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滴水效应研究&基于动态计量模型的分析_收入差距论文

我国经济增长的滴漏效应研究——基于动态计量模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效应论文,模型论文,我国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基于宏观经济的变化,人们对公平和效率问题日益关注。发展经济学家也开始关心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Singer在回顾关于发展问题理论的演进时写到:“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发展理论视GNP的增长为一个中性的、客观的和容易达到的核心目标……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意识到贫困及分配问题。而是假设了GNP的增长会自动滴漏给低收入群体,只有当GNP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减少贫困的目标才能达到。”①Kuznets(1955)更是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曲线假设来刻画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为了解释这种假设,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理论。Banerjee和Newman(1993)、Aghion和Bolton(1994)、Perotti(1993)等人研究了生成Kuznets倒U型曲线的经济机制。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需要对生产要素重新分配,这种分配会让要素从生产率低且报酬递减的传统部门向生产率高且报酬递增的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在这种转移过程中,穷人会受益更多,从而居民收入差距减少。但他们指出,由于投资障碍、市场不完善等原因,这种资源重置不可能顺利完成。他们论文中的经济机制都基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本文将就Aghion和Bolton强调的滴漏机制理论对中国现实进行验证,以此判断中国经济增长中财富滴漏的速度是否有助于缓解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为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建立有效的滴漏机制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本文将基于实证研究提出建议。

一、理论回顾

许多学者对滴漏理论进行过研究。Grant对滴漏理论进行定义是:“穷人能从那些让富人得利的政策中受益。或者说滴漏意味着穷人能从总的经济增长中得益。”②Todaro认为GNP和人均收入增长会给穷人带来收益。Nugent和Yotopoulos提到:“主流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滴漏是很难的。但只要经济开始快速增长,财富的纵向滴漏和横向扩散就是自动完成的。”③总之,滴漏理论认为富人财富的增长会滴漏给穷人,所以富人财富的积累将有益于穷人。

20世纪90年代,Aghion和Bolton(1997)基于不完善资本市场建立了一个关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模型,该模型分析了资本积累的滴漏效应,并建立了财富从富人滴漏给穷人的机制。该模型中滴漏效应的发生机制是资本市场的借贷行为,也就是说,经济中资本积累增加,穷人可以从中得到的进行投资的资金就会增加,这又会使得穷人收入增多。Loury(1981)、Banerjee和Newman(1991)认为,由于投资项目的未来资本报酬率并不确定,企业家也不可能完全规避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所以收入不平等就不可避免的存在。个人财富的变化也会是非线性的。而Aghion通过引入信贷市场的供给并把利率内生化,即均衡利率结构由投资资金的供求内生地决定,从而为避免他的模型陷入非线性设立了可能性。这是分析资本积累对收入分配效应问题所必要的。模型假定利率内生地由投资资金的供求决定。因为个人财富的随机演变依赖于在均衡利率下的经济变动。个人财富的变化就是非线性的马尔可夫过程。但是当资本积累足够快时均衡利率会趋于一个固定的时间序列,这时个人财富就可以用线性方法来刻画,同时收入分配也就会趋于一个惟一不变的状态,从而避免了Banerjee和Newman(1993)在马尔可夫过程得出的多个分配状态的情况。在资本积累足够高的条件下,财富会由富人滴漏给穷人,并导致稳定的财富分配状态。尽管滴漏机制存在,但该机制不足以对资源进行最有效率的配置,也就是说财富的再分配仍然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效率。这是因为,再分配能带来更大的机会平等,同时加快滴漏过程。不过,一次性的再分配只有短期效应,为了提高经济的长期效率,必须采用永久性的分配政策。由于模型没有考虑激励问题,对再分配的要求没有考虑。但是,Aghion和Bolton认为可以考虑再分配的其他动机,如公平、保障等。

