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处在十字路口——论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几个问题论文,路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9550（2000）09—0054—06
20世纪90年代是世界经济大转折的年代。
苏联解体宣告冷战结束。西方国家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世界经济迎来了“第三个黄金增长期”。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相互碰撞，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社会出现和形成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的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关键时刻，究竟该如何走，走向哪里，已成为国际社会各界大辩论的焦点和尚待解决的课题。
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滞胀”。一些主张自由经济的理论重新崛起。其主要代表是“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执政期间，都明确强调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缩减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于是，“无形之手学说”（即市场效率论）大行其道，宣扬“社会问题应由个人和市场而非政府来解决”，“自由市场将带来全面增长”。（注：[美]《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12月14日。）因此，在西方国家中，有的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的则把国有企业转为国有民营或者实行私有化。发展中国家在探索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也把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企业私有化，作为80年代经济调整的重要内容。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市场经济体制，自由市场经济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新闻媒体说，20世纪末自由市场经济已占据统治地位并席卷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决定放弃干预市场，让自由市场去决定经济活动的输赢。
然而，正当发展中国家经济经过调整、改革开始恢复增长时，新兴市场国家接二连三地相继发生后果极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此形势下，社会各界对自由市场经济纷纷提出质疑。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后，新闻媒体说，危机中的有关国家和地区可能逐步放弃自由市场观念。国际社会发出了重新审视“看不见的手”的呼声。马来西亚首先采取行动，通过政府对进口该国的资本活动进行审查和控制。中国香港特区斥资152亿美元干预本地股票市场，支撑股价， 回击国际金融投机活动。俄罗斯计划通过实施选择性的价格控制，控制外汇交易。
经济学界对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争论更为激烈，针锋相对。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的代表人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一再向发展中国家宣扬市场经济，认为政府干预往往使得经济衰颓雪上加霜。（注：[美]《新闻周刊》，1998年6月15日。 ）美国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认为：“新世纪的主要特点是市场经济日益优先”。（注：[美]保罗·萨缪尔森：《21世纪已经来临》，载《号角报》（阿根廷）1996年12月3日。 ）《洛杉矶时报》载文说：“自由市场经济并非是造成世界金融动荡的罪魁。”（注：[美]《洛杉矶时报》，1999年1月21日。）对这种意见，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斯蒂格利茨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讲，不同意亚洲金融危机是过分干预经济生活的看法，认为“政府在宏观方面的调控作用是重要的”。法国总理若斯潘也说：“没有国家，就没有市场。市场经济需要法则，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注：[美]《华盛顿邮报》，1998年8月30 日。）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市场经济”一词是19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之后才流行起来的。西方国家一再宣扬“看不见的手”，什么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完美无缺的，甚至说“市场经济是万能的”。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爆发，给鼓吹自由放任的人当头棒喝，使之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创立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体系的凯恩斯学派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犹如盲人瞎马。一方面，价格信号在某些重要的市场上并不具备伸缩自如、灵活反应的调节能力；另一方面，从总供求角度看，由于商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市场的自发力量并不能经常保证使总供求在充分利用资源的水平上相一致。为此，政府必须担负起宏观经济的管理职能，发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作用。惟有政府通过市场，并作为市场上的一种经济力量，运用宏观上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有意识地影响、调节经济，市场经济才能在充分保持其微观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宏观上符合社会意愿的稳定发展的目标。另外，在微观经济中出现的一些市场失灵现象，也需政府利用经济的、法律的乃至行政的手段加以有效管理，才能切实维护平等交易与社会公正原则。
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是与一定的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相联系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程度有多大。看来，这种争论还要继续下去，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答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一系列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干预市场的作用可能会趋于加强，而不是削弱。
美欧模式与东亚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亚洲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 许多经济学家将东亚地区经济长盛不衰的现象称为“亚洲奇迹”。然而，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席卷了东南亚各国，接着又波及到东亚地区。于是，国际社会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疑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模式已成强弩之末，亚洲的繁荣已经过去。
所谓“东亚模式”，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为了赶上发达国家而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是东亚各国适应本地特点而作出的选择。在一个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市场狭小和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的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选择外向型出口发展战略无疑是最优政策。这一政策的成功已为东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从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组织和推动的职能，使得市场活力与政府计划优势结合起来，推动和保证了经济高速、持久的发展。东亚各国经济的起飞和发展，不仅是经济过程，同时还明显地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政治过程，表现为政府在产权、决策和经济运行等方面形成一整套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机制及其规则，并有效地予以实施。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模式”遭到国际上众多的非难和指责，甚至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亚洲型资本主义解体和失败”。
