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对福柯哲学思想形成影响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思想论文,德勒论文,柯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3)03-0059-04
在20世纪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当中，福柯声名最为显赫，其哲学思想备受世人瞩目。进 一步分析表明，福柯哲学的许多概念折射出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某种 程度上更具原创性的思想。从德勒兹视角厘析福柯哲学思想，对于推动福柯研究的深入 无疑大有裨益。
一、政治上的共鸣与分歧
每一个熟悉德勒兹和福柯著作的人都清楚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 代和70年代，他们每个人都密切地关注对方的著作。福柯关于疯癫、临床、监狱和性的 著作——已经在英语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和讨论——相当于某种现代主体性的历史，并且 对于质问既定自我观念的共同兴趣必定是探讨二位思想家之间联系的起点。二人都着迷 于不同思考(thinking differently)的活动，一个福柯在其日后的工作中称之为“使自 我自由”的斗争。为反对一种基于稳定的同一性观念上的政治或哲学，他们追求引进一 种持续的和善于创造的创造性原则。哲学、政治社会理论、生活本身与其说是一个某人 所论辩的“阵地”(positions)，不如说是一个创造、发明以及试验的艰苦工作。
德勒兹和福柯是作为研究尼采的伙伴才开始相互承认的。《尼采与哲学》一书给福柯 留下深刻印象。1965年他们两人都出席的罗瓦约蒙尼采会议在他们的关系中是一个重要 的时刻，此后他们开始为尼采著作的新的法国版本的出版而共同工作。20世纪60年代晚 期德勒兹加入了福柯和丹尼尔·德弗特的监狱情报集团(GIP)，自此开辟了一个“好斗 ”时期。在此期间，福柯和德勒兹在无数的请愿书上签名，并一起卷入了许多示威活动 。他们为知识分子展示了一种新伦理，即知识分子使他们的政治承诺“整体化”将不再 合宜，现在需要逐渐卷入蔓布具体地点的具体斗争胜过需要充当“普适性的”知识分子 。例如，GIP的基本原则不是通过某种普遍正义的更高目标而是通过散布有关监狱信息 的更具体的目标受到激励[1]。可以肯定地说，在把他们带到一起来这一点上，这种共 同的政治活动与他们共同具有的智力上的兴趣起着差不多同样的作用。
然而，在70年代后期，德勒兹和福柯的战斗性和友谊突然遭到破坏。1975年德勒兹和 福柯都卷入了支持为“赤军派”(the Armee Faktion，简称RAF)成员辩护的西德律师克 劳·克若瓦双(Croissant)的运动。克若瓦双因涉嫌积极为这个帮派的成员提供物质援 助而在西德有被投入监狱的危险，故而在法国寻求政治庇护。然而，当他申请避难时西 德政府也开始实施引渡程序，因而遭到法国当局的监禁。德勒兹和福柯都反对引渡，但 福柯不愿在德勒兹已经签名的请愿书上签名。这一请愿书称西德为法西斯国家并且支持 RAF成员的行动。福柯解释说宁愿根据统治不可剥夺的权力在法庭上提出异议和辩护。 这个事件标志着两人政治分歧日渐扩大。福柯曾与所谓“新哲学家”有过短暂的联系( 尽管他使自己非常迅速地和他们拉开了距离)，而德勒兹则发动了一场尖锐批判来反对 这些“新哲学家”。概言之，福柯正离开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立场，花费更多时间在 法国外、特别在美国。德勒兹在他自己的对“裂痕”宽宏大量的评价中承认了这些：“ 我有这样的印象，他想独处，去一个除了他的最亲密朋友外无人能跟随去的地方。我需 要他胜过他需要我”[1]。德勒兹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分歧是令人遗憾的，但 在哲学的友谊中这可能是一个必要的阶段。
二、尼采的幽灵
不管德勒兹和福柯之间的联系如何复杂，都能分清四个总的阶段，这四个总的阶段依 次存在于他们接合的轨迹上。第一个阶段开始于60年代，那时他们共享对尼采的开发兴 趣。第二个阶段酝酿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此时福柯特别受到《重复与差异》和 《感觉的逻辑》的打动，单独挑出它们作公开赞扬。第三个阶段开始于70年代中晚期， 这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事关政治选择和一定程度的理论分歧的关系冷淡。第四个阶段 始于福柯完成其关于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性的最后著作之时，德勒兹觉察到了这本著作与 自己关于莱布尼茨的著作之间的联系，故此，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之为莱布尼茨阶段。
