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失败与失败国家——关于“失败国家”现象的一些批判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批判性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改日期：2007-07-17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5-0025-30
“失败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现实中切实存在的一部分，可以说和国际体系一样历时长久。”① 南太平洋大学太平洋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弗兰克尔（Jon Fraenkel）的这句话具有一定代表性，但这句话至少有三个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对于是否“切实存在”是有分歧的，被西方定性为“失败国家”的国家不会认为自己是失败国家；其次，当今世界政治更适合用“国际社会”而不是“国际体系”这个词来描述；最后，“历时长久”的不是“失败国家”，而是“国家失败”。
“失败国家”是一个当代现象，它在20世纪最后15年才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地平线。在近代，人们从来不称1580年被邻国兼并的葡萄牙为“失败国家”，也不会说1588年战败的西班牙是“失败国家”，甚至不会把这个标签赋予三次被瓜分的波兰。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认为，如果以现代标准来看，近代几乎绝大多数国家是“失败国家”，它们尽管曾经获得过承认，但最终还是消失了，非常少的国家生存到19世纪，② 但是近代并没有关于“失败国家”的概念，原因在于，大国或邻国欢迎“失败国家”，因为“失败国家”为其提供了扩大领土和满足统治阶层虚荣心的无限可能性，所以，近代国际政治词汇库中没有这个词汇。只有当“失败国家”成为一种威胁和负担时，它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失败国家”只能是当今全球化社会的副产品，它是国际霸权为正遭受挫折的国家贴上的一个歧视性的标签。
失败国家：作为一个词语
任何一个词语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的环境。没有全球越来越紧密的沟通和交流，很难想象“全球化”、“地球村”之类的词汇，没有民族国家的产生，也不会有“主权”这个词语，因此，每一个词语的诞生都无法离开其时代背景。“失败国家”这个词语的产生也有其产生的国际政治环境。
失败国家的罪名之一是制造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它威胁着国际社会的秩序和安全，特别是“9·11”之后，失败国家与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③ 但是，“失败国家”这个词正是国际社会稳定性的一个产物。近代国际社会是一个动荡的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土处于完全地被承认状态中，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社会稳定都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并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压力。在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频发的时代，失败是一种普遍性的威胁。正因为失败是一种潜在的普遍性威胁，所以它没有存在于近现代国际政治词汇中，它完全是一个当代的产物。冷战结束以来，国家获得法律意义上的超强的稳定性，大多数国家不再担心自身的存在，因为它们从外部获得了身份的承认。但是一些新建立的国家，特别是从非殖民化运动中解放的非洲国家，它们的稳定受到国内社会的威胁，它们的身份正在国家内部沦陷。因此，失败在稳定与非稳定的对比中获得了它的涵义，而且这个标签并不是非稳定自己加在自己身上，而是在与稳定国家的对照中获得的。
失败国家的产生也与美国的超级霸权紧密相关。冷战时代，今天被命名为“失败国家”的那些国家大多接受了苏联或美国的支持，它们并不是失败国家的候选国，而是争夺地区霸权的代理国。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是作为工具为霸权服务的。冷战刚刚结束，“失败国家”和“流氓国家”之类的标签纷至沓来。罗伯特·库珀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前现代国家、后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主要就是由“失败国家”组成的群体。④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把冷战结束后的国家分为先进的工业国、转型中的国家、失败国家和无赖国家。⑤ 可见，“失败国家”这个词语居于使用的中心地位。一超独霸的位置赋予美国以能力创造这个词语。1991年前后的美国极其乐观，尼克松期待对共产主义不战而胜；福山认为胜利是永久的，战斗已经结束，历史已经终结。美国正是在这样的乐观情绪中创造了“失败国家”这个词语的。
