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的转移——《太平洋问题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论文,经济贸易论文,读后论文,将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逸之同志的《太平洋问题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书出版于1936年。我初读完这部距今已有半个世纪的著作，感到它至今仍未失去其历史价值。
我这样说，不仅是指它有助于国人正确理解历史发展和近百年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因为历史早以昭示我们，中国进入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20世纪以后，国家“豆割瓜分”，民族备受凌辱，外敌长驱直入。时逸之同志在面临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前夕，在面临人类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刻，又身陷囹圄，而仍奋笔写成这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著作。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位已故老战士的遗著，是一部有说服力的、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因此，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我这样说，也不仅是指它有许多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具有参考价值。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例如本书从地理学的观点看历史，从自然地理、交通地理、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分析世界各国地缘因素对政治格局的作用，尤其是地缘经济取代地缘政治而成为国际关系主导因素的条件下，就为我们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国际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本书以交通地理中的巴拿马运河的通航为例，说明它改变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使美国掌握了太平洋的西大门的门户枢纽而同欧洲列强对峙。本书把15到18世纪定为地理大发现时代，并指出，与之交叉，15至19世纪为海洋争霸时代；并指出，研究太平洋问题者，要特别注意1922年华盛顿会议为标志的列强争夺中国大陆时代。本书认为，地理大发现时代为太平洋问题的播种时代，海洋争霸时代为太平洋问题的发育时代，而大陆争霸则为太平洋问题的成长时代。所有如此等等论述，都对15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我所说的历史价值，主要是指它对我们研究当前太平时代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部有启示性的著作。我想在下面着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21世纪将是太平洋的世纪”或“太平洋的时代”的议论日趋高涨，不但国际学术界、而且国际政治界、商界都纷纷认同。历史好像又回到了时逸之同志写这部著作的20世纪前期那个“太平洋问题热”的年代。这当然是以不同内容和不同时代的“历史重演”现象。但是，为什么“太平洋问题”在20世纪会有两次“热”潮呢？而出现重演而且为什么都同中国密切相关呢？可以从各方面研究这些问题，而从历史上加以考察则是不可或缺的。时逸之同志的著作为此提供了重要参考。
太平洋时代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中期。在1852年，美国的西华德就预言美国在大西洋利益的下降，而“太平洋，它的海岛及遥远的大陆地区将成为很久以后世界的主要舞台。”西华德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并购买了阿拉斯加。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把这点讲得更明确。他说：“地中海时代随着美洲发现而结束了。大西洋时代正处于开发的顶峰，势必就要耗尽它所控制的资源。唯有太平洋时代，这个注定成为三者之中最伟大的时代，仅仅初露曙光。”这位美国总统的话，时逸之同志在序言中已经引用了。老罗斯福的话意味着“20世纪将是太平洋的时代”。
20世纪最初20多年，“太平洋问题热潮”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逐渐升温。当时出现了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争霸的新格局，即由战前英、法、俄、德、日、美6国争夺中国，变成美、日、英争夺中国和太平洋霸权的新格局。尤其是1922年华盛顿会议结束后，英国势力被削弱，美国和日本地位上升，英、美、日矛盾交织在一起。世界的目光被吸引到太平洋地区，而太平洋问题和即将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紧紧联系在一起。时逸之同志在本书提要中，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热度”：
“现在整个的世界，虽然到处有风云，问题丛生，但风云最紧张、问题最主要的，要算太平洋问题。而太平洋问题的内容，当首数我们中国。所以站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上，应该研究太平洋问题。同时，太平洋的问题，不仅是单纯的20世纪的问题，而且是促进历史发展的因素，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的锁钥。因此，我们站在社会进化的观点上，也应该研究太平洋问题。”
在序言中也说：
“‘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问题’，好似天然生就的一对双生儿，一提起它，就想到它，一说到这，就想到那。
这不是我们的主观幻想，或无根据的臆测，因为客观的事实昭示我们：太平洋是已装好了引线的火药库，假如一有人点燃，马上就有爆发的可能！”
这是本世纪初的第一次“太平洋问题热”。当时关于太平洋时代的构思，是源于政界、出自国际政治考虑，而且很快被德、意、日法西斯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浪潮所淹没了。不过，这丝毫也不能低估它的深层意义。当时有不少书和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也同现在第二次“太平洋问题热”有直接、间接或内在、外在的关联。时逸之同志所说的“太平洋问题不单纯是二十世纪的问题”，而且是“社会进化的问题”，以及中国人“应该研究太平洋问题”等观点，现在看来还有现实意义。
今天，世界经济发展的重点正在逐步转向东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正群体飞跃。1994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平均增长约达7.8%，而全球增长率仅为3.1%。这个地区的发达国家明显向本地区倾斜。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与交往的内聚力日益增强。总之，这个地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逐步地、明显地走了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有的研究者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太平洋的世纪，尽管它是一个缓慢的、艰巨的历史过程。
