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庞德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庞德论文,述评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埃兹拉·庞德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影响巨大而又引起争议的人物。他对于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文论和诗作，尤其是他倾四十余年创作的《诗章》，引发了学者们多方面深入的探讨，迄今不衰，并有日益蓬勃之势。另一方面，庞德从30年代以后逐渐转向法西斯主义，二战之中在罗马发表广播讲话，歌颂墨索里尼，反对美国参战，攻击罗斯福和“犹太人”，批评者一度攻击甚力，而拥护者则难以为之辩解。近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一批学者从庞德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发展入手，对他的政治经济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指出庞德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因，因时澄清某些传统误解，并探讨了庞德政治经济思想与他文学创作的关系，这成为当代庞德研究的一大热点。另两个近年新兴的庞德问题热点，则是庞德与美国传统，尤其是与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传统的关系，以及庞德与东方和东方主义的关系。这两个热点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间却还有微妙的联系。本文试图从以上各方面入手，对80年代以来西方庞德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和著作加以极简略的评述。
“严肃的人物”
一切严肃的研究必须以占有第一手资料为开端。对庞德学者来说，唐纳德·盖勒普(Donald Gallup)的《埃兹拉·庞德：书目》(Ezra Pound:A Bibliography.Charlottesville,Va.,1983)是当今最详尽的庞德文献目录，其中详细描述了庞德在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出版的一百零六本著作的初版，一百三十部由他编辑、翻译或含有他的文章的图书的初版，超过两千篇他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五百种以上他作品的译本。比阿特丽斯·里克斯(Beatrice Ricks)编纂的《埃兹拉·庞德，评论书目》(Ezra Pound,a Bibliography of Secondary Words.Metuchen,N.J.,1986)对查寻有关庞德的评论很有帮助。杰克逊·R.布莱尔主编的《现代美国作家十六家，卷二：1972年以来研究评论述评》(Jackson R.Bryer,ed.,Sixteen Modern American Authors,Vol.2,A Survey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 Since 1972.Durham,1990)中，约翰·埃斯佩(John Espey)以专章论文的形式评述了1972-1988年之间重要的庞德研究著作，他对这些专著的评论表现出深厚的学术素养。（注：John Espcy,"Ezra Pound,"in Sixteen Modern American Authors,Vol.2,A Survey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 Since 1972,Jackson R.Bryer,ed.(Dutham:Duke UP,1990).）
庞德大量的文章和手稿还埋藏在林林总总的早期杂志中，埋藏在耶鲁大学本尼可特图书馆的庞德文献里，埋藏在全世界许多图书馆和私人收藏之中。这方面的挖掘整理近年来有新的重要进展。其中，以庞德几部书信集的出版最为重要。《庞德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书信集：文学友谊的故事》(Pound/Ford Madox Ford Letters:The Story of a Literary Friendship,ed.Brita Lindberg-Seyersted.New York,1982)和《埃兹拉·庞德与多萝茜·莎士比亚，书信集：1909-1914》(Ezra pound and Dorothy Shakespear:Their Letter:1909-1914,eds.Omar Pound and A.Walton Litz.New York,1984)为了解庞德在他现代主义形成时期，特别是他意象主义、漩涡主义、接触东方文化和早期《诗章》创作时的生活和思想背景，了解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面这部书信集的出版使我们第一次准确掌握了庞德获取费诺罗萨手稿的过程。