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取向的经济社会学家以及如此转向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家论文,取向论文,意义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6)01-0012—15 新经济社会学发展到中年之时，也正是对其反思和再评价的时候。这方面已经显现一些富有前景的成果。经济社会学领域并未染上中年易患的自满或焦虑的毛病，反而洋溢着一股对经济活动提出各种替代性解释的激动人心之风。尤其是新一代有才华的经济社会学家们，正在盘点早期成功地推动这一学科发展的标准框架和重要概念。本期专栏的出现，展示出一连串这样令人振奋的、鲜活而且富有潜力的理论议题和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提出对经济活动进行关联取向的新解读，来为这场热闹的学术对话添砖加瓦。简而言之，我认为，在所有经济行动中，人们都是在进行区分各种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活动。对于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人们为其设定边界，借助各种名称和实践活动来标记这个边界，建立一系列在每个边界内才能运作的特定的理解，把某些类型的经济交易确定为对某种关系而言是恰当的，那些相对这种关系而言不恰当的经济交易则会被禁止，而且对于属于这种关系范畴内的经济交易，还会运用特定媒介来确认并促进交易的进行。笔者把这个过程称作关联营造。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位关联取向的研究者。在我早期研究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人际关系和共享文化的时候，我集中展现文化转型怎样在人们对待经济和社会两难选择方面引发各种变化，比如面对反对将人类的生命金钱化的强烈禁忌时，人们怎样接受人寿保险。渐渐地，我从对文化社会历史研究，转向对经济活动的深入分析。特别是这样的两个问题开始成为我研究的中心：个人之间的互动协调怎样确切改变现有的文化和人际关系的，以及这些经过调和的人际关系是怎样形塑具体经济活动的开展的。 我的不少转变发生在我和一位关联方法的推动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多次富有启发性的对话中，然后在教学中成形。从1998年开始，我第一次教经济社会学，首批学生中有像尼娜·班德里(Nina Bandelj)这样优秀的学生，之后又有弗瑞德·惠里(Fred Wherry)，他们两位的论文都有收录到本次专栏中。教学工作迫使我用一些之前沉浸在个人研究项目里甚少涉及的方式，去思考这个研究领域。 十年前，我只是在一篇名为《跨越市场论战》(Beyond the Polemics of the Market)[1](P614～634)的文章中，对这个广泛的讨论有所涉足。由于不满意那些对标准化的经济学模式毫无新意的抱怨，我进而主张需要向前迈进一步，通过创建建设性的替代性的分析框架去研究市场。在我看来，这方面已有的跨学科的努力要么被过分强调的文化绝对论所阻碍，要么被狭隘的结构化约论所束缚。要超越这种截然对立的二元体系，我呼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市场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会提供一个旨在反映经济生活中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结构多样性的中层理论。但是我针对互动式方法论提出的美好设想，还没有为研究市场活动勾画出确切的蓝图。 在我不断寻找一些更好的方式为学生们讲解经济活动的同时，我感到自己被两个方面的因素所束缚：一是主流经济社会学理论工具中的某些特征；二是这个领域一直把公司和市场作为优先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刚开始我觉得自己对于那个主流经济社会学研究像是外行人，甚至想过拒绝教授经济社会学课程。我一直在想，有关家户经济、消费、非正式经济、馈赠交换等等的研究去了哪里呢？难道这些方面不是经济世界的一部分，不值得严肃对待吗？我还有疑问的是，什么东西确切地构成了那些所谓的“嵌入”(embedded)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活动呢？如果人们不是在配置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或者尽力降低风险，那么他们在进行生产、消费、分配和转换资产时，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那些被经济社会学奉为圭臬的结构理论所边缘化的共享的意义，为什么在经济活动中一直起作用，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呢？多年以来，关联研究法渐渐崭露头角，成为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首先确定并解释这种研究经济活动的关联研究法的主要特点，主要集中介绍关联营造的概念。然后，本文分析金钱的用途划定这一个案，将其作为关联营造的一个重要实践。我提出的问题包括：关联营造研究法是怎样有助于解释金钱有关的实践活动的？