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金融经济学及其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方向论文,试论论文,中国金融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经济学，作为我国金融理论学科体系中的基础理论学科，在1987年首次被提出。它从产生时起，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生命力就为许多人所置疑。长期以来，在我国高等财经院校的讲台上，尚无金融经济学的一席之地，人们还难以理解金融经济学与货币银行学以及其他金融学科之间的关系。因此，什么是金融经济学，如何界定金融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就成了这门学科有无发展前途的关键问题。
一
讨论金融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问题，从本质来看，是没有必要的。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了困扰我国金融学科建设中的一个疑难问题，是由其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研究方法决定的。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看，金融经济学不过是西方经济学在当代的反映，它与货币经济论是同一概念。本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称为“古典二分法”，货币理论被当作货币数量论，被当作单纯考察绝对价格水平的“价格的货币论”而与价值论或实物经济决定论相分离，成为两种没有内在联系的理论结构。早在19世纪末叶，瑞典学者维克塞尔首先提出要打破“古典二分法”，把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货币经济论的经济学体系，强调货币市场、利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内在作用。显然，维克塞尔的货币经济论的真实含义是货币论与经济论的内在结合。这种思想是对传统的价值论和货币论的一次思想方法上的飞跃。但由于历史条件尚不成熟，当时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再加上瑞典学派当时的影响力较小，维克塞尔的呼声并未造成货币经济学的真正革命。货币经济学的真正创立是本世纪3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凯恩斯。凯恩斯在30年代之前还是一个传统的剑桥学派的货币金融论者。他在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还只是从修订剑桥方程式入手，分别提出“实质货币余额与方程式”和基本物价水平方程式”，后者与前者相比已经引入储蓄、投资、利率等概念，但究其实质仍旧是讨论“价格决定”而不是“收入决定”的理论，仍旧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1936年，凯恩斯在其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传统的货币论是“价格的货币理论”，他要创造一种“生产的货币理论”，并且用这种理论来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以此来说明“货币不是中性的”[1]，把就业（或生产）与利息、货币理论结合起来[2]。凯恩斯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货币市场对利率的作用及其对国民收入的决定作用，说明货币数量对利率、货币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实际国民收入的作用。这样关于国民经济的实物分析与货币分析被统一在一个理论模型中，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古典二分法”，货币也不再被当作“中性”的“货币面纱”了。“凯恩斯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实现了“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经济论”的分野，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价格决定”，后者强调“生产决定”；前者是单纯的货币论，后者是货币论与经济论内在联系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凯恩斯《通论》的出版，标志着以货币经济论为实质内容的当代经济学的建立。此后，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论，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希克斯-汉森曲线，鲍曼的货币与总体经济论，肖-麦金农的“金融压制与深化”理论以及帕廷金的新现金余额理论等，掀起了创立当代货币经济学的浪潮。从货币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进程可知，它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突破“古典二分法”，把价值分析和货币分析结合起来，强调货币的内生作用。比如在宏观层面上把货币运动与物价水平、国民收入、社会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与发展等结合在一起，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其运行规律。第二，货币经济学的历史背景是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学科，所以称为金融经济学。反映了金融资本要求通过金融市场、调控金融机构、调控货币供给量，实现金融资本的运行目的和运行规律。第三，货币经济学本质上是垄断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理论。它一方面反映货币作为金融资本的一部分在金融市场中介下具有价值增殖作用，强调市场调节作用，从而具有货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反映金融寡头的集中性和垄断性的特点，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计划调控的倾向。
当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金融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一切经济活动均处于金融经济活动的控制之下。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信号是利率，金融活动的主体是金融机构，其最高组织形式是中央银行，这是一个最大的具有最终控制社会总量经济动力源泉的垄断机构，具有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双重职能，它是联接市场与政府的纽带以及实施计划控制和市场自由调节的唯一经济机构，因而也是同时具有计划调节市场调节功能的唯一政府组织。因此，当代金融经济制度的社会簿记作用、经济调控作用、统一控制与分散经营的功能不仅可以适应于私有制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适用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金融经济制度的区别仅在于中央银行的社会属性和领导中央银行的政府的性质，国家的性质是划分金融组织社会性质的根本依据。货币经济作为当代金融经济制度在理论上的产物，从其共性上看是当代金融经济制度运行规律的理论反映。在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环境下，社会需要一种既能反映金融垄断资本集中性，适应生产社会化和计划化程度不断提高需要的金融经济理论，又能反映单个金融资本要求摆脱政府的非正常干预，促证单个资本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市场调节的思想体系，而反映这一时代要求的只能是金融经济学。
二
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经济学的最早倡导者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于1986年10月中国金融学会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建立金融经济学的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他认为金融经济学、金融学、金融业务分属于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实际业务的学科体系，并且把金融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放在同一层次归结为关于金融、生产关系、生产力三大基础理论学科。钱学森还认为，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资金等供求不平衡，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进行全社会不同地区的资金的重新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此，金融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怎样利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规律解决不发达地区的开发资金问题，因而成了研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研究不发达地区如何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理论。可见，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学森心目中的金融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较低层次的金融发展经济学或投资经济学，而不是从理论高度上提出价值论与货币论相结合的货币经济论。钱学森只是从当代金融经济活动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重要作用和有关统计资料出发，本能地意识到金融经济学产生的必要性并将之与政治经济学放在同一层次[3]。
