国际共运大论战的主要题目之一。另一次是从80年代以来，随着各社会 主义国家先后掀起改革浪潮、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斯大林问题再度成为讨论 的热点。鉴于加强对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的研究，目前国内更多集中在对斯大林社会主 义模式的讨论。人们在分析苏联模式失败原因时追溯到斯大林，于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变 得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势下，保持冷静头脑，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如毛泽东所告诫“有 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客观地、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显得尤为重要。
二、评价斯大林问题，主要涉及四个大方面。第一，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亦即 斯大林领导苏联的30年以及其中的主要功过是非。第二，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体制，亦即斯大林模式，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和日益暴 露的严重弊病。第三，斯大林的理论，包括哲学、政治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其中涉及党 的建设、党内斗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它的正确与错误 方面，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第四，斯大林对国际形势、国际问题的分析判断以 及他所执行的国际战略和政策，包括国际共运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军事方面的理论 、战略及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成功与失误，等等。如果仅从上述某一方面来对斯大林 一生的功过下结论，就难免失之偏颇。
三、国内外对斯大林的评价形成某些共识。大致是：第一，斯大林是一个重要历史人 物，对他的评价不仅是他本国的事情，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事情。第二，斯大林有功有 过，贡献是巨大的，错误是严重的，或者用有的学者的说法，“功勋显赫卓著，错误极
其严重”。至于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存在着分歧。第三，斯大林的主要功绩：1
、在列宁之后，领导苏联党和人民，顶住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在苏联一国建立起社会
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提供了范例和支持；2、在短短若干年内，领导 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了人民生活，战后又迅速 恢复经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3 、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推动了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 。第四，斯大林的主要错误：1、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权，在党内斗争中 滥用专政手段，导致法制被严重破坏，大批无辜干部遭镇压；2、在30年代特定历史条 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些理论，被教条化、绝对化、越 来越僵化；3、凭借大国大党的地位，树立自我中心，对外发号施令，推行大国主义， 实质是谋求霸权。之所以造成这些错误，有历史条件的原因，有管理体制的原因，也有 个人素质的原因。
四、赫鲁晓夫也谈斯大林的功与过，因其立足于“谴责”，往往用语刻薄，给人的印
象是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说，这个报告不想全面
评价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因为他的功绩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说“斯大林在准备和实
现社会主义革命中，以及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报告中着重指责把斯大林“变成某种超群的人物，认为他像神仙一样具有非凡的品质，
他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够代替所有人思考，能够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一
点是错的”。赫鲁晓夫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也只是强调必须公开地谴责对斯大 林个人迷信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和歪曲现象”，“抛弃已经成为前进障碍的那种对党和 国家的领导方法”。从这些词句上，并不能得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论。大论战时 “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引证赫鲁晓夫谩骂斯大林的粗暴字眼，反映了赫鲁晓夫骨 子里是憎恨斯大林的。
五、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后来各个时期较少评论斯大林，出于实用主义
需要，谈及时谴责兼有肯定。每逢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避不开斯大林，或多或少要提
一下斯大林的功绩。通常的说法是：在战争年代，斯大林所表现的巨大政治意志、目的
性和坚定性、善于组织人们和使人们遵守纪律，在取得胜利方面起了自己的作用；不能
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一笔勾销，等等。
六、苏联军界领导人对斯大林功过的评述一般比较中肯。具有代表性的是苏联陆海军
总政治部主任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于1988年撰写的《胜利与悲剧(斯
大林政治肖像)》一书。其中指出：1、斯大林的历史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复杂的辩
证法。坦诚地面对历史，面对真理，不能不承认斯大林对争取和维护社会主义的无可辩
驳的贡献，也不能不承认他毫无根据地迫害千千万万无辜者的政治错误和罪行。2、斯