世界上有多少种经济发展模式？其说不一。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即美国式的自由经济市场模式、德国式的社会福利市场模式和日本式的政府主导型市场模式（即东亚模式）。什么是“美国模式”？英国《经济学家》是这样描述的：具有弹性很强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低税赋、激烈的竞争和股东资本主义。其缺点是：收入差距悬殊、低福利救济、初等和中等教育质量差、低投资率和很低的储蓄率。（注：[英]《经济学家》，1999年4 月29日。）新闻媒体评论说，美国模式实际上是自由放任的模式，其主张通过放宽限制和不干预市场来创造繁荣。国际社会指责美国式市场经济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险，特别是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动和套利基金不顾一切后果的投机活动使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即使从贫富差距悬殊和急剧向垄断体制发展这一点来说，美国式的市场主义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注：[日]《正论》月刊，1998年8月号。）欧洲模式， 学术界也称“莱茵模式”，即以分布于欧洲莱茵河流域的德国和北欧国家为代表。“莱茵模式”为欧洲国家广泛地采纳，其特点是具有完备的社会保障系统，主张政府、工会、雇员相互间对经济目标和所采取的政策手段进行磋商，建立和谐关系，提倡“同舟共济”、“协商一致”和“长远利益”。可是，进入9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成为长期困扰欧洲各国的经济难题和社会痼疾。其重要原因是欧洲各国长期实施的高福利、高工资、高税收的“三高”政策。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得失业者可以常年领取“失业津贴”，从而“切去”了欧盟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美国仅为1／7），各国政府难以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和扶持企业。此外，“高工资”造成企业成本上扬，削弱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欧洲各国企业还要负担社会保险、失业救济、劳动保险等多种名目的税赋。近年来，欧洲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改革体制，大幅削减社会开支，力求减少失业现象。由此看来，无论美国的模式还是欧洲的模式，都各有利弊。法国《解放报》在一篇社论中问到：“在整个地球，是不是只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模式？”
如何评价这些模式的优劣？人们大概记得：1997年在美国丹佛举行的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首脑拒绝穿戴克林顿赠送的牛仔鞋和毡帽。面对克林顿如此炫耀美国模式，法国总统希拉克说：“我们有自己的模式，我们打算坚持自己的模式。”世界是多种多样、五彩纷呈的。各国经济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千差万别，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东亚模式”就是在政府主导下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所作出的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经济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可行的选择是借助国家的力量参加并组织经济活动，创造外部条件，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借助一定的政府保护，自己弱小的经济必将被强大的外国经济所冲垮。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说明“东亚模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应该检讨和反思，但决不能一棍子打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认为，亚洲危机不会导致所谓亚洲发展模式死亡。（注：[法]《世界报》，1998年10月27日。）经济界人士指出，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美欧模式。
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
据美洲开发银行的一项比较研究报告，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分别是：60年代为8.2%，70年代为7.8%，80年代为6.6%；而拉美国家这三个时期的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0%、4.9%和2.0%。（注：美洲开发银行和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报告：《增长之路》（1997年）。）东亚各国实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一度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甚至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效法东亚各国；而对拉美大多数国家采取的进口替代政策则持否定的态度。然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再次引起对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大辩论。墨西哥《金融家报》认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不是普遍效仿的发展模式。美国《未来学家》载文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选择新的发展道路。
众所周知，二战后，世界处于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首先，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通过美元援助、军事保护等手段，把东亚、东南亚地区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获得了巨额“美元”，从而满足了其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应该说，这种机遇是不多的。其次，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传统产业逐渐退出市场，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这些传统商品再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与其说是竞争，不如说是“补充”。再次，80年代之前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为数不多，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热衷于“进口替代”。相对这些少数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地区）而言，发达国家的传统产品市场具有很大容量。因而，首批选择“出口导向”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打入发达国家市场，促进本国（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进入90年代后，这种形势已不复存在。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转移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增多，并加入到传统产品供给的行列，而且初级产品的技术进步又使出口国的供应能力成倍增长。这时，东亚、东南亚国家出口不仅受到发达国家对手的竞争，更主要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竞争。因此，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出口能力下降，就成为必然。应该说，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种发展战略各有其实施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的必然性。特别是实行进口替代的墨西哥和巴西同实行出口导向为主的东亚各国，先后都发生了金融危机，很难以一言论优劣。尽管如此，从客观上来看，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要优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也更符合时代的大趋势。那些及时地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那些长期奉行进口替代的拉美国家，就是例证。