（注：See letters 187,230,207,210 in Ezra Pound and Dorothy Shakespear,Their Letters:1909-1914,eds.Omar Pound and A.Walton Litz(New York:New Directions Book,1984),264,287,293,297.）《庞德／威廉斯：庞德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书信选》(Pound/Williams:Selected Letters of Ezra Pound and.William Carols Williams,ed.Emily M.Wallace.New York,1996)不仅反映了这两位诗人从大学年代起持续终生的友谊，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们在诗歌理论上的异趣同途：庞德的世界性眼光和威廉斯的本土化追求构成了现代美国诗歌的两大潮流，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庞德与另一位现代美国诗人卡明斯的书信集，《庞德／卡明斯：埃兹拉·庞德与E.E.卡明斯通信选》(Pound/Cummings:The Correspondence of Ezra Pound and E.E.Cummings.Ann Arbor,Mich.1996)在这方面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第一手资料的丰富自然导致新传记的出现。近年来最翔实的传记恐怕应当首推汉弗莱·卡彭特的《一个严肃的人物：埃兹拉·庞德》(Humphrey Carpenter,A Serious Character:Ezra Pound.London,1988)。此书从庞德的家世、童年一直写到他去世，资料非常丰富。有趣的有作者卡彭特属于典型的“反偶像崇拜者”，对于庞德并不十分崇敬。此传出版前一年，卡彭特为《美国文学指南》撰写庞德条目，直截了当地说“庞德拥护和促进现代主义，不是因为他对现代主义有深切的爱好，而是因为这是当时的潮流。后来他对此厌烦了，就转向经济学的一个古怪的学派，又陷进政治宣传里去。在大多数人看来，他这样干简直是出丑；但至少他直到死都受到公众的关注，这很可能是他最想要的……严肃地对待他是不明智的。”（注：Humphrcy Carpenter,"Pound,Ezra(Weston Loomis),"in Reference Guide to American Literature,ed.D.L.Kirkpatrick,2[nd].Ed(Chicago:St.James Press,1987),446,447.）由此可知，这本传记的题目其实也是反讽。然而卡彭特作为传记作者是严肃的。他对庞德生平的详细考察，尤其是伦敦—巴黎这一段生活，为研究庞德的现代主义诗歌形成提供了资料。他对庞德现代主义时期之前的作品的评价是公允的。他真实再现了庞德痛苦艰难地寻找到现代主义新风的过程。他对庞德主要作品的分析评价不像我们所预想的那样极端，其实主要是遵循了传统的观点。但他对《诗章》中部分作品的评价，例如《约翰·亚当斯诗章》，依然“过激”，对庞德经济和政治的理论缺乏同情的了解。
詹姆斯·J.威尔海姆(James J.Wilhelm)的三部庞德传记《庞德的美国根》(The American Roots of Ezra Pound.New York,1985)、《埃兹拉·庞德在伦敦和巴黎：1908-1925）》(Ezra Pound in London and Paris 1908-1925.University Park,Pa.,1990)和《埃兹拉·庞德：悲剧性年代，1925-1972》(Ezra Pound:The Tragic Years 1925-1972.University Park,Pa.,1994)，虽然分别单独出版，却构成了庞德传记的完整三部曲。其中第一部专门探讨庞德早期在美国的生活创作，这在庞德传记中还是一个创举，是研究庞德与美国传统的重要参考资料。
“最伟大的匠人”
庞德研究最近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剑桥庞德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ed.Ira B.Nadel.Cambridge,1999)的出版。此书收录十五篇文章，分别由十五位庞德专家写就，系统论述了庞德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并有专章论述庞德的文学批评、庞德的翻译、庞德与视觉艺术、庞德与音乐、庞德与美国诗歌传统、庞德的政治与经济学观点、庞德与女性和性别差异、庞德的反犹太主义等，几乎涵盖了当代庞德研究的全部课题。其中，“翻译家庞德”一章由我国学者谢明写就，表明我国学者已经进入了国际庞德研究的前沿。
庞德前现代主义时期的诗歌不大为学者们重视，庞德自己后来编订诗集也多略去不收。托马期·F.格里夫的《庞德早期诗歌与诗歌理论》(Thomas F.Grieve,Ezra Pound's Early Poetry and Poetics.Columbia,Mo.,1997)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此书将庞德与他早期最崇拜的诗人，后来现代主义的同路人叶芝进行比较，认为叶芝的全部诗作有意识地反映了作者思想意识发展成熟的过程（略晚的T.S.艾略特也是如此）。与之相反，庞德从一开始就走着一条将主体意识“非中心化”的道路。这种选择可以上溯到罗伯特·勃朗宁对庞德的影响，这可以从庞德的巅峰之作《诗章》的形式中看得出来。
