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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告要求全党“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中央对于文化建设的这种高度重视，无疑为今后我国文化事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年轻的特区文化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探索者的成功实践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两个文明建设的卓越成就，为特区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支生力军，特区文化在实现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邓小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所谓“发展”，主要指经济，经济发展了，整个社会才能全面发展。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必须获得科学文化的支持，只有科学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和持久。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对文化事业也是适用的。
经济特区中除厦门外，建特区前多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如深圳、海南、汕头等。十几年过去了，各经济特区不仅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形成内涵丰富、特质鲜明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特区文化蓬勃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优势和长处在哪里？它的理论和实践对内地又有何启示？这些都是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
深圳、厦门、珠海、汕头、海南五大经济特区，起点不同，背景各异，文化发展也各具特色，但就其发展文化事业的总体思路和具体经验而言，确有不少相通之处，对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第一，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是文化工作者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象深圳这样原来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地区，十几年来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实现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最主要的就是特区建设者们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基础，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十几年来，勤劳的深圳人乘改革开放和率先发展市场经济的东风，发扬“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深圳精神，扎扎实实地进行文化建设。如今已将深圳建设成为文化设施初具规模、文艺创作日趋繁荣、文化市场活而有序、群众文化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城市，初步形成颇具特色的特区文化体系。这一切不仅是邓小平理论正确指导的直接成果，同时也雄辩地证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既是特区建设对文化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所有文化工作者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第二，不断改革旧的僵化体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根本出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时期里，我们的文化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管文化活动的不管经济活动，管经济活动的不管文化活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主要靠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投入。经济与文化在管理体制上处于两张皮的状态。文化管理本身也是“统一的文化市场，分割的管理体制”，条块分割，政出多门。这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化发展机制和管理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事业本身的迅速发展，越来越显现出不适应的弊端。
针对上述情况，特区各级党政机关及广大文化工作者本着向改革要出路、向改革要效益、向改革要生机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对新形势下如何搞好文化管理工作做了可贵的探索。在这方面，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排头兵，更是领风气之先：率先在国内建立集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版权四位一体的“大文化”管理架构；逐步完成由“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的政府职能转换；较早形成专业文艺团体方面政府办团和社会办团的“双轨制”格局；文化系统开展“以文补文”、“多业助文”活动，引进竞争机制，优化资源配置。这些对于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抓好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市民不同层次的文化生活要求，是城市文化工作的基础工程
经济特区建立伊始，各特区即高度重视包括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村镇文化、校园文化在内的群众文化工作。着眼于群众，着眼于社会，成了特区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厦门，企业文化被视为“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结合点”和“提高企业素质和企业效益的重要途径”；社区文化方面，则有“厦门文化带”这一社区文化新模式的生成，其特点是“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相互协调，齐抓共管，门类齐全，多层结构”。深圳、珠海、海南等地，群众文化建设则因其移民城市特征而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些城市，市民大多来自内地省份，一夜之间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一方面，由于缺少历史联系与沟通，彼此间没有认同和归属感。这种情况下，营造一种文化氛围，使广大市民获得文化上的认同感、精神上的归属感、心理上的平衡感、生活上的和谐感，显得格外重要。另一方面，深圳等移民城市，外来劳务工占城市人口一半以上，而且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准普遍偏低，文化生活十分单调。怎样满足他们的文化饥渴，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成为提升城市整体文明水平、推进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要基础工程，“大家乐舞台”、“广场演出”等自荐自演、自娱自乐的文艺活动应运而生。至于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街道、文明小区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更是构成城市文化建设新的生长点。所有这些，对于内地省份尤其是东南沿海新兴城市群众文化建设，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第四，把文化建设纳入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之中，确立反映本地特点的文化发展战略，是推进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政策保证
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建设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抓好物质生产建设的同时，抓好文化生活建设，是实现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一环。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这一认识，特区决策者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在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中的地位。例如，在有100 多位专家参与制订的深圳发展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了特区文化事业的各项指标，其中1990年前，文化事业用地占4%，投资占4%，人口占8%；到2000年，用地占4.8%，投资占6.36%，人口占16%。规划对文化设施的建设方向、目标、实施措施和步骤等也作出了相应规定。1996年《深圳市1995—2000年文化发展规划》正式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深圳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现代文化名城的发展战略目标。而厦门在制定“七五”、“八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对文化建设地位就有所考虑，1990年出台的《厦门市文化设施建设“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更提出建设“现代文化艺术之城”的文化发展战略，将厦门文化建设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外，汕头、珠海、海南等也都有与各自城市发展总体目标相对应的文化发展战略，成为特区文化建设蓬勃、有序的动因之一。
