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理论的深刻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唯物主义论文,人学论文,深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哲学家们围绕着人自身的“对象、现实、感性”进行过长期不懈的思考，留下过难以计数的有关人的自我认识的“自画像”。然而遗憾的是，他们要么对人只作纯客体性的抽象直观，将人等同于纯粹的对象物，要么对人只作纯主体性的抽象直观，将人等同于人的思想、意识或理性；那些不断更换的人的“自画像”中没有一张真正像人。
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人学理论诞生之前，如果从有关人的思索与认识的提问方式与回答方式上看，西方人学理论发展史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提问方式上看，它经历了从“这物是什么”到“人是什么”两个阶段；从回答方式上看，它经历了从“这物是人”到“人是某物”两个阶段。
人对自身认识的第一阶段，最早可追溯至西方文明史的源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证例要属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解读这个斯芬克斯之谜的神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依稀可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萌生，它标志着人的认识指向自我的启始。但在斯芬克斯之谜的神话中，它所表达的人对自身的意识还只具有不自觉的、萌芽的性质。因为从提问的方式上看，所问的是“这物是什么”或“这是何物”；从回答的方式上看，所回答的是“这物是人”。语言是实践的，一定的语言方式表达着人类一定的实践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认识水平。我们姑且不论人是否只是一种生物学的存在，人的特征及其变化是否仅仅表现在他的行走方式及其行走方式的改变上。仅从斯芬克斯之谜的提问方式与回答方式上看，它离人将自己视作一个独立的特殊对象，离自我意识的生成还相当遥远。因为无论在提问方式中还是在回答方式与答案中，构成语句的主词始终是物不是人，人只不过是作为宾语处在句子中。这极其明显地向我们表示，在人类文明的初始时代，人远没有将自己从外部对象物中分离与提升出来；它仍然将自己视作物，充其量只具有特征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在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中，人作为人存在还只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而不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
在西方人学理论发展史上，自古希腊哲学诞生开始，尤其是自苏格拉底哲学以降，人开始了认识自我的第二阶段，即逐渐地从对象意识转向了具有自觉性质的自我意识阶段。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人们在探讨与思索自身的问题时，无论是提问方式还是回答方式与答案，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提问方式看，它从“这物是什么”或“这是何物”转变成“人是什么”；从回答方式与答案上看，它从“这物是人”转变成“人是某物”。人与物的主宾关系发生了全新的改变：人是主词，物是宾语。这种话语方式的改变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种话语的游戏，而是蕴含着深刻的话语主题的转化，它标志着人类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人的主体地位的自我确认。诚然，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人学理论，自然哲学的视点还主要聚焦在自然界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解读上。然而，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不仅贯彻着哲学家们对人自身命运的深切眷注，因为对自然界始基与逻各斯的寻求本质上意在为人的生存寻求一种安身立命的支撑，而且在哲学家们对自然界的本质论的探求与诠释中，也直接或间接地牵涉着人对自身认识的悄然革命。当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将世界的始基归结为某一具体物质形态或某种存在现象时，在逻辑上也就暗含了对人是从某物或某现象演化而来的自然肯定。而自从苏格拉底将德尔斐神庙墙上铭刻的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作为哲学主题加以凸显以后，人对自身认识的革命便日渐显明。人是什么？柏拉图说：“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本·富兰克林说：“人是能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则从机械论的观点将人界定为“人是机器”。费尔巴哈认为：“人是那个自然界在其中化有人格、有意识、有理性的实体的东西”。总之，从古希腊哲学诞生之后，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思想家们对人这个“对象、现实、感性”的思考，基本上都遵循着“人是什么”与“人是某物”的思维模式运行的。不可否认，这种思维模式相对于“这物是什么”与“这物是人”的思维模式而言，有着明显的优越性，是人的思维发展阶梯上的重要升华。如前所述，它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生成，人与外在对象世界的分离与对置，以及人作为人存在的独立主体地位的自我确立。然而，这种思维模式的缺陷也是极明显的：它局限于对人的某些特性作抽象直观的把握，试图从人与动物或人与他物的对比中去寻求一种有关人是什么的肯定性答案；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所给出的有关人的界说与有关人的各种各样的“自画像”，不可能像人。不仅如此，这种思维模式还会使人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新说层出不穷却又被迅速否定与超越的困境。其深刻的原因在于：人并不是一种一经诞生便固定不变的定在与恒在的存在物，相反，人是一种能自我塑造、自我超越、处在不断生成与进化的存在物；随着进化程度的提高，它会衍生出一些新的特点，呈现出一些新的形象。固守着“人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与“人是某物”的回答方式，无法在逻辑上获得自足性的支撑。只要对问题的回答不具有自足性，有关人是什么的追问就会无限地进行下去。这是一种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唯有改变思维模式。
二