美国并不是随意创造这个词语的。这个词语有着巨大的规范性，它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规范，它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从反面照射出美国的价值规范。这个词语最初仅仅指经济不发达，⑥ 国内社会不稳定，但这个词语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超越了它已有的经济解释和国内解释，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安全和政治上的含义。“9·11”以后，失败国家获得了它的安全内涵，“失败国家”索马里开始被怀疑与恐怖分子网络联系在一起，索马里过渡政府被反政府武装指责庇护恐怖分子。美国多次派官员去索马里“了解其境内恐怖主义组织的情况，要求索马里过渡全国政府与恐怖主义组织划清界限”。⑦ 失败国家也与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联系在一起，它们被指责在国际小型武器扩散上负有责任。⑧ 在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罗特伯格的解释中，失败国家的发展路径是要么恢复为一个弱国家，要么恶化为一个垮掉的国家，⑨ 然而现在失败国家却有另外一条发展路径，即“无赖国家”，它们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安全威胁。在乔姆斯基的解释中，失败国家又增加了一层意义。失败国家与民主联系在一起，不民主的国家当然是失败国家，而美国虽有民主制度却不能实现民主，美国在海外促进民主的行动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自私工具，因此，美国是最大的失败国家。⑩ 尽管乔姆斯基对美国进行了严厉地批判，但他把失败与民主联系在一起，非西方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受到更加持久地打击。
西方关于失败国家的解释完全不顾大多数国家发展民主的努力、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第三世界国家对政治文化多元化的诉求，强行把失败国家与西方政治传统和尊重人权等联系起来，并在想象与偏见中把失败国家与恐怖主义连在一起。对于失败国家的解释不断地扩充着失败国家的内涵，但这是一个不断朝美国价值靠拢的过程，这种解释只是西方国家或者美国的独白。“失败国家”这个词语不仅具有强烈的美国特性，而且它还是一种强烈对比的产物，它是先进与落后、稳定与非稳定、民主与非民主、文明与野蛮的对比的产物。它像一道“铁幕”把成功国家和失败国家区分开来，尽管西方国家没有说它们是成功国家，但失败的反面就是成功。
国家失败：作为一种事实
经历失败的国家自身很难承认自己是失败国家。这里隐藏着一个分歧，国家失败（state failure）与失败国家（failed state），所有国家都能够承认国家失败，但不能承认自己是失败国家，因为国家失败是一种正常的过程，而失败国家是一种耻辱的身份。
关于失败国家是否为一种事实，我国学者也有争论，但基本上认为是一种事实。庄礼伟教授认为，“失败国家在后冷战时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真问题”（11） 韦宗友博士认为，“失败国家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中重要而且迫切需要应对的问题”；（12） 宋德星教授认为，“失败国家是一种切实存在的国际现象”。（13） 不管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一直把失败国家和国家失败当成一回事，在论述中交替使用国家失败和失败国家。本文认为，必须区分开国家失败和失败国家，国家失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确实历时长久，而且在当今时代是一种不容质疑的事实，但本文拒绝“失败国家”这个概念，因为它是西方发明的一个歧视性标签。
什么是国家失败呢？一般来说，国家失败指的是一个从危机到失败再到解体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恶化的疾病”。（14） 国家危机是指国家失败前的征兆，国家解体指的是国家失败的最极端的后果。国家解体意味着“国家结构、政府权威、法制与政治秩序的分崩离析”，（15） 而国家失败“是一个含混得多的概念，因为它涉及到怎样判断国家的核心功能，从安全保障到尊重人权，甚至是提供福利。”（16） 罗特伯格认为，国家最基本的功能是为它的人民提供安全，除此之外，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基本功能如鼓励政治参与、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和提供教育等，如果国家在这些方面失败就可以算做“失败国家”。（17） 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框架，他认为国家失败是“国家无法控制其领土并为其国民提供安全保障，无法维持法治、推进人权和提供有效的治理；无法提供公共商品如经济增长、教育和保健”。（18） 这些框架都是西方提供的，它们的问题在于非公正性。当前所有国家尽管处于同一个时代，但在经济政治发展上并不处在同一个阶段，因此针对第三世界的国家失败应该在一个更窄的意义上去定义，并且对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能力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不能把同一个标准同时加在卢旺达和美国的身上来衡量它们是否失败。
关于国家失败的原因，罗特伯格主编的《国家失败：原因与后果》中有大量的论述。该书有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①种族、意识，形态和地区冲突导致了中央政府的崩溃和普遍暴力的出现。②国内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失败最重要的特征，它导致国内各派别的安全困境。（19） ③国家失败有重要的经济根源。科里尔（Paul Collier）认为原材料出口国更容易引起内战并导致国家失败；瓦勒（Nicolas Van de Walle）认为国家失败与经济结构性特点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十分容易引起政治不稳定并导致国家失败。（20） 但是，上面所列出的原因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表象。对于绝大多数被称为失败国家的非洲国家而言，真正的深层原因首先在于殖民主义的恶劣后果，殖民主义对一些非洲国家的失败具有紧密的相关性，“殖民统治时期的人为边界划分无疑是独立后各民族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21） 其次，对非洲国家失败造成重要影响的是西方民主与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畸形结合。由于很多非洲国家地方民族主义盛行，而西方政党制度跟地方民族主义结合的后果是“一个种族一个政党”，有些地方甚至用氏族和部落的名称来命名政党。政党是种族利益的代表，当其执政后，千方百计为自己所属的种族利益服务，打压其他种族的利益，由此造成非洲很多国家的政局动荡。第三个导致国家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本文并不否认科里尔和瓦勒所揭示的经济根源，但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更深入发展的后冷战时代，发展速度也是国家失败的一个重要诱因。发展速度是衡量一个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发展缓慢或者停滞的国家更容易产生挫折感，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