第五，鼓励社会（企业）办文化，挖掘、开发文化资源，积极探索“政府宏观调控、社会共建共享”的文化发展新路子
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出发，特区文化部门从一开始就力图打破文化事业由政府包下来的旧格局，对社会（企业）办文化积极支持、正确引导、提供服务，努力拓展文化投资渠道，初步形成了以国办文化为主体、社会（企业）办文化为辅助、个体（外商）办文化为补充，三者并存互补、共建共享文化繁荣的新格局。这方面深圳华侨城创建“锦锈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旅游文化景区，万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拍摄的影片《过年》、《找乐》、《兰陵王》相继在国际电影节获奖，康佳电子集团倡导形成的“你为我，我为他，大家为康佳，康佳为国家”的企业精神，深圳市南山区斥巨资资助续修《四库全书》，南油集团斥资1个亿兴建“南油文化广场”等， 都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不仅表明经济特区对发展文化事业的热心和魄力，同时也展示出社会（企业）办文化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从而形成全社会办文化的蓬勃发展新局面。
第六，坚持正确的文化政策导向，营造健康良好的文化氛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中心任务
文化事业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历史使命决定了特区文化建设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仅如此，伴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和开放力度的不断增强，特别是新旧体制转换带来的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撞击引发的文化冲突，这一切使我们的文化建设面临许多以前不曾遇见的特殊情况。这一背景下，如何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进步成分，充分利用一切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特区文化建设者们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
十几年来，各经济特区文化部门经过不断摸索，已制定出一整套方针和政策。以深圳为例，早在特区成立初期，深圳市委、市政府就明确宣布，对外来文化应坚持“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其他有益的文化成果，坚决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及一切腐朽、丑恶的东西；对传统文化则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吸收精华，摈弃糟粕，使之转化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生活，应遵照“双百”方针，既高扬主旋律，又体现多样性，做到雅俗共赏，土洋并存，生动活泼，百花争艳；对外文化交流，坚持官方与民间并举、公务性与产业性并举的方针，积极拓宽对外交流渠道；文化产品政策上，必须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出发，明确扶持什么，反对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防止不顾社会后果一切向钱看的消极倾向，等等。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政策导向，有了文化发展的良好氛围，才有今天特区文化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
除以上六点外，特区文化实践展示的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对于内地文化事业发展也有一定启示：
首先，文化建设受制于经济发展。这些年经济特区文化事业特别是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支持，文化设施和活动的投入才有经济来源。作为一种以利益主体多元化为前提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要求多元性的文化与之相适应；而作为开放性外向型的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文化发展的开放性和多向交流性。显然，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是文化发展变化的基本推动力。
其次，文化建设反作用于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不仅作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软件而应当与经济获得同步发展，同时它一旦获得这种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同样，即使经济获得了一时的发展，也会由于文化建设的滞后而缺少发展后劲。
再次，文化带动经济发展。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得特别充分。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在于优胜劣汰，这种“优”表现在多方面。如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科技含量和信息的及时吸收与处理；商品物美价廉，适销对路，适合大众消费需求；低投入、高产出；真正视顾客为上帝；行动（决策）及时准确；以法制为规范，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不与文化素养、文化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深圳之所以涌现康佳电子集团、华为公司这样全国闻名的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同它们人员素质高、企业文化搞得好是分不开的。在当代信息社会，文化进步实际上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的重要启动器。
以上事实要求我们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具有战略眼光，实现文化建设的适度超前发展，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和“两手抓”方针的重要性。这可以说是特区文化对于全国的最大贡献。
二、新文化的特点与发展路向
与经济特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相适应，特区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新军，在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中必将占有重要一席，这已成为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共识。在这一前提下探讨特区文化的发展趋势，自有其特殊意义。
把握未来，首先须认识现在。特区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存在虽只有十多年，但其主要特征已初露端倪，开始其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历程。就目前情况看，特区文化有这样几点共性：
文化追求上以经济为重。经济特区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在文化发展上表现出浓厚的经济色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特区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文化，而经济文化又是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从“文革”时期政治文化大行其道，到后来清淡文化风行一时，再到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应该说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虽然这些年来经济特区的其他文化成分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相比之下经济文化发展最快，内容最丰富，表现形式也最为多样，其他文化似乎都成了经济文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品味上以大众为先。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中西文化的交汇点，特区文化因此也表现出形式多样、雅俗并存的特点。但就文化品味来讲，基本上是以大众文化为主体，不论文化设施、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还是文化活动，都具有极强的大众性。因此特区文化又是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也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这种大众文化的形成，不仅在于特区文化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文化层次和文化消费能力相对都比较低的劳务工阶层（占特区人口半数以上），同时在于文化的经济追求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大众。文化如果成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成为象牙塔中的珍藏，既不会收到规模效益，也难有持久生命力。