关联性分类在哪些方面，与行为经济学中解释金钱划分具有重大影响的算计心性理论不同？最后本文用为进一步研究提出的各种建议作为总结。 一、从关系嵌入到关联营造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经济社会学家们采纳了经济学家的标准说法，他们的研究集中于，阐明社会组织构成了形塑个体行动的至关重要的情境。情境分析专家们考察了各种标准的经济现象，比如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或者企业集团，以揭示社会组织怎样限制或有助于经济行动者的选择。他们探讨经济现象“嵌入”社会过程的情况，把分析重点放在组织结构和人际网络上。 因为解释的重点在于受限制条件下的个人选择，这种情境分析方法隐晦地表明，经济学家至少解释了部分现象，比如讨价还价。在经济社会学家们看来，经济学研究遗漏了什么呢？情境分析论者认为，经济学家忽略了社会环境的作用，比如潜在的经济合作伙伴之间早已存在的关联，对经济活动有直接影响。正如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1988年接受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采访时所说： 我所谓的“嵌入性”指的是，不论是个人还是更大的经济体系的经济行动(例如，价格的确定和经济制度的形成)，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严重影响。我认为，对于个人经济行动来说，个体在社会关系网中的嵌入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极其重要的，但却很少见到这一点被经济学讨论所关注。① 情境分析专家们给经济现象分析注入了至关重要的社会学声音，有力地撼动了正统经济学模式的基本准则。现在是时候更进一步向前探索，就像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主张的那样，去“超越嵌入性”。[2][3]P165～168)十多年前，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经济的社会结构》(Structures sociales de l'économie)一书中，也同样敦促要为经济现象寻找更广阔的解释，急切地表明：那些旨在“更正”范式的错误或弥补其中的一些遗漏，而不去挑战范式本身的做法，让我想到了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力图从哥白尼日心说变革中解救托勒密地心说的英勇努力。② 格雷塔·格里珀(Greta Krippner)严厉批评了嵌入性具有“无法清除的经济至上主义”倾向，还对其提出了持续的、鞭辟入里的批评。[4](P800)格里珀声称，那些更多以关系网络分析学者形象示人的嵌入性论者，实际上已经把“时刻进行的市场交易的核心内容排除在经济社会学研究范畴之外”。[4](P285)例如，通过把关系世界划分为嵌入性关系和单纯交易关系，嵌入性研究继续坚持存在一个非社会的市场领域的这样一个幻象。因此，有些反讽的是，“嵌入性概念断定市场存在于社会之外，但却又在试图弥合这种划分”。[4](P798)伊莎贝拉·圣吉恩(Isabelle This Saint-Jean)在《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上撰文呼应了这种批判： 当学者们宣称“经济事实”被“嵌入”到社会因素中的时候，他们假定了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确定为“经济的”，同时这些东西又是可以从“社会领域”划分出去的。如此一来，他们其实是正在勾画出一条自己都在质疑的界线。③ 反对嵌入性的声音层出不穷。亚历桑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抱怨道：“这令人烦恼的把一切归结于‘嵌入性’，就好像说当代经济社会学在理论方面除了这个，其他什么也贡献不出来了一样。”④他由此展开了对经济社会学理论著述精辟的评价。他之后又指出，更糟糕的是，嵌入性这个概念本来是一个需要前提条件才成立的理论假设，但却经常错误地被当作一种直接用于解释的机制，结果导致对具体的经济交易的解释苍白无力。佛瑞德·布洛克(Fred Block)也有同样的担忧，他断定：“尽管已经研究了20年，嵌入性却没有产生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⑤在2006年的一次访谈中，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不耐烦地表示，除非那些嵌入性学者的方法变得更具有可验证性，否则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注定沦为一种徒劳无用的咒语，“嵌入性！嵌入性！希望这个神奇的咒语显灵，让经济学理论变得一无是处”。[Michel Callon,“La performativité de l'économie,” Aegis le Libellio d'3(June 2006)，http://www.crg.polytechnique.fr/v2/fic/libellio3.pdf,accessed April 2010.Granovetter自己都抱怨这个术语当前的泛泛性，它几乎“延伸到几乎可以表达任何意义，所以就什么意义都不能表达”。