庞德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当代学者们可谓见仁见智。对现代主义的传统观点并未失去活力。这种观点视现代主义为对工业化社会固有秩序解体，道德观念沦丧，出现普遍信仰危机的现实的反映和反动。例如，威廉·普莱特在《歌唱混沌：现代诗歌中的疯狂与智慧》(William Pratt,Singing the Chaos:Madness and Wisdom in Modern Poetry.Columbia,Missouri,1996)一书中沿着这一思路作了更广阔的探索。他将英美现代主义与同时代的法、德、意、俄各国现代主义诗歌置于同一视野当中，通过比较，认为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想要通过诗歌为混沌的世界寻求新的秩序。把庞德与同属英美现代主义的作家比较论述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像詹姆斯·朗格巴赫在《现代主义历史诗学：庞德、艾略特和往昔感》(James Longenbach,Modernist Poetics of History:Pound,Eliot,and the Sense of the Past.Princeton,N.J.,1987)中分析比较了两位诗人“诗歌中包含历史”的理论和创作，并将这一观点上溯到佩特(Pater)和早期的叶芝。迈克尔·诺思在《叶芝、艾略特和庞德的政治美学》(Michael North,The Political Aesthetic of Yeats,Eliot,and Pound.Cambridge,1991)中探索了三者的现代主义文学观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拓宽视野的同时，这方面的研究也在向深度开掘。一批新的庞德专论一反过去只谈庞德诗艺而讳言其政治态度的做法，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探讨它们与现代主义思潮的联系。例如，马丁·A.凯曼的《埃兹拉·庞德的现代主义：诗歌的科学》(Martin A.Kayman,The Modernism of Ezra Pound:the Science of Poetry.New York,1986)就将庞德的文学尝试，如意象主义、神话、“中国书面文字”等等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拥护共同视为现代主义寻求稳固恒久的秩序的结果。皮特·尼柯尔斯研究《诗章》的专著《埃兹拉·庞德，政治、经济学和写作：〈诗章〉研究》(Peter Nicholls,Ezra Pound:Politics,Economics and Writing:A Study of The Cantos.London,1984)认为庞德的文学观念在他接触了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后发生了激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诗章》中对“金钱”和“国家”等抽象概念大篇幅的讨论。
现代哲学与批评理论的发展引发了各种学派对庞德现代主义诗歌的诠释。有的力图探索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同时代哲学间的联系。桑福德·施瓦茨在《现代主义矩阵：庞德、艾略特与20世纪早期思潮》(Sanford Schwartzz,The Matrix of Modernism:Pound,Eliot,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Thought.Princeton,NJ.,1985)中将庞德与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与柏格森、威廉·詹姆斯、尼采等哲学家以及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休姆(T.E.Hulme)、理查兹和新批评派联系讨论。对于庞德，他着重探讨了两点：意象理论和历史意识。庞德的意象理论并非仅仅求外在物象的精确。他曾论道：“意象可以有两种。它可以出现于头脑内部，因而是‘主观的’。外部因素作用于头脑，这自然可能；但它们是被吸纳入头脑的，经过融合和变形，最终形成一个与它们各自都不相同的意象。其次，意象也可以是客观的。感情捕捉到某种外在的景象或行为后将其完整无缺地带回头脑之中；这一旋涡只保留基本的、主导的和引人注目的特性，此外统统删除，从而与外在的原形完全一致。”（注：Ezra Pound,"As for Imagisme,"quoted in Peter Brooker,A Student Guide to the Selected Poems of Ezra Pound(London:Faber,1979),67.）叶维廉在《埃兹拉·庞德的华夏集》一书中曾确切地把庞德对意象的看法归纳为企图兼顾精确性和暗示性两面。