福柯和德勒兹之间的第一个联系显现于前者对《尼采与哲学》的钦佩。如德勒兹一样 ，福柯第一次阅读尼采时也体验到一种兴奋和解放。对福柯来说，尼采既在西方哲学传 统之内又在西方哲学传统之外。尼采的踪迹能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如斯宾诺莎、柏拉图 以及黑格尔中找到，他也有着外来者、深山里农民的所有粗鲁与朴实。尼采对福柯的重 要影响贯穿其整个生涯，以至于正是在他最后的采访中，他感谢自己是一个“基本的尼 采主义”。
在《谈判》一书中，德勒兹展示出受到尼采影响的福柯著作的三个主题：一个使我们 能在比暴力更宽泛的意义上思考的关于权力的构想，包括被影响的权力；力量与形式的 关系，这导致福柯拷问“人-形式”的稳定性；最后是“主体化”过程、创造新的生活 可能性[1]。以这种方式，德勒兹通过他自己的视角来阅读福柯和尼采：他们都是力量 哲学家，把权力概念扩展到包括诸如吸引力和被影响力这样的概念，调查力量和必须包 容它的形式之间的联系，考虑力量影响自身的路线。通过尼采，福柯生涯中的许多时间 致力于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主要道德和政治假设的三大批判的东西：国家主权、个体主 权、以及据信在它们之间发展起来的契约的稳定性。在设想个体是至高无上的因而是“ 自由的”这一点上，除了自由被交给国家以换取法律统治提供保护外，我们错判了权力 的工作方式。权力是策略和政治资源胜于是统治阶级或国家的财富。福柯主张权力是生 产性的，这一点紧随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的论证。福柯是直率的，他认为在传统政 治理论的“权力”话语或合法性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权力的网络。就政治理论而言，我 们最终必须斩断国王的头颅，并且懂得我们把个体性看作的东西常常恰好是权力的另一 个诡计。像在《道德的谱系》中一样，福柯懂得权力的运用不按照“权力”而按照技术 ，不按照法律而按照规范，不按照辱骂而按照惩罚和控制。根据福柯的观点，我们现代 政治的合理性已经与一种新的政治权力技术并肩发展。这种新的政治权力技术产生了拥 有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不是在自主意义上而是在规训(discipline)意义上的主体。
德勒兹同意福柯对尼采的读解，显示福柯的法律批判也是一种对意识形态和压抑的观 念的批判：“权力在压抑以前‘产生现实’，而且在意识形态化、抽象化掩蔽之前，产 生真理”[2]。把意识形态和压抑看成是统治阶级或国家的有意识的规划是错误的。这 不是说意识形态和压抑不存在，而宁可说“如尼采已经看到的一样，它们不是力量(权 力)斗争，而是斗争卷起的尘埃”[2]。
为了证明这一点，德勒兹转向福柯的《性史》。《性史》企图离开压抑的概念来谈性 。问题不是我们受到压抑，而是我们受到相当大的持续的煽动甚至引诱来搜寻性行为构 成的真理。我们时代产生的词和词组似乎表明了一种压抑的程度，但权力的网络仅仅揭 示是否“我们萃取了支配性陈述，特别是运用于教堂、学校、医院的供认程序，以及同 时寻找性欲真实性和性欲真理的供认程序”[2]。德勒兹总结了福柯和尼采之间作为一 种真理批判的联系，为何真理不能从与它隐藏着的意志相脱离的角度加以考虑。这样， 正像尼采对于依靠罪感(guilty conscience)和怨恨(ressentiment)作为一种控制方法 的牧师心理的分析，福柯也着眼于伴随着现代“个体”的建构而来的社会控制的增长[1 ]。对德勒兹来说，福柯-尼采是“某种生机论”的表达式。他写道：“在权力成为生物 权力时，反抗成了生命权力，即与生命有关的权力，它不任凭停留于这种或那种图表的 种类、环境和途径。来自外部的势力难道不是福柯思想达到顶点的某种生命观和生机论 吗?难道不是反抗势力的能力吗……正是应该在自身中寻找反抗人的死刑的势力和功能 总体，在这一点上，福柯与尼采无别。”[2]
三、差异与问题化