大林拥有无限权力，不受民主监督，至高无上，为所欲为。但他却内心孤独。他毕生都
尽力把自己的这个弱点变成力量的标志。列宁指出的斯大林“凶狠”的特点，在政治家
身上起了极坏的作用。3、从列宁逝世直到30年代初，在革命领袖中也许只有斯大林一
个人最彻底、最坚决地维护党关于确立和加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他没
有那种能取代列宁的天资，但别人也没有。他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及许多人；但在争取新
制度生存的斗争时刻，极端重要的是目标明确和领袖的政治意志。在这个问题上，除了
列宁，无人能胜过斯大林。
七、我党早期对斯大林的公开评价采取“两点论”，提出“功大于过”。1956年4月5
日和12月29日先后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
史经验》(简称“两论”)，不仅肯定了苏共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的重要性，对斯大
林的功过作了冷静的、客观的、在当时条件下堪称全面的评价，而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经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领袖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社会主义社会矛盾
等角度，对斯大林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作了理论剖析，还着重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
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
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 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两论”当时在国际上特别在苏联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反响。 从总体上说，“两论”的基本观点和提出的评价斯大林的方法论，至今仍站得住脚。其 中关于“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这一说法，虽然越 往后越难以得到广泛认同，但毕竟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毛泽东说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 ”，形容功大于过，无非是运用中国传统的一种通俗比喻，不必去细究。不过，基于当 时的历史条件，“两论”中笼统地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创造性 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看来有些偏高。而1963年9月在大论战过程中 写的“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由于当时与赫鲁晓夫作斗争的政治需要，对斯大林 错误的一面则有些过于简化、淡化。
八、中国学术理论界对斯大林的评价前后有所变化。总的来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
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斯大林的评价没有逾越“两论”的基本框架。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 性”大量揭发斯大林的罪行、特别是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模式破产——之后，国内 从负面评价斯大林的论说增加。随着对斯大林模式教训的研究加深，开始出现斯大林“ 过大于功”的说法。这里列举两个代表性例子。
第一个例子。1992年8月在长春市举行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会后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文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这是一次专家较齐全、水平 较高、代表性较强的会议。对斯大林的评价大致上是按照“功绩巨大、错误严重”并侧 重于分析后者的思路进行。该书“前言”概括了会议的研究成果，指出对斯大林问题的 研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特别强调斯大林的功与过、对与错，往往纠缠在一 起，甚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文中列举一系列令人信服的实例，说明如果这些错误和弊 病都避免了，成功也就没有了，至少是很难取得，而这些错误和弊病的存在和发展，则 孕育了后来更大的失败。
第二个例子。2002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兴亡史》一书，中国社科院《俄罗斯
东欧中亚研究》杂志2003年第1期发表书评，称该书“导论”中鲜明地指出在斯大林模 式这一点上斯大林“完全是过大于功的”。书评称颂这个新结论是“最新、最大突破” 。接着，评论者根据该书内容，从体制角度概括了若干“充分根据”，来证实斯大林过 大于功。——是否应该根据斯大林建造的“模式”这一点来对其一生的功过下结论，颇 值得商榷。
九、评价斯大林的若干认识和方法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评价斯大林问题难度甚大，但只要我们始终本着冷静、客观、求实的 精神，避免情绪化，防止掺杂任何个人因素，总还是可以逐渐找到接近真理的答案。
第一，评价斯大林应采取总结教训而不是实行清算的态度。斯大林问题毕竟是党内和
人民内部的问题，无论对其功过的具体评价有多大差别，怎么来说也还是好人犯错误。
从斯大林那里汲取经验教训是应该的、必要的，更要弄清他犯错误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
原因与国际背景。正如“一论”中所说：“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
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如果一味地采取秋后算帐的办
法，那么结论和效果就会截然不同，甚至适得其反。西方国家某些御用学者，为了否定
苏联，否定社会主义，历来将斯大林置于敌对面加以攻击和批判，对此绝不可效法。人
们常说，把一个人的缺点错误集中起来，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足可打倒一 百次。打个比方(比方总不可能那么确切)，如果仅就“文革”这一点来评价毛泽东一生 ，又该作何结论?我们清楚地记得，邓小平为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做 了怎样巨大的努力。可见，立场不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