（注：Yip Wai-lim,Ezra Pound's Cathay(Princeton,N.J.,Princeton UP,1969),chapter 2,"Precision or Suggestion:Pre-Cathay Obsessions".）施瓦茨认为，庞德的意象理论既反映了柏格森哲学要求“艺术家穿透停滞的抽象概念的网系直达瞬息万变而又川流不息的意识之流”（注：Sanford Schwartz,The Matrix of Modernism:Pound,Eliot,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Thought(Princeton,N.J.:Princeton UP,1985),53.）的观念，又同休姆一样，修正了这一政府，将重点从纯主观的“意识之流”移向兼具主客观的意象。同时，尼采对语言隐含性的论述通过古尔蒙也影响了庞德，同费诺罗萨的东方主义诗学一起，促成了庞德“表意文字(ideogram)”的理论（注：这不等于说尼采与费诺罗萨的语言观是一致的。他们同样揭示了语言的隐喻性，但对语言能否重现现实则持几乎相反的态度。参见下文对埃米格、贝尔、史密斯三家的讨论。）。庞德的文学历史观主张既重视传统，又要使其“日日新(make it new)”以适应现实。他“视艺术的创造力为传统与现实之间辩证的互动。”（注：Sanford Schwartz,The Matrix of Modernism:Pound,Eliot,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Thought(Princeton,N.J.:Princeton UP,1985)，第134页。）施瓦茨将此与柏格森对于个人记忆的理论及尼采的历史观进行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施瓦茨对尼采的诠释已经采取了解构主义的观点，因而这部将庞德与“同时代”哲学家联系比较的著作也为用当代文学理论阐释庞德开辟了通路。
凯瑟林·V.林德柏在《阅读庞德的阅读：尼采影响下的现代主义》(Kathryne V.Lindberg,Reading Pound Reading:Modernism After Nietzsche.New York,1987)中专门讨论了尼采、现代主义和庞德三者间的关系。雷纳·埃米格《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动力、结构与局限》(Rainer Eming,Modernism in Poetry:Motivations,Structures and Limits.London,1995)中的庞德专章《现代主义与神话：埃兹拉·庞德(1885-1972)》更是直接以当代文学理论检讨庞德创作的得失。他引用阿得诺和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和福柯《物的秩序》中的观点，认为在语言与现实、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纽带解体之后，现代人面临两种选择：“魔术师”和“骗子手”的道路，前者力图以新方法重新恢复原有的纽带；后者接受解体的现实，并将由此带来的语言的独立性、多意性推向深入。（注：Rainer Emig,Modernism in Poetry:Motivations,Structures and Limits(London:Longman,1995),88.）庞德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的意象主义“拒斥明显的和可确认的讲话者与叙事，”从而“强迫语言带上指意性。”（注：Ibid,106,107.）他在《诗章》中运用“表意文字手法”，不加评述，不加剪裁地罗列历史片断，嵌入令西方读者莫名其妙的汉字，其目的依然是迫使读者透过语言把握其背后的“真实”。但作者指出，这些努力恰恰使《诗章》成为一个封闭的文本，“一个无所不包的超级神话”。（注：Ibid.,118.）迈克尔·贝尔(Michael Bell)同样指出了这一点：现代主义文学中，神话和神话诗学(mythopoeia)代表了重建统一世界秩序的努力。他引用托马斯·曼的名言说：“虽然就全人类而言，神话时代的确是一个早期的、原始的阶段，但就个人而言这却是一个晚来的成熟时期。”（注：Michael Bell,Literature,Modernism md Myth:Belief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CUP,1997),2.）叶芝、乔伊斯和劳伦斯等对这种神话诗学持一种自觉的批评态度。他们神话的重构限定在文本之内。乔伊斯和曼更进一步对这种神话文本进行了反讽式的解构。（注：Ibid.,3,5,41.）庞德与艾略特则与此相反，拒斥这种“语言学转向”，维护言与物的内在一致，企图通过文学建立现实中的现代神话。（注：Ibid.,5,120-122.）保罗·史密斯的《庞德新论》(Paul Smith,Pound Revised.London,1983)从拉康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学角度分析庞德的创作，得出类似的结论：庞德坚信“语言是自然生生不息的循环的一部分，并且唯它能够揭示真理和建
立价值。”（注：Paul Smith,Pound Revised(London:Croom Helm,1983),60.）作者认为这表明了庞德对语言的“独断”态度。而这又反映出了庞德潜意识中的“阳具中心主义”，这种心理最终导致了庞德对法西斯主义的信从。