福柯在德勒兹的两本著作《差异与重复》和《意义逻辑》进行评论时把它们称为“戏 剧哲学”，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闪出一道光，这道光将有一个名字：德勒兹。 新思想有了可能，新思想重又有了可能。新思想在德勒兹的文章里，在我们面前，在我 们中间跳跃、舞动……也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成为德勒兹的世纪。”[1]福柯的评论 也产生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德勒兹对福柯自己的著作产生了影响。通常认为，福柯对德 勒兹这两本著作的解读是他著作的一个转折点，为他打开了“差异”(difference)问题 。福柯的评论表明他正处于对他以前著作质疑的过程中，并意识到他按照排他性和二元 对立(binary oppositions)所阐明的贯穿60年代的分析，可以通向对处于哲学和理性本 身中心的差异问题的更为精细的考察。
从作为这种“差异”方法的一个例子的德勒兹的著作中，福柯明显受到了问题化主题 的启发。他钦佩德勒兹对思想教育学模式所作的拒绝，这种模式把自己装扮成思想者的 良好愿望，把思想当作发生在“教室”里的东西来对待。有疑问的思考是更成熟的思考 ，是更诚实的思考，是“不同地”思考。
尽管福柯受到德勒兹的影响从60年代晚期往后以问题化方式思考而反对二元对立，但 正是在其生涯的最后阶段福柯开始明确地思考他称之为“问题化”(problematisation)的概念。对他来说问题化这一概念是在话语中对一个新客体，比如性，出现方式的充分 描述。例如，福柯考虑在从古希腊杰出人物的美学向忏悔的基督徒模式转换的过程中性 行为被问题化的方式。简言之，欲望不再是爱好和节制一类的东西，而是灵魂运动的指 针。选择“问题化”这个术语有着双重的目的。首先，离开自上而下强加的意识形态更 换所带来的思想，走向一个围绕着一个特殊主体发展而来的关注或关爱观念。其次，通 过这个术语的使用福柯也表明了特定的问题化是可广泛解释的多套陈述，这些陈述政治 上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从一个可能性范围加以选择的位置的舒适感。福柯准确地把思想 史看成是一个问题化的历史；一种在那里客体——比如疯癫或犯罪——变成关注领域的 方法史。对福柯来说，问题化的历史就是思想的历史，因为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它表现 了一种自我与自我的关系史。德勒兹强调福柯晚期著作中的问题化概念是先前著作中异 质(heterogeneity)概念的发展。在他的晚期著作中，福柯表明借助于问题化的手段， 真理只能成为知识的客体。
在《福柯》中，德勒兹把注意力放在问题化的问题上。对德勒兹来说，这些问题化常 常由看和说之间的分裂组成：“这些实践就是过程和手段，构成真理的程序和‘真理的 历史’。但是，这种真理的两半应当成问题地相互联系，与此同时，真理问题排除它们 的一致性或相似性。”[2]
四、差异、欲望与快乐
虽然问题化论题只在福柯的最后生涯明确出现，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到60年代晚期， 他意识到了需要解释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他称之为“多元的”(pluralist)方法。福柯 声称他希望通过确定话语个体性的方法来增加存在体系的多元性，而不是寻找一种全面 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或体系。
德勒兹把福柯看成是一个多元主义概念“异质”(heterogeneity)——“混合形式”(
mixed forms)的科学——的当代主要实践者之一。因为抽象掩盖差异。他声称他和福柯 “对于抽象、同一、整体、理性、主体不感兴趣。我们对自己提出分析混合形式、组合 (arrangements)的任务，即福柯称之为装置(apparatuses)的东西。我们开始追随线并 且解开纠结线而不是回到点：这是一种绘图法，包括微观分析……”[1]
在《福柯》一书中，德勒兹认为福柯的著作是用光线和语言、可见性和陈述作围绕着 一个沉醉(preoccupation)组织起来作为异质的“组合”(arrangements)。像德勒兹所 说，这两种形式是异质的、“非同构的”(anisomorphic)，但通过“相互勾连”可以进 行交流。二者决不能会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它们被某种裂缝或裂隙所分离。例如， 在《规训与惩罚》中监狱系统被显示为一个由分离的成分构成的机制；“可见的”因素 是圆形监狱的惩戒性机制，可说出的因素是惩罚领域中的人道主义的(humanitarian)改 造话语。在《性史：一个序言》(The History of Sexuality:An Introduction)中，福 柯认为在再生产和健康领域一种国家兴趣在成长，但强调家庭和国家不反映同一种权力 。它们是相互请求策略支持的非常独立的系列。
