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是否进入长波上升阶段的争论（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波论文,资本主义论文,阶段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消费模式、泡沫破灭和未来经济绩效
积累制度既需要由生产类型变化带来的生产率的持续增长的支持，也需要持续的需求扩大为长波上升阶段提供基础。在美国是否存在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制度保证长期的经济繁荣呢？
如果将GDP按照所包含的不同需求组成部分进行分解，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长波上升阶段和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下降阶段之间，需求的组成结构发生了两个主要变化。第一个是由政府开支向私人消费支出的转变。私人消费支出在长波上升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10年中占GDP的年平均百分比为62％—63％，在下降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增长到64％和后来的67％，而政府开支和净出口方面也出现了相应的下降。第二个变化是出现国际贸易逆差。在长波上升阶段净出口额为正数，而在长波下降阶段净出口额变为负数。
由此可见，按照长波上升阶段应具备可持续需求模式的观点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出口需求不可能支持长波的上升阶段，因为在贸易平衡中有很大的赤字，这是因为进口已经超过出口，而且资本流入已经扩大。第二，在目前的形势下，政府开支不可能对持续上升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政府投资和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了。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开支中的政府投资支出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下降，从20世纪50年代的10年中年平均的24％，下降到60年代的21％，70年代的12％，80年代的11％，90年代的11％。第三，在需求的组成结构中，主要出现的是私人消费需求的明显增长。所以，所有关于目前正在出现的需求调控模式的讨论，必须集中在个人支出上。
在美国经济中，国内市场和技术变化一样，是促进需求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人口共计26500万，人均收入为25000美元。这种巨大的内部需求能力保证了美国能够吸引世界上的智慧和知识并不断拓展国家创新体系，这是稳定经济、提高利润和解决调控模式中的矛盾的重要基础。
尽管美国有巨大的国内需求，但是美国经济周期中的繁荣不可持续，因为它主要依靠的消费者支出是以融资超过合理限度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新价值创造为基础的。目前有许多关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财富效应”现象的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金融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对于全球资本流动来讲，在银行信用、有价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等领域，美国越来越是“安全天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美元升值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因为财富效应）带来了资本账户盈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资本流入造成的信贷规模扩大，造成了对证券需求的增长。这种情况又引起了股票价格的上升和参与交易的消费者占有财富的增多。而且由于消费行为在一定意义具有创造实际财富的功能，所以私人消费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迅速扩大引起私人投资的扩大，并带动了GDP的增长。
有研究显示，美国股票价格的财富效应对消费影响较高，因为美国持有证券的家庭的百分比比世界其他地方都要高：从1985—1989年间的11％扩大到1996年的20.9％，1997年又迅速猛增到24.4％，此时股票价格开始真正暴涨。
有些研究数字还显示，在2000年美国家庭的负债额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其可支配收入总额，消费额占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增长到97％，这是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美国家庭户占有财富的总额也达到很高水平，是收入总额的6倍多。目前，消费信贷超过个人可支配收入的20％，这在历史上也属首次。由此带来的却是储蓄率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有研究表明，美国经济在1987年崩溃前、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都曾出现过很大的泡沫。随后在1987年、1993—1994年和2000—2001年，泡沫逐渐缩小，三次情况基本相同。2000—2001年，泡沫经济下降是与互联网和高科技股票的衰落同步发生的。所以，2000—2001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下降幅度是28％，这比实物经济中其他领域的下降都要严重。
有些学者研究了在2000年7月到2001年7月，纳斯达克指数中60％的投机泡沫是如何破灭以及它怎样席卷了美国民众自1998年中期以来所获得的所有收益。2000—2001年间出现的美国证券市场下滑意味着美国占有财富的大幅缩减。
目前，负向财富效应还在持续，而且它还将在今后的几年中继续产生作用。在2000年到2002年年间，持续3年的幅度较大的经济负增长，使人们对股票市场丧失了信心。证券需求的减少导致了股票价格的大幅下降，并且造成了财富总额的下降，而这又制约了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的提高以及GDP的增长。如果每一美元财富的减少影响近7美分的消费，那么，出现在2000—2002年的总股票价格47％的下跌，就能够使账面财富损失9万亿美元，这会引起年消费总额下降6000亿美元左右，占GDP的7.0％。而且未来产生的乘数效应还会在资本循环和积累中将此负面影响放大。美国作为全球资本流动“安全天堂”所发挥的作用将可能减弱，美元也将贬值。而且由于进口增长趋势的减弱，资本账户余额也将会减少。
当证券市场的泡沫破灭时大约有25％的美国人口持有股票。美国持有股票的人口数量是英国的2倍，是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的6倍。美国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所实行的支撑长波上升阶段的消费调控模式，主要是以绝大多数人口为基础的，而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调控模式则仅仅针对1/4的人口。证券占平均财富的百分比由1989的5.0％上升到1999年的11.6％，证券大多集中在美国富裕阶层手中。正如特蕾西（Tracy）和施奈德（Schneider）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所指出的，处于社会财富分配结构最底层的贫穷家庭拥有少量的证券和房地产。处于中间部分的家庭所拥有的大部分财富为房地产，只有小部分股票。而最富裕的家庭在股票和房地产上都占有了相当多的财富。