引自"Polanyi Symposium:A Conversation on Embeddedness," Socio-Economic Review(2004):109—35,at 113。其他有关嵌入性的批判性看法，参见比如Jens Beckert,"Economic Sociology and Embeddedness:How Shall We Conceptualize Economic 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XXXVII(2003):769—787； André Orléan,"La sociologie économique et la question de l'unité des sciences sociales," in Steiner and This Saint-Jean,eds.,Sociologies? conomiques,279—305。关于应用在智利的个人医疗保险发展研究方面的一个批判性讨论，参见José Ossandón,"The Enactment of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in Chile," PhD thesis,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Goldsmiths,University of London,2008； Miguel? ngel Gómez Fonseca,"Reflexiones sobre el concepto de embeddedness." POLIS 2(2004):145—164。这部分论述这个概念的讨论非常有帮助，也包括把嵌入性翻译成西班牙语时遇到的困难。本文不打算重新回顾从波拉尼(Polanyi)以来嵌入性这个术语的演变，使用过程和遭受的批判，本文聚焦在这个概念，是要将其作为发展关联营造研究法的起点。更多关于Karl Polanyi的嵌入性研究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见Fred Block,"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2(2003):1—32和Bernard Barber,"All Economies are 'Embedded':The Career of a Concept and Beyond," Social Research 62(1995):388—433。新出现的试图取代嵌入性的理论包括有表演性理论(performativity theory)(e.g.,Michel Callon,"Introduction: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Markets in Economics," in Michel Callon,ed.,The Laws of the Markets(Oxford:Blackwell,1998); Donald MacKenzie,Fabian Muniesa,and Lucia Siu,eds.,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David Stark,For a sociology of worth,in The Sense of Dissonance:Accounts of Worth in Economic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以及Koray Caliskan and Michel Callon的经济化理论(theory of economization),见"Economization,Part 1:Shifting Attention from the Economy towards Processes of Economiz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38(2009):369—98 and "Economization,Part 2:A Research Programme for the Study of Markets," Economy and Society 39(2010):1—32; 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eds.,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second e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5)。在这本书里，Bourdieu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被确定为嵌入性的主要对手。] 为什么会如此严厉批评嵌入性？我们可以部分地将其解释为一种可预见到的研究范式的历史性转换。嵌入性确实有过辉煌的时候，曾经深刻改变了我们对经济活动的理解。因此我们也应该期待经济社会学领域变得成熟，可以进行一场概念转换。但更加确切地说，对于许多嵌入性的批评者而言，嵌入性并未足够深入地揭穿标准经济学模式的不足。这些持怀疑态度者抱怨嵌入性这个概念只是假设社会像容器一样，容纳经济过程在里面运行，没有把经济过程完全看作是社会性的构成。根据这个观点，格里珀和阿尔瓦雷茨(Krippner and Alvarez)指出，各种社会关系都“是在从外部影响经济”。