总之,Aghion和Bolton从中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当资本积累率足够高时,经济将收敛于惟一不变的财富分配状态;二是即使在自由放任下滴漏机制能产生惟一稳定的分配状态,政府仍然有干预经济的空间。尤其是,财富从富人到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再分配可以带来更大的机会平等和加快滴漏过程,从而能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换句话说,滴漏机制并不能最终取得一个效率充分的资源分配状态,而再分配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原因就是,穷人在投资时需要借入的资金就会减少,利润最大化对其激励受到的扭曲也会减少。三是尽管初始资本积累过程会扩大不平等,但在后面阶段,会减少不平等。

滴漏理论也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质疑。Adelman和Morris(1973)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占全国60%最穷的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该国全部经济记录的研究,发现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最穷人口的绝对收入比重和相对收入比重都下降了,而且几乎没有发现“滴漏”机制的证据。他们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经济学家和经济计划制定者基于财富的自动滴漏理论都没有将收入分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主要的政策问题来考虑,从而发展过程没有带来穷人福利提高,反而使不平等愈益扩大。并且,在提出“滴漏效应”假设的年代,由于缺乏关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贫困和失业的数据,因此,在当时无法对增长的利益会自动地“滴漏”到穷人身上这一被广泛接受的命题进行检验。所以,Adelman、Nugent和Yotopoulos(1979)等人认为,从国际经验数据来看,收入不平等在扩大也就意味着滴漏并没有发生。Santonu Basu和Sushanta Mallick(2007)研究了印度情况,发现其增长并没有产生滴漏效应,他们认为主要是劳动节约型的资本构成阻碍了滴漏的产生。

当然,他们的研究所采用数据的背景与中国发展情况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我国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是否发生了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滴漏,国内外还缺乏相应的研究。本文试图做一尝试。如果存在这种滴漏,就表明我国经济制度和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是相容的,比如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等;否则,要对我们的制度和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基于中国数据的验证

由于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体,城镇和乡村有明显的发展差距,我们可以把城镇视为Aghion和Bolton模型中的富人阶层,而把乡村视为穷人阶层,尽管忽视了阶层内的差距,但我国最穷的人群在农村,用农村的受益考察滴漏效应是恰当的。所以,本文以城乡可支配收入比,而不是基尼系数来表示城乡两阶层在经济增长中收入差距的变化。考虑到资本从城镇向农村计量数据难以获取,本文以农村固定资本投资占总固定资本投资比的变化来替代资本的这种流向,尽管两个变量存在区别,但两者的变动趋势应该大体一致,故这种替代不会影响分析结果。以储蓄比来衡量城乡自有资本和财富的变化,这样固定资本比和储蓄比这两个变量可以反映农民和城市居民所拥有的进行投资的能力。也就是说,文章将通过考察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两个阶层所拥有的资本的变动趋势,以及两者收入差距的演变,从而考察是否在这过程当中存在有效滴漏。故本文选择了城乡年人均储蓄比(CRSR)、城乡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比(CRDIR)、农村固定资本投资占总固定资本投资比(RFCIR)、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ROWTH)这四个变量来进行计量分析。由于受数据的可得性限制,且我国从1985年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故本文采用我国1985-2004年的年度数据,如图1。

图1变量数据

数据来源:《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国研网、《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考虑所用数据的非平稳性及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本文采用动态计量方法来分析。在研究中首先将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分别确定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等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本文分析将采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在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以后,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就可以建立向量误差模型来进行进一步分析。随后,本文将就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以得到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此来分析滴漏效应是否存在。如果从长期看,农村资本占的比例并没有在经济增长中得到相应提高,并因此带来农民的储蓄增长及缩小城乡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即如果收入分配状况不是收敛的,本文认为经济增长的滴漏效应是不明显或者是不存在的。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所有分析皆应用Eviews5.1软件来完成。为了模型的紧凑,对城乡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比(CRDIR)和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ROWTH)均取对数处理,处理后变量名为LCRDIR和LGROWTH。D( )表示对某个变量的差分,检验如表1。

可以看出,所有变量所选样本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5%显著水平下是平稳、同时是一阶单整的。故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检验及VEC模型分析

