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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4-0029-08
大致在1902年前后，“睡狮”／“醒狮”成为中国士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象征性说法：中国曾经是一头睡狮，现在行将、或已经醒来，这头醒来的狮子将震撼世界。1902年12月，蔡元培等人在杭州筹组明强学社，发表广告称：“今者欧美各国已由民族主义之熟达，而进于民族帝国主义。我国睡狮不觉，尚未进入民族主义之时代。”[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人权未必钗裙异，只怪那女龙已醒，雄狮犹睡。”[2](p.55)黄遵宪1903年底写给梁启超的诗中有云：“我今托中立，竟忘当局危。散作枪炮声，能无惊睡狮？睡狮果惊起，爪牙将何为？”[3](p.287)同年邹容发表的《革命军》中亦云：“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4](p.60)创刊于1905年8月的《醒狮》，封面就是一头狮子，开篇即为歌词：
美哉黄帝子孙之祖国兮，可爱兮。北尽黑龙，西跨天山，东南至海兮，除盗贼兮。皆我历代先民所经营开拓兮。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兮。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自由兮，独立兮，博爱兮，书于斾兮。惟此地球之广漠兮，尚有所屈兮。我黄帝子孙之祖国，其大无界兮。①
而在近代史上颇有影响力的《东方杂志》，其第一期（1904年）封面的图画是，左上角一个龙头，口吐放射状白光，白光中间写“东方杂志”四字，右下是一地球，左侧中间是初升之朝日，光芒万丈，朝日上有两个奇异动物飞向龙头。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龙头颈上有一圈雄狮才有的鬃毛，龙的造型实际上成了“狮龙”或“龙狮”。这样一个新“图腾”意味深长，融合中西文化精华而成就中国新文化、新国魂的用心，在此“图腾”里表露无遗。
以“醒狮”作为中国的象征，最流行的年代是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间。在此期间，大众文化层面上，狮子也很流行。至少有十几种火柴盒以狮子作为图案[5]。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高其风为广州中山纪念堂画的三幅画，分别是鹰、马和狮子。费约翰注意到，“孙中山逝世这一年，狮子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另一位著名画家陈树人仅存的一幅狮子画，也创作于同一年……另一位国民党要人，积极的妇女运动家何香凝，因为孙中山的逝世，也转向狮子画。”[6](pp.4～5)这里的狮子，显然是对孙中山的歌颂，民族国家的形象与领袖的形象通过狮子达到了统一和重合。传统狮子所具有的警示、预言的功能和孙中山的先知先觉的自我定位重合；狮子的雄伟力量也和民众认为孙所具有的伟大精神力量对应。
一
拿破仑、曾纪泽与孙中山的“睡醒”论：据传拿破仑曾经说，中国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撼。这一说法流行颇广。但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切材料证明拿破仑说过这样的话。大致可以确定的是，拿破仑有过类似中国觉醒这样的看法，其过程如下：1816年拿破仑已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他于1817年6月末7月初接待了阿美士德，此人作为英国使节抵达北京后因为礼仪问题再次碰壁，在返回英国途中时拜会了拿破仑。拿破仑接见他时，发表感想，“梦想天朝压压英国的傲气，替他报仇。”但拿破仑并没有说中国是一头狮子②。拿破仑对中国的了解，来自1795年出版的《马嘎尔尼航行中国记》，该书作者安德森(Aenens Anderson)是当年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时所乘舰艇“狮子号”的大副，而狮子本是英国皇家的标志。近年以研究“唤醒”中国问题而闻名的费约翰则认为，拿破仑谈论中国觉醒一事纯属谣传。但费约翰没有对这一判断作具体说明，他也没有对佩雷菲特著作的记述提出质疑考辨[6](pp.2～3)。在没有明确否定性结论的情况下，阿美士德的记述是可信的。拿破仑的看法，如何被中国人接受、发展，其过程同样尚待研究③。中国人最早使用“先睡后醒”此一说法的，大概是1878年出使欧洲的曾纪泽。他1886年结束外交生涯回国时，在伦敦的《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发表“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文译本以《中国先睡后醒论》的题目，于1887年2月8日在香港《德臣西字报》刊载。