[5](P232)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在《源自网络的市场》(Markets from Networks)一书中强化了这个观点：“生产者并不像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85)指出的那样，仅仅嵌入到市场之中”。相反，怀特指出，“他们事实上通过自己对机会的感知和做出各种行动选择，构成了市场各部分的联结”。[6](P8)大卫·斯塔克(David Stark)同样对嵌入性一味固守他所说的“帕森斯约定”(Parson's Pact)提出了挑战，根据这个约定，社会学家专注于研究“各种经济都被嵌入到其中的社会关系”，而不去研究经济本身。⑥ 因此，为了向前迈进，经济社会学必须变得更加具有侵入性，转而集中探讨那些构成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的，具有文化意义而且时刻变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从这个替代性观点看来，社会过程的起点，不是旧的理论所说的个人性的活动，而是经过多方协调之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易活动。只要我们认同经济交易本质上是社会互动这样的前提看法，那么研究的目的便聚焦在寻找一个更好的社会过程理论，用以解释经济活动。关联营造研究法便是迈向这种理论的一个尝试。它断定，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人们都是在创造、维系、象征化并转换富有文化意义的社会关系。而且，他们如此行动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进行文化象征意义构建工作。因此，研究这些社会关系中的多样性及其变化，便成为我们的目标。 随着主导性研究范式的转换，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也相应改变。[7](P6)关联营造研究法把经济现象作为各种关联的建立和调适，作为意义的建构，并作为关联类型的组织过程去研究，从而扩大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关联营造研究法不仅涵盖了公司和市场，也包括了家户经济、移民网络、非正式经济、福利发放、器官捐赠，等等。在研究过程中，关联营造研究法打破了人为划定的，所谓坚不可摧的“真正的”经济领域(比如公司和大企业)，与相对应的被说成是边缘化的或次要的经济领域之间的界限。 诚然，关联营造研究法在社会学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最近十来年里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此外，在情境导向的经济社会学中，也就是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命名的“关系嵌入性”研究中，学者们也已经集中分析社会关系的不同组合方式以及强度方面的差异。[8](P89～112)这些研究凭借集中探讨布赖恩·乌兹(Brian Uzzi)形象的描述的“对物质交换关系进行的网络建构”，经常用高深的模型反复去证明，网络关系怎样形塑经济表现和个人决定。⑦ 提及上述内容的目的不是要去回顾大量已有文献的贡献或不足之处，而是希望调整我们努力的方向。本文的目标是超越以“嵌入性的关系”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关注既有的社会关系如何限制或推动经济活动)，转向一种集中探讨“构成性关系”的研究方法。我们怎样才能分析这些构成经济活动的，不断被协调而且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呢？除了追求良好的效率，降低自身风险或者经济收益，还有什么因素指导着关联建构过程呢？ 关联营造的概念提供了研究各种关联的内容、变体和变化的机会。我这里使用“关联营造”概念，指的是人们建立、维持、调适、转化并终止人际关联的创造性工作。关联营造是持续进行的，塑造出区分各种关系的边界，这些关系一旦混淆就会给一方，双方甚至三方带来不良后果。 关联营造是否仅仅应用于经济交易的安排方面呢？当然不是。人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公共生活或者其他社会互动中，会进行调适和区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的工作，他们的做法也就是关联营造。关联营造的具体形态和要素，会因为意义和做法的不同而变得不同。然而，探索经济活动中开展的关联营造，会使这个过程变得引人注目，毕竟这个研究领域一直对这种探索无动于衷。 那么，构成关联营造的消费、生产、分配和资产转移的具体过程又是什么呢？ 二、关联组合和关联营造：常见的做法 来看看我们在所有经济活动中找到的四个首要因素： 1.特定的社会关系：那些被纳入经济活动中的个体或群体间的联系。 2.多种形式的经济交易：包含物品或服务(比如补偿、馈赠、借贷、贿赂、盗窃)转换的互动和社会实践。 3.上述各种交易的媒介：对物品或服务的各种权利做出表达，通常采用实体性的代用物的形式，包括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或电子货币，以及具有更多限制条件的代用券，例如用于交换帮忙照看婴儿服务的积分，赌场使用的筹码或领取免费食品的票券，等等。这些交易媒介也会包括如时间、以物易物或互相帮忙。 4.