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与洋务派“体用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派论文,体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分野不在于坚持还是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对中体西用的不同理解和运用。维新论者把西政引入中体，把西用引向开民智、兴民权、设议院的变法理论，使中体西用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 洋务派 维新派 中体西用 比较
一般认为维新派与洋务派在维新期间的思想分野，集中体现在坚持还是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特别是张之洞《劝学篇》的发表，全面阐述中体西用，显示出与激进的变法主张格格不入。然而，更多材料证实，维新派大多又是“中体西用”论者。因此，对维新派与洋务派关于“体用论”的主张，就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了。
一
关于维新派对中体西用的批评，一些论者常引用严复《论教育书》中的一段话：“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1〕该文发表于1903年。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从未正面批评中体西用。相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首领都赞同中体西用论。
康有为变法思想的显著特色是“托古改制”。在此旗号下，康有为十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儒学的先进。他的变法文化观似乎较之中体西用更古香古色。1891年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时，强调办学“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直到1898年，他仍坚持“乃谓今日，非维持人心，激励忠义，不能立国，而非尊孔子无以维人心励忠义。此又变法之本。”〔2〕在康有为的思想深处， 仍是中体西用的中西学术观，即“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讲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3〕
梁启超秉承乃师变法宗旨，在中西学术上与康有为并无二致，他在代拟《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学堂功课例》中全面阐述：“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中西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者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4〕1896年10月， 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也强调“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5〕即使是维新变法的著名理论家严复， 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自然、社会科学、进化论等的同时，并不排斥中学为体。谭嗣同一方面大声疾呼冲破罗网，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学的本体。可以看到，维新变法的思想家们尽管对西学的认识和理解上有较大差别，对中学的理解也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性，然而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则是一致的。他们基本上是用这种框架处理中西学术关系。所不同的是，尽管维新派坚持中体西用，但他们对中学和西学的认识较之洋务思潮又有新的发展，也就更带有时代特色。
二
维新思潮兴起于洋务思潮30年后，其间经历了中法、中日战争，经历了中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资产阶级产生、初步发展并形成一定的政治力量的过程，人们的西学认识也有了明显深入，完成了从学不学到怎样学的初期阶段。学有成效和失之偏颇都在中体西用框架中逐一展现。时代渊源、思想沿革，都向维新派提出了承继与革新的双重课题。在这种背景下，维新派的中体西用，显示了与洋务思潮不同的理论特色。
洋务思潮发展过程中“采西学之体以为中用”和西学自有本末，大本末与小本末一系列新西学论的问世，使人们的西学视野进一步拓宽。在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中，中体和西用的含义都有一些实质性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很大程度归功于被称为早期维新派的一批思想家。随着西学东渐，人们自然会遇到中西文化各自的体系、核心以及相互冲撞融合中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分歧。许多思想家一方面身体力行于洋务活动，一方面又鸟瞰洋务运动的进程，洋务发展中的各种弊端尽收眼底。因之，又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洋务思潮的理论不足。指出其“弃其精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6〕，导致学无成效。特别是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 人们的西学视野进一步开阔，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继洋务思潮又有新的突破。