曾氏对欧洲人说：“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垂拱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酣入梦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曾纪泽强调说，醒后之中国，既无军事扩张企图，也无移民海外必要，更不会报复侵略中国者。中国之富强运动，目的只在自卫。中国目前所最应整顿者：“一、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一、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一、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④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担心，和今日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曾纪泽与其说是宣布中国已经觉醒崛起，不如说是在申明中国没有野心。论者通常认为近代欧洲的“黄祸”论始于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⑤，但从曾纪泽反复申说的情形看，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欧洲人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的觉醒和扩张了。需要注意的是，曾文中并没有出现“狮子”一词。
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以英文撰写《中国问题真解决》，后由陈宝琦、胡毅生译为中文，在香港《中国日报》转载。其中有云：
（外人）以为（中国）地大物博，大有可为之资格；若一旦醒其渴睡，则世界必为之震惊。倘输进新文明于国内，将且酿法兰坎斯坦事故。现时最巧之政策，皆以共亡中国为目的，如倡黄祸者是也！虽然，倡此议者，其自谋非不忠。然无论由何方面观之，皆不能自完其说。夫一国之望他国亡灭，已离于道德之问题，而为政治上之狡策，况中国人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强悍好侵略之民族也。[7](p.6)
孙中山的基本用意，是争取国际社会对他推翻满清政府之革命的支持，他对中国人的定位，与曾纪泽一致，都是要打消西方人对中国的疑虑和戒心。
梁启超之“醒狮”论：在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12年后，逃亡到日本不久的梁启超在《自由书·动物谈》（1899年）一文中写道：
梁启超隐几而卧，邻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为动物谈……丁曰：“吾昔游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之睡狮，又谓先睡后醒之巨物’。余试拔其机，则动力未发……既就锈蚀，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机，则此佛兰金仙者，将长睡不醒矣。惜哉！”梁启超历历备闻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兴，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8](p.44)
梁启超暗示曾纪泽以狮子喻中国，却并未明确肯定曾纪泽说过中国是狮子。他的行文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中国人认识先睡后醒的巨物，实为中国之最佳象征。按“佛兰金仙”即上文孙中山所谓“法兰坎斯坦”，英文为Frankenstein，现通译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系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于1818年出版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又名《当代普罗米修斯》、《科学怪人》）中的生理学研究者，此人利用人的尸体，创造了一个类人的怪物，自己最终被它杀死。但后来 Frankenstein却成了这个怪物的名字。也就是说，小说书名、主人公名字和科学怪人都叫弗兰肯斯坦，也即梁启超所说的“佛兰金仙”。在英文中，Frankenstein的引申义为：自己所创造而无法控制的事物；作法自毙者；人形怪物。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的怪物是生物性的怪物，它有生命、有意识，能和创造者弗兰肯斯坦交流。尤值得注意的是，雪莱夫人描写这个怪物是黄皮肤而且有皱纹，黑色长发，水汪汪的眼睛，相当丑陋(monstrous)。梁启超文中所谓伦敦博物馆陈列品，则是状若狮子、内有机关的机器人，其形象与小说中的科学怪人完全不同。曾纪泽是否给机器人命名“佛兰金仙”，我们无从知晓。1899年之前已经出版的曾纪泽《使西日记》中，未见有他参观博物馆给人形怪物命名的记载⑥。现存曾纪泽文字中，有两首诗涉及到狮子。一首是《为潘伯寅大司空画狮子纨扇率题一首》，诗前引文及诗云：