70年代，福柯发掘出可能用以描述社会机制或理性的“装置”(le dispositif)概念。 一个“装置”——例如监狱系统——是一个源自于一系列独立的构成部分的效果；是关 于惩罚与改造、经济利益、以及监狱建筑的话语，是一个异质系列。这种“系列”反过 来与以医院、收容所、学校、监狱以及工厂形式出现的训练和规戒总系列相互影响。福 柯自己对于监狱的分析是一种“混合的”范畴分析。他使用系谱学(genealogy)作为一 种分离和划分的方法，为的是破坏监狱是一个离散客体的观点。事实上，福柯作为一种 “现在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的系谱学方案非常接近德勒兹对柏格森直觉 的定义。这种建构概念的历史方法把不稳定、差异的可能性引进到表现现时的特征。再 拿监狱的例子来说，福柯着眼于围绕罪犯身体所发生的转换。福柯声称广义的监狱制度 的发展不单独是人道主义改革者的话语的结果，因为话语本身的兴趣有着一个对教育和 训练的新关注，这反过来与社会契约思想相联系。引起争议的是，福柯暗示着古代制度 的惊人的残酷被一个比身体和精神的残酷更为精致和普遍的形式所取代。这可以看作是 福柯自己的“直觉”方法。仅仅通过分离出改革和新社会契约话语他就能够在当代历史 的语境中考察罪犯的身体。
这样看来，在发展承认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的分析方法的过程中，福柯受到德 勒兹的强烈影响。然而，如上所述，70年代晚期德勒兹和福柯开始分道扬镳。分道扬镳 的理由之一与这个时期二人所做的政治选择有关。然而，某种理论的分歧开始浮现这一 点也是清楚的。1995年德勒兹死前不久决定让他在1977年所写的一系列札记出版。[3] 这些札记主要提到福柯的《性史：一个引言》，通过第三方佛朗索瓦·厄瓦尔(
Francois Ewald)传到福柯手中。由于福柯的《性史》对关于性压抑的流行正统观构成 了挑战，因而社会评价通常很低。福柯正进入一个理论、政治和个人的危机阶段，而德 勒兹在这个剧变期正努力帮助他的朋友。德勒兹的札记显示70年代他们方案的接近度方 面是非常宝贵的，同时也突出了张力的确定区域。德勒兹以概括他与前面的《规训与惩 罚》(《性史》紧随其后)中的思想的总的一致开始。他指出《规训与惩罚》有三个方面 的重要性：福柯离开了最终指向国家的权力理论；他超出了自己在推论和非推论之间的 早期对立；以及他着眼于规范化和规训而不是压抑和意识形态。对德勒兹而言，福柯已 经发展了一种用于两个方向的分析形式，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分析形式不是矛盾的。也就 是说，一方面，福柯考虑构造一个撒播的、异质的多样性(multiplicity)的“微观装置 ”(micro-apparatuses)，另一方面，他也表明这些微观装置指的是一种“图式”(diagram)——《规训与惩罚》所描述的“全景倘视主义”(panopticism)升起物的轮廓 ——它构成一台内在于社会领域的“抽象机器”(abstract machine)。如我们以上所见 ，在70年代早期，与差异概念的相遇使福柯能构建一个精致的分析，这种分析面对着权 力以一种有差别的、可变的模式起作用。
然后德勒兹的话题转到使福柯陷入某种“危机”的《性史：一个引言》的出版。他指 出，福柯对压抑和意识形态采取了拒绝的态度——权力不仅被看成规范化的，而且被看 成是“生产性的”。以前，福柯展示权力如何产生知识；现在他展示权力如何产生“真 理”(truth)。德勒兹认为福柯的新概念是重要的，但福柯使权力范畴撒得太开、因而 也太抽象。德勒兹和福柯的不一致取决于权力和欲望范畴。鉴于福柯强调“权力装置” (apparatuses of power)，德勒兹则更喜欢浓缩“欲望组合”(arrangements of desire)。简言之，德勒兹更喜欢根据欲望而不是权利来思考。在完全省却压抑假说这 一点上他不如福柯走得远。不是一个“自然的”(natural)欲望范畴被权力有意压抑， 而是权力看起来确实阻断了“欲望的组合”。