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对人苦苦思索却不得要领、未获正果，其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抽象直观的思维方式：他们对人自身这个“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也同对人之外的“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一样，要么诉诸一种纯客体性的抽象直观，要么诉诸一种纯主体性的抽象直观，而不懂得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维度去进行理解。这种抽象直观的思维方式虽然也能抓住人的某些外部特征或派生特征，但在总体上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他们所犯的错误颇类似于盲人摸象式的错误。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诞生则不仅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把握人的外部“对象、现实、感性”的正确道路，而且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把握人自身的“对象、现实、感性”的正确道路。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视野里，人所面对的“对象、现实、感性”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生成的，是一种属人的世界或人化的世界，故理所当然地应从人的实践活动的方面去理解。同样，人也不能仅仅视为大自然的天然造化的结果。人作为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也许打有较为明显的自然造化的印迹，但人作为人的存在，则是自己生命活动的结果，人是在自己生命活动的基础上自我塑造、自我生成的。正如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时曾指出的：“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人的劳动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也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因此， 当人将自己作为“对象性的、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来认识时，也应该从劳动、实践上去进行理解。
诚然，“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而且随着人的历史的延续与进化程度的提高，我们能够说出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也将愈来愈多，以至趋向于无限，然而，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视野里，真正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是其各自的生命活动的性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即是劳动。因此，“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当马克思用“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扬弃了先前哲学家们对人的抽象直观的思维方式，诉诸于一种实践的理解时，他就寻得了一条通向科学的全新路径，在哲学史上实现了一次人学理论的深刻革命。这个革命既改变了有关人的提问方式，也改变了有关人的回答方式。它将提问的话语改变成“人是什么样的”，这种重大改变同时也决定着回答方式与答案的改变。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方式与性质决定与确证着他自身存在的形态与性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同上，第67—68页）人是怎样的？在其呈现形态上，他不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定在与恒在，而是一种不断改变与超越的存在。人的生产方式与他生产的产品，就是人的“自画像”。人怎样生产、生产的是什么，这些是人的本质发展的现实呈现。“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同上，第1页）“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上，第56页）“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视野里，“人的世界”、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都是在人的劳动或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的作品。因而，它们是人的现实性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人可以现实性地反映出自身的生动形象。人创造了怎样的属人世界，创造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创造了怎样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他自己就是怎样的，或者说就具有怎样的本质。“人的世界”的变化、“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变化、“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的变化，这些变化记录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变化的历史轨迹，因而也表现为人自身进化或演进的历史谱系：它是人自己书写的书，要解读人唯有读懂这本书。
这种有关人的提问方式与回答方式，如果仅从话语的主宾结构看，或许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构成话语主词的都是人，宾语是人的存在的某种样态。但二者的思维方式不同，前者诉诸于对人本身的单纯的抽象直观，后者诉诸于对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解，因此二者所表达的内在意蕴全然不同。当人们对自身的存在诉诸于单纯的抽象直观时，它所追求与获得的是一种确定不变的答案，通常表现为类似于费尔巴哈的看法，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或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当人们对自身的存在诉诸一种实践活动的理解时，它所寻求的答案虽是确定的，但却不是不变的，因为人是“什么样”的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决定的：人的实践活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本身的存在也就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的实践活动决定着人的变化的路线，因此，它所获得的只能是一种不断变化与更新的答案。概言之，在前一种提问方式与回答方式中，人们所获得的是一种抽象性的主体存在；在后一种提问方式与回答方式中，人们所获得的才是现实性的主体存在，也即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三
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所揭示的把握人的全新思路，不仅为我们现实地把握“现实的人”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途径，而且也为我们辩证地把握“现实的人”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途径。可以说，上述思路既贯彻着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精神，同时也贯彻着马克思的辩证法精神，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逻辑契合的典范。这一有机的内在契合也为我们走出人学研究领域的如下理论困境找到了出口。