阿剌伯人云：虎豹残狠，遇物则杀，狮子饱而嬉人，禽过其前，往往释而不搏。呜呼！此其所以长百兽而霸山林欤？英吉利国称雄泰西，军国大纛及宫廷印章，皆雕绘狮子与一角马为饰，殆与俄罗［斯］画北极之熊，佛朗西、日耳曼画鹰隼者，各有取义。东坡生平不闻得见狮子，而于屏风画狮子赞，乃有“虽猛而和盖其戏”之句，一何当也……纪泽奉使欧罗巴洲八年，于西人动物苑中铁栏所豢，见之数百次，爰图真形，系之以诗。
法尚苍鹰俄白罴，英兰旌旆绘黄狮。自矜双瑞镌（
）猊玺，蔑视群雄鸟隼旗。虽猛而和坡老赞，非饥不杀士人知。画师相率涂青碧，乍睹真形转见疑。[9](pp.315～316)
另一首诗是《为徐颂阁宗伯画狮子纨扇题律》，诗前同样也有“引”，主要讲他观察狮子及作画的情形。其诗云：
平野回风谷吐霓，点睛重现两狻猊。叠调黄赭开生面，试审丹青证旧题。德盛两阶陈舞羽，威行八表靖征鼙。异材王会图方物，添写麟虞杂象犀。[9](p.316)
虽然曾纪泽画了狮子，写了赞美狮子品行的诗，但他还是没有把狮子和中国明确联系起来。梁启超梦中隔墙听来的曾氏醒狮论，“甲乙丙丁”四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梁未作说明。据《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写作此文的时间在1899年8月6日前，此时距他流亡日本不到一年，虽已可阅读日文报刊，但能毫无障碍隔墙“窃听”日人讲论此事的可能性不大⑦。若此四人是中国人，按文章内容，则他们应分别到过日本北海道、意大利、法国、英国，而又能在日本聚谈。这几乎没有可能性。即使有中国人去过英国，则此“丁”的英国之行，当在1887年曾氏回国之后、1899年梁启超写此文之前。考察历史，这12年半间去过英国的中国人，主要是外交使团的成员、少数海军留学生或人数更少的中国籍的基督教教会人士。这很少的三类人，自英国回来后又到日本、与梁启超作邻居的可能性同样很小。而梁启超本人直到1919年才第一次去欧洲。故梁启超依据自己直接、间接的生活经验和见闻假托梦境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从1887年2月《德臣西字报》发表曾文中译本，到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言及曾纪泽的旧事，其间长达12年半，在此期间是否有谈论“睡狮”／“醒狮”的中文文献，由于笔者尚未发现，不敢断言。但收有上述诗的《曾惠敏公遗集》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就由江南制造总局刊印。这个集子梁启超是能够看得到的。以梁启超的聪敏，他把曾纪泽的《先睡后醒论》和上述两首诗及引言中有关狮子的意见联系起来，发生更多的感想是很自然的事。黄遵宪 1889年随薛福成出使欧洲，回国后在1898年又亲将梁启超招往上海办《时务报》，随后转往湖南办时务学堂，两人交往相当密切。梁1898年逃亡日本后，与黄保持密切的书信联系，并在他主持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黄的大量诗作。可是我没有在两人书信文献中发现与《动物谈》内容相关的文字。但黄遵宪对中国的“睡”与“醒”的看法，无疑和梁一致。他记述伦敦大雾的诗开头即云：“苍天已死黄天立，倒海翻云百神集。一时天醉帝梦酣，举国沉迷同失日。芒芒荡荡国昏荒，冥冥蒙蒙黑甜乡。”⑧写的是伦敦景，抒的是中国情。而且，他在1903年给梁启超的诗中确实也有睡狮将醒的句子（见下文）。
众所周知，晚清的西学很大程度上是“自东方涌来”⑨，梁启超启蒙思想当然也多来自日本⑩，因此，他也有可能是在日本得到有关间接知识，再与曾纪泽提供的意见结合起来，据此而假托梦境，撰成《动物谈》一文。
《刍言报》与“醒狮”论的最后形成：另一条重要资料见于《汪穰卿笔记》卷八附录之《琴瑟寄庐类稿》“睡狮”条：
西人言中国为睡狮。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以此语质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于是乎莫知其何取义矣。后见驯狮者，叩其解，驯狮者曰：“此义遥深。吾辈从前习驯狮之术，皆捕小狮子使母狗乳之，及其长成则狮形而狗性矣，易驯之以为戏。后有人与之戏，至张狮口数狮齿，时适狮甚饥，乘势一口，将人之头咬下。观者震骇，咸咎吾术之未精。因复深思，乃得一法，以生鸦片抹于牛肉以饵狮，初仅少许，继则渐加，鸦片之量既广，狮则终日昏昏皆在睡梦中，尽人调戏。虽能张拳开口，发声嗥吼，不过如梦谵而已，实不能咬人。盖有狮之形，无狮之质，并前之狗性亦无矣。殆将长睡，永无醒时。贵国之大，犹狮之庞然也，受毒之深，奚止于鸦片耶？以此为譬，庶几近之。”噫，可惧哉！吾愿中国人憬然悟之。[10](pp.218～219)
此段文字最初刊载于汪康年所编辑之《刍言报》，作者不详。汪康年之弟汪诒年为其兄编辑遗著时收入。汪康年创办《刍言报》时间是1910年11月2日，汪死于1911年11月3日，该文当发表于1910年11月～1911年11月间。其所述故事虽不同，狮子（中国）受制于（西洋）人则同，且欲警醒国人的用意，亦与梁启超略无二致。汪康年在《时务报》时期曾和梁启超同事，彼此受影响自在情理中。有关曾纪泽曾说过狮子及先睡后醒的种种看法，那时可能已经在这些人中间流传了。只不过，在《刍言报》这则文字中，作者的态度并不乐观。文章中所谓驯狮者很可能也是假托(11)。