关于国家失败的后果，一般认为失败导致社会动乱，以及可能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如种族屠杀等。近来学者越来越关注国家失败的“外溢”效应，特别是“9·11”事件以后，国家失败与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联系在一起。2006年美国的国家反恐战略报告认为“恐怖分子利用失败国家训练恐怖分子，计划、组织和准备恐怖行动”；赖斯则坚持认为脆弱的国家和失败的国家为“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提供了全球通道”。（22） 安娜·西蒙斯和大卫·塔克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恐怖活动与国家失败并无多大关联。“‘9·11’事件的11个劫机者中只有1人来自失败国家黎巴嫩……在伊拉克被抓住的312名外国抵抗者只有一人来自失败国家索马里，还有三个来自可能再一次失败的国家黎巴嫩；”（23） 2006年美国国防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如果把阿富汗算做失败国家，那么在759名关在关塔那摩的囚犯中，34％来自失败国家，如果不算阿富汗，那么只有1.4％来自失败国家。”（24） 安娜·西蒙斯和大卫·塔克认为，失败国家并不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是恐怖分子的走廊和庇护所，因为失败国家并不是完全地陷入失序状态，而是由地方组织维持一定的秩序，只有在不容易进入的偏远地区而且在当地组织愿意提供保护的情况下，恐怖活动才可能得到繁衍。他们推翻了主流观点，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失败的一部分人群，真正的恐怖分子并不是来源于失败国家，而是每一个国家中的那部分被社会抛弃的失败群体。安娜·西蒙斯和大卫·塔克所做的有意义的研究与美国政府的言论是相抵触的，它表明了西方政府在判断国家失败与恐怖活动相连时是多么的武断，也反映了国家失败后的无奈，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轻易地加在它们头上，因为它们没有话语权。
困境：谁之责任
卢旺达现任总统卡加梅在纪念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时说，国际社会对大屠杀负有责任，“他们本来有能力制止屠杀，但是他们却袖手旁观。”（25） 非统调查大屠杀的专家小组指出，卢旺达大屠杀是美国外交史上一个“难以愈合的耻辱伤疤”。（26）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反思大屠杀时说，“我们应当而且也确实承认，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世界舍弃了卢旺达。”（27） 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不要期待国际社会能做多少，非洲国家要自己对自己负责。那么，发生在卢旺达的屠杀谁负责呢？发生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失败谁负责呢？
国际责任本身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它首先涉及到负什么样的责任，负国际法律责任还是道义上的责任，对于发动卢旺达屠杀的官员来说，他们应该负反人类罪的国际法律责任，但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他们应该负的仅是国际道义上的责任。其次，国际责任还涉及到对什么失败负责，一国的经济发展失败主要应该由当事国负责，而政治失败与西方大国的民主输出有很大关系，一些大国为了获取利益支持国内的某一个种族而造成政治动荡，它们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怎样负责也是国际责任中的一个难题，饱受指责的国际社会应该怎样才能真正负起责任呢？它涉及到主权与人权的争议、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体能力的大小和大国合作程度等因素。当今国际社会并不是导致国家失败的直接原因，但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组成了一个国际社会，因此，当今国际社会对国家失败也不是完全置身事外的。依笔者看来，应该这样看待国际责任。
1.国际社会对国家失败并不负有法律上的责任，但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种责任首先源于各国对国家失败的同情，没有基本的同情，就谈不上对国家失败的国际责任。因此，它不是一种法律义务，它不受国际法庭的审判，但它面对国际道德和国际舆论的拷问。国际道义责任重新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古老但持久的难题。国际道义存在么？如果存在，它真正起作用么？除理想主义真正信任国际道义之外，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其他流派几乎都没有为国际道义留下多少空间。经典现实主义者认为，道德要求和成功的政治行动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结构现实主义者关注国际结构和实力分配，制度主义者关注信息、交易成本和机制，建构主义关注身份认同与规范等，但即便是建构主义者的“规范”也与国际道义有很大的区分。国际道义要求自我牺牲和利他，但绝大部分规范与此无关，只有在“康德文化”中，规范才与国际道德相连。对于国家失败来说，没有任何强制力量可以迫使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对那些陷入困境中的国家采取救助行动，当代国家仍然以国家利益为国家行动的出发点。