回顾美国近50年的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经济繁荣是以股票市场泡沫为基础的，所以它所具有的可持续发展潜力极小。在20世纪90年代，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消费能力的提高也不是可持续的，因为在这一时期，“广大劳工的实际收入不升反降。在1988年到1998年期间，对大多数人来讲，其收入出现了明显下降，社会各阶层收入和5％最富裕人口收入的比例下降幅度如下：从6.7％下降到5.1％（处于收入分配底部20％的人），从15.6％下降到12.0％（处于收入分配结构中第20％到第40％的人），从24.3％下降到18.9％（处于收入分配结构中第40％到第60％的人口），从64.0％下降到57.1％（处于收入分配结构中第60％到第80％的人口）。
美国大多数人口相对收入的大幅下降，使最贫穷人群的支出负担加重，这就造成了债务的大幅增长。偿债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百分比超过40％的负债家庭的比例如下：在那些收入低于10000美元的家庭中，从1995年的27.6％上升到1998年的32.0％；在那些收入在10000美元到24999美元之间的家庭中，从1995年的17.3％上升到1998年的20.0％；在那些收入在25000美元到49000美元范围的家庭中，从1995年的8.0％上升到1998年的13.8％。其结果是，1994年美国每百万人中有3200人破产，1999年增长到每百万人中有5000人破产。对工人阶级来说，个人破产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其苦难程度还会加深。
所以在新千年来临之际，并未出现一种适用于大多数人口的真正的消费调节模式。股票市场上的泡沫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财富效应的局限性，美国人口中处于较低阶层人群债务负担的相对加重，使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缺乏可持续消费能力的状况更加严重。
随后出现的情况是，在收入和财富方面不平等程度日益扩大，人们认为这将产生资本主义的老矛盾：一方面，消费者有限的需求能力阻碍了资本销售商品；而另一方面，资本赢利的投资动机又完全依赖于消费者对商品的有效需求。
如果要对长波上升阶段的发展潜力有更充分的理解，就要对一定的制度形式包括世界经济制度、国家和金融体系制度进行分析。
五、制度形式：全球经济制度、金融制度和国家制度
1.全球经济制度
世界主要经济制度包括货币、贸易和生产三个方面。货币制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操作相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主张对资本实行非调控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世界上许多国家减少了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这些措施受到IMF的肯定。但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游资在墨西哥、亚洲、俄罗斯和巴西的自由流动，特别是通过海外银行办理贷款业务，引发了严重的问题。资本自由流动使经济变得极不稳定，在这些国家出现了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这种不稳定已经开始严重地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最近，IMF已经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对此状况加以治理。IMF已经制订了某些政策来促进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例如提高管理的透明度，推行完备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全面的信息流。甚至已将救济贫困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而不是照本宣科地执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此外，IMF还采取了两个有针对性的措施，去帮助那些处于金融危机中并且危机还在蔓延的国家。但是在此过程中还存在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制度形式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它成立于1995年。WTO是自1948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来，在贸易制度中最显著的制度创新，而且它将会是新型全球制度形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WTO首次以一个实体组织的身份来促进自由贸易，而不是依靠一系列简单的绅士协议，例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毫无疑问，迄今为止WTO在化解国际贸易冲突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它在协调如何发挥利益相关者和非政府组织作用的问题上越来越居于核心地位。但是WTO也面临诸多挑战。
许多反对派团体认为，“WTO是一个为维护资本在贸易中的利益的论坛，在由各国政府代表进行的谈判中只代表资本的利益。而社会其他各方的权益并未得到重视”。这些团体的某些学术研究成果认为，WTO没有充分认识到在它所肩负的重大使命中，还应包括大量全球性的负面问题，例如环境问题、劳动者权益问题、健康和文化问题以及消费者问题等等。在WTO内部也存在矛盾。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放宽食品安全标准，并减少它们在保护知识产权和投资者利益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因为欧盟仍然坚持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且美国也没有充分开放纺织品和农产品市场，所以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有涉及农业和纺织业的问题非常敏感。美国、欧盟和日本主张设立一个有关劳动者权利的论坛和负责对环境进行特别监管的组织，因为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领域中似乎享有“不公平”的成本优势和隐含保护。而发展中国家则坚决反对发达国家通过不正当渠道提交诸如关于保护劳动者权益和环境的议案。而且美国和欧盟关于新一轮会谈的议题范围也存在不同意见。美国想要讨论的问题范围相对狭窄，只是集中在如何进一步降低工业关税以及如何对服务业和农业进行改革的问题上，而欧盟在会谈中想要涉及的议题则是在WTO中有关投资和竞争政策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存在于WTO内部和外部的这些矛盾，可以说新一轮会谈的前景并不看好，更不用说新的协议还需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形成。所以，来自WTO内部和外部的冲突和矛盾可能会给将来的工作带来困难，甚至可能会迫使WTO重新修订现行的部分政策。这些冲突和矛盾可能还会影响资本的总体利益，甚至会妨碍长波上升阶段的出现。