到1924年10月《醒狮》周刊的出版宣言，作者就给把“醒狮”说正式派给曾纪泽了：“昔者曾纪泽出使欧洲，鉴于西方东侵之猛，尝以‘睡狮’之说，告彼都人士曰：中国地方之大，人口之多，巍然独立于亚洲，其状有雄狮然，今特睡而未醒耳，苟有压之过甚者，行见此狮醒而不可复制矣。西人闻其说而信之，盖几与威廉‘黄祸’之说相埒，瓜分中国之事，缘是不无踌躇。”[11](p.133)作者把西方人的观点强加给曾纪泽，所说正与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的谨慎态度相反。
以上描述说明，以狮子为象征的晚清中国的形象建构，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其间的细节和传布经过，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以确定的历史事实；更多是想象、虚构乃至以讹传讹。到1902年民族主义思潮急剧高涨时，原先不大为人注意的狮子，就成为民族主义者最喜爱的一个象征符号，频繁见于报刊文字中。
二
狮子在中国文化中的演变过程：中国文献中，狮子最早只是一个来自西域(12)，能食虎豹的百兽之王(13)，没有其他含义。佛教进入中国后，有了“狮子吼”一说，佛陀本身被认为是人中雄狮，佛的座席因此也称为狮子座。东汉以后，狮子除在佛寺中以泥塑和壁画等方式出现，还在佛教和世俗庆典娱乐活动中成为仪仗和百戏中的一个角色。《洛阳伽蓝记》记载：“长秋寺北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12](p.43)《魏书·乐志》云：“（天兴）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觚、麒麟、凤皇、仙人、长虵、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13](p.1889)辟邪即带翼之狮子。《通典》记载魏晋时狮子舞云：“狮子舞，亦称五方狮子舞，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状。歌者舞太平乐。”[14]（卷一四六《坐立部伎》）这已和现代的舞狮没有什么区别了。佛教日益世俗化后，狮子逐渐淡化乃至脱离佛教的宗教含义，而成为镇恶驱邪的象征和娱乐游戏的角色。
唐中叶（公元8世纪前半叶）以前，来自波斯、大食等国的狮子常作为贡品献给朝廷(14)。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太宗得到一头由康国贡献的狮子，命虞世南作赋赞之，赋中有云：“嗔目电曜，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道兕于龈
，屈巴蛇于指掌。”[15]（卷一三八）这可能是中国人敬畏狮子神威的最早的文学性表达。在画中表现狮子更常见。唐代宫廷画家韦无忝所画狮子，“酷似其真。后狮子放归本国，唯画者在图。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16]（卷二一二，p.1623）李伯时、颜立本等画家都曾画过狮子(15)。作为奇珍异兽中的一种，狮子在这时主要是一种观赏对象。在观赏当中自然也会逐渐发现、乃至赋予狮子一些品性特征。
在唐代，人们认为狮子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
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17](p.2)
西方来的狮子与东方的龙发生了感应关系，或者说狮子“具有感知代表东方的龙所散发的体臭的超自然的能力。”[18](p.194)龙是由狮子唤醒的。从21世纪回看一千多年前这个传说，真是别有意味。
至迟在南北朝时期，狮子在民间已经被赋予具有镇邪驱妖的神奇功能。河南浚县天宁寺石刻大佛前曾有两石狮（现藏河南省博物馆），雕于北齐（公元550-577年）年间，此狮子据民间传说已有驱邪镇水患的作用。河北沧州著名的镇海铁狮子铸于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在此之前，民间已经流传狮子驱逐龙王，使沧州免受海水侵害的神话。
到明代，狮子具有了灾难预言者的功能和意义。明代无名氏小说《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五十九回“东京决判刘驸马”(16)，即讲述石狮子预兆洪水将至的事情。这个传说在现代太湖流域形成了具体情节颇有差异的不同版本(17)。
晚清狮子的象征意义：在近代历史上，“醒狮”最基本的象征意义，首先是一个发出预言和启示的“启蒙者”或觉醒者。1924年10月，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创办宣扬其国家主义思想的周报《醒狮》，其出版宣言云：“特标‘醒狮’之义，欲以无偏无党之言，唤起国人自信自强之念”[11](p.134)重申的仍然是梁启超“新民说”的基本主张。既是“狮子”吼，则“狮子”们所言说的启蒙思想，对具有深厚佛教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就意味着是具有普遍意义或普世价值的根本真理（佛法）。在这里，民族主义思想借用传统象征符号，获得了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文化便利。
