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研究
医患关系的谱系学分析及社工介入的可为空间
张爱华
（南京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 当代医患关系紧张有着深层的制度原因。随着现代医疗制度的确立，医疗场域经历了由传统文化话语主导、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主导到市场话语主导的转变，不同话语体系下的医患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在传统话语与国家话语弱化的情况下，市场话语主导下的医患关系呈现出紧张与冲突的特征，这是制度变革与社会道德失序的双重结果。就医患关系的改善而言，制度设计与道德重建并非易事，因而通过社会工作对医患关系的介入实现危机预防与解决、关系修复与建设极为必要。
关键词： 现代医疗制度；医患关系；社会工作介入
导言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和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也指出了现阶段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其中医疗领域的问题较为突出。医疗领域的问题非常复杂，它既包括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医患关系方面的问题。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2009年我国提出了“新医改方案”，此方案除了关注体系与制度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医务工作者提高认识，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实现与患者的有效沟通，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不过，从媒体中充斥的大量有关医患关系的负面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医患关系不容乐观。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维度，医患关系的好坏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构，因此，在医疗制度改革之外加强对医患关系的研究，探索解决医患危机的有效路径，成为现阶段尤为重要的议题。
一、国内外有关医患关系的研究
在国外研究方面，医患关系一直是医学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帕森斯发现医患间存在因角色差异带来的认知冲突［1］；萨斯和霍伦德参照疾病的严重程度将医患关系分为三种模式：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和共同参与型，这为医生的临床决策和行为扮演提供了理论指导，对于缓解医患关系具有一定意义［2］；布朗斯坦主张现代医患关系正从以医生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向以患者为中心的“人道模式”转型［3］。罗伯特·维奇依据医生在医患关系中的不同角色，提出三种医患关系模式：一是纯技术模式，将病人视为生物体，只将与疾病健康有关的知识提供给病人；二是权威模式，医生充当家长式角色，为患者做出医学决定和道德决定；三是契约模式，医患之间存在一种非法律性的、责任与利益的约定关系，存在共同的利益并分享道德权利与道德责任，因而双方应对各种决定负责［4］。随着社会的发展，医患关系从纯技术模式向契约模式过渡。
国内对医患关系研究的重点并非医患角色的转化，而是医患关系存在的问题与冲突，认为信任缺失是冲突产生的根源①。具体研究分三方面：一是从宏观角度把握医患关系的总体状况②，并从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机构医德医风建设等综合性视角对医患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尤其偏重制度视角［5］；二是从微观角度把握医患关系的互动［6］，认为医患互动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不对称交往，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人际信任，医患关系在现代社会转变为关系信任［7］，当代医者传统医德精神的消解和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③；三是回归对信任的关注［8］，回归医学人文精神，树立医生的道德责任［9］，以诚信为准则，构建现代和谐的医患关系［10］。
国内外关于医患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国外研究多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背景出发关注医患角色的转变，着重研究了医患关系模式的形成及不同时期的医患关系类型，对理解医患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可以看到，国外有关医患关系的研究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较少有实践经验的验证，且对医患冲突关注不够（或许医患冲突在国外本不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现象）。国内的大量文献则与医患冲突或医患问题相关，且大多数研究是从宏观视角入手探究医患问题，较少实证研究，因而缺少对医患关系的一般状况乃至互动机制的描述。在对医患冲突的归因中，将其落脚在社会整体的失信状态上，并未彰显医疗领域中医患关系的独特性，一般多从信任危机角度泛泛而谈或从“情感投入”“道德重建”等抽象化、个人化乃至宏大叙事出发讨论医患互动，未论及如何实现由传统社会中的“人际信任”向现代社会的“系统信任”进行转变与跨越。虽然有研究在微观层面将关注重点转向了医患互动，但只停留在学理层面讨论，对实际诊疗中医患互动情形的理解和剖析不深入。因此往往将医患问题中的冲突责任落在医者一方，忽视了对患者所应有作为空间的考察及其责任认定。本研究采用社会学视角和方法，通过对变迁中的医患关系的研究，揭示可能被遮蔽的医患关系图景，探究医患冲突产生的制度与文化因素，并寻求新型医患关系的建构之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探究医患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也即我们所称道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传统医患关系是如何转变为当代社会那种剑拔弩张的相互对立的医患关系。
