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机制论文,动力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05-18
〔中图分类号〕F290.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031（2007）08-0020-06
国内外学者有关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基本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其中，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是主要内容之一。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历了迅速、空前的城市化过程，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乡村—城市人口迁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其中的许多文献对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文献的梳理，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演进的历程及相关规律。
一 国外文献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
国外文献比较注重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凯文、张洪林和宋顺峰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是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的聚集，经济增长与人口迁移正相关；城乡收入差距对省际之间的人口迁移有促进作用，而空间距离则是人口迁移的抑制因素；省内的人口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和该省的人口规模正相关[1]。罗戈·陈和姚士谋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形成的，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30年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自力更生的战略形势已经形成了城市人口发展的畸形模式[2]。迈克尔和C·西博格等认为，促使中国流动人口形成的一些主要原因有中国城乡政策的改变降低了劳动力割据的现象，为许多城乡迁移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在农村地区，自1978年以来的一系列的农村政策改革，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改革导致了对农村迁移者的有效需求；特别是合同用工制度形成及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3]。吴福龙的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特别是在城市土地和房地产领域，正成为决定中国城市改革发展的主要因素。自中国1978年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外资持续流入城市，并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全球的合作效应和本土力量将继续促使中国城市的嬗变[4]。还有研究从工资收入[5]、受教育程度[6]、集聚经济[7] 及政府作用[8] 等方面说明中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
二 国内文献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
国内文献偏重于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论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
“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强调的是政府作用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主导地位，其中政府的行政决策及相关的制度安排起了主要作用，包括生产力的宏观布局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规划、开发区的建设等方面的政府行为，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这一机制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我国城市化的绝对动力，现在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其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迅速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决策。城市成为工业化建设的主战场，先后建成了一大批资源型城市和工业城市，如包头、鞍山、攀枝花、兰州等，老的工业基地如上海、北京、天津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方式，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正逐渐由直接转为间接，但其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
何流、崔功豪通过对南京市的城市化过程研究表明，自1995年开始南京市政府在城市建设中推行“以地补路”政策，对市政建设项目给予补偿用地，以此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9]。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的空间政策是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以保证城市建设的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规划对城市开发的控制和引导都是对城市空间扩展的促进和对用地结构的优化。胡智勇认为，对南京市而言，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自上型的动力机制一直主导着城市的生长[10]。
刘西锋、李诚固和谭雪兰研究了东北地区城市化的特征与机制[11]，认为东北地区特殊的重化工业发展历史为其城市职能体系及结构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不同时期重大项目的布局促进了其城市职能地域体系的构建；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使长期在国家计划投资体制下形成的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城市发展动力明显不足。
李春华、张小雷和王薇通过对新疆城市化过程特征的研究，认为新疆城市的建立和发展较多依靠国家对资源开发项目或基础设施项目的计划投资和城镇政策的推动。其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来力量的资金、技术的注入来发展的，城市化机制是一种自上而下型的城市化[12]。
2.“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
“自下而上”动力机制凸显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民自身要求加入城市化进程的强烈需求。其经济基础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国家体改委中国小城镇课题组以我国改革开放后小城镇飞速发展为背景，分析了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动力。结论是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社区各种收入的增长直接产生了农村城市化的动力。表现在：农民自身要求加入城市化进程的强烈需求；社区发展的公共需求也是小城镇发展的强烈动力[13]。
石忆邵总结了江浙的城市化模式的特征：浙江省首先利用高速的农村工业化，促进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镇，尤其是依托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带动小城镇联动发展，推进自下而上的农村城市化；江苏省从以发展小城镇为特征的农村城市化起步，主要依靠农村内部非农产业的发展和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的集聚，形成新的城镇，实现农村内发型城市化[14]。朱磊、诸葛燕提出了温州模式：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的兴起，是温州城市化的启动点和推动力[15]。
3.多元化主体推动的动力机制
多元化主体推动的动力机制肯定了政府、企业、农民以及城市居民等各种经济主体对城市化及郊区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其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宁越敏分析了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特点：以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单一的或以二元为主的城市化动力[16]。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发挥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部分经济决策权逐步下放，基层地方政府通常把资金投入开发区或基础设施建设之上，而不是直接投资新企业的建设上，通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来吸引国内外资金。企业投资在推动中国城市化，特别是乡村城市化中的作用明显加强。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及由此产生的房地产市场，形成了新的城镇人口集聚机制，现今农民要居住在镇上比过去要容易得多；随着城市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在郊区购买住宅，从而带动了郊区城市化的进程。
