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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关系的两种前途
在讨论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时，没有人会否认美国因素的极端重要性。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巨大吸纳能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79年中美建交是中国改革开放外部环境形成的重要条件。90年代美国经济保持10年4%的增长率，中国经济保持平均8%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两个亮点。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在全球化条件下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可以“双赢”。90年代以来中美之间矛盾和摩擦不断，战略合作基础受到削弱，但是双方不断修补和发展被间断性破坏的双边关系，甚至还开辟了更多的合作新领域。另一方面，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美国国内的右翼保守势力仍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反华倾向和冷战思维。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改变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主张在战略上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加以防范和牵制，甚至准备在未来冲突中与中国摊牌。一些人则企图造成一个国际环境，对中国保持软硬兼施的外部压力，利用中国的战略失误搞垮中国。即使是主张“接触”政策的部分自由派人士，也试图在中国寻找和培养政治上的反对派或不会挑战美国的“温和派”；在经济上利用贸易投资自由化，打入和控制中国市场；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加强渗透和分化，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作舆论准备。在大部分情况下，上述不同派别和主张的影响互有抵触；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也可能联手对中国施压。
由于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和复杂性，其发展趋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客观上存在着走向对抗或走向合作的两种前途。以下是对两种前途的前瞻性描述：
一种前景是中美之间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抗。由于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保持超强优势，而“9·11”以来的反恐怖主义战争强化了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倾向。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对世界各国进行划线，提出“邪恶轴心”、“无赖国家”、“具有潜在威胁的大国”等概念，把中国也逐渐归入“异类”的名单上（如“核打击目标国家”）。美英思想界近来甚至出现“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思潮，鼓吹在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政策。假设上述战略因素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则中美关系将向下滑行以致可能出现严重冲突。
在此前景下，美国将长期把中国视为主要的潜在威胁，对华政策中的遏制、牵制和对抗因素将继续上升。美国对中国实行“预防性防御”战略，在中国周围建立军事同盟体系，把美国同盟扩大为亚洲多边军事体系，实际上形成“亚洲北约”，通过一系列战略协调，目的在于把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降到最低限度。经济上采取把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挂钩的策略，在资金流向、贸易制裁、技术控制等方面对中国实行一系列歧视性的防范措施。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严重混乱或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可能成为美国在战略上削弱中国，并公开放任台独分裂势力的机会。美国右翼媒体不断“妖魔化中国”，散播“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中制造中国的负面形象，甚至制造“民意”为美国卷入台海冲突提供理由。美国将继续支持中国内部的反对派力量和分裂主义势力，重点是中国内部的法轮功、地下宗教组织、地下工会和藏疆分裂分子。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美国将展开战略攻势，把中国与所谓“邪恶轴心”联系起来，制造对中国实施制裁和打击的理由。美国将继续强化意识形态因素，一旦反华战略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它在各领域的对华遏制政策就会大大强化。总之，在这些因素的总体作用推动下，中美关系将波动起伏，向恶化方向发展可能是主要趋势。
然而，中美关系同样存在着另一种前景的可能性。在战略上，美国面临着各种挑战，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直接威胁远远超过中国对美国的潜在威胁。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来应对各种不同的安全威胁。美国需要中国市场，美国不能由于安全和意识形态因素而放弃中国市场，尤其不能让欧盟和日本在中国市场占据上风。而中美贸易投资的巨大增长也对美国强硬派构成了经济制约力。美国实际上难以将其军事战略的重点转移到东亚，中东和西南亚仍将牵制美国的主要常规力量。如果美国在其他地区卷入冲突，就不可能公开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不能不防止由于台湾问题而陷入外交孤立。亚洲周边的大多数国家与中国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尤其是韩国和东盟与中国的市场相互依存及安全信赖都可能上升，即使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也难以逆转。美国在亚洲建立反华包围圈的难度很大。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使台湾两岸的力量对比对台湾越来越不利。尤其是台湾经济对大陆市场的严重依赖，促使岛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两岸和解的转变，美国也不得不考虑台湾民意的变化。中国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国际化，确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际舆论潮流出现对中国有利的转机。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影响力明显增加，美国企图在国际组织中为台湾拓展空间将越来越困难，有时还不得不与中国达成某种妥协。美国国内的温和派或务实派有可能对强硬派构成牵制，甚至可能改变目前共和党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可能再度成为主流。