2.尽管国际道义的力量远不如国家利益的力量那样强大，但国际道义的力量在增强，而且在将来的国际社会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大国关系愈来愈稳定；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逐渐降低；国际社会越来越脱离混乱的体系而靠近稳定的社会；教育的普及与道德观念的传播；相互依赖程度的迅速提高等。温特所揭示的三种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中其实包含着国际道德意识的进步。在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文化中，道德没有多少地盘，在洛克式的政治文化中，道德围绕利益发生作用，在康德式的政治文化中，道德与利益一起影响国际政治行动。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国际政治中，国际道义与伦理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政治将从扩张的技术政治转向和谐共存的艺术政治。
3.实现国际社会责任的最重要手段是经济援助。当代国家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发展问题，而不是西方国家所说的政治制度问题。完善的民主不能急于求成，现阶段不加取舍地引进西方式民主反而加快了国家失败的步伐，导致国家更大的混乱。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援助，而不是开空头支票。国际社会的援助应该奠定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为了建立施主与乞丐的关系”。（28）
4.国际社会并不只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它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中国家一样对当代一些国家失败现象负有国际道义责任。当代国家都被赋予了一种角色，即“负责任的国家”，它不仅要求国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也要对其他国家的困境负责。但基于国家能力的不同，发达国家应该对处于困境中的国家给予更多援助。
当代国际社会对国家失败的责任，跟国内社会对弱势群体的责任相似，但也有所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不管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都对其组成部分的失败负有责任，一个不关心弱势群体的国内社会容易导致国内社会的不稳定和失败，一个对国家失败保持冷漠的国际社会也容易导致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和失败，它们有一样的运作逻辑。不同之处在于国际社会在履行国际责任时处处遭遇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国内社会对救助国内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可以以立法来实现，救助政策也能得到有效地执行。总之，国际社会要对任何失败现象负道义上的责任，但要实现道义上的责任是异常艰难的，不仅要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还要求国际行为主体改变思维方式，从以利益为核心的利己主义转向具有牺牲精神的利他主义。
态度与策略：国际社会怎样对待国家失败
美国和平基金会从2005年开始进行失败国家排行，苏丹连续两年位居第一，在10个最失败的国家中，非洲国家占了大部分，而且名额还在增长，从2006年的6个增加到2007年的8个。（29）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要想某个人具有某种优点或缺点，就把这种优点或缺点赋予他（她）。失败国家排行与学生考试成绩排序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不断地给“失败国家”和差等生以心理暗示，使其产生挫折感和屈辱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失败者”，并不断强化这种身份。
失败本身是任何一个行为体不可避免的经历，因此，国家失败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常态。由于失败后果的苦涩，任何一个国家都极力避免失败。无可否认，国家失败问题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和人道主义挑战，但国际社会对待国家失败的态度则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挑战，因为国际社会对待“国家失败”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当事国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晚清在中日战争中失败后，国际社会的态度是将此视为机会，纷纷加大了对中国的瓜分力度，国际社会的态度则直接影响了中国人民对列强的态度，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就是这种态度的深化。而且，国际社会的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到当事国在国家失败后的战略走向。日本从开国的失败经历中学习到了帝国主义强盗逻辑，在其后的国家发展中，把这种逻辑运用到与东亚其他国家的交往中，这种策略使日本迅速摆脱失败，并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东亚霸权地位。国家失败后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反过来也影响国际社会对国家失败的态度。