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人们的一个重要提示是，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依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国家在“强调进出口的同时，不应忽略进口替代给实现工业化带来的机会”。“一个国家如不具备制成品的生产能力，就不可能出口制成品；而发展进口替代，可以为这种生产能力提供必要的动力”。（注：南方委员会：《对南方的挑战》（1991年）中文版，第89页。）因此，把“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应该是今后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经济全球化并非一种新现象，只是自冷战结束后有了迅速发展，现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然而，经济全球化并非人们想像中的那样是通向“世界大同”的金光大道。1994年底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说明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不完全只有机遇，也有风险。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不再是有利而无害的了”。1999年初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的主题就是“负责任的全球化”，反映了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客观现实和要求，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重新再认识。
目前，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已度过了最严重的时期，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特别是对经济全球化留下许多令人回味的思考。从亚洲金融风暴的兴起和发展来看，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还是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巨浪，都有一支“无形的手”在起作用，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可以设想，尽管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某些偏差和失误，如果没有国际金融投机家的兴风作浪，这场风暴的势头不可能如此猛烈，影响范围也不可能波及全球。更令人深思的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后果。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美国大公司以重金并购亚洲企业，趁机进一步打入该地区，以便在亚洲市场获得立足之地。经济界人士认为，如果这种形势发展下去，东南亚一些国家即使不完全沦为经济殖民地，也将同“半个殖民地”没有两样。东南亚国家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带有“殖民色彩”，使这些国家从“接受贷款”变为“出让主权”。“在金融市场给外国投资者以自由，将使我们处于受人支配的地位”。甚至有的文章说：“全球化带来新型殖民化。”这些动向已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新闻媒体说，在泰国、印尼和韩国“经济民族主义正在抬头”，“可能造成向民族主义倒退”。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在对全球化的信任树立之前，世界经济可能受到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的强烈反对。在自然经济的社会里，各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一般局限于一国领土范围之内，这样，土地与主权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主权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在国际上又是独立的象征。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冲破了国家界限，摆脱了国家疆域的束缚。一个国家采取的措施及其影响往往越过边界，甚至波及全球。墨西哥金融危机是这样，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这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国家的界限越来越不起作用。面对这种新的形势，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某种变化。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权力，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一国的行为不可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无视国际法、国际惯例去追求国家利益也越来越不可能实现。此外，国家的利益与跨国公司的利益，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国家可以利用跨国公司实现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国家还是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是对跨国公司活动进行规范的最主要的角色。
在现阶段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族国家的职能还不可能消亡。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合法行为主体。比如，全球资源是以民族国家这一合法形式界分其产权的。国家实际上是行使产权的组织。可以说，现阶段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根据国际法，主权的让与是以对等为原则，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就不会有让与。今后，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会在某个时期或某种气候下突显起来，但绝不会扭转全球化的进程。
贸易自由化与保护主义
贸易自由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又是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器。目前，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并未偃旗息鼓，还不时地冒出来，干扰国际贸易的进行。
冷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利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趋于表面化，国际上经贸冲突接连不断。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开始放慢，贸易保护主义又有加剧的迹象。由于过去的某些保护主义手段不易使用或不能再用，转向假借和滥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却行保护和歧视之实，这已成为当前新保护主义的特征。最常见的便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实施的反倾销法。反倾销法规对以低于生产成本和低于有关国家国内市场价格出售的货物限制进口或征收关税，以避免进口国生产者利益受到不公平的价格竞争。国际贸易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即以环保标准为基础的绿色认证制度日益盛行，并已成为阻止发展中国家商品输入发达国家的一种手段，严重阻碍了贸易自由化的实施。