综合判断上述两种前景，中美关系的总趋势是建设性大于破坏性，合作大于对抗。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将继续发展并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考虑，与中国对抗的主张可能逐渐成为非主流派。在全球安全、地区安全、中国大陆和台湾等战略要素的平衡之中，美国最终将把全球安全作为最大的考虑，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度将逐步下降。中美的市场相互依存不仅是双方经济利益的载体，而且成为双方走向冲突的最大制约因素。美国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已不具备，相反美国向中国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大。在地缘政治上，中美在朝鲜半岛、南亚次大陆的合作将出现深度发展。中国同欧洲国家如法、德、英等形成某些战略共识，同日本的经济依存度超过美国，同俄罗斯、印度也有相当多的利益重合。这些变化使美国不得不赶上其盟国与中国关系的水平。中美之间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危机预警和管理机制，以防止两国关系出现根本性的危机和冲突。中国战略威慑力的增长使美国在与中国摊牌问题上顾忌越来越大。反复权衡后，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或东亚地区会逐步建立相对平衡的战略均势，并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下去。如果台湾岛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民意主流发生变化，美国可能促使台湾当局恢复与中国大陆的对话。如果在其他地区或美国本土出现严重威胁美国安全的危机，或国际舆论潮流和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对美国明显不利的形势，美国可能以台湾作为筹码取得中国的某种支持，将可能是中国在和平统一问题上获得战略突破的重大机遇。中国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美国为了鼓励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可能缓和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实际上，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上述两种前景的交叉或轮替。不论是主观愿望或客观环境，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将是长期的基本定位。美国的少数强硬派不可能扭转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总趋势，而这种总趋势是利于中美合作，不利于中美对抗的。强硬派也不可能长期地压制其他政策主张，不可能把集团党派利益长期置于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之上。就中国方面来讲，美国因素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因素，“避免对抗、增进合作”仍将是对美政策的主要策略考虑。因为这样设定战略框架，符合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对中国崛起在根本上是有利的。简言之，中美关系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在战略上，中国不与美国对抗；在战术上，要让美国强硬派付出代价；在全局上，要利用美国犯单边主义的历史性错误。我们准备最坏的前景，争取最好的前景。这应当是战略思考的基本方法。
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应避免对抗
中国崛起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台湾问题。中国崛起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台湾问题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被瓜分被割裂的缩影和象征。台湾与祖国大陆长期得不到统一，在政治、经济、安全甚至文化上都对中国崛起构成了极大的牵制，消耗中国力量最大的国际因素就是美国深深卷入台湾海峡的对峙与冲突。这个问题本身是冷战历史的产物，但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明显上升，美国支持台湾与中国大陆长期分离的战略清晰化。这突出表现在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2001年共和党执政以来，美国在“一个中国”政策上出现“空心化”倾向，已经不再要求台湾当局口头承诺“一个中国”，默许他们拒不接受“一国两制”；美国对台湾军事支持的重点已从武器售台转向指挥控制通讯情报系统(C)的联结，美台之间开始走向实际上的、以高技术联结的准军事同盟。美国将根据台湾岛内政治力量对比、中国大陆的力量上升速度和盟国支持美国在台海卷入的程度，来决定美国在支持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方向上将走多远。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台湾岛内的分裂主义势力绝对不会放弃台独的梦想。因此，在中国和平统一的目标实现以前，台独的危险始终存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危险也始终存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可能因此而被拖延甚至中断。