由于所有变量都是单整变量,故可考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所得结果如表2,表明在99%置信水平下至少有2个协整关系存在。考虑到本文主要是通VEC模型考察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故选择一个协整关系分析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如果存在就表明能构造向量误差模型来分析。分析得到其标准化协整系数如表3。

为了验证四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构造新序列:

vecml=LCRDIR+0.24LGROWTH+0.25CRSR+9.5RFCIR-3.39

对新的序列vecm1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为平稳序列,并且取值在零附近波动,所以协整关系正确。可进行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得到如下方程(方程中各变量后的括号中的数字为滞后期,而其中D代表差分):

D(LCRDIR)=-0.08[LCRDIR(-1)+0.24LGROWTH(-1)+0.25CRSR(-1)+9.25RFCIR(-1)-3.39]+0.04D(LCRDIR(-1))+0.05D(1GROWTH(-1))-0.02D(CRSR(-1))-1.23D(RFCIR(-1))+0.02

………………………………………………………………………………………………(1)

D(LGROWTH)=-2.05[LCRDIR(-1)+0.24LGROWTH(-1)+9.25RFCIR(-1)+0.25CRSR(-1)-3.39]-0.06D(LCRDIR(-1))+0.44D(LGROWTH(-1))+0.51D(RFCIR(-1))-0.01D(CRSR(-1))+0.04

………………………………………………………………………………………………(2)

D(RFCIR)=-0.1[LCRDIR(-1)+0.24LGROWTH(-1)+9.25RFCIR(-1)+0.25CRSR(-1)-3.39]-0.07D(LCRDIR(-1))+0.01D(LGROWTH(-1))+0.29D(RFCIR(-1))+0.04D(CRSR(-1))-0.01

………………………………………………………………………………………………(3)

D(CRSR)=-0.2[LCRDIR(-1)+0.24LGROWTH(-1)+9.52RFCIR(-1)+0.25CRSR(-1)-3.39]-0.16D(LCRDIR(-1))+0.02D(LGROWTH(-1))-0.37D(RFCIR(-1))+0.21D(CRSR(-1))+0.13

………………………………………………………………………………………………(4)

对模型整体效果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

AIC和SC值比较小,故模型整体检验效果较好。以上4个方程为滞后期为1的各变量对应的差分方程。从模型可以看出,前一期的城乡可支配收入比、人均GDP增长率、城乡储蓄比及农村固定资本投入比能缩小当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尤其是固定资本投入的边际效应达到了9.52。从这一点看,对农村进行投资能极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于我国资本流向是否存在这一趋势以及是否存在一种滴漏机制使得资本能投向农村。下面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对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二是方差分解分析。

(三)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并且能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图2中的4个分图分别表示了各内生变量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及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LCRDIR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有一个反应,增加了约0.03,也就是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升比较明显。并且,影响的时间是长期的,在第三期达到高的水平且会持续保持下去。LGROWTH、CRSR、RFCIR在第一期均没有反应。其中,人均GDP增长率在第二期有影响,是正向的,持续到第五期达到最大且一直保持。城乡储蓄比和农村固定资本投资率分别在第二期和第三期做出反应,是负向的,且该影响也一直保持。也就是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城乡储蓄比,且导致资本流向农村的比例减少。

第二,LGROWTH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发生后,它在第二期达到最高点,以后有波动,但影响不会衰减。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该冲击在第三期影响凸显并持续下去。而城乡储蓄比和农村固定资本投资分别在滞后二期和一期时,显然受到了负的影响,该影响是长期的。这表明,经济增长扩大了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投资因经济增长会更多地流出农村,但城乡储蓄比会缩小。这可能是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他们会把收入中的大部分储存起来而导致的。

第三,CRSR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当期就有反映,将近增长0.1,在第二期达到最高点并持续发生影响。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出,新息对城乡可支配收入比在当期有影响,是负向的,第二期达到高点后,影响基本不变地保持下去。经济增长受到的影响也是负向的,从当期开始影响持续扩大,到第三期时最大,然后回落,但长期看影响不会消失。农村投资受的影响在当期没有反应,到第二期有轻微的负向影响。所以,城乡储蓄比的扩大,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对农村的投资影响是负向的,但不大。