其次，狮子是百兽之王，如曾纪泽所赞扬的“威棱材力，雄诡杰伟”，是统治力量的象征。中国虽然败于列强，而且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万国中的一国，但从内心深处，中国人从未平心静气地自认为是一个普通国家；相反，强国梦一直萦绕不去。中国人以狮子自比，就意味着以英国为追赶效法的榜样。于是，来自传统的“狮子吼”和现实的榜样——狮子一样的英国——在象征符号上完全同构了。狮子“吼”出的“佛法”（真理）就是：明日之中国，当如今日之英国。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中华民族以前也曾经是威震世界的雄狮；由于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昏睡不醒；只要推翻清王朝统治，中国就将重振神威，成为世界统治者。邹容曾偏激地说道：
且夫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倘使不受奴尔哈齐、皇太极、福临诸恶贼之蹂躏，早脱满洲人之羁缚，吾恐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者，亦将进气敛息，以惮我之威权，惕我之势力……[4](p.30)
刘师培对中国未来则有一种近乎自大狂的空想：
吾所敢言者，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地球终无统一之日则已耳，有之，则尽此天职者，必中国人也……时势之所造，境地之所困，二千余年沉睡之民族，既为克虏伯格林放大炮之所震击而将醒矣。“起向高楼撞晓钟，人间昏睡正朦胧，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值廿世纪之初幂，而亲身临其舞台，自然倚柱长啸，壮怀欲飞。举头于阿尔泰之高山，濯足于太平洋之横流，觉中国既醒后之现象，历历如在目前。中国醒后之版图……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18)
再次，狮子的统治力量以武力为基础。如上所引文，邹容、刘师培等人展望未来时，没有像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里反复强调的，中国不具有扩张的野心；也不像新文化时代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或新儒家那样，鼓吹以文化征服世界。他们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的军事扩张实力。梁启超当年以个人成长为例，论证民族帝国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说：“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19](pp.20～22)梁启超援引俾斯麦的话说：“天下所可恃者非公法，黑铁而已，赤血而已，宁独公法之无足恃，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知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20](p.108)宋教仁把军事扩张理解成生存竞争能力强大的证明，认为“一民族所以集合而能立国于天地之间者，其元素虽复杂，而其主要则不外乎排外之主义，与夫进取之政策而已矣。”而所谓进取，就是军事扩张[21](p.24)。
复次，狮子的独特性在于，它虽有强大武力，但不像虎豹那么凶残，“饱而嬉人，人过其前，往往释而不搏”，苏东坡喜欢的正是它这种“虽猛而和”的习性(19)。而这个习性与传统儒家的王道理想正相吻合：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胜人。这与晚清时代清王朝的绥靖羁縻政策或以大话掩饰虚弱的习惯话语相一致。但狮子的威慑力终究是威慑力，现实中狮子的生存竞争力未见得高于一些比较小的哺乳类动物。也许正因为如此，狮子这个象征物在真实的武力冲突时期就显不出有多大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的名作《锡兰岛卧佛》(20)。这首长诗本是诗人记述他使欧途径锡兰时的见闻感想，但他很奇妙而自然地把对中国的思考情感融会其中，结尾干脆直接说中国：
念我亚细亚，大国居中央，尧舜四千年，圣贤代相望……到今四夷侵，尽撤诸边防。天若祚中国，黄帝垂衣裳，浮海率三军，载书使四方。归化献赤土，颂德歌白狼。共尊天可汗，化外胥来航，远及牛贺洲，鞭之如群羊……人人仰震旦，谁侮黄种黄？弱供万国役，治则天下强。明王久不作，四顾心茫茫。[3](pp.173～178)
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坚定支持者，在黄遵宪看来，中国能否真的醒来，仍要寄希望于“明王”的出现；没有“明王”，只能“四顾心茫茫”了。
注释：