德勒兹也表明他的欲望概念不同于福柯的快乐的沉醉(preoccupation)。他叙述了与福 柯的最后一次讨论，那时福柯告知他不赞同“欲望”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暗含着“缺失 ”(lack)的范畴。也许，福柯是在暗示他自己的“快乐”(pleasure)范畴更接近于德勒 兹对欲望的使用。然而，德勒兹在他的札记中坚持这不是一个对词选择的简单问题，因 为他不能接受快乐的概念。德勒兹指出欲望不一定伴有缺失；它正好是一个异质因素、 一个“此性”(haecceity)的安排。就德勒兹而言，快乐完全打断了欲望的内在过程， 并且这样似乎站在“组织”、克分子(molar)一边。快乐是欲望过程中个体“再辖域化 ”(reterritorialises)的一条道路，因而与缺失和规范化相联系。德勒兹顺便提起福 柯“某种程度上重视”萨德(Sade)，而他重视马索赫(Masoch)。德勒兹对马索赫感兴趣 的恰好是这个思想：搁置快乐为的是延长肯定的、内在的欲望过程。
总的说来，德勒兹并不确定福柯是否事实上在他们一度非常密切地所致力的事业—— 作为一个有差别的、异质的、可变化的领域的权力的“微观分析”(micro-analysis)— —上取得了进展。德勒兹与写作《性史》的福柯分道扬镳了。在那里，权力被假定为生 产性的并且出现了真理和快乐的新概念。不可否认的是，如德勒兹本人所承认的那样， 这些理论的差异与政治的差异并存。当政治上需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时，福柯的所 见所闻使他逐渐清醒过来，对压抑假说的摈弃是对于“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
Freudo-Marxism)某种观点的批判的一条途径。尽管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 中也曾批判过类似的目标，但德勒兹似乎比福柯对急进左派保留了更多的同情。像德勒 兹所暗示的，福柯著作的完整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种“猛烈的”断裂。对福柯来说追 求自己的道路是必须的，而这种道路暂时会与德勒兹所追求的道路产生分叉。
五、出路——走向不名誉的人的生活
初略一看，福柯的文章《不名誉的人们的生活》在他的著作中可能看起来是一件次品 。这是为基于对收容登记册以及被古代制度保留下来的“监狱书信”体制的研究而进行 的有计划的出版所写的序言。然而，德勒兹对之非常重视：“我常常诉诸于那个文本， 因为尽管它是福柯的次要著作，但却取之不竭、强而有力……”[1]
对于德勒兹来说，这些“不名誉的人们”有助于福柯面对《性史》第一卷出版后他所 面临的问题，在那里他已经落入了自己的权力概念的陷阱。德勒兹指出：“《性史》第 一卷出版后，福柯越来越感到他正受困于权力关系之中。可以很好地启用阻力点(
points of resistance)作为权力焦点的‘对手’，但是这样的阻力点来自何方?福柯这 一回想知道他如何能跨越这条线，去到力量较量之外。”[1]
福柯认为他所读的文本是这些“低微生命”——渐渐变成悲惨生命——所发出的一种突然的亮光，尽管他们被短暂的光线所笼罩。相似地，德勒兹也把“不名誉的人”的看 作是像一束光线中的一个“粒子”(particle)和一个音波似的存在：一个被权力召唤而 “出现和说话”的个体[1]。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创造了一个配得上契诃夫(Chekhov)— —他写了一个因使用铁路线上的螺栓称渔线重量而被送上法庭的农民——的文学效果。
德勒兹把《不名誉的人们的生活》解读成某种对“褶子”(fold)概念的期待。被权力 的聚光灯所捕获的不名誉的人，提出了我们怎样才能学会抵抗、不让权力把我们碾碎的 问题。福柯在他关于“古代”的最后著作中所提供的答案是找到权力的“褶子”：“穿 越力量线，走到权力之外，使它与自身而不是其他力量相冲突：按照福柯的术语，‘褶 子’，就是利用自身的力量”[1]。根据德勒兹的观点，在发现“褶子”的新维度的过 程中，福柯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权力和知识的轴心的可能性。这个轴心在福柯著作中通过 建议生命可以被确认为一套生命的力量而表现了一个最后的、乐观的转变。这个“褶子 ”的维度取决于一个对个体的多元主义的构想。
六、控制的社会与规训的社会
福柯不仅是一个规训社会的理论家，他也表明这种类型的社会是我们现代历史的角色 。规训社会不仅是我们所是的角色，而且是我们不再所是的一个角色。如德勒兹所指出 ，福柯把欧洲的这些规训社会看成实质上是18世纪和19世纪、继更早些的权力集中到了 顶点的“君主”社会之后的产物。个人从一个封闭空间转移到了另一个规训社会的封闭 空间：工厂、军营、医院、学校、监狱。