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将整体实验对象分为两组，一组患者需要接受糖尿病自我管理模式健康教育，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组织这组患者接受健康教育，学习到更多关于糖尿病的知识和自我管理管理方法。糖尿病自我管理模式健康教育还包括一些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一些事情，让患者了解到更多关于糖尿病的常识。
二、不同话语体系主导下的医患关系分析
（一）传统文化话语主导下的医患关系
如上所述，医务社会工作有其必然性和可能性。然而，在实践层面，社会工作介入医患关系还受到各方限制，如国内医务社工发展进程缓慢、社会制度和医院自身体制存在问题、缺少公众认可与支持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学科发展本身的局限，也有制度的制约，更与公众认知有关。
（3）社区工作。社区工作对于医患关系的改善也有着积极推动作用。首先，医务社工可以整合社区内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为医方和患者提供服务、解决困难，对医院转诊社区的病人尤其是慢性病患者提供服务；其次，医务社工通过在社区内举办讲座、宣传活动、免费体检等项目，加强社区群众对健康知识的了解，提供专业的预防知识、急救培训知识等，促进一般民众对医院的理解与认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到社区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基本的健康体检等服务，这无疑会改善医患之间的关系，将行医场所变更到社区有利于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消除医患隔阂和对医生的刻板印象。
随着“现代殖民帝国”的入侵，西医传入中国，进入之初便伴随着与中医的冲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下，与西医强大的预防功能相比，中医被批评为没有完备的“卫生行政”能力而被排除在城乡医疗运动之外，甚至面临着被取缔的危险。20世纪初，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诞生以及兰安生的到来，使谋民族自救人士提出的国家应发展“公医制度”，加强对个体分散医疗活动进行控制的号令得以实现。
兰安生的医疗理念体现在他的两句名言中：60%有效的本土运动，强过100%有效的西方运动；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12］。他的三级医疗保健网承载了“社区医疗”与“预防医学”理念。预防医学的教学地点设在居民区中，学生可以在此了解社区居民的卫生、健康、疾病情况和问题，并用他们所学从群体角度来解决健康和疾病问题，这一空间场域即“卫生示范区”。兰安生及其学生通过对“居民区”进行“生命档案”统计，以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卫生示范区”与“居民社区”的“空间叠合”。三级医疗保健网的建立促成了“空间叠合”的实现，这张网的基层是“地段保健”，其次是卫生区提供的各科医疗保健门诊，再次是合同医院［11］113。通过三级网络把整个城市纳入行政力量的监控之下，使现代医学理念能顺畅地到达城市的每个角落。
其中，居民区保健主要通过“公共卫生护士”的家访实现，这种模式改变了居民自由选择“坐堂看诊”的中医的习惯，传统的中医、草医、产婆等面临转型与被监控的局面。在这种医疗模式下，那种基于人际信任与长期互动建立起来的医患关系，逐渐被科学化的现代医患关系所取代，即患者面临的是以科学为话语的医疗系统与国家行政系统。传统的医患关系是医者和患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它不存在体制问题，只涉及微观层面的互动。当现代医疗体系建立起来后，医学被纳入公共政策管理与公共服务范畴，而医患关系也从最初的人际互动关系转向了医疗体制下的医患互动。
（二）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主导下的医患关系
其次，制定不相容岗位分离机制。比如在款项支付过程中，负责网银支付审批和实际操作支付的财务人员不能为同一个，货币资金的收支和记账不能为同一人，物资的采购审批和实际验收入库的岗位不能为同一个人等。
随着“文革”的结束、对西医的重视以及农村改革的展开，合作医疗制度解体，赤脚医生丧失了利益酬劳和心理优势，以及以拼命工作作为“道德回报”的动力。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丧失了体制支持，“赤脚医生”丧失了以“工分计酬”的优势，并被更名为“乡村医生”［13］。在国家主导话语体系下依靠政治动员、强烈的集体归属感、长期的人际互动建立起来的医患关系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出现了新的变化。