同时逸之同志论述的第一次“太平洋问题热”相比，这次热潮的出现，具有既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特点。主要对手还是当年的老对手，但内容和形式改变了。随着冷战后时代的到来，随着区域性经济一体化新形式的逐步形成，划分亚太地区势力范围的斗争，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争夺经营权的斗争。这次“环宇争说太平洋”的热潮源头来自日本。1966年，日本的小岛清教授首先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80年代以来，日美经济磨擦增加，日本开始实行经贸多元化，加紧从明治维新后推行的“脱亚入欧”的传统经济战略，转而推行“脱美入亚”或“重返亚洲”的经济战略。其特点是扩张在亚洲的市场和投资，其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主要伙伴，其体系是以日本为核心、以亚洲“四小龙”为骨干、以东盟为伙伴关系。美国不甘落后，约翰逊总统在1966年7月发表了《太平洋国家宣言》，强调美国在太平洋和亚洲的作用。1984年里根总统在访华前夕宣称：“整个太平洋将是世界的未来”。1993的7月，克林顿总统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并先后倡导召开西雅图和茂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亚太体系。
在美日争夺亚太主导权的同时，韩国、东盟诸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以及几乎所有环太平洋国家，都认同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英、法、意等西欧国家在1985年也以研讨“太平洋挑战”为主题，商议对策。法国总统密特朗专门建立了太平洋研究所，这里的专家们肯定了“世界的重心正不可挽回地远离我们的海洋，太平洋将是21世纪的地中海。”欧洲国家把亚太地区视为巨大潜力市场和生产基地，把它在这个地区的争夺与世界其他市场的竞争更紧密结合起来。随着大国经济利益的增加，亚太地区像半个世纪前一样，成为大国矛盾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在历史的钟摆又一次指向环太平洋地区、太平洋时代的奔流高涨的历史大潮到来之时，时逸之同志在《太平洋问题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中所提出的“应该研究太平洋问题”任务再一次凸现出来。面对冷战后世界秩序中多元与无序状态和国际性挑战，中华民族以往昔的辉煌与屈辱，必然主动汇入这一时代主流而扮演积极角色。我们为了对冷战后大国争夺、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进行冷静观察，透过各种复杂的现象研究其本质，把握矛盾的变化，看清发展趋势，并及时采取正确对策，趋利避害，今天更应该研究太平洋问题。我想，这是时逸之同志这部著作的重要历史价值所在之处。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角度，在1850年已经注意到世界交通贸易枢纽由大西洋、地中海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趋势。他们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的国际述评中，高度估计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认为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所带来的后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要大得多。”“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方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他们的结论是：“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7卷第262～264页）
我这样详细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是说明生产力和交往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而这一点正是本世纪两次“太平洋问题热”讨论中所缺少的思考点。时逸之同志的书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做到。时至今日的研究太平洋问题者，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从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海路大通”的世界史，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交往普遍发展的历史。这两方面的结合使世界经济贸易中心发生转移。开始是16世纪以来的意大利、荷兰的工业和贸易，以后是17、18和19世纪中期的英法的欧洲工业和贸易。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和日本的崛起，太平洋地区越来越重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和交往的世界性，继《共产党宣言》之后，再次明确指出了这种发展趋势。他们认为，欧洲国家要改变这种局面，不致陷入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在商业上和政治上处于依附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实行社会变革，“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同上，第264页）
国际政治的变化是世界经济贸易中心转移原因的一个方面，而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则是更为深层的动因。从19世纪中期以来，虽然“太平洋问题热”为人们所谈论，但终究没有发生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根本原因就在于太平洋地区生产力和交往程度还不够发达。经济的核心是生产力，交往的纽带是贸易。生产力贸易的双翼齐飞，才会有中心的转移。近几年人们再次看到这种趋势，并预言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也正是东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诸国生产力和交往的飞速发展，使之重新由隐到显。要加速这一历史过程，其一是实现现代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二是扩大交往，加快对外开放，加强经济科技合作，使交往具有全球性的普遍交往。未来的太平洋时代，是一个生产力，特别是科技与信息高速发展，经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以及自觉、开放型的交往新时代。它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地中海时代和西欧近资本主义文明的大西洋时代不同，将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和平交往方式，以太平洋地区的一体化过程，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进入新阶段。曾经在古代西太平洋（从东北亚到东南亚）汉文化圈贸易网中扮演主角的中国，理应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今日研究太平洋问题的意义所在。
时逸之同志已经作古，他若有灵，在九泉之下可为现在发生的巨变而欣慰。对时逸之同志，过去我只知道他是陕西省的领导人之一，也听说他在文革中遭到不幸。但怎么也想不到他在30年代竟是一位国际问题的研究者。我读了他的这本自称为“监狱大学”的“毕业论文”，不由使我由衷地产生了敬慕之情。这是一部有传奇色彩、并对当前太平洋问题研究有连续性思考与启示的著作。有关领导同志正在筹措重印这本著作，以纪念时逸之同志，我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一举措，希望早日实现；同时从专业方面作了如上评估，并就世界经济贸易中心转移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尚祈学人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