祖国统一大业最终将以和平手段还是用军事手段解决，取决于大陆方面对台湾的力量对比，包括各种硬力量和软力量。大陆对台湾从长远看绝对不是在一个力量等级上。正因为看到这一点，岛内分裂势力才不顾一切地靠向美国，重新定位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前哨基地。美国战略家们也认识到，由于两岸力量对比的优势总体上在中国大陆一边，美国必须不断加码支持台湾，才能使力量平衡不至于过分倾向中国大陆方面。这样，美国承担“保卫台湾”的义务不断加大，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冲突的危险也越来越突出。台湾岛内的分裂主义势力绝对不会放弃台独的梦想。如果两岸关系不断恶化，他们就有理由宣布“台独”；如果两岸关系不断改善，他们在无路可走时，也会铤而走险地宣布“台独”。无论是“和平台独”还是“武力台独”，台独势力都必须把美国的亲台势力作为自己的后台。如果美国方面不计后果地支持台独，中国只能直面由台独势力蓄意挑战的中美军事对抗，即使中断现代化进程也在所不惜。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代价最大的统一方式，我们主张以“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来化解潜在的冲突。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无误地宣示，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没有国家统一，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虚无的。而台湾不是美国的最高利利益，台湾更不是美国的一部分。中美在台湾海峡对抗，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最高益，只有利于极少数台独势力和美国极右翼势力。其次，真正头脑清醒的美国政治家和战略家们都主张，美国不能为台湾开一张“空白支票”，让台独分子在上面胡涂乱写。如果允许台独阴谋得逞，则台湾海峡永无宁日，亚太地区也不得安宁。台湾不是远东的以色列，中国也不是东亚的巴勒斯坦。所以，美国决策者们必须认识到，台独是对世界与亚太和平的真正威胁。第三，为了防止台海的突发事件引发大规模冲突，中美之间应当建立危机预警和危机管理机制。双方有义务交换对台海安全形势变化的预测和判断，有责任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提出和采取预防措施。第四，“一个中国”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和试金石。既然美国声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那么它就有责任说服台湾当局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打破李登辉“两国论”对两岸对话设置的障碍。中美之间的共同原则即“一个中国”应当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如果美国做到这一点，就是对亚太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五，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以对方作为自己的安全系数或最大公约数。每一方的安全都有赖于另外两方的安全系数，只有共同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抑制台独势力的发展，是各方的共同利益所在。第六，美国企业界愿意看到台海是平静的，两岸是走向统一的。事实上，美国商务界很久以来就一直把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作为“大中国区”(Greater China Area)，两岸的政治障碍已经对美国公司在大中华市场的利益造成损害。时间越长，则公司利益受损越大。海峡两岸与太平洋两岸的市场融合最终将成为两岸政治统一的先导。
如果台湾地区和平地与大陆实现统一，那么中国就不是仅仅解决了台湾问题，而且解决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核心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但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和时机却可以变化无穷。在战略上，“欲速则不达”，我们应把解放台湾问题的时间终点放得长远一些，不能急于求成。在战术上，我们应当具备各种快速反应能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果断打击台独势力（主要是非军事手段），也让美国在战略调整过程中更认真地考虑中国因素。战略上的“慢”和战术上的“快”，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慢”是为了在战略上尽可能推迟或消除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快”也是为了制止台独势力的恶性膨胀，同样有助于中美之间不走向对抗。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到亚太地区强国地位的标志，表明中国在战略与策略的组合能力上是否具备了世界大国的成熟和技巧。台湾问题的解决，最终将证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已经不可遏制的影响力，围堵中国只能造成“围堵者”本身的孤立无援。
三、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防止急于求成，防止充当现行国际体系的挑战者，防止同现行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美国展开大规模对抗。中国如何加入国际体系并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建设力量，关键是解决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和安全互信。
温故而知新。确立21世纪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有必要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共同利益的演变过程做一简要回顾。历史上的共同利益是当前共同利益的基础，是开拓未来的前提。
70年代初中美关系突破是中国外交路线的一次重大转变。这次突破不仅是战略方向上的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战略观念上的突破。在此以前，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革命外交和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但是，以《上海公报》为起点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超越了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障碍，在两个大国之间找到了共同利益的结合点。这种转变的历史意义至今仍在不断地显示，因为它开辟了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方向。