（三）市场话语主导下的医患关系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话语超越国家话语成为主导力量。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责任制”话语的影响下，医疗机构逐步走向市场，开始以“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医疗服务也日渐商品化和遵循效率原则。在制度层面，医疗的低水平、广覆盖不能满足民众对医疗的需求，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就医院本身而言，它既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又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民众对其期待多偏重其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一面，忽视了它只是政策或体制改革的执行载体而非政策的制定者这一面。因此，宏观的体制层面的问题落在了医患互动的微观层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医疗体制不健全，医生往往成为替罪羊，首当其冲地承受了市场化带来的医患冲突。
同时，医患关系日益物化也是医患冲突的原因所在。医患关系物化是指医生的部分体力或脑力劳动日益被先进的仪器设备所代替，医生通过高科技设备获得病人的病理数据，为诊断提供依据，医患之间的交流减少，双方感情淡化，医患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物化”而这导致了医患间信任的缺失与医患冲突的频发。
随着现代医疗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变革，传统时代的“一医一患”诊疗模式被现代大众医学模式所取代。医患关系不再是传统文化话语或者国家主导话语体系下的关系模式，更多地体现为市场话语主导下现代医学场域中的关系模式。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医生多是信任的，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以“白衣天使”来形容医务人员；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医患关系呈紧张状态，如南京殴打护士事件，各地出现的杀医事件等等，都说明医患关系不容乐观。面对内外压力，医生群体很易出现职业倦怠、职业认同危机甚至悲观情绪。调查显示，医师认为当前执业环境良好的仅占7.44%，而选择“较差”和极为恶劣的高达63.61%［14］。这些事件与现象的出现使医患关系成为非常敏感的话题。医患关系状况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秩序，医患冲突一旦出现便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等离子喷涂涂层的厚度不仅决定其结合强度，而且影响其使用寿命和吸波效果。目前，涂层厚度对吸波性能的影响是吸波涂层研究的热点之一。
三、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与可为空间
对于嫖宿幼女罪颇多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也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完善法律来得以解决。在解决的主要思路上，我们认为刑法条文不宜轻易做大幅度修改，我国自1997年制定新刑法以来的15年间，对刑法做出了8次修改，若非情势的紧急和变化甚异，如此频繁的法律修正会动摇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同时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大法之一，不能够随便受到社会舆论的牵制。
医务社会工作是现代健康照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协助患者消除因疾病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增强其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15］。就社会工作的理念与发展脉络而言，社会工作的基本功能就是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它通过社会改良方式在现有的体制与环境中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由于医患关系的紧张状况以及医疗事故的频发，改善医患关系成为医务社会工作最应优先介入的重点［16］。社会工作方法能够评估医患需求，注入医学人文关怀，中国早期的医务社会工作经验以及海内外发达的医务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都为当代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提供了借鉴。
栀子苷对照品（批号：110749-201410，纯度：≥100%）、芍药苷对照品（批号：110736-201438，纯度：≥96.4%）、丹皮酚对照品（批号：110708-201407，纯度：≥99.9%）均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甲醇、乙腈均为色谱纯，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一级纯化水。
20世纪20年代协和医院的管理者意识到医疗行为并不是单纯的过程，而必须置身于复杂的社会因素互动中才能真正完成，遂设立社会服务部［17］。其工作人员多是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其待遇等同医生。社会服务部首先是帮助病人与医生合作，接受医嘱和治疗方案，对于经济困难的病人，可决定减免医疗费用或其他社会福利，社工们用英文书写病人的社会历史记录，进行家访；其次，社工人员做个案调查及对病人进行随访，为医生提供治疗和科研帮助；第三，社工还负责门诊服务台、分科处、住院处的咨询、分诊等工作；第四，建立职工社会服务部、怀幼会、救济部、调养院［18］。2007年初，协和医院重新组建了社会工作部，帮助病人及家属解决与疾病相关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对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20］。