当代庞德研究另一重要突破是对庞德以及整个现代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关系的探讨。这种探索开始的标志是利昂·苏莱特的著作《埃琉西斯之光：庞德〈诗章〉研究》(Leon Surette,A Light from Eleusis:A Study of Ezra Pound's Cantos.Oxford,1979)。古希腊埃琉西斯神秘教派仪式是被视为宇宙万物生、死、再生循环的一种象征。在苏莱特这一著作之前，对现代主义有两种主要看法。一种强调现代主义的实证主义色彩，如意象的精确性、诗歌的“非个人化”等。现代主义作家们自己往往强调这一点。另一种观点则是新批评派的主张，影响更大，视现代主义为一种对现实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两派恰是两个极端，但又在这一点上不约而同：它们都认为现代主义是对宗教的否定。与此相反，苏莱特注意到现代主义作品中的神秘、迷狂和启示性的成分，并通过研究这些成分与古代神秘主义思想及同时期神秘主义思潮的关系，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激进的、变革性的努力，旨在恢复异教式的宗教情感。这是一种多神的、现世的、赞美性爱的、迷狂式的宗教，它故意也必然拒斥一神的、彼岸的、禁欲的和主张冥思天启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而这种拒斥往往被误认为是科学的实证主义或世俗的怀疑主义。（注："Introduction"in Literary Modernism and the Occult Tradition,eds.Leon Surette and Demetres P.Tryphonopoulos(Orono,Maine:the National Poetry Foundation,U of Maine,1996).）苏莱特运用这种观点为《诗章》勾勒出贯穿始终的内在逻辑。此后他把研究扩展到现代主义诗歌的全景。在《现代主义的诞生：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W.B.叶芝和神秘教派》(Leon Surette,The Birth of Modernism:Ezra Pound,T.S.Eliot,W.B.Yeats,and the Occult.Montreal,1993)一书中，他指出现代主义与美国超验主义、法国象征主义、英国唯美主义一脉相承，构成了一个现代神秘主义的传统，并且着重考察了现代文学中神话和神话诗学的作用，探讨了现代主义的同时代思潮——实证主义人类学、尼采哲学、瓦格纳的歌剧、法国象征主义、流行的神秘主义思想——对现代主义神话理论的影响。德米特里斯·P.特里弗诺普里斯的《天国的传统：埃兹拉·庞德〈诗章〉研究》(Demetres P.Tryphonopoules,The Celestial Tradition:A Study of Ezra Pound's The Cantos.Waterloo,Ontario,1992)把庞德与神秘主义的接触上推到他的大学时代。苏莱特和特里弗诺普里斯1996年合编的《现代主义文学和神秘教传统》成了这一理论一次
全面的检阅。日本学者三宅明（注：据其英文拼写转写。Akilo在日文中对译甚多，故此作者名字尚不敢肯定。）的著作《庞德与爱的秘密仪礼：〈诗章〉的结构》(Miyake Akiko,Ezra Pound and the Mysteries of Love:A Plan for The Cantos.Durham,1991)运用苏莱特的方法论，也力图从神秘主义出发为《诗章》建立完整的结构，但结论有所不同，认为庞德所遵循的是基督教的，而非“异教”的神秘主义传统。她并不排斥其它各种神秘主义思想对庞德的影响，但认为庞德最终把它们都包容进了一个基督教“爱”的神秘主义体系之中。她对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能剧、费诺罗萨与日本真言宗和禅宗佛教关系的讨论则表现了东方学者的独特视角。
庞德、墨索里尼、爱默生
庞德的政治经济思想曾经是庞德研究者们忌讳的话题。然而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他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他的文学理念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庞德为混沌的现实世界重建秩序的雄心。这种理想既是庞德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背后有美国式理想主义的影子。也只有从这一理想出发，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庞德对中国和儒家思想终其一生不衰的热情。