路永忠、陈波翀认为，随着我国加入WTO，城市化快速发展将更多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制度创新，国际贸易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发生联系，拓展了对中国非农产业的市场需求，对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忽视[17]。
丁万钧、李诚固研究了长春市城市化动力机制和支撑体系：长春市从吸引外资和内资、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发展高新技术等不同层面多要素全方位的启动，来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形成了多元化的城市化动力格局，这为长春市城市化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保障[18]。
4.外力型和内力型的动力机制
外力型和内力型的动力也叫推、拉动力机制，该机制强调城市化动力产生的内因和外因。
陈扬乐认为，制约农村城市化的内因是指区域本身所固有的、对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性质、方向和特征以及城镇的功能、规模等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主要有区域资源条件、地理位置、生产力水平、社区政府、社区的企业和社区的个人主体等[19]。由内因引起的动力即为内力，与之对应的是“内生城市化”，如苏南模式；影响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外因是指来源于区域以外、加速或延缓农村城市化发展进程并影响农村城市化的性质、方向和特征以及城镇规模、功能等的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主要有境外投入、宏观政策的变化、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行政中心的变更、行政区划和管理因素的变动等。由外因引起的动力即为外力，与之对应的是“外生城市化”，如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城市化。
陈浩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种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权宜现象，劳动力外流的动力机制是农村地区对劳动力的外推力，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内拉力，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吸引力[20]。李惠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是农村对农业劳动力的外推力；非农业和城镇对农业劳动力的内拉力[21]。赵永革也认为人口、耕地条件构成我国农村非农化发展的基本推力[22]。丁万钧、李诚固研究了长春市城市化动力机制，认为城市化内力——长春市中心城市集聚力显著增强；城市化外力——城市化外向度明显提高[18]。
5.产业结构演进型动力机制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直接结果，工业化又是产业结构不断演进升级的结果，特别是在21世纪，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日趋突出。信息化可以有效地扩大城市的规模，提升城市的质量，将成为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发展的新一轮动力机制。
汪冬梅、刘廷伟和陈柳钦认为，农业发展给城市化提供基础动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第三产业发展给城市化以后续动力[23] [24]。赵君、肖洪安的研究结论是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直接产生和推动力量；经济结构的优化演进为城市化的进程提供了持续动力[25]。杨荣南、张雪莲通过对战后台湾省产业结构的演进分析，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的变化，分析了其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得出产业结构演变所形成的农业与非农业地位的消涨、比较利益的差异及劳动力吸收率的更迭造成城市化动力更迭，是台湾省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结论[26]。段杰、李江和张新生、何建邦认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产业向城市集聚以获得聚集效益；科技的进步，必然使城市的产业结构多样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27] [28]。
刘西锋、李诚固、谭雪兰等认为，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及传统工业结构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东北地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服务职能的增强及城市产业结构技术含量、层次化水平的提高[11]。孙新雷、郭鸿雁认为工业化是推动河南省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动力[29]。杨德刚、李秀萍、韩剑萍认为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仍将是新疆城市化的主要动力[30]。
杜作锋认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进而推动城市化；信息化促使市场体系演进，推动着城镇体系升级；信息化带来新型城市间劳动地域分工，参与全球城市体系竞争，发展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区成为城市化的一条途径[31]。方维慰认为信息化对城市化的促进性作用表现在：信息化将减轻实物型资源和距离摩擦作用对城市发展的限制，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信息化将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信息化将增强城市在区域中的辐射、扩散功能，缩小城乡差距；信息化将有助于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带动乡村城市化；信息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治愈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病”[32]。
6.要素推进型动力机制
要素推进型动力机制从比较利益的角度，强调区域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闫小培、林彰平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的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决定了资源、劳动力、资本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主要受市场支配，它们总是流向那些比较效益高的地区[33]。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理所当然比中西部地区更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境外资本、技术的转移，国内产品加工、技术的扩散，民间资本的投资以及消费，日益配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而成为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的多元动力。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投资长期依赖财力本来很薄弱的地方政府，城市发展的动力显得十分单一而且力度不够。同理，东部沿海地区北部，尤其是辽宁，因为重型结构的国有工业企业较多，在经营体制转换过程中运转失效，城市发展的动力自然亦不如南部。
刘西锋、李诚固、谭雪兰认为，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东北地区得天独厚的城市体系形成条件，矿产资源的开发又打下了东北地区近现代城市体系形成的良好基础[11]。