经过多方协调的意义：参与者们对于各种关系、交易及媒介的理解以及做出的道德评判，而且还整合了各方对这些意义所进行的持续性调和、修改和争论。 这些要素以不同形式关联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关联组合。这些关联组合包括：(a)特定的人际关系，(b)经济交易，(c)交易媒介和(d)经过多方协调的意义。因此，X和Y间的关系，可以成为朋友类型的关系或者情侣类型的关系，每一种关系对应于自身特有的意义、经济交易形式和使用的媒介，所有这些又决定了他们之间的互动形式，比如买单的人是谁，怎样去付款，什么时候去付款，为了什么原因去付款，付多少钱，买单频率，付款行为持续多长时间，并用什么样的货币形式。交易者的身份或社会类别(比如性别、种族、年龄)在关联组合方面进一步带来更重要的差异性。⑧ 关联营造是在有意义的关系、交易和媒介之间，创立切实可行的关联。⑨因此，经济活动的实际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交易者、交易类型及媒介之间关联形式的差异而不同。正因为人们用这种方法来区分他们的社会关系，更近一步说，人们还建立边界来区分每一种与之在某方面相似的关系。在《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中，我指出，当有些关系与其他一些关系非常相似，而这类其他关系会对关联中的各方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时，关联营造变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花更多的力气去区分不同的关系，并勾画出关系之间的界限： 当两种关系很容易被混淆，会给关系的参与者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并且(或者)对参与者以外的第三方也会有很大影响时，参与者和第三方都会花很大力气去勾画这个关系是什么而不是什么。这种区分包括亲生子女、领养的子女、亲身地养育的子女和在儿童托管中心长大的子女，这些类型区分会在成年人与儿童关系方面有很大差别，更不用提这些类型区分对子女和其他亲属之间关系的重要影响。⑩ 更广泛地来看，《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运用关联组合和关联营造两个概念，去解释人们在经济交易和亲密关系之间建立多方面联系时，是怎样管理“紧密结合的生活”的。我确信人们其实经常是把经济活动和亲密关系混合在一起的，不应该把两者看作两个割裂的，而且互相有负面影响的领域。但他们不会随意地做这些，特定类型的经济交易对应到特定的亲密关系具有的意义，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并非任意一种经济交易，都可以与任意一种亲密关系互相兼容。相反，人们想方设法去寻找一些既能确保他们对特定关系的本质的感知不被扭曲，又能维持这种关系的经济方式。如果你只是我的临时女友而非妻子，那么我们就不会共用一个活期存款账户；如果你是我的病人同时又是我的朋友，那么给你看病我可能不收费，但你或许会送我礼物。在恋爱期间，基于历史传统，情侣们会区分不同类别的关系：订婚、约会、宴请、同居，等等；人们把上述那些关系与婚姻和性交易区分开来。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能看到参与者进行微妙而且有直接后果的关联营造，他们把每一种关系匹配到特定经济交易类型(比如多种付款方式和礼物馈赠)和媒介(金钱、订婚戒指，等等)中。(11) 纳入到经济活动中的关联营造概念——有意义的关系、媒介和交易之间的匹配——不管是应用到私人互动，还是动用法律干预人们公共行为，都为分析经济交易的构成提供了分析工具。要更进一步探讨这种方法，我下一节集中讨论金钱区分。关联营造是怎样促进我们对金钱运作的理解？更具体来说，我们怎样来解释金钱，或更宽泛一点，媒介如何成为关联营造的资源？ 三、金钱的社会区分作为一种关联营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媒介(大多数情况下是金钱)是关联组合和关联营造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经常把金钱用做创建、转换和区分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交易的手段。与那些研究单一的，可替代的金钱的标准模式不同，社会学家及其他社会分析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致力于展现金钱的普遍存在的变异形式，金钱与整体性人际关系和经济交易的融合。(12)金钱和其他媒介被定义为灵活适用于多种社会关系的中介物，而不是只按照固定的交易规则交换。更进一步来说，这种方法挑战了在所谓的真正的金钱(仅包括由强大的政治和金融机构发行的法定货币)，和其他由于社会需要创造出来的货币形式之间僵化的分界。(13) 关联导向的解释把多种形式的金钱和金钱运用，与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们通常会依照他们自己定义的那些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关系种类，去区分金钱转移的不同形式。他们采用象征符号、仪式、实践行动、记账系统和物理性质上可分辨的金钱形式，来区分不同的社会关系。人们千方百计来维持这些区分：他们非常在意区分金钱，是因为偿付形式是划分出不同社会关系的重大方式。