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列宁创立新经济政策理论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与时俱进论文,典范论文,新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3)03-0005-04
一、历史是怎样提出问题的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成功实 践。但同时，它又确实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 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主要是建立于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为先进的国家的历史进 程和现实矛盾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而当时的俄国，则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农民占 人口绝大多数，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他们的晚年也注意到了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走向 社会主义的问题，但认为这是有先决条件的。马克思就曾认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 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但他同时也认为这种可能的前提是俄国的革命必 须引发西方无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二者共同成功。恩格斯在1894年1月所写的《“论俄 国的社会问题”跋》中，也仍然认为，俄国有可能“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的过程，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 持。”[1](P502)
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 在揭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时，从不排斥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中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但 这种多样性和特殊性又必定包含着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俄国革命的成功当然不 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首先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同时也有着当时特定的 历史条件和原因。这一点，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已经说得非 常明白：“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 简单的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 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 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的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 、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2](P279—P280)由于客观所造成的 形势，俄国这个落后的小农国家，没有等待“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 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带领下，利用当时的政治条件，率先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 冲破了帝国主义蛋壳，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担负起了创造人类社会主义新文明的重任 。这是列宁非凡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耐人寻味的是 ，自“十月革命”后，相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十几个国 家几乎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其中，影响最为重大深远的是中国这个古老的 东方小农大国。历史的客观发展给了我们以新的启示，在一些落后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 义革命不再是历史发展的特例，落后的小农国家反倒担当了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落后的经济文化现状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的 社会经济条件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历史矛盾。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所以走在前面， 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干，不是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比别国的工人阶级高明 ，而仅仅是因为我国曾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2](P219)
如何解决这一历史的矛盾，使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真正实现向社会主义 的过渡，就成为历史为我们提出的一个必须解答的重要问题；也是所有由于历史机遇而 不得不担当起社会主义开路先锋的落后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个最根本的历史课题。
二、列宁是怎样解决问题的
1917年8月，“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宁写下了他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列宁坚 定地相信，人类社会必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充分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国家 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列宁也清醒地意识到“共产主义是从资 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的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 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3](P186)因而对于俄国这样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 展，还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既是合乎历史规律的， 又必然遇到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这一点，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1918年4月 ，就已经非常充分地估计到了。他指出：“很明显，在一个早于其他国家转向反对帝国 主义战争的国家中，在一个由于自身落后而被事态的发展大大推到其他更先进国家的前 头(当然，是在短时期内，在个别问题上)的落后国家中，当然，革命不可避免地注定要 经历最艰难困苦的时刻，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经历最令人沮丧的时刻。”[2](P226) 面对历史提出的重大课题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巨大困难，列宁以“与时俱进”的 勇气和胆略开始了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
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间，由于发生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 ，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动员了全部力量和资源来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 ，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特殊政策：在大工业基本国有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中型 企业和部分小企业收归国有；实行余粮征集制，规定农民必须按固定价格将全部剩余农 产品交给国家；城乡消费合作社、商业机构一律合并成立统一的分配机关等等。这种政 策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既是必须的，也是试图以这种“简洁、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 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4](P225)的一种尝试。苏维埃俄国经过3年多的浴血奋战 ，到1920年底终于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但国民经济也遭到 了严重破坏，粮食和燃料严重短缺，人民生活艰难困苦，农民对余粮收集制极为不满， 由此引发了多起动乱和喀朗施塔得叛乱。面对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列宁深感社会主 义在俄国的过渡将是一种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第一次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过渡 ，迫切需要根据现实的发展而采取特殊的政策——这就是“新经济政策”。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被称为“新”，是对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而“先前 的经济政策”，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4](P220)但在实 践的检验面前，列宁认识到，在经济落后的小农国家里，企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 策是失败的，行不通的。因而必须改行新经济政策。
概括起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了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1.要合理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新经济政策是从改变粮 食政策开始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 改行粮食税，意味着农民可以自由处理缴税后的余粮，可以用余粮到市场上去换取工业 品和各种商品。列宁指出，俄国是一个农民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农民问题对于苏维埃政 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而“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 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5](P50)
2.正确认识和解决好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和控制，即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列 宁认为，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认为可以利用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 间的中间环节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直接过渡。列宁指出，笼统地说“资本主义是 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议论是错误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结构的总和， 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比较是祸害，但同宗法式经济、同 小生产比较则是幸福；既然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作为小生产和 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 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
3.运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列宁指出：“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 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 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并“保证在不久的 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6](P302)为此，列宁详细评述了国家资本主义 的四种主要形式：即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赁制。列宁还特别强调了在这些 形式中社会主义国家依然要发挥市场、商品、货币的作用。