7.制度变迁形成的动力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社会的各项制度也处于变革之中。特别是与计划经济直接相关的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制度、各种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等的变革，以及市镇设置标准的下降和设市设镇模式的变化，对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殷存毅、姜山对东莞和昆山城市化的研究表明，制度是外生型城市化的核心要素和主要动力机制，这就是东莞和昆山城市化实践给人们的启示[34]。黄雪丽在论证了城市化是交易费用为正的过程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城市化实践的分析，得出结论：制度安排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动力机制[35]。政府所提供的政策，一方面降低城市化的交易成本，节省组织成本，另一方面通过推动工业化，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路永忠、陈波翀认为，城市化快速发展更多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通过降低城市化的交易成本和系统风险，减少了城市化势能的损失，并且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决策预算约束线的纵截距和斜率，从而导致了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大幅度提升[17]。
叶裕民认为，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对城市化的作用和影响，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城镇建设和投融资体制、市镇建设的有关法律制度。二是通过工业化的作用而间接地对城市化发生作用和影响，包括民间资本积累与投资的激励机制、企业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制度[36]。
8.教育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城市化与教育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给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教育也不能例外。同时，城市化的外延表现为城市数目的增多、城市空间结构的扩张、城市人口数量的膨胀；城市化的内涵则强调城市的经济效益和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在教育（包括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不规则教育）。教育是农业劳动力提高素质步入现代城市生产活动的前提，是农村人口打破传统生存和生活观念，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要求。没有现代化的教育支撑的城市化是低质量的城市化，是没有发展后劲的。教育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城市化的最终目标——人口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上。
邓肯·布莱克、弗农·亨德森指出，人力资本水平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城市收益和经济增长，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和城市人口的增长率之间有重要的关系[37]。张妍分析了城市化与教育的互动效应，从教育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促进人力资本和人口素质提高及促进产业优化和升级三方面说明了教育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38]。邹晓平认为，教育的普及程度决定着城市化的有效规模，教育的高度决定着城市化的可能深度[39]。还有学者从高等教育[40]、职业教育[41] 和农村教育[42] 分析了教育对我国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三 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演进的研究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其动力机制在空间上表现为多层次复合性，在时间上则表现出动态演进性。
我国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呈动态变化趋势，尽管我国城市化的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性，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在我国的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作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的活跃，乡村城市化的动力由一元转为二元共存，再向多元转变已是时代的发展趋势。我国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变得越来越复杂[43]。傅崇兰、周明俊回顾了五十年来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演变，认为有以下特点：农业的基础作用影响显著、工业化的推动作用被弱化、政策因素的影响巨大、市场化的作用长期以来未充分得到发挥、科技进步的推动力不足、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逐渐成为重要动力源[44]。
周一星、曹广忠综述了改革开放近20年来我国城市化的新机制：城市化的推动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一系列制度向市场化体制的转变；市镇设置标准的下降和设市设镇模式的变化[45]。孙中和的研究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动力因素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中国城市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农村工业化推进；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制度变迁促进[46]。
胡智勇对南京市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后认为，对南京市而言，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自上型的动力机制一直主导着城市的生长；实现了工业产值“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乡镇企业，对于乡村地域的城市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外联系的日益深入使得南京城市化出现了新的外来动力[10]。吴莉娅、顾朝林认为，经济全球化为城市化带来新的动力，促使江苏城市化动力机制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转变为多元城市化机制，外资成为江苏城市化新的动力机制[47]。
四 结论
城市化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其动力机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前，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家的政策、宏观经济布局、大型项目建设等政府行为，即“自上而下”的一元化动力机制；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成为促进我国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力量，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存的二元化动力机制；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处于经济转型之中，经济转型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对城市化的影响也不可避免；之后，我国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在城市建设中企业和居民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逐步由二元转向多元化。特别是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提高，许多国际因素也将影响着我国的城市化的进程，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加深、跨国公司的扩展、信息技术与产业的发展、金融业务的扩大、外国直接投资的委托加工贸易的增加、信息经济一体化[48]。
未来我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仍将是多元化的，但随着市场功能的日益强化，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作用则相对弱化；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来临，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将日益突出。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其运行模式由粗放转为集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特征日益显现，在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新的科技和管理经验越来越普及，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不只是人口户籍的改变，而人口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教育，教育对我国21世纪城市化的动力效应将日益突出。
标签：农村人口论文; 城镇体系规划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