这些关系中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意义，因此要求有不同的偿付形式和偿付仪式。正如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敏锐地指出的那样，不同的货币形式，“存在于社会，是为了区分当下资本主义市场的不同发展程度，从可以接触到最高层级的金融圈的金融工具，到指定用于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的票券”。(14) 对于区分各种家庭生活的款项，妻子和丈夫的收入通常会被区别看待，会被分配到不同的具体用途上，比如度假、养儿育女费用或教育储备。这些区别有很悠久的传统。比如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农场家庭里，妇女卖鸡蛋和黄油获得的钱，是区别于丈夫卖小麦和玉米获得的钱。妇女赚的钱用于家庭的日常支出，而丈夫的用于偿还住房按揭和购买新机器。当更多的已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的收入被戏称为“针线钱”(零用钱)，通常这部分钱比起她们丈夫的收入显得微不足道。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区别在20世纪20年代，是怎样决定已婚妇女的薪水的。雇主们认为妇女的收入相对于男性收入是补充性的，无视妇女的实际财务需求或她们的技能。[9] 同时，父母与子女之间金钱转移的形式、频率和时机代表了他们之间独特关系及表现形式。试想一下当惯常的“关联组合”受到挑战时会发生什么，例如，伴随着“啃老族”越来越多，成年子女因为经济原因而回归家庭与父母一起生活。父母们会向子女收取房租，要求他们帮忙支付生活费，或者希望他们经常帮忙做家务吗？据媒体报道，父母们的做法差异很大，比如有些父母会要求子女支付房租，但是等子女搬出去独立生活时，他们又会把这笔钱退回给子女，作为“对于良好个人财政行为的奖赏”。[10]当他们实施这样的财务安排时，父母和子女其实是在重新定义他们的关系：对于他们重塑的家庭经济而言，难以确定哪种做法才是“正确的”金钱转移。(15) 家庭之间就非正式交换展开的争议与调适，揭示出一系列不同的交易、关系和媒介，也展现出独特的关联营造。例如，柯林·C.威廉姆斯(Colin C.Williams)发现了一种被他称作“金钱偿付的人情”的文化。(16)威廉姆斯在一些英国城市的居民区里访谈不同家庭，了解居民们给予的或从远亲、熟人及邻居那里得到的物质帮助，发现这些人情通常会用金钱来偿还。在这个被威廉姆斯称为“非牟利的金钱化交换”的系统中，金钱偿付成为一种重要的关系媒介。在一些情况下，金钱可以用来维持社会关系(例如，有些人情一旦得不到回报就会导致社会关系的恶化，金钱偿付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或者，金钱也可以成为一种再分配机制。比如，请一位失业的亲戚帮忙修好破损的窗户并付钱作为酬谢，便是以工作补偿的形式为亟须用钱的人提供收入，而不是用带有侮辱意味的施舍的形式。正如一位在职女性所说：“正是这个很小的工作，让我可以借此给他(叔叔)一些零花钱。”(17) 与之类似，对于一份不给钱他们不会去做的工作，帮人者通常会向亲戚收取费用。然而另一些情况下，当帮忙者希望得到特定形式的回报(比如临时照看小孩)的时候，金钱补偿却是不受欢迎的。此外，威廉姆斯还发现，偿付人情的钱也视双方的关系而定：比如，关系越亲密，需要支付的价钱相比市场价越低。在各种亲密关系中，如果做出偿付是为了避免可能因为人情未能回报引发的不愉快，仅仅支付象征性的钱还是不够的，而且需要支付的钱随着社会关系越远，也越多。(18) 相似的关联营造也发生在家庭之外的公司和企业集团里。这里，人们引进金钱区分，以建立并维持不同类别的社会关系和交易；这些金钱区分对应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关系附带的意义。比如，时薪制和年薪意味着不同类型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酌情发放的报酬，例如花红或奖金，代表着这些人之间特定类别的关系。当然，当人们极力争取这些报酬的时候，他们经常为自己应该得到多少钱争吵，但是他们也经常为了报酬的形式，以及该形式报酬对于尚未明确的关系是否合适，进行争吵和协调。 举个津贴的例子。卡尔文·莫里尔(Calvin Morrill)对13家美国企业集团的研究，揭示了中层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之间边界的常见标识。莫里尔指出，对于高层管理人员，公司通常会为他们支付被一些高管称为多重“甜头”的项目，包括顶级的交通安排(比如私人飞机或豪华轿车)，高管子弟专属日托服务中心提供的儿童托管服务，特制的办公家具和设施(电脑、健身仪器和Jacuzzis牌子的按摩浴缸)，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辅助设备和专职服务人员(游艇、私人厨师、按摩治疗师、健身教练、宠物狗美容师、私人保镖)。莫里尔指出，高管们经常用能否得到这些工资外的好处，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不会仅仅看工资多少。(19) 有时，关系之间的界限是借助不同的媒介加以强化的。凯特琳·萨鲁姆(Caitlin Zaloom)对期货交易员进行了敏锐的观察，记录了交易员是怎样通过创造一种地方性市场媒介，去规范并集中表现他们的工作努力，用“打红钩”或者价位区间作为衡量一个金融产品盈亏的标尺。