70年代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主要在战略层面上，就是共同防止苏联在亚洲以至全球的扩张。《上海公报》当时表述为：中美两国都不谋求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也反对任何其他大国谋求霸权的企图。在这个共同的战略框架下，中美两国在长期对抗的台湾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和妥协。
80年代，中美之间在防止苏联霸权扩张方面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其重要性随着苏联的实力衰退而有所下降。与此相关的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有所上升。但是，苏联毕竟仍然是对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台湾的国民党当权者仍然保持着“一个中国”立场，美国难以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严重的调整或倒退。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找到了一个新的共同利益领域，这就是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当时的苏东集团相比，中国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先锋。总体上中美关系在80年代处于最稳定的时期，因为在主要领域内两国的共同利益超过了分歧。
90年代，中美关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从三个方面看，中美原有的战略共同利益都受到挑战或动摇。一是苏联解体，使中美之间合作对抗共同威胁的基础消失了。二是1989年政治风波，使中美之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上出现了公开的根本区别。三是台湾李登辉集团越来越背离“一个中国”的立场，中美在两岸和平统一的方向上发生重大分歧。以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200架F-16战机和1994-1995年美国调整对台政策为标志，台湾问题再度成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争端，成为两国战略分歧的焦点。
即使如此，90年代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开辟了新的领域。这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中美共同利益创造了新的机遇。中美互相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的市场互补性明显高于竞争性，两国的共同市场利益得到空前的深化和推进。经济关系超越人权因素和台湾争端，使中美共同利益的重心从战略层面转到市场层面。中美市场互补关系甚至带动台海两岸的经济融合，形成一种跨洋市场与跨海峡市场的互动关系。
在90年代，中美高层和战略界人士一直在探讨更广泛、更深刻的共同利益基础。1997-1998年两国元首互访，在探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确定了“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同时，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总统承诺的“三不”政策是对“三个公报”的补充和发展。但是，这种探讨和定位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受到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冲击，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再次成为战略界的疑问。
进入21世纪以来，能否建立新的共同利益框架成为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关键。2001年以来的若干事件又加重了这种建设的紧迫性。一是由于小布什政府上台前后，试图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作出重大修正，即以“战略竞争对手”取代“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二是美国国防部发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把“一个正在崛起的、拥有可怕资源的亚洲大国”作为“潜在敌手”，并且准备将美国的军事力量重心逐步移到亚太地区。三是“9·11”事件证明，威胁美国的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恐怖主义力量；中美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领域内具有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四是2001年APEC上海峰会表明，中美在亚太地区是战略合作者，这种合作对双方的核心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五是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大国关系正面临着共同威胁和共同利益并存的历史机遇。六是美国高层最近多次表明，美国“不支持台独”。上述正反两方面的要素变化，使中美关系的性质定位和利益界定都复杂化了，中美关系的各种主要争端的优先次序也发生了重新排列。
更重要的是，21世纪全球格局变化体现在两大潮流上，即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人们关心的大国关系往往是从政治多极化的目标来考虑的，但是容易疏忽的是经济全球化对大国关系的深刻影响。前者变化取决于大国的力量对比和均势，而且把政治和军事等传统安全因素置于优先考虑，以实力为核心概念的现实主义仍然是这方面的主导思维。后者变化取决于全球资源的重新组合和各大国市场的相互融合，把国际经济机制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作为大国的首要考虑。如果把这两个潮流作为中美关系的主要背景来观察，不难发现中美两国之间还存在着更大的共同利益空间。