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接触了不少综合庞德的文学成就与其政治经济思想的著作，这里谈谈一些专门探讨他的政治经济思想的研究。蒂姆·莱德曼在这方面的最新专著《炼狱中的庞德：从激进的经济学到反犹太主义》(Pound in Purgatory:From Radical Economics to Anti-Semitism.Urbana and Chicago,1999)（注：据作者提交第18届国际庞德学术会议的清样。）对一些围绕着庞德的传统看法做了全面澄清。作者研究表明，庞德的反犹主义开始得其实很晚。直到1931年，他还在书信中对反犹主义进行批评。1931年以后，庞德的主要兴趣从文学转向经济学，成为C.H.道格拉斯“社会信贷”理论的追随者。他的强烈的自信令他认为他已经寻找到了一条解决大萧条以来社会经济问题的出路，并促使了积极参与政治以实行他的主张。但这一理论的空想性使庞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混乱和矛盾之中。随着理论的失败和二战的临近，庞德逐渐陷入一种对“犹太人阴谋”的偏执。此后他也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偏执。虽则如此，庞德心目中的“犹太人”所指的也并非一个民族，而是在他看来操纵着“高利贷”这一社会罪恶根源的“国际银行家”们。
温迪·斯托拉德·弗洛里《美国的埃兹拉·庞德》(Wendy Stallard Flory,The American Ezra Pound.New Haven,1989)探讨了庞德政治思想与美国政治传统的关系。这种关系中，“有案可稽”的是庞德与两大美国政治巨人——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的关系。简单说来，他们都代表了庞德的政治理想，但却有先后的不同。庞德最初推崇杰斐逊的理想主义民主政治，但随着他思想逐渐变化，他日益倾向亚当斯代表的保守主义。有庞德的作品为证：《诗章》中，有不少篇直接描述他们的思想：庞德一部重要的政治著作，题目干脆就叫做《杰斐逊和（或）墨索里尼》。关于这个话题，还可参见亚利克·马什《金钱与现代性：庞德，威廉斯，杰斐逊精神》(Alec Marsh,Money and Modernity:Pound,Williams,and the Spirit of Jefferson.Tuscaloosa,1998)。
然而当代庞德与美国传统的研究者们最关注的，却是庞德与他并不赞赏的思想家爱默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很复杂，庞德几乎从未认真对待过爱默生。爱默生开创的美国思想传统，或曰美国意识形态，却对庞德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于他的语言哲学和文学观，也表现于他的政治经济思想之中。当代庞德研究并不仅仅着眼于找出庞德与爱默生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要进一步对他们所从属的意识形态进行历史的分析。卡里·沃尔夫的《庞德与爱默生身上的美国文学意识形态局限性》(Cary Wolfe,The Limits of American Literary Ideology in Poundand Emerson.Cambridge,1993)在这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他首先指出，“埃兹拉·庞德的文学意识形态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美国式个人主义的共同点至少和本尼托·墨索里尼意大利式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点一样多，而且我们同时要明白这不见得是一条好消息。”（注：Cary Wolfe,The Limits of American Literary Ideology in Pound and Emerson(Cambridge:CUP,1993),2.）庞德始终强烈推崇个人主义，他的政治经济学说归根结底在于能使人得以充分实现自我。这是他与爱默生第一个共同点。进一步而言，他们两人的个人主义，或曰美国式个人主义，存在着共同的仙在矛盾。这种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恰恰在于个人自我的泯灭：对于爱默生，个人泯于“自然”，对于庞德，个人泯于古希腊的“秩序”或中国儒家式的“道”（注：这一概念在中国哲学中多大程度上属于儒家自是另一问题。）。沃尔夫更进一步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恰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根本结构：私有财产制度。他指出，“私有财产是财产，就在于它是可转让的。”（注：Wolfe,7.）庞德与爱默生都尖锐地批评过这一制度，但“与马克思和葛兰西的唯物主义相反，庞德追随着他意识形态上的前辈爱默生的唯心主义，相信消除这种压迫和异化的社会制度的关键，不在于经济上整体性的变革，而在于个人：他只要牢牢把握住至关重要的文化王国——自由的王国——就能有办法逃脱他经济地位的决定性控制。”（注：Ibid.,9.）这就是庞德与爱默生的局限所在。
“我信仰《大学》”