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仇视，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对晚清中国更加露骨地宰割，晚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遭到了更为惨重的失败。索马里杀害美国维和士兵，导致美国维和力量从索马里撤出，这种国际维和的“索马里综合症”导致美国在卢旺达大屠杀中行动迟缓，不愿承担责任，在受到广泛批评后，美国又染上了“卢旺达综合症”。反映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美国在还没了解事件的具体真相和深层原因之前，就于2004年迅速把达尔富尔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定性为“种族屠杀”，“使达尔富尔危机国际化的速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30） 美国在卢旺达问题上反应迟缓，但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则属于反应过度。晚清—列强与卢旺达—美国的例子深刻地揭示了国际社会与失败当事国之间存在着态度上的双向互动。
在国际社会如何拯救国家失败的策略上，人们津津乐道的“柬埔寨模式”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案例。为什么柬埔寨模式一定程度上成功了，而陷入困境的非洲国家却不能很好地解决失败问题，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失败？这与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失败原因的错误认知以及对失败后的重建方式有关。西方国家把西方民主体制作为非洲国家走出失败的首要措施，从而轻视了非洲国家最严重的毒瘤——种族主义与非洲国家的贫穷问题。西方国家要求这些所谓的“前现代国家”迅速达到它们的“后现代”水平，这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大部分非洲国家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和弥合社会分歧，而不是发展西方选举体制。这并不意味着选举体制对于非洲不重要，而是表明国家稳定更重要。选举体制建设不仅需要时间，而且要以国家稳定为基础，没有国家稳定的选举对于处于困境中的非洲国家来说是一种灾难。柬埔寨模式的经验恰恰证明了强有力的领导加稳定而正确的政策才能弥合社会的裂痕，而面临困境的非洲国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实现稳定中的社会和解。
在解决国家失败的策略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巨大的分歧。达尔富尔问题很典型地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国家失败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解决思路。西方国家的惯用策略是以经济制裁和武力相威胁。“表决心许承诺的时间到此结束……若巴希尔总统没有履行义务，那美国将采取行动”。（31） 布什的讲话表明了耐心的缺乏，语言威胁仅仅是将解决问题的手段推向武力，使最坏的解决方式自我实现。胡锦涛主席在2007年2月访问苏丹时提出，处理达尔富尔问题应该遵循，“一，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二，坚持对话和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政府任命的苏丹问题特使翟隽指出，“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当地经济重建和发展……解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况且制裁不一定能起到好作用，如果我们通过推动对话协商能够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制裁呢？”。（32） 中美双方领导人的发言可以折射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解决思路。中国的解决办法是调解和斡旋性质的，而美国的解决方式则是粗暴和逼迫性质的。
在如何对待国家失败问题的认知、态度和策略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是明显的。对于美国来说，挑战在于如何放下超级霸权的身段更加友好更加公正地对待国家失败，使用更加温和更加柔性的策略帮助正处于失败过程中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挑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关注全球人道主义危机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如何更加自觉自信地推广中国处理国际危机的方式，以及如何让处理国际危机的中国方式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更大承认。针对当前国际社会对待国家失败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国际社会至少应该：①停止把一些处于困境中的国家命名为“失败国家”；②视国家失败为一个走向成功的正常过程；③对把一切可能的罪名与国家失败相联系保持谨慎。因此，国际社会的责任不是一年一度地发布失败国家排行榜，而是切切实实地帮助它们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让它们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
注释：
①（15）Jon Fraenkel," Political Instability,' Failed States' and Regional Intervention in the Pacific"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Redefining the Pacific,Dunedin,New Zealand,25-28 June 2004,www.otago.ac.nz.