贸易领域的分歧和斗争集中表现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上。世贸组织（包括关贸总协定）多年来在扩大自由贸易、促进全球市场开放、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贸易壁垒在全球依然十分严重。尤其是在农业、纺织品、劳务和服务业等领域，相关的自由贸易谈判至今进展不大。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制定的时间表，新一轮回合谈判（也称“千年回合谈判”）于1999年11月30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由于新一轮贸易谈判对于推动21世纪世界贸易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各国都对西雅图会议抱有很大的期望。会议召开之前，谈判各方已经就谈判议题展开了争论。议题之争反映出各国对新一轮谈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贸易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会议期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涉及农业、反倾销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严重，争得不可开交，各方都不愿作出让步。西雅图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实现贸易自由化还是保护主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变换花样。因此，对世界各国来说，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
金融自由化与资本管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当前世界上正在形成一个规模空前的全球性资本市场。没有国界的货币流通，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这些货币在世界上凡是能够获得最大回报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这些数额巨大的资金，除少量是贸易结汇和投资结算外，绝大多数都属于投机性买卖。据报道，每天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外汇交易，只有5%与商品和服务有关， 而单纯靠汇率波动和利率差牟取暴利的竟高达95%。这些短期游资在全球各地游动，完全以获取高额利润为动机。随着电子交易方式的广泛采用，金融衍生产品出现并迅猛发展，更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因素。据统计，1997年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额达到36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经济规模的12倍。 （注：[美]《纽约时报》，1999年2月15日。）特别是， 国际游资的无节制地流动给一个国家宏观调控带来极大的难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90年代，许多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金融危机。尤其是1997年夏的泰国金融危机迅速在东南亚地区蔓延，继而扩展到东亚，并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引发各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完全相同，但是如果没有国际金融投机商的兴风作浪，这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可能如此猛烈，影响范围也不可能波及全球。因此，国际上要求对资本流动实行限制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关于资本管制的大辩论中，不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经济界人士越来越提倡资本管制，特别是对短期资本的管制，就连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建议亚洲国家考虑采取外汇管制措施。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应该考虑控制，只要这种控制是为了阻止短期投资而不妨碍外国在基础设施中的投资。甚至“金融大鳄”索罗斯都主张对金融市场及资本流动进行控制。但是，另一派意见则批评控制资本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不能使用。英国《经济学家》载文说，资本全球化带来金融市场不稳定的说法没有根据。世贸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稳定经济形势。个别发展中国家也呼吁重新审视对资本控制的政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行金融自由化还是对资本管制的问题，既是学术问题又是经济政策问题，只有在实践中予以解决。
国际金融市场向全球化方向发展，有助于在世界范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应看到，金融自由化也为过度的投机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究竟如何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目前为止，各种方案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金融自由化应根据国情、按适当顺序进行；对短期资本实施管制措施；建立防范金融危机的地区预警机制；新兴市场国家对银行系统加强管理和监督机制，提高透明度；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工作方式；建立全球性中央银行，发挥稳定世界经济的领导作用；采取有效步骤，使私人企业参与防范或解决金融危机；加强国际间合作，共同处理全球面临的挑战；此外，还有向有关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重新安排债务计划等。尽管各种方案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有一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已势在必行。探索多年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也许在金融领域会找到突破口。
结束语
面对上述一系列问题，世界经济何去何从，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以国际金融资本的过度自由流动和投机活动引起全球性金融动荡，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要求规范国际金融体制的呼声日高。与此同时，美、英等国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增强。在此形势下，“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
“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不是偶然的现象，是时代的产物。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得到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随着经济因素的上升，国内各种潜在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浮现出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形势下，过去的旧意识形态，不论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还是原来的社会民族主义，都不能适应已在变化的世界。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力量迫切需要调整和革新自己的纲领和政策。“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后冷战”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应。英国首相布莱尔称：“它（‘第三条道路’）并不仅仅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妥协。它设法要吸取中间派和中间偏左派的基本价值观念，将这些价值观念应用于一个有着根本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世界，并且在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做到这一点。”（注：[英]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载《华盛顿邮报》（美），1998年9月27日。）可以说，“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为适应形势，寻求摆脱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社会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的矛盾、问题，并在社会竞争和社会公平之间寻找一种稳妥的平衡，以应付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第三条道路”能否成为拯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但是，不走“第三条道路”，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是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面临的最大难题。
[收稿日期：2000—02—28]
[修回日期：200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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