4.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从小生产向社会 主义的过渡。在整个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中，不仅包含了通过进攻与退却、革命与改良、 利用与限制的斗争策略来消灭资本主义；并且也包含着通过利用多种经济成份和因素来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尽管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年头仍然是在饥荒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度过的，但是 新经济政策对于克服困难、扭转局面还是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到1922年底，新生的苏维 埃政权已经得到了巩固，国民经济情况显著好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农业生 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开始好转。列宁在1922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高度评价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 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
三、新经济政策对我们的启示
从整个人类认识史来看，过去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哲学，大都宣称自己是完美和最 高的真理，即使改革，也多是“变先王之法”，而绝不触动自身。与之决然不同，与时 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即对自己创立的理论、 制定的政策有勇气去改进、去发展。面对“十月革命”胜利后形势的复杂变化，列宁没 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论述，也没有固守“战时共产主义”的机制， 而是果断地作出重大调整，实施“新经济政策”，为我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 光辉典范。就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认为自然界、社会 和人的思维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终极状态和终 极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就在于它总是以不断发展着的客观实际、以我们正 在做的事情为依据，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不断创 新。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 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无疑也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了诸多的借 鉴、继承与发展。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可能还是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 政策。”
我国是一个与俄国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在很大程度上又远比俄国更为落后的东方小农 大国。概略地框算起来，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间，战乱灾荒 不止，生产力的发展微乎其微。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 中国都是受害国。在这样一种极其贫穷落后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去创建社会主义的大厦， 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与“十月革命”后的 俄国一样，依然是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召开，可以说，我们党是吸取了新经济政策的许多理论 和原则的。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许多问题，如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 等，我们的许多做法和政策都与新经济政策同出左右。也因此，建国短短几年，我国的 国民经济就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但1957年以后，我们改变 了党的“八大”路线，实际上也完全背离了新经济政策理论的基本的原则。1958年的大 跃进、人民公社化等，都是企图以超常的速度迅速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不顾国 情，超越实际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7年到“文革”结束，我 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彻底纠正了长期 以来“左”的错误，实际也是重新回到了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思路上来。我国的改革首先 从农村开始，从重新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开始，与新经济政策首先解决农民问题并无二致 。我国实行的利用外资、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商品生产 以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都可以从新经济政策中找到渊源。这种历史惊 人的相似之处，决不是偶然的。它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的启示：
1.立足国情，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出发，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新经济政 策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历史唯物主 义原理。如果以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不顾国情、跨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 ，在很短的几年中提前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挫折。我们党 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我国的客观国情所作 出的科学论断。
2.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探索适合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 体道路和方法。正如列宁所说：“现在的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 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7]( P209)必须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具有本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其核心就是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创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与时俱进 ，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并特别强调， “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3.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工人阶级要带领农民走社会 主义道路，但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必须注重农民的经济利益。既然存在着多种经 济成分，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既然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就必须探索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道路、方法，手段和补助方法”，探索“新的迂回方法”等。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如果不能真正解决占我国人口 大多数的农民实现小康的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当前，我们应 该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思路，进一步探索和切实制定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符合农村实 际和农民利益的农村政策和农业政策，把解决“三农”问题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 规划的头等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来。
4.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早在80多年前，列宁就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共 和国不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 的关系联系起来。”[4](P183)在经济全球一体化浪潮加剧的今天，列宁的这段话更加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错综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中，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再关起国门 ，而是要在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发展自己。但社会主义国家在 同资本主义的交往中，也一定要看到存在的危险，要时刻不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 质上的根本对立，不忘国际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和威胁。在国内，我们必须充 分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结构的客观实际，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出发，不 仅允许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还要正确认识和分析在一定的历史时 期内还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剥削”现象。这就正像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所承认 的，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是一种退却，但这种退却是为了能够“更从容 地、有步骤地和谨慎地”发展社会主义[4](P183)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 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 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4]( P366)在既要利用资本主义，又要防范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关键的问题是如同列宁所说 的：“全部的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谁先组织起来?“谁战胜谁?”[4](P186)
对新经济政策理论中这些异常宝贵的思想，我们当永远铭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 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 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 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 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读列宁关于新经济 政策理论的一系列著作，不能不由衷地感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列 宁的那种高瞻远瞩、实事求是、英勇无畏以及他的革命智慧、革命激情、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革命的坚定性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
收稿日期：200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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