②Charles Tilly,"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Charles Tilly,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1975,p.38.
③（22）（23）（24）Anna Simons,David Tucker," the Misleading problem of Failed states:a ' socio-geography' of terrorism in the post-9/11 era " ,Third World Quarterly,No.2,2007.
④Robert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the Observer,April 7,2002.
⑤Steven Mufson," a ' Rogue' is a ' rogue' is a ' state of concern' ,' Washington Post,June 20,2000.
⑥Daniel Lambach," Security,Development and the Australian Security discourse about failed stat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1,No.3,September.
⑦顾章义等：《列国志—索马里吉布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⑧Michael T.Klare," the Deadly Connection:paramilitary bands,small arms diffusion,and state failure" ,in Robert I.Rotberg ( ed) ,When States Fail:Causes and Consequence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116-134.
⑨（17）Robert I.Rotberg,"the Failure and Collapse of Nationstates:breakdown,prevention,and repair" ,in Robert I.Rotberg ( ed) ,When States Fail:Causes and Consequences,pp.1-50.
⑩Noam Chomsky,Failed States: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New York,2006.
（11）（18）庄礼伟：《后冷战时代的失败国家课题》〔J〕，《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1期。
（12）韦宗友：《“失败国家”问题与国际秩序》〔J〕，《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3期。
（13）宋德星，刘金奇：《国际体系中的“失败国家”析论》〔J〕，《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2期。
（14）I.William Zartman ( ed) ,Collapsed States: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egitimate authority ,London,1995,p.8.
（16）Jennifer Milliken( ed) ,State Failure,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Oxford,2003,p.26.
（19）Nelson Kasfir," Domestic Anarchy,Security Dilemma,and Violent Predation:Causes of Failure" ,in Robert I.Rotberg( ed) ,When States Fail:Causes and Consequences,p.70.
（20）Nicolas van de Walle," The Economic Correlates of State Failure:Taxes,Foreign Aid,and Policies" ,in Robert I.Rotberg( ed) ,When States Fail:Causes and Consequences,p.112.
（21）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25）孙永明：《卢旺达总统称西方国家对卢旺达大屠杀负有责任》，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4-04/08/content 5532407.htm。
（26）晨剑：《卢旺达大屠杀：西方大国难辞其咎》〔N〕，《北京晨报》，2000年7月9日。
（27）《特别报道：国际社会本可阻止大屠杀》〔N〕，《新京报》2004年4月8日。
（28）祝鸣：《八国集团能否兑现对非洲金援》〔N〕，《新京报》2007年6月10日。
（29）有关失败国家排行榜更多情况，可访问http://www.fundforpeace.org/web/index.php.
（30）涂龙德：《达尔富尔危机之透视》〔J〕，《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4期。
（31）《中国发挥积极作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http// www.singtaonet.com。
（32）《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就达尔富尔问题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2007年4月12日。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3105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