钱学森的倡议受到我国金融学界的重视。1986年以后，我国金融学界对金融经济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大体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传统的货币银行学基础上引入西方客观经济分析的方法与内容，其名称仍为“货币银行学”或“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等。二是撰写金融经济学的专著，大都称之为“金融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4]。从其研究内容上看大体包括：资金与经济发展、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金融系统运行环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问题等。另外，还有一些虽名为金融经济学著作，但由于没有涉及中国实际经济问题，仅仅介绍西方的货币金融学说，这已脱离我国金融经济学的范畴，而是“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之类著作。还有一些著作则只是货币银行学和管理学的简单堆砌，这些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货币经济学。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经济学是那些研究中国金融制度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著作与文章。由于我国仍旧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迄今这类中国式的金融经济学基本上属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三
中国金融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究竟是什么层次，它能否与政治经济学同属一个层次，这决定了中国金融经济学能否具有长期生命力的关键。中国当代金融经济学的出路无非有三条：第一，金融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相平行的一门独立学科。第二，取代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溶化在政治经济学中，成为反映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最高代表。第三，排斥在政治经济学之外而溶化于货币银行学，从而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作为最高层次的基础理论的经济学只能是一门学科。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国家、不同流派之间有种种的变化和类型，但它作为一切经济学科的最高层次的科学方法和基础这一特性是永远不会变化的。我们只能将之称为经济学，而不能作其他的解释。第三条道路则等于是宣告金融经济学的终结，金融经济学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无法与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等学科区别开来而失去存在价值。第二条道路则指明了中国金融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也正面临着抛开“古典二分法”的历史变革的关头，能否完成这种变革已成为其生存的首要问题；而当代中国的货币理论界已经先于政治经济学界开始思考如何运用货币理论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二分法出发，只满足于解释货币流通量和物价水平的决定问题。这两种趋势表明，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正经历着货币论与价值论的相结合的历史新阶段，只是政治经济学的变革明显滞后于金融经济学。再者，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过近20年的摸索，正在不自觉地走向现代金融经济制度的发展道路。因此，金融经济学取代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最终演变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的中国经济学或许不一定被命名为金融经济学，但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必然是一种货币经济论则是无可置疑的。
在当前条件下，中国的金融经济学应当遵循什么样的道路和条件才有可能取代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货币数量论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经济化呢？
第一，要突破把金融经济学当成金融发展经济学的观念。如前所述，我国金融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当成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从已形成的著作来看，或者把金融经济学当成资金流量分析法，讨论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作用；或者把金融经济学当成如何在国内外转移和分配资金，参与国际资金大循环的投资和发展的经济学。所有这一切均没有与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和政治经济学的变革真正有机结合起来，也没有把金融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真正放在同一层次。
第二，要树立金融经济学是反映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时代的经济学的观念。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反映商品经济时代的理论结构。在那个时期，社会的基本经济细胞是商品。货币只是商品交易的媒介物，银行只是信贷的中介机构，这两种要素的活动领域局限于流通过程，所以在理论上透过流通去讨论生产过程的价值本质和实物经济的形成过程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但是，在商品经济过渡到金融经济时代后，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细胞是货币（或广义的货币）。货币的职能不仅得到充分全面的利用，货币的贮藏职能正在日益取代流通手段的地位而成为货币的基本职能，而且货币的各种职能正在日新月异地创造着各种新的金融工具，不仅在流通中而且渗透到直接生产过程中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银行也从简单的信贷中介人而成为万能的垄断者，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发挥直接作用。金融经济活动成为第三产业最大支柱，成为联接社会经济网络的主脉络。在这种情况下，货币金融理论也就演变成了可反映联接生产与流通、计划与市场的“生产的经济学”。货币经济论不仅可以解释物价和货币购买力的确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用于说明货币金融活动通过什么，按照何种路径决定一国经济协调、稳定，均衡全面的增长。一国货币政策中稳定货币的目标首先是通过社会经济一系列因素和传导机制来实现的，经济的稳定与货币的稳定是同时实现的有机整体。如果讲，在20年前，在“古典二分法”的引导下，我们可用单纯强调控制货币流通量的办法来控制物价，控制“发票子”，还能勉强取得某种效果，还能证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有用性，那么，在今天单纯运用货币数量论而忽略货币经济论的系统作用，就会忽略货币与利率对货币价值在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根本无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
第三，要确立中国金融经济学具有不同类型的观念。尽管中国的金融经济学实质上是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但在现今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却又无法等同于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自身还处于改革完善之中，甚至无法接纳货币经济论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经济学也处在较低的层次之中，本身也不具备取代或溶合于政治经济学条件。因此，中国的金融经济学仍旧是一个侧重研究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货币论，如前所述，其创新的部分仅局限于经济发展问题，没有全面论述中国现实经济中货币，利率、商品市场、直接生产过程、物价水平以及内外均衡关系的系统揭示中国经济运行全过程的货币经济学体系，还不能与严格意义上的货币经济论同日而语。中国的金融经济学甚至还局限于一些专门从事金融理论研究的金融经济学家的研究目光，而未能引起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足够重视，所以，当代中国现存的金融经济学还只能是政治经济学的补充或者是中国经济学流派中的货币学派。
注释：
[1]《凯恩斯选集》，第13卷，第408-411页。
[2]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序言。
[3]详见《中国金融》，1987年第1期，第3期，第5期；《金融研究》，1987年第1期。
[4]详见周晓寒《金融经济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贝多广《宏观金融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胡关金《金融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佩真《货币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林志远《社会主义货币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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