在对人的把握问题上，人们通常在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片面性困境。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中，一般的、抽象的人曾经受到过尖锐的批评。但遗憾的是，人们在解读这种批评时通常又造成了误读，产生了一种新的片面性。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人学既然对哲学史上抽象的人性与人的本质观进行了批评与否定，强调社会历史条件对人的本质与人性的规定与影响，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一般的人的本质与人性，人的本质与人性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因而人的本质与人性是变化的、历史的、具体的。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有关人的一个不容怀疑的基本结论是：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在阶级社会中则具有阶级性。然而，这种看似合乎逻辑的思维理路，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抽象人的理论批评的误读，也是对辩证思维方法论的明显悖逆。从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内在思路看，它并不是完全反对对人自身的“对象、现实、感性”作直观的抽象的理解，而是反对单纯地诉诸于抽象直观。先前的思想家们的抽象的人学理论无疑是错误的，但错误在于其片面性，而并非全都错了。将人的本质单纯地定格在他的具体性或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上，其实也是一种片面性。人作为人有其自身的一般性的本质规定，只要他存在一天，就具有这种规定，否则他就不能称之为人。但这个本质性的规定又不是一种不变的定在：随着自身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与深化、他所创造的人的世界的发展变化，他自身的“对象、现实、感性”也随着发生变化，因而呈现出具体性与个别性的特征。人的本质是由他的生命活动性质决定的，而人的生命活动即是劳动、实践，因此人的本质即是“劳动”或实践。人的劳动、实践具有自由自觉的性质，这种自由自觉性构成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或种的存在的类特性；只要人以劳动、实践的方式存在，他就具有这种类特性，就此而言，他是不变的。但人的劳动、实践在深度与广度上是不断深化与拓展的，随着这种深化与拓展，人的自由自觉的程度又在不断地增强与提升。总之，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视野中，人的本质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有一般的、普遍的本质又有个别的、特殊的本质，既是不变的又是变化的，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当然，当我们对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有关人的本质、人性的理论作上述辩证统一的理解时，我们同时也应承认，相对于人的本质、人性的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方面而言，“实践的唯物主义”更看重与强调的是人的本质、人性的具体的、特殊的、变化的一面。其深刻的原因在于，正如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一般时所指出的，虽然“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然而，“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了本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页）。将一个时代的人与其它时代的人区别开来的不是人的共同的、一般的、抽象的方面，而是他的差异性、个别性。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即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这种“现实的人”或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也是“在其现实性”上处在历史性生成过程之中的，呈现出不同于一般的人或其它时代的人的自身特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视野里，是肯定人作为人存在有着一般的、普遍的也即抽象的本质规定的。这种一般的、普遍的本质规定即是人的类特性，也即是人活动的自由自觉性。对这种一般的、普遍的人的本质存在的肯定，不能视为是青年马克思在理论上的先验性的主观设定，实际上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从猿到人的历史进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历史实际的科学总结，是对人在作为人存在之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具体存在形态特性的科学抽象与概括。对这种一般的、普遍的人的本质存在的肯定，也不能视为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它同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逻辑节点。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视野里，人的一般的、普遍的本质是在人的劳动、实践的基础上生成的。它既是人作为人存在的诞生标志，也是人作为人存在的继续发展的起点与基础，同时还是我们把握人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坐标。这个基本坐标规定或指示着我们在思考人的本质问题时的基本向度。我们不能偏离这个基本坐标，否则就会在思考人的本质问题时，像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那样迷失方向，误入歧途。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在理解“现实的人”时，为何强调要从人怎样生产、生产什么出发，而不是从别的什么东西出发？究其原因，无疑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的理解有着内在关联。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视野里，人的劳动、实践所呈现出来的自由自觉的类特性是人在其抽象性上的一般的普遍的本质规定，而“人怎样生产、生产什么”指向的是人的具体、现实的劳动，因而是判定与测度“现实的人”的现实本质的标尺。“人怎样生产”既是由人创造和使用的生产工具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他所创造与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这些具体的物质生产条件既为“现实的人”的现实生产提供着发挥其自由自觉性的可能性的舞台与空间，同时也规定着“现实的人”所能发挥的自由自觉性的广度与深度。而“人生产什么”即人生产的产品，则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或客体化，它是人的作品，因而也是劳动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现实的人”自由自觉特性发挥程度的现实展现。但“现实的人”的现实本质不过是人作为人存在的一般的、普遍的本质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展开与呈现。不管人离开自己的历史起点有多远，他的生命活动性质都具有自由自觉的特性，就这一点而言，他永远不会改变，人所能改变的只是自由自觉的程度。万变不离其宗，万变中存在着不变，即人的基本本质特性不变。
总之，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在人的理解问题上实现了一场深刻的人学革命，是人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壮丽的日出。但我们在解读这个革命时，切不可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用一种片面性取代另一种片面性。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人学反对的仅仅是单纯地对人作抽象直观的片面性理解，而不是绝对地反对作抽象的理解。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变与不变的统一，这些统一是辩证思维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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