世界经济中的第三个重要制度形式是生产和组织体系。全球生产制度的核心问题是，目前的生产率是否会在新千年的前几十年中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中大部分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令人满意。许多国家的总体情况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50年代）的长波上升阶段出现了较高的生产率，然后生产率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降低，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个平稳阶段或者是更严重的恶化阶段。人们曾经认为信息和通讯技术可以使经济状况焕然一新，但是实际结果正好相反。它们并没有使所有国家的生产率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甚至没有恢复到（在大多数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较低的生产率水平。所以就经济绩效而言，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只有少数国家幸免，例如已经从1997—1998年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但是好像也只是从新近的数字中临时看到的），以及一些大洋洲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2.国家制度
在美国出现于卡特政府后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里根革命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主要思想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提高资本利润率。后面几届政府也纷纷效仿新自由主义政策，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00年之间执政的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以及在新千年上台的小布什政府。美国在国内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显现出三个特点：1.采用平衡的预算政策，包括削减开支和税制改革；2.政府采取经济私有化和支持市场的策略；3.采取优先治理通货膨胀的策略，同时削弱劳工权利。
第一，在20世纪70—90年代，美国曾多次试图通过削减开支来减少预算赤字，但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在1998—1999年间美国经济中曾经出现过一次预算平衡，但这是由一个短经济周期中的繁荣阶段期间所出现的税收增长带来的。J.E.安德森曾研究1978—1998年间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的调控改革措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政府的调控力度或减低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虽然这种政府调控改革政策得到了白宫和议会中大部分人员的支持，但是该项改革在政府的工作日程中却已经完全丧失了其优先地位”。所以，可以说对经济减少限制和调控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
第二，对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更深一步的解释是政府的作用是“治理”经济。政府部门在工作实践中应用治理模式的成功程度如何可以很好地说明新自由主义实施的效果。例如，经济绩效预算指标实施的效果可以说明在政府工作中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如何。人们把经济绩效预算界定为，“要对代理人的使命、目标有策略性的规划，并制订量化标准，这些量化标准可以对政府部门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客观的考核。经济绩效预算也可以是针对特殊项目所进行的对代理人工作成绩的评估”。梅尔克斯和韦罗贝的研究发现，这些经济绩效预算也不能作为制订本州政府工作目标的标准，因为如果州政府工作目标与经济绩效预算相矛盾，经济绩效预算应服从州政府工作目标。所以从根本上说，经济绩效预算只是一种尝试，它反映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第三个内容是“采取优先治理通货膨胀”的策略。与此相关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央银行应该独立于政府管理之外，主要致力于治理通货膨胀或稳定股票价格，并充分保证经济稳定增长，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但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在政府工作的首要职责中将会取消降低失业率和保护工人权益的内容。这样一来，资本相对于工人的权利就会逐渐增强，这可以促进利润率的提高并保证实现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最近几届美国政府都曾有效地遏制了工人和工会的权利。工人工作条件在逐渐恶化，工时不断延长，而且每个家庭需要有更多的成员就业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过去20年中，工作安全性在下降，就像工厂里工人权利在下降一样，而且生产监督人员和直接生产工人的比率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最终造成的结果是，美国工人相对于富人来讲收入越来越少，稳定性越来越差，拥有的权利也越来越少。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工人生存条件逐渐恶化的现象与50年代和60年代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总之，美国政府只是有效实施了部分新自由主义策略。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的主要功绩是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能力。
3.金融体系制度