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西方国家，在医疗团队中都有专门的社会工作者介入，他们与医生、护士协作共同化解医疗活动中的危机。在美国，到2004年大约有11万医务社会工作者活跃在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社区保健与心理卫生机构、疗养院所、康复机构、残障救助中心、家庭保健中心、精神科医院、公共卫生机构、工厂及学校卫生保健室以及一些私人开业诊所等［19］。在英国，一般医院均配备社会工作者，他们与医生、护士等医护人员一同查房，主要负责对患者及其家属答疑释惑，对特殊患者进行心理辅导。社会工作者将患者的情况即时告知医生，并将有关疾病情况完整传达给患者，发挥了医患沟通的桥梁作用。同时，医院病区设立专门的办公室专供医患沟通使用，以方便医生和患者单独交流［20］。
因此，在新的环境下，社会工作介入医学对医患关系能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在实施过程中要兼顾患者与医生的需求，在强大的科学话语体系下服务好患者，在职业倦怠与社会环境压力并存下服务好医生，作为医患关系的润滑剂发挥作用。在医疗领域中实现从“以医疗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转向“以病人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21］。具体而言，医务社会工作者可从以下三方面来介入：
从对医疗制度的变革以及医患关系的重塑中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的医患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独特问题，它是制度变革与社会道德失序的双重结果，所以从道德与制度上对其重建是改善医患关系的根本之路，但制度变革及社会整体道德秩序的重构并非易事，因为制度本身的设计与效果是需要时间验证的。就整体道德秩序而言，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廓清与确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因此从解决医患领域内的具体问题入手反而更直接有效。对医患关系的介入实现危机预防与解决，对医患关系进行修复与建设是更为紧迫的议题。这些都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
（1）个案工作。患者入院时，社工可与患者或患者家属进行沟通，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背景、过往病史等）、患病情况、希望获得的治疗效果、对医院（包括医务人员）的要求、目前遇到的困难（包括经济、生活和心理方面）等，建立个人档案，充分发挥协调者的作用，搭建医院和患者之间良性沟通的桥梁。在治疗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跟进治疗过程，及时关注患者的动态变化，向医生反馈患者个人信息，配合医生治疗。另外，社工可以向患者推荐一些简单实用的医疗或护理技巧，也可利用自身优势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理辅导和精神舒缓等服务，加快患者的康复进程。当医患双方产生矛盾时，社工应积极介入，尽量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引导双方换位思考，相互体谅，避免过激行为的发生。患者出院后，社工可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跟踪患者康复情况，询问患者遇到的问题，并对问题给予耐心的解释和建议。最后，社工要做好相关的评估工作（如患者对医院和社工的满意度评估），反馈给医方，做好工作总结，为下一段医患关系的处理积累经验。例如，2018年9月22日发生的“北大医院妇产科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事件的发生与医患双方对治疗方案持不同意见有极大关系。患者无法理解医生从医学角度给出的治疗方案，而医生与患者又沟通不畅，最终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个案工作的介入可以很好地解决此类事件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沟通不畅问题，从而避免类似恶性事件的发生。
（2）小组工作。社会工作者不仅可以在医患之间筑起连心桥，也可在患者之间扮演积极角色。医务社工可以将患有相同或类似疾病的病人或家属组成一个小组，如自闭症儿童小组，利用社会工作小组工作的方法为病人或病人家属构建互助支持网络，通过一系列小组活动，帮助病人或家属克服困难、提升信心、缓解压力和挖掘潜能。在这方面，上海的医务社工走到了前列，比如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音乐教室，运用音乐疗法，通过小组工作的方式，在药物手术治疗之外，从心理层面对患者进行治疗，调节患者情绪，促进治疗效果。上海医学儿童中心的医务社会工作者对白血病患儿增加了游戏疗法，在配合医学治疗的同时，对患者进行人文关怀，关注他们的精神与心理问题。
传统社会中的医学过程是基于医师个人行为的分散的面向个体的传统行医过程，中医家庭诊所的一体化构造，师徒单线的私密性传授，经验主义方式的诊疗模式和草根般的药物配制程序，在中国社会已经存活了几千年［11］252。传统医学维度下的医患关系并非原子化的互动与对应关系，一个家庭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医生并与其建立长期的互动关系，他们之间是基于人际信任基础上的医患关系。对一个家庭而言，医生不仅可以治疗疾病，还可能发展出世交关系。某些特定职业的“医者”的行为往往具有文化意涵，其职责超出了治疗本身。比如说分别掌管传统社会“生”与“死”的“吉祥姥姥”与“阴阳生”。“吉祥姥姥”通过一系列仪式使新生儿在出生后为整个家庭营造出祥和安全的气氛［11］133；“阴阳生”则通过一系列仪式“有效地把代表阴性的无序力量导出正常的社会空间”［11］136，从而重构生者的社会结构。