第二，研究斯大林问题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地看问题和与时俱进，是两个
并行不悖的概念。研究任何问题，包括斯大林问题，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精神，但
不能把与时俱进用来否定历史地看问题。如果仅仅用现代的条件去衡量历史，美其名曰
“与时俱进”，那么后人对前人说三道四就太容易了。比如用今天信息网络时代的科技
发展水平去衡量人类古代的科学发明创造，也许会觉得那时的成就该是多么幼稚可笑。
在谈到苏联模式时，试问，在苏联建国初期，面对帝国主义包围的恶劣国际处境，不搞
中央集权行不行?在卫国战争中，面对强大凶恶的德国法西斯武装侵略，不搞中央集权
行不行?答案是明摆着的。当然，中央集权不等于个人专权和实行高压。问题是，在国
家政权稳固之后，领导者们应该自觉地采取措施，不断完善和优化管理体制，充实国家
民主生活，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推行民主化。斯大林错就错在误解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
斗争的规律，强调“越来越尖锐化”，以此杜绝民主化之路。斯大林确实做了许多蠢事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也做了不少蠢事。这该怎么看?列宁曾经一方面强调
共产党人“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同时指出，“如果我们
的敌人责难我们说：看，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这样
来回答他们：对的，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蠢处较之你们说来，终究完全是另一种
性质的。”(转引自“两论”)
第三，不能仅就体制问题对斯大林一生的功过下结论。从体制这个要害方面研究斯大
林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把斯大林时期和后来苏联各个时期的错误
完全归结为体制原因造成，其实欠妥。除了体制之外，还有一个发展战略问题，有一个
基本路线和具体政策的制定与运作问题。前述《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一书《前言
》中，有一段论述值得参考：“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恰当估计造成的过快过急
的要求，单纯追求产值的粗放式经营，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失调，过分强调重
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而忽视和牺牲了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等等，这些与体
制有关，但不都是体制问题。就是说，并不是体制决定了要实行这种发展战略。把发展
战略方面的失误完全归结为体制的原因是没有根据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战略上
的失误对于苏联后来造成的经济发展上的严重后果是更为直接的原因。”说到这里，笔
者还想引申一点。如果仅用体制原因来诠释苏联为何解体，因而责任都在斯大林，那岂
不是说作为祸首的戈尔巴乔夫对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了吗?如果
这样来研究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岂不是越搞越偏了吗?在国内研究界，还可以看到 有人不仅想从斯大林那里寻找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甚至把根子一直追到列宁那 里去了。这样的做法，不仅完全陷入误区，而且造成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本末倒置，导致 历史虚无主义。
再者，对于苏联模式也应加以全面评价。苏联模式之所以能够生存那么久，自有它的
道理。苏联模式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党内外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逐
步探索出的一种模式。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产生过辉煌业绩。其形成初期，
适应了经济落后、结构简单和以增强国防能力为发展经济首要目标的状况；在战争年代 ，显示了动员性强和困难承受能力强的优点。苏联用15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为反法西 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二战后经济迅速恢复，成为综合国力足以同美国 抗衡的又一个超级大国。问题在于，随着时代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面对科技的迅 猛发展和资本主义表现某种活力的严峻挑战，日益僵化的苏联模式弊病没有能及时有效 地加以革除。把斯大林之后数十年的这大笔帐也都算到斯大林头上，是不公允的，无异 于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开脱责任。何况也不应该得出苏联模式改 则必垮的结论，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何邓小平能够在中国这个曾经照搬苏联模式的国家 ，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四，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有一个总体说法。历史证明，“有过无功”论，把斯大林
当作敌人，或者，像安德烈耶娃等人那样，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有功无过”的“完人
”，都站不住脚。“功大于过”论，难以解释某些重大历史事实，不易得到广泛认同。
“过大于功”论，存在明显的片面性。看来，在研究问题时，无须就斯大林功过的比例
争论不休，而应在肯定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30年这一基本前
提下，着重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当然，对斯大林也该有一个总体上的
评价。笔者认为：斯大林是一位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人物，是一位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物
，是一位有严重错误罪过的人物，是一位有致命性格缺陷的人物，因而，是一位功过成
败兼而有之、不可避免地引起长期争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