经济全球化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的利益动力，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从正面看，全球化加深了中美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这不仅表现在中美之间的市场依存和产业链互补，而且表现在两国人民的往来频繁和了解加深，表现在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经济互补和文化融合构成了两国共同利益基础的底部。如果与70年代相比，当时的两国战略共同利益几乎不具备社会基础的利益支撑，更不具备两国企业界的利益支持。就此而言，1972年的中美关系相对更脆弱，而2002年的中美关系更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没有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中美之间在战略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后来者；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和国际机制的主导者。中国参与国际体制进程的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的既得利益发生摩擦。但是这种摩擦、争端并不一定导致两国关系的对抗。这是因为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回顾90年代初期，中美之间有关国际规则的摩擦大多是一些局部的枝节问题，如知识产权、纺织品配额等。到90年代中后期，这些争端和摩擦发展为一些整体的战略性问题，如WTO、MTCR/CTBT（导弹控制机制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国际人权公约等。每一次摩擦都是一次新的战略利益妥协，都是双边关系和多边机制的新突破。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其中某些破坏性因素如国际恐怖主义恶性膨胀已经成为人类的公害。全球化引起的经济结构重组、金融动荡、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跨国界犯罪等，已经不是一国力量所能控制和对付的。美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正在支付全球化的最大成本，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其他大国的支持。这就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超越狭隘的国家安全利益，建立大国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建立稳定的地区秩序保障，建立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新国际体制。在这些领域，中美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的巨大空间和潜力。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共同利益转变为现实的共同利益，是两国领导人和战略界当前急需努力达成的共识。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可能性，中美两国在21世纪初可能建立的共同利益框架，应涵盖以下要点：
其一，中美之间避免对抗和冲突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在这方面，美国负有更大的责任。美国在其战略调整中应为中美合作而不是中美冲突留出更大的空间。
其二，中美之间应在亚太地区和欧亚大陆腹地就保持稳定与和平达成战略共识，并建立经常性的高层战略磋商机制、突发事件预警和反应机制、以及多边安全互信机制。
其三，中美之间应当对全球经济秩序稳定和市场周期变化经常交换意见，并推动亚太经济繁荣和两国市场互补。中美经济关系应当成为亚太经济的火车头。在稳定国际金融、促进国际贸易、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等领域，中美之间可以取得广泛的共同利益。
其四，中美之间应就各种跨国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并对其中的主要问题展开各种可能的合作机制。当前的反恐怖主义合作、防止核武器扩散合作、战略进攻核防御武器平衡是最重要的合作议题。
其五，中美之间应当在台湾问题上共同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因为该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唯一保证。“台独”违背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也违背台湾地区人民的利益。中美应当共同遏制台独势力。
其六，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美应共同努力使中国适应外部环境，也促使国际社会适应中国的上升。应防止“中国威胁论”对两国战略决策和舆论潮流的破坏性影响。
与70年代相比，中美共同利益已经不是单一层次的战略利益。它是由国家利益、战略利益、市场利益和社会集团利益等不同层次构成的。而且这种共同利益结构是多元化的，可以分解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不同党派力量之间、不同企业集团之间、不同种族文化群体之间的利益集合或分化。因此，抽象的“共同利益”可能体现为具体的不同利益而复杂化，并且与国内政治结合，但这并不是中美关系倒退的证明，恰恰是双边关系走向成熟的反映。
根据这种分析和判断，我们可以找到双边共同利益的更多的结合点，使过去的许多简单分类进一步细化，然后综合为比较可控的、可操作的共同利益。例如，在美国政府内部，国防部和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有不同的侧重点，似乎国防部内部主张遏制政策的力量占据上风。但是，国防部的上层文职官员和各军种的职业军人也有区别，后者更主张与中国军方扩大交流并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又如在国会内部，主张全面与中国对抗的议员只占很小的比例，多数议员在企业界的压力下主张与中国建立市场互补关系。即使在国会亲台集团中，也分为支持台独、主张无条件为台湾作战的少数人和主张维持台湾海峡现状、不允许为台湾开“空白支票”的多数人。在军工企业集团中，在中国拥有巨大商业机会的波音公司和向台湾出售F16战机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显然不是由同一种利益驱动的。在地方政治中，以加利福尼亚为代表的西部州和以德克萨斯为代表的南部州有着大不相同的中国观。在这些不同的集团支持下，美国的战略思想库在中国问题上发生分歧甚至对立，也就不足为怪了。
随着中国的力量上升，中国与美国的利益重合部分将不断扩大，美国内部支持中美合作的集团将不断增多。70年代少数“中国通”所设定的中国形象和中美关系，同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相比已经发生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化。但是，共同利益维系两国的战略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尽管有些人认为这个框架已经不存在或没有必要维护，但是历史将证明，抛弃这个框架对两国人民将是巨大的灾难；而建设这个框架对世界是莫大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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