传统观点认为，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开始于他到达伦敦以后。他先是在知名的东方学者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影响下对中国和日本的绘画艺术有所接触，又在休姆的“诗人俱乐部”里了解了日本俳句。这些东方因素影响着他的创作：1911年的《巴黎地铁站中》被视为他第一首俳句式的作品，又是意象派的代表作。在此前他还写了若干首俳风的诗，一并被视为意象派作品的，内容却是汉诗极自由的英译，形同再创作，如《刘彻》、《效屈原》、《团扇歌，为君王作》等共七首，后同《巴黎地铁站中》一同收入1916年的《大祓集》(Lustra)之中。（注：但这些诗的创作皆在庞德接触费诺罗萨手稿之前，也即1913年9、10月之前。）庞德不谙中文，他此时对汉诗的理解凭借的是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的《中国文学史》等书。此书是阿伦·厄普沃德(Allen Upward)介绍给他的。庞德1911-1912年间与厄普沃德相识，并通过后者接触到了翻译成英、法文的儒家经典和翟理思的译作，由此开始了他对儒家思想的毕生崇拜。厄普沃德本人在1913年9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数首中国风格的诗作，庞德大为赞赏。然而至此为止，中国诗歌尚未在庞德的心目中占据中心位置。直到1913年，天赐良机，庞德得到了费诺罗萨的汉诗直译手稿，特别是读到了费诺罗萨的论文《作为诗歌载体的中国书面文字》，豁然开朗，认为费文充分表达了他追寻已久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从而倾心于中国古诗。费诺罗萨认为中国文字皆为象形图画之属，故叙事之际可直状目前之景，结句无需抽象的连接成份而关系昭然，动作与物象浑然一体。更有进者，费氏以为中国文字既属象形，则皆成隐喻，从此得窥万象本然。这正与庞德的现代主义观念不谋而合。庞德发现中国诗歌的过程，也就是他走向现代主义的过程。庞德以孔孟之道支持自己的政治经济观点，以中国诗学支持自己的文学理论，他与中国的确有缘。此后1915年他出版《华夏集》，胜誉英美。在此后的《诗章》和其他诗作中，直接以中国为题的和牵涉中国文字与古文献的作品举不胜举。政治思想方面，30年代庞德著文立说，多及孔孟，如《对孔子的迫切要求》（注：Ezra Pound,"Immediate Need of Confucius,"in Ezra Pound,Selected Prose:1909-1965,ed.William Cookson(London:Faber and Faber,1973),89-94.）、《孟子》（注：Pound,"Mang Tsze",Ibid.,95-111.）等文。庞德更兼两译《大学》(1928,1941)，译了全部《四书》和《诗经》，俨然“粹学醇儒”矣。故而当艾略特怀疑地发问*
“庞德先生相信的是什么”的时候，庞德理直气壮地答道：“我相信《大学》。”（注：Pound,"Date Line,"in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ed.& intro.T.S.Eliot(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79),86.）
然而，庞德的中国确实是我们的中国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庞德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被分成了不同的阶段。
读者和批评家们关注庞德与中国的关系，还是从他《华夏集》的成功开始。但此时的批评家们倾向于把这些诗视为独立的全新的创作。他们探讨的是这些诗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庞德诗艺所显示的进步，而非译作与原著、庞德与中国的关系。这种态度，艾略特说得最清楚：
我对此（指《华夏集》的译文踏实性）感到怀疑：我预计三百年后……（《华夏集》）会被（公正地）称为“20世纪诗歌的出色样板”而非“译作”。每一代人都必须有他们自己的翻译。（注：T.S.Eliot,"Introduction"to Pound,Selected Poems,Reprinted(London:Faber & Faber,1934),xvi-xvii.）
这种观点的影响力甚为深远。直到70年代初，庞德学者视《华夏集》几乎为《圣经》，并且仍然认为此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自由诗、意象派诗歌及抒情诗三种诗体融合为一，开此前未有之新风。此外，《华夏集》出于一战时期，对战争的灾难有所反映，有所反思。（注：Hugh Kenner,Pound Era(London:Faber & Faber,1972),199,201-202.）至于与中国的关系，则“存而不论”。
然而庞德与中国日益加深的联系，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必然要求学者们探讨庞德与中国的关系。这种研究是从实证式的考证开始的。约翰·J.诺尔德是这方面的大师。他的《东方之花：庞德的中国诗章》(John J.Nolde,Blossoms from the East:The China Cantos of Ezra Pound.Orono,Maine,1983)详尽考证了庞德“中国诗章”(Cantos LIILXI)的来源——耶稣会教士冯秉正(de Moriac de Mailla)从满文译为法文的《通鉴纲目》（注：法文题目是L'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中国通史》）。）——并得出结论：庞德创作“中国诗章”的目的，恰与朱熹和司马光相同。他要用中国的历史作西方的镜鉴，让混乱的西方学习东方圣哲的政治智慧。诺尔德1996年出版了《埃兹拉·庞德与中国》，提纲挈领地评述了庞德与中国文化的接触。