采用多参考点锤击技术对飞轮进行动态性能测试[5-6]。在数据预采集时，选择模态参考点。由于飞轮是对称结构，故不能选择对称的两驱动点作为参考点。对比多个驱动点的测量数据,选择峰值多且易于观察的驱动点为第1个模态参考点。在选择第2个模态参考点时，参考点的峰值应不同于第1个模态参考点的峰值，这样才能通过2个参考点测出更多的共振峰[7]。设置带宽和谱线数保证在采样时间结束前响应时域信号能被全部获取,实现无泄漏测量。在数据采集过程中，通过观察功率谱曲线、频响函数幅频特性曲线和相干函数曲线保证采集数据准确可靠，测试系统组成如图5所示。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介入构建和谐有序的医患关系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社会工作有着自己的专业伦理、工作方法和技巧，能更为公正有效地改善医患关系，对医院的长期发展、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四、发展医务社会工作可能面临的问题
医患关系是医疗领域中的重要关系，只有将其放置在医疗领域变革的场域中考察，才能观其全貌，探其本质。在这部分我们着重讨论传统社会、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的医疗制度的变革与医患关系的状况，从纵向把握医患关系的变动状况。这三个阶段分别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以及以市场为主导的话语体系。
首先，人才培养的局限性。对从业者来说，作为医务社会工作者，既要有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又要有基本的医学知识，医务社会工作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就目前国内各大高校开展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开设医务社会工作方向的学校较少，在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的148所院校中，只有少数学校，如山西医科大学、福建医科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设有医务社会工作的方向，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医务社会工作者从绝对数量上来看无法满足各大医院的需求。
逊克片区一农户张先生，爱人领着孩子在县里上学，父母长期住在县里，平时只有一人在家务农。一天在抢收大豆的时候，大型收割机的轴承坏了，没办法给逊克片区齐克加油站打电话救助，齐克加油站经理第一时间带领一名修理工以最快的速度把轴承换上，让收割机正常作业。
第二，制度方面的障碍。目前国内只有较少医院设置了医务社会工作职位，虽然上海走到了前列，但是大部分地区的医院在医务社会工作职位设置方面仍然是缺位的。医院有进行危机处理与应对的职能部门，这和医务社会工作预防、介入、修复医患关系的职能是不同的。制度层面的缺位为医务社会工作者进入医院设置了障碍，与此同时医务社工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改善医患关系的实践中去，但志愿者与专业的医务社会工作者差距甚大，主要体现在服务的价值理念和服务的专业化方面，志愿者无法替代专业医务社会工作者服务患者。尽管深圳的医务社会工作者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驻医院提供服务，但购买成本太高，对地方财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不具有推广性。
新中国建立后承接了“五四”以来的“科学主义”，在医疗领域延续了“现代”观念［13］。因此在城市仍保留了三级医疗制度，在公有制体制以及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下，城市医疗制度服务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这种制度在当时并未催生医患问题。在农村，赤脚医生制度是基层社会的主要医疗力量，基本满足了农村的医疗需求。在医患关系上，赤脚医生的诊疗过程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的，赤脚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传统“医患关系”的再现，人际网络关系维系的好坏仍是其行动合理性的重要依据［11］。
考虑到国外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社会信用约束及法律约束条件等不同，因此，对国外的一些金融产品、金融技术不能搞简单的“拿来主义”，一定要系统地完成中国化、本土化的再改造过程。否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可能会遇到不能承受之重。例如，2016年年初照搬美国证券市场的熔断机制，不仅未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反倒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恐慌。
第三，认可度低。认可度低体现在民众和医院体系两个层面。在民众层面，人们对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认知停留在志愿服务的层面，认为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只是为患者提供就医引导与服务，这不利于从业者专业认同的形成，也直接削弱了其服务的专业性、科学性与价值，进而无形中会打击医务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在医院体系层面，医务社会工作者是作为医生的“助手”对医患关系进行预防、介入和修复，相比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医务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往往被低估甚至不被认可，进而危及其职业认同。