①该刊内容可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②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的具体细节，可参阅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5章。拿破仑对阿美士德说了这样的话：“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见本书第595页。
③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十章第一节题目是：“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睡狮（或醒狮）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322页。但忻氏没有明确表示“狮子号”与“狮子”之说有关，也没有指出这个说法出自何处。2004年2月5日《环球时报》的《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怎么来的》和同年4月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司马达的《拿破仑“睡狮论”出自何处》两文，也没有说明“醒狮论”的确切出处。司马达的文章提到：1998年日本学者矢吹晋在接受英文《北京周报》访谈时引述了“中国睡狮论”，但他说那是拿破仑三世说的，而不是拿破仑一世。而拿破仑三世的说法无从考察。2004年5月5日《联合早报》再发表陈南阳的文章，认为“睡狮论”出自梁启超《动物谈》一文，但未作论证，仍无说服力。
④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此文收入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的《维新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但未注明曾文的版本来源。
⑤评见周宁《“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黄祸”恐惧》一文，《书屋》2003年第4期。
⑥钟叔河先生指出：曾纪泽在英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事，“日记中竟无一字提及”。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5页。
⑦初到日本的中国人与日人交流，多用笔谈方式。驻日公使黄遵宪即有不少与日人的笔谈记录。见《黄遵宪集》下卷，附录一，与日本人笔谈四十一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779页。
⑧黄遵宪《伦敦大雾行》，《黄遵宪集》上卷，第178页。按此诗据编者考，应作于戊戌变法之后，而非在英国时。
⑨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十七章“西学从东方涌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⑩详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一编、第二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辛亥前后是否已经有驯狮一类外国马戏到中国来表演，尚待调查。
(12)最早关于狮子的记载见于《后汉书·章帝纪》。
(13)《尔雅·释兽》：“狻猊……食虎豹。”注：“即师子也，出西域。”
(11)对唐代朝贡狮子情形的叙述，见（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93页。
(15)周密《云烟过眼录、澄怀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卷上，第23、30页。
(16)（明）安遇时编集，萧相恺校点：《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此一故事又被收入明代无名氏所编《龙图公案》第十二则，题为石狮子。
(17)参见刘锡诚《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96页。
(18)刘师培《醒后之中国》，原载《醒狮》第一期，1905年9月29日出版，署名无畏，钱锺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7-71页。
(19)苏轼《师子屏风赞》原文为：“圆其目，仰其鼻，奋髯吐舌威见齿，舞其足，前其耳，左顾右踟喜见尾。虽猛而和盖其戏，严严高堂护燕几。啼呼颠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陆子。”见邓立勋编校《苏东坡全集》中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84页。引者按：断句为引者所为，未遵从邓书。
(20)按此诗作者注明在光绪十六年至十七年(1890～1891)作，但据吴振清等人的意见，则作于戊戌变法后（见《黄遵宪集》上卷，第174页注）。黄氏所以补作，是为使其诗具有史的作用，完整记录其经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