实证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对庞德与中国的关系作出评价。突破有待于新的理论武器。这种武器最终出现了：这就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本身是萨义德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运用于西方—东方关系研究的产物。它的基本观点是：西方将东方视为与自己疏离的“他者”，并将各种与西方的自我观念相对立的观念或理想“投射”给东方，从而营造出一种“东方”的形象。这个“东方”，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与东方的本来面目没有必然的联系，常常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东方主义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投射既可能是贬低，也可能是一种理想化。庞德的中国观正是一种东方主义式的观念，然而他所投射到“中国”这个观念之上的，却是一幅理想的画图。艾略特称庞德为“中国诗歌的创造者”，从这个角度说来，又可谓是孤明先发了。
沿着这条道路研究庞德与中国关系的著作近年颇多。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继承的中国遗产》(Qian Zhaoming,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Durham,1995)重在考察中国对庞德现代主义形成的影响。他一方面吸纳传统实证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重在考察庞德是如何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东方”（注：庞德语。Pound/Shakespear,264.）中以现代主义的标准吸收和营造“中国”的观念，并体现在诗作当中。玛丽·佩特森·奇得尔在《埃兹拉·庞德的儒家翻译》(Mary Paterson Cheadle,Ezra Pound's Confucian Translations.Ann Arbor,1997)比较了庞德前后对同一儒家典籍的不同翻译。在她看来，这种不同不仅仅是风格的变化，也并非全然由于庞德据以翻译的译本有所不同。（注：Cf.J.J.Nolde,Ezra Pound and China(Orondo,Maine:the National Poetry Foundation,U of Maine,1996),50-56.）更重要的是，随着庞德思想的变化，孔子作为庞德理想的象征，内涵也在悄悄改变。这方面近年最重要的力作，当首推罗伯特·柯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与美国诗歌》(Robert Kern,Orientalism,Modernism,and the American Poem.Cambridge,1996)。这部书勾勒出17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哲学和东方学两个学术领域，指出：西方传统语言哲学历来对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歧义性感到苦恼，希图找到一种“亚当的语言”，即一种在词与物之间融合无间的理想语言。这种理想观念被投身射在许多古典语言上，中文原是其中之一。东方学的发展，西方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理想化，逐渐使中文成为最有力的候选语言，从而形成了一种围绕着中文的理想主义。这种传统可以上溯到培根、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在美国文化中，它的代表无疑是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在这里，美国传统与东方汇合了。庞德正是这个传统的传人。柯恩也曾说道：“庞德的《华夏集》很大程度上说来是一个盎格鲁—美国文学传统之内的事件，而并非从它的边界之外给它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注：Robert Kern,Orientalism,Modernism,and the American Poem(Cambridge,CUP,1996),4.）然而，他的用意与艾略特和坎纳却有了很大的不同。柯恩的研究方向不需要他考察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我想补充的是，在中国传统语言哲学当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个追求理想语言的传统。这是东西文化一个有意义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