第三种制度形式是金融体系。在过去20年中，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革和创新。这是政府对经济放松管制、由计算机系统控制的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最近出台的保证国家银行体系健康发展的立法等措施促成的。这些措施使美国的金融体系更具竞争性，并更能推动区域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发展。美国的金融制度越来越处于机构投资者和主要投资银行的控制之下。这种做法也更加强调了股票价格最大化、分红和股东价值等概念。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的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公司成功与否的晴雨表，对那些与高科技行业和电子商务领域相关的企业尤其如此。最近出现的股票市场上的投机泡沫表明人们越来越注重短期赢利，美国人对经济发展失去了信心。在泡沫开始破灭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目前已经形成了金融资本支配产业资本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妨碍了长波上升阶段的出现。现在的问题是美国采取的货币政策和格林斯潘推出的一系列举措，是否能够阻止由信心崩溃所导致的严重衰退的出现。货币政策是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稳定器还是以证券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主导型的经济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货币政策形式）可以作为防止出现经济不稳定和严重衰退的有力保证？罗伯特·博耶认为，金融作用的扩散可能使经济进入某种结构性不稳定状态。下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可能源自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体系与这一模式最相似。
一个国家金融体系中货币政策稳定与否，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证券制度能否成功推行的重要基础环节之一。然而，在2000—2001年期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60％，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5％，美国所推行的货币政策并未奏效。如果货币政策是刺激股票市场所必须的手段，那么政府部门就能够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股票市场。如果政府降低利率，交易者将会扩大对股票而不是对债券的需求，这就拉动了股票价格的上涨。股票升值后，持股人财富随即增加，这就带动了消费和投资水平的提高以及GDP的增长。相反，如果政府部门要减少经济泡沫，就可以提高利率从而缓慢降低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股票价格也会逐渐平稳，需求收缩，GDP增长速度放慢。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以证券市场为基本制度的经济中存在各种矛盾和冲突，所以证券市场繁荣与否与经济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地增长可能不一致。正如宾斯万格（Bingswanger）所总结的那样，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股票市场与未来实际经济增长紧密相关，但是这种联系在80和90年代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在股票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投机泡沫。简而言之，股票价格不再是公司未来收益和经济增长的晴雨表了。同时，金融资本（货币借贷以及股票和债券交易）和产业资本（实物经济部门）之间也存在同样的矛盾。20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的金融制度处于放松管制阶段，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存在投机投资泡沫，这就增加了金融和经济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例如，即使股票价格正在上扬但它却可能预示着衰退即将到来。因为当股票市场泡沫破灭后，消费和投资水平就会下降，GDP就会减少。
美国政府所推行的货币政策却在纵容甚至鼓励原本带有投机性质的股票市场的发展，虽然美联储主席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曾经作过充满希望的预言，但美国仍然在冒着风险构筑某种不合理的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实物经济部门在以投机行为为主的游戏中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经济体系不可能在长波上升阶段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六、结论
总之，我认为美国经济在进入新千年之际并不处于某个长波的上升阶段，因为新自由主义调控模式本身是自相矛盾的。第一，积累制度充满了现实的矛盾和不稳定性。这种生产类型在宏观经济中并没有推动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较高的生产率，大部分是由于短周期中的经济繁荣造成的，这种繁荣与股票市场泡沫是同步发展的，而过于乐观的预期扩大了消费和负债，这就使经济发展不具可持续性。所以说，完善的积累制度可能还没有出现。
第二，在现实中，制度形式也是相互矛盾的。虽然目前IMF的存在可以保证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稳定的，但世界经济制度当前还不能推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能充分解决现有的矛盾。在美国的某些州，虽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已经使资本成功地削减了工人的权利，但是这又限制了适当的消费调控模式的发展。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金融体系与实物经济部门的对立，使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这种经济增长是以投机泡沫和财富效应为基础的“金融拉动型经济增长”。
从根本上说，新自由主义的调控模式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从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来看，还不能说美国和世界经济在新千年伊始已经步入了长波的上升阶段。
可持续的经济周期上升阶段能否出现，取决于是否在政策和制度中出现重大变革，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应该将经济制度彻底嵌入社会制度中去。当我们用这种思路去考虑问题时就会发现，将来很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严重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如果能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全球和美国经济很可能会进入持续的上升阶段。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那么全球和美国经济仍将会处于长波下降阶段。
标签：股票论文; 经济泡沫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预算控制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预算执行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预算收入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调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