第四,RFCIR对其自身的标准差扰动在当期发生轻微的正向反应,但会回落,到第二期最小,然后稍有回升后新息影响基本保持不变。其他三个变量在第一期也对扰动有反应。其中,城乡储蓄比稍有扩大,这表明投资回报可能流向了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率相对农村投资则均呈显著负向变动,影响是长期的,说明农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如投资到别的产业。但农村投资增加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影响长远。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增长没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城乡储蓄比扩大减缓了经济增长,意味着农民储蓄倾向要比城市居民小,对资本的需求是十分强烈的。农村固定资本投资受到当期扰动(如国家财政投入等)正向变动时其影响不大但是长期的,投资收益最终会流出农村,转向利润更高的行业。我国资本市场的滴漏作用没有朝有利于农民的方向发生。由此可以看出引致的投资是谁主导、谁受益,是滴漏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如果投资由农民受益,那么投资流向并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在我国目前并没有发生。从这可以得出我国经济增长的滴漏效应作用并不明显。经济增长带来的农村财富增加,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投资引起的,可以通过方差分解来更进一步的研究。

图2 脉冲响应函数

注:各图分别是LCRDIR、LGROWTH、CRSR、RFCIR各变量对自身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及波及其他变量所引起的反应。

(四)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为评定特定变量对各种冲击的反应方向和程度提供了有用的工具,而方差分解可以更进一步地分析特定变量的变化中各种冲击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可以用其来进行动态分析,本文以城乡可支配收入为因变量的方程即方程(1)作为VEC模型的第一个方程来进行方差分解,这样可以从考察LCRDIR冲击受到别的变量冲击影响的大小来分析,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所有方差分解图均显示在图3中,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城乡可支配收入比的标准误的来源。在第二期时,来自LCRDIR自身的随机扰动对其预测误差的影响达80%,以后各期递减致60%。LGROWTH的新息对城乡可支配收入预测误差逐渐达到20%以上。来自其他两个变量的冲击对其影响很小。

第二,人均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误差来自其自身的影响占90%以上,其他变量的冲击影响很小。

第三,导致城乡储蓄的预测误差65%以上是来自本身的冲击,经济增长的冲击也占到了20%以上,城乡可支配收入的冲击对其影响只有不到5%,农村固定资本投资几乎没有影响。

第四,在第一期,RFCIR的预测误差20%由其自身扰动引起,但在第二期以后该影响迅速减弱,之后其对本身预测误差的影响不到2%。LGROWTH的冲击对RFCIR的预测误差贡献度在第一期达到43%,以后各期增长,到10期时贡献度达76%以上。而城乡可支配收入比的新息对RFCIR的预测误差的贡献度在初期为33%,次期达到42%,长期看影响稳定在21%左右。城乡储蓄比对农村固定资本投资的影响很小。

图3 方差分解

注:各图分别是LCRDIR、LGROWTH、CRSR、RFCIR各变量的预测误差在各期所受的来自各变量的影响。

所以,对于代表居民财富的储蓄来说,除了禀赋影响外,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大,达到20%,并有利于城市居民,而城市储蓄向农村转移投资比例较少,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滴漏效应并不明显。尤其是由于农村投资收益率不高、投资主导者不是农民即资本投入的受益人不是农民等原因,农村固定资本投入对城乡储蓄影响不大。如果农村资本投入对农民储蓄影响不大,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滴漏机制没有发挥让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作用。这也表明,目前我国资本积累远没有达到让滴漏机制发生明显作用的程度。