与洋务运动初期的情形不同，70年代以后，一方面是翻译西书大量面世；二是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走出国门，直接感受西方社会。这部分人如郭嵩焘、王韬、郑观应、严复等对西学的了解和传播，为维新思潮的形成起了理论先导作用。在对洋务办学的反思中深化西学传播。“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水师武备学堂、自立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而有。而臣顾谓教之之道未尽，何也？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肆及，其未尽一也。”〔7〕他们认为中西都有自己的先圣， 也就有各自的灿烂学术成就，都是对真理的一定程度的认识。“盖非常之辈天何尝择地而生？我国有非常之人，岂他国无非常之人乎？则我国有前圣之制作，岂他国无前圣之制作乎？且他国无前圣之制作迭兴、继续之以克驽夫前圣者乎？”〔8〕在对西学中源的批评中， 逐渐认识到西方格致说、人文哲学、政治学说等都有自身渊源和价值，摆脱“礼失而求诸野”的西学东渐模式。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西学本末的划分。尽管体用、本末、道器、主辅等都是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他们运用于评判西学，就深入了对西学的认识层次。维新派对西学的体用划分，受到郑观应的很大影响。认定“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9〕梁永超概括为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 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纲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
按照大本末和小本末的划分，维新思想家注重在传播西学中，选择较高层次的西方社会、自然科学知识，以弥补洋务思潮的不足。特别在戊戌政变后一段时期内，广泛通俗地宣传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著名思想家，比较系统地整理和介绍了欧美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的发展史和近代成就，撰写了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传记，形成了空前的启蒙思潮。
维新思想家对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民主制度的称颂为洋务思潮所未能达到的高度。尽管他们早期对“民权”和“民主”的概念仍很模糊。康有为、严复、黄遵宪等都提倡民权，反对民主。直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才指出“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10〕但他们在向西方学习中却对民主制度的开民智、兴民权、设议院等重要内容表现了极大兴趣。谭嗣同的冲破罗网，严复论三权分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议院观，无不显示他们虽然也认可中体西用，但中体的实质发生了某些变化，西用则与洋务思潮的西用有更大区别。康有为早年就指出泰西“政事皆出于议院，选民之秀者与议，以为不可则变之，一切民与共之，任官无二人，不称职则去，故粉饰者少，无宗族之累，无妾姬之糜，无仪节之文，精考而厚禄之，故中饱者少。泰西非无贪伪之士，而势有所不行；中国非无圣君贤臣，精核之政，然而一非其人丛弊百出，盖所由民也。”〔11〕随后他逐渐形成了以政治改革，设议院更张封建政体的政治主张。“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于善必由此。”〔12〕在维新思潮的中体中，虽然也强调经义、国闻、掌故、名物，但对核心的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变革、甚至激进的否定。“盖我国民所以沉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见天日者，盖由此等邪说，成为义理而播毒于人心也。数千年之民贼，既援国家为己之产业，挚国民为己奴隶……遂使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13〕显示在传播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大胆举措，把中体西用观引向变法、变制、开民智、兴民权、设议院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的中体西用观的关系，既有承继又有扬弃。洋务思潮是维新思潮的直接理论先导，特别是洋务思潮发展中突破早期西学观许多误区的进展，更对维新思想家以极大影响。
维新人物对于责难、诋毁办洋务数十年成效的观点很不以为然，强调“谓今日之祸皆由数十年之洋务。冤呼！”〔14〕“接于聪明，接于精神，接于日用饮食，何莫非洋务？既不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斯决去之而势有不能。”〔15〕他们谴责封建守旧派人物对洋务的种种诽谤和自视清高，指出，“数十年君子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余力，稍知愧耻志，至不敢与洋务之人通往来。”〔16〕无论在社会生活或思想领域，他们都表现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客观的审视，充分肯定洋务运动、洋务思潮对社会进步、思想启蒙所产生的巨大效应，以维新变法应有的理论高度，完成对前任的承继与创新。
与洋务思潮不同，维新思潮开始意识到西学是一个完整的具有理论形态的文化体系，不再象洋务初期那样视之为皮毛。他们正确地把西学划分为“西政”和“西艺”，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强调西学是近代西方社会制度及其政教设施的本源，意识到中国不仅在“西艺”方面落后，在“西政”方面，也同样落后。他们抓住了西学的核心是崇奉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则和民权学说。而中学则旨在取儒学言论之便于君主者作专制之说。按照这种划分，他们更注重把“西政”引入中体，“西艺”作为辅用，由此得出政治改革的结论，从而使维新思潮的中体西用观富有变法图存的时代特色和理论作用。
洋务思想家并非没有涉及政治改革，也发现了“西政”的强处。包括邓华熙、张树声、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官员都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变法”主张。这是中体西用观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使然。但是，由于认识深度、社会环境、政治地位等因素的制约，他们从总体上讲迈不出政治改革这一步。因之，当维新思潮兴起时，洋务思潮自然顺理成章把接力棒递送给了下一站。
收稿日期 1995-09-01
注释：
〔1〕〔12〕《严复诗文选注》141，68页。
〔2〕《杰士上书汇录》，《请商定教案折》。
〔3〕《戊戌奏稿》，《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致用策论折》。
〔4〕〔13〕《饮冰室文集》一、第19页，五、17页。
〔5〕《戊戌变法》一、461页。
〔6〕《庸书》外篇自述。
〔7〕《光绪朝东华录》四、总3791页。
〔8〕《万国公报》第22期、1883年1月。
〔9〕《郑观应集》上、967页。
〔10〕《爱国论三·论民权》，《清议报》第12册。
〔11〕康有为《救时刍言》。
〔14〕〔15〕〔16〕《谭嗣同全集》第158页，第206页，第20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