德勒兹认为，福柯向前指向了一种社会新形式——控制的社会。在这种社会新形式— —20世纪末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形式中，旧的规训式的监禁场所正土崩瓦解。医院正日益 被社区精神病治疗和全日制医院所取代：“这不是一个问是否旧的或新的制度更苛刻或 更可忍受的问题，因为每一种制度中都存在着它们使我们自由还是奴役我们的方面之间 的冲突。”[1]
在这点上，德勒兹继续把福柯的著作整合进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德勒兹概括地论述了 规训的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ies)和控制的社会(control societies)之间的一连 串差异，强调这些差异由资本主义的转换所产生。19世纪的资本主义实质上是“集中性 的”(concentrative)，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当代的资本主义 趋向于“后生产”(metaproduction)：它把注意力放在已完成产品的买和卖上。它使人 从《什么是哲学》的较早的讨论中想起德勒兹哀叹他看作是对市场的一种当代迷恋(
obsession)的东西：“我们被告知商业有灵魂，这肯定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怖的消息。市 场现在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并且产生了成为我们主人的傲慢种族。控制是短期和迅速转移 的，但同时是连续的和无节制的，而规训是长期的、无限的、和非连续的。”[1]控制 的社会在德勒兹的思想重构中按照一个熟悉的形象行事。控制以“不可分变量”(
inseparable variations)形式为基础，而规训的形式是“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换言之，在规训社会中个体从一个禁闭地(site of confinement)移到另 一个禁闭地，每一次都重新开始这一过程。在控制的社会中，控制的形式按照一种持续 变化的几何学图形起作用[1]。界桩已经改变：“禁闭是‘模子’(molds)，不同的造型 ，而控制是一个‘调节’(modulation)，像一个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持续改变的自 我变化的造型，或者像一个过滤网，其网眼从一点变动到另一点。”[1]为了说明这点 ，德勒兹使用工厂的例子作为商业的对立面。在工厂，最可能高的生产水平与尽可能低 的工资之间获得一个平衡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在商业上，就工资而言是一个“更低 调节水平”的问题。在劳动方面，规训社会按照工厂模式发挥作用，因为经营管理面对着以贸易联盟形式出现的有组织的民众的反抗。控制的社会根据更为个体化的商业模式 起作用。
规训社会既集体化又个性化，福柯看到了这种二元态度起源于牧师对他的羊群的“牧 羊人的”(pastoral)权力。规训社会的个体因而有一个签名、一个“规则”(precept) 或者“命令词”(order-word)，而控制的社会却要求符码(codes)或者口令(passwords) 。货币也说明了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之间的差别。规训社会的货币以金本位(gold
standard)为基础，而控制的社会却使用一个浮动汇率(floating exchange rate)：“ 如果货币的老鼹鼠是你在圈养的地方猎获的动物，那么控制的社会有它们的蛇”[1]。 同样地，规训社会使用热动力机器，而控制的社会使用信息技术和计算机。
福柯死后，德勒兹采用福柯的思想作为一个前进的台阶，这是德勒兹尊敬和钦佩福柯 的一个标志。德勒兹也曾短期接替过福柯在法兰西大学讲授课程。正是德勒兹在福柯的 葬礼上朗读了《快感的享用》中抓住了“不同地思考”(thinking differently)的思想 的一小段文字：在生活中，有些时候，知道我们是否能够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思考和感知 的问题是继续观察或反思所必不可少的……如果哲学不是思想自我批判的工作，那么当 今的哲学又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不再确定已知，也不是着手了解怎样和直到何时另一 种思考才是可能的，那么它又是什么呢?[4]
收稿日期：2003-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