三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及VEC模型考察了经济增长、城乡可支配收入、城乡储蓄和农村固定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经济增长带来财富增加的垂直滴漏效应。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促进作用。城乡储蓄得益于经济增长且差距减少,但储蓄增长对农村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影响不大,这可能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系统没有建立,农民不敢投资,且他们对投资市场把握能力不足,农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较低。此外,农民储蓄水平低,存在贷款抵押门槛,农民借贷投资可能性也不大,大规模投资几乎不可能。作为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资本逐利空间较大,我国资本积累率水平总体而言并不高,资本市场难以发挥滴漏效应。而且,农民知识水平总体较低、人力资本投入少,其融合资本的能力也低,资本很难流向他们。也就是说,我国不完全资本市场在配置资源时,作为穷人阶层的农民受益并不大,从而造成了Aghion和Bolton所说的基于不完全资本市场的滴漏效应在我国并不明显。这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储蓄差距的现状中得到了反映。

中国目前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战略目标,希望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能惠及全体人民。对于长期存在及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中国政府一直在思考和寻找解决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就“三农”问题共发布七个一号文件。其中2004年第六个一号文件出台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2005年的第七个一号文件则强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同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头条。这些措施反映了中央解决农村的决心和思路,表明中央政府将对农村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等。这些无疑会促进农村发展。但是,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待证明。当前我国经济的财富自动滴漏机制还未形成,这需要政府主动改善分配状况,加快建立有利于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分配体制,构建有利于财富滴漏的社会机制,才能有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根据本文的动态研究,滴漏机制有效性意味着低收入阶层储蓄增加、投融资能力提高、资本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低收入者,据此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将有助于农民储蓄增加。政府提供比较充分的必要的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等制度性分配措施,一方面能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其储蓄倾向,这样农村固定资本投资会上升,对农民收入有长期明显影响。所以这一系列政策有利于财富滴漏,应该进一步坚持下去。而在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前,应该加大对县级政府的财政补贴,尤其应该增加对落后地区的具有收入分享性质的财政补贴,以加强经济落后地区的政府财政对居民个人实行转移支付的能力。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和推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使农村扶贫制度化和规范化。另外,还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体系的建立。这样,农民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其储蓄倾向才会降低,投资会提高,从而收入改善。

其次,进一步扩大农民向非农业生产领域转移的规模。目前,农民参与市场的主要要素是其廉价的劳动力。进城务工是大部分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储蓄;另一方面农民因此能融入城市,可以减少农村人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如果不能通过城市化、工业化而被消化掉,农民收入随经济增长而提高,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的趋势肯定会受到负的影响。所以为了促使农民更好、更便利地参与工业化进程,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提高转移劳动力的技术水平,这需要国家财政对农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减少农民进入、融入城市的种种门槛,从而在总量上减少农村人口。目前城市门槛主要还是户籍制度,及依附于其上的种种城市福利。政府有必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

最后,进一步提高农民投融资能力。土地作为农村最大的要素禀赋,如果能在市场流转,为农民融资提高信用担保,将极大地促进农民投融资的能力,这是解决农民融入经济增长大潮的有效途径之一。此外,就是需要促进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快速成长。国家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有效改善农户金融服务严重不足的状况。同时,通过良性竞争的发展,打破农村信用社高度垄断的地位,促使其提高效率,以有效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严重不均衡的状况,应当是当前推进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在利率逐步市场化的基础上对农村民间金融进行合理整合,为农村民间金融提供合法载体,可以有效引入竞争。这要求允许创建农村民间银行,将农村游离资金纳入其中进行规范化管理。此外,也需要依托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吸收农村内部闲置资金,促使农村民间借贷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允许其他商业银行进入农村资本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农民融资的门槛,尤其是中等额度以下的贷款,缩小农村金融市场资本供不应求的情况。由于资本积累在我国还远不够充分,要发挥资本市场的滴漏作用还有一段路走。而以上措施会有效改善农村投融资现状,提高农村固定资本投资,增加农民收入。

注释:

①Singer,H.W.,1979."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levels of living:Thirty Years of Changing Thought on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Hanumantha Rao C.H.and Joshi,eds.,Rejection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V.K.R.V.Rao,New Delhi:Allied Publishers Private Ltd.,p.31.

②Grant,J.P.,1972."Accelerating Progress through Soci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14,pp.2-9.

③Nugent J.B.and Yotopoulos P.A.,1979."What Has Orthodox Development Economics learned from Recent Experience?" World Development 7,pp.54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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