第四，伦理方面的困境。对医务社会工作者来说，如果其工作编制隶属于医院，而其专业工作又要求他们对患者负责（而仅非对机构忠诚），即遵循社会工作的一般原则，如社会公正、个人尊严与价值、正直等。这会在社会工作者身上产生认同冲突的伦理困境，即是认同医院职工身份还是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者身份？比如，当医务社会工作者介入重大医疗事故的处理时，他们会比患者掌握更多有关事件发生发展的信息，在知情权的价值规范下，医务社会工作者需要将所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被服务对象，以实现案主自决。但作为医方，为了不激化医患矛盾或者不至于使医院处于被动地位，有关事件的相关信息会被要求保密。在这种情况下，医务社会工作者将面临非常难以处理的伦理困境，他们会考虑要不要将信息全部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是有保留的告知还是不告知。无论社会工作者是否告知案主，他们都将面临伦理道德上的双重困境。
总的来看，社会转型中的制度变革以及社会变迁带来新型医患关系。新型医患关系丧失了传统社会中以注重医患人际关系营造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基础；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及市场经济的推进，又使医患关系丧失了政治话语赋予的德性基础，医患之间的关系更趋“物化”，也更具交换性，从而威胁到医患间的信任。但传统并未消失，民众将人际互动中的情谊期待转移到了医患关系的互动中，而作为技术治理下的行动者，医护人员更多地将重心放在治疗而非与患者的关系营造上，因而在医患互动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甚至酿成重大医患事件。医务社会工作者的出现有利于修复受到破坏的医患关系，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他们旨在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预防、介入、修复医患关系，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与社区工作，减轻患者病痛、解决患者问题，从而促进良性医患关系的形成。不过，因人才培养、制度设置、民众认可以及伦理方面的困境，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面临较多问题，构建和谐健康的医患关系既需要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制度层面的设计以及民众对医务社会工作者的合理认知，还需要社会主体的多方通力合作。
注释：
① 见明廷强，邢鲁勇.我国医患纠纷的成因及其对策［J］.齐鲁学刊，2008（5）；黄顺康.以创新机制设计改善我国医患关系的对策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12（3）；戴元光，韩瑞霞.我国当前医患关系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基于健康传播视角的实证分析［J］.新闻记者，2012（4）；覃国慈.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医患关系研究［J］.江汉论坛，2014（3）.
② 见冷明祥.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患关系暨医德现状调查分析［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2（2）；王路，杨镒宇，李志斌，曾萍，王建新.医患关系的认知人类学解读——基于广州市儿童医院的调查事例［J］.开放时代，2011（10）.
例4.MARY:What is a lie!Now you're talking in riddles like Jamie. Edmund! Don't! There's your father coming up the steps now. I must tell Bridget.
③ 见刘激扬，田勇泉.医患关系问题与诚信的缺失［J］.求索，2007（6）；何昕.医患关系视角下的传统医德伦理认同研究［J］.中州学刊，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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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9915（2019）03-0036-09
DOI： 10.16387/j.cnki.42-1867/c.2019.03.004
收稿日期： 2019-03-25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医患信任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研究”（2015SJD103）；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SKPT2015032）；南京农业大学校级教改项目（2015Y043）
作者简介： 张爱华（1980— ），女，河北保定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喻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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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现代医疗制度论文; 医患关系论文; 社会工作介入论文; 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