文化操作上以实用为本。文化追求上的经济性和文化品味上的大众性，决定了特区文化操作上的实用性。同内地对照，特区文化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都比较注重真实性和实效性。在经济特区，人们的活动十分注重务实，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充分体现了特区人不尚空谈的精神风貌。这同传统的务虚文化显然有极大的差别。
文化管理上以法规为据。如果说计划经济是以政策管理、长官意志为主要特征的话，市场经济则以法制化管理为前提。经济特区这些年各项建设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法治，依法治经，依法治文。特别是深圳，利用全国人大赋予的地方立法权，先后制订、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文化法规，基本做到了文化事业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如文化市场的管理，特区政府一方面加强对文化法规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提高文化市场经营者守法经营的观念和文化市场管理、执法人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一方面要求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依法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由于始终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从而保证了特区文化市场活跃、繁荣、健康、有序地发展。
文化可以反映一座城市的历史、环境、风俗和民情。古往今来，每一个国际性城市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文化。例如，罗马是西方古典文化的象征；纽约是西方现代工业文化的策源地；北京是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集成；上海则代表了东西方兼容的海派文化。那么经济特区提供给人们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呢？关于这一点，1993年12月，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康式昭在“第二次特区文化研讨会暨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曾提到，深圳的文化，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先导性的“特区文化”。这一概括不仅点出了深圳文化的特质所在，而且指明了包括深圳文化在内的整个特区文化的未来发展路向。
第一，关于特区文化的开放性。经济特区地处东南沿海，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又是中西文化的汇集地和交流的“窗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使命，决定了特区文化必须是开放性的。不仅对外开放，而且对内开放；对外大胆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成分，对内继承弘扬祖国文化优良传统。事实上，作为新兴的移民城市，特区人的文化胸怀历来是开阔的，很少排外和封闭心理，较少门第等级观念，不太讲究出身背景。在这里，尽管多种语言混杂，普通话仍是第一语言。正是这种开放性，为特区文化提供了极为难得发展空间：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令特区人开阔了眼界，启迪了思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特区人增强了闯劲，更新了观念。也是这种开放性，为特区文化不断增添着新质与内涵。开放成了特区文化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
第二，关于特区文化的兼容性。兼容来自于开放。正因为有了开放性，特区文化才能内引外联，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地，各种文化长短优劣暴露无遗，特区人从中挑选着一切健康有益的东西，融入自己的现实生活。对特区人而言，从生活方式到文化观念，每天都在不经意地发生着深刻演变，许多已往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或看不惯的东西，逐渐变成了合理甚至受追捧的事物。这些在特区现实土壤上产生的新的文化因子，实际上就是孕育中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细胞。这方面，深圳华侨城的“世界之窗”堪称范例。这一按照深圳人的文化观念策划、设计和建造出来的文化景观，集东方和西方、古代与现代文化精华于一身；它是一个“世界”，但非现实的原本的世界，而是深圳人眼中的世界，是无数位艺术家、教授、工程师及建筑工人凭据自己的理念创造出的世界，是文化交融的硕果。经过十几年的嬗变，特区多元文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即：兼有东西方文化的积极成分，而以东方文化为主；兼有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积极成分，而以现代文化为主；兼有内地与沿海文化的积极成分，而以沿海文化为主，称得上是“百花齐放”。兼容给了特区文化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第三，关于特区文化的先导性。考察特区文化须有新的视角，即要立足于经济。因为特区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扎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土壤之上，是应运而生。作为全国的一个目标模式，它带有预示其他地区未来发展的普遍性意义。同经济领域一样，在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事业方面，特区先走了一步，创造了不少全国第一，许多问题最初都是在特区提出来的。如怎样认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与文化特性的问题，如何理顺文化管理体制、妥善处理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关系问题，建立健全的文化市场、实现政府、社会、企业、个体共同办文化的多元格局问题等。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特区积累了很多经验，对全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正是这种先导性，使特区文化得以领风气之先，不断涌现新的生长点，内涵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特区文化之“特”，首先就特在它的先导性上。
江泽民总书记对台讲话中曾提及五千年中华文化传统问题。的确，当今世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极其激烈。竞争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政治及军事领域，同时包括文化，因为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文化的现代化。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要想在激烈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要以胜利者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繁荣与文化振兴缺一不可。
说起振兴中华文化，自然回到近代以来的一个老话题，即如何对待文化上的古今中外关系。这个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在争，戊戌维新时期在争，“五四”时期在争，30年代在争，80年代末在争，90年代以来仍在争。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争论，人们基本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这种新文化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它继承传统而不固守传统，学习西方而不照搬西方。总之，它是在中国本土上、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建设起来，充分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现代化进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惟其如此，更显得生机盎然，博大精深。
在中华文化的重建和振兴进程中，以开放、兼容、先导为象征的特区文化地位、作用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开放使其勇于迎接来自各方面的文化挑战；兼容使其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先导使其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不断进取，迎头赶上。特区文化所表现出的开放、兼容和先导，实际上正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会通超胜”传统的发扬光大，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建设方针实乃不谋而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特区文化，预示着中华文化的明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卓越贡献的经济特区，亦将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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