她发现，这些交易员将其账户内的资金余额转化为用红钩表达的“抽象的市场评估工具”。这些“红钩”进一步与交易员的个人资金分隔开：“具体到特定的交易时间和地点。这些红利不能用来购买食物，支付按揭，交学费，买车和用于度假游玩，上述消费会把交易员拉扯到一个期货市场之外的关系网络里。”[11](P130)因此，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交易员们要想建构一种市场流通货币，必须首先去除金钱长久以来带有的个人化的特征。萨鲁姆还发现，“为了保持市场与外在于市场的货币之间的分隔，需要进行精心安排。”[11](P131)她补充道，“这些红钩其实是属于一个封闭群体的交易工具”。[12](P26) 因此，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金钱区分来进行关联营造，问题是，他们怎样做出这些区分呢？人们反复采用的一个主要做法，莫过于划定各种货币的用途，使得特定货币的最终用途非常清晰而且带有强制性。用途划定既包括象征性区分，也包括一些实际活动，例如把现金存放在不同地方，对法定货币进行装饰，使之变成一个个性化的礼物。用途划定的技巧可以分为三个大的类别： 1.建立一些社会性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可以把原本无差别的媒介(比如两张面值100的美钞)，根据不同的用途或者来源划分为特定类型。有时人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给别人钱(给孩子零花钱)，或者在一年的某个特定时间给别人钱(雇员的圣诞花红)，或者为某个特定的人而花钱(母亲比父亲更加有可能把家用花在孩子身上)，或者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而花钱(移民们经常要求他们汇给家里的钱，要有一部分用做指定花费，比如给孩子买衣服或者学习用品)。 2.创造新的货币类型：赌输者写下的欠条、穷人领取免费食物的食物券、某些机构食堂的午餐券、旅客飞行里程积分、邮政汇款单、优惠券、礼品券或联营信用卡。互联网孕育了快速倍增的各种虚拟货币，包括贝宝(PayPal)、微软的积分、第二人生(Second Life)的林登币以及脸谱(Facebook)的积分。[13]一些地方货币社区创造了多种交易媒介(比如“伊萨卡时分券”，伯克希尔郡的“伯克券”)。尽管后来证实是失败的，但是爱达荷州的州事务委员会曾经在2010年3月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爱达荷州公民用一种本州官方认可的银币来交税。(20) 3.按照社会需要进行再次划分，将香烟、邮票、地铁票、扑克牌、棒球会的会籍或者其他物品转化为货币媒介。越来越多的临时婴儿看护合作社用扑克牌、电影票或者大富翁游戏券作为计算媒介。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用途划定活动，会用食物、玩具和游戏卡来做交换。 值得注意的是，用途划定需要符合社会关系在社会认可情况下构建起来的边界：每种货币都只是相对某些社会关系或交易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因此，金钱的用途划定是一种关系实践，人们借此进行关联营造。此外，关联营造进行越是精细，货币的用途划分就会越广泛。比如，基兰·赫利(Kieran Healey)对器官移植市场的研究表明，政策制定者尽力划定某些金钱才可以用来交换器官。撇除直接支付现金给捐赠者及其家属，他们提议采用另外一些更为恰当的媒介，比如为捐赠者家属提供一些补贴，用于支付丧葬开支(直接支付给办丧事的家庭)，或者为捐赠者购买医疗保险时提供大幅折扣。(21) 柯林斯(Collins)进一步推动了有关金钱的各种关联会形成不同意义的讨论，认为这些区分构成了当下经济意义上阶级分化的基础：“我们越来越进入这样一个世界，人们陷入能够赚取金钱的交易圈子不能自拔，因而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变得意义重大。”(22)因此柯林斯总结说，可以把“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理解为“多种金钱圈子的集合体，各个金钱圈子用以展现形成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23)例如，“上流阶级”热衷于“把金钱看作所有权形式进行流转，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与自己圈子里的人紧密合作，与他人争夺”。在另外一端，参与到非法金钱圈子的人们，通过创造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所需的仪式和象征符号”，来保护自己对抗监管部门。(24) 为了更进一步阐明金钱区分的关联性基础，我提供一个有关用途划定的替代性解释，来与关联营造做比较。 四、划定用途的金钱作为算计心性的产物 行为经济学家们借助设计巧妙的心算模型，已经就金钱区分进行了各种对照研究，展示了不同媒介和经济活动，怎样在一个认知思考空间里占据不同位置。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其中一位算计心性模型的积极支持者，把算计心性定义为“一系列个人和家庭用来组织、评估，并记录财政活动的认知运作”。(25)比如，人们经常把用来支付房租的钱，用来娱乐的钱或者用于投资的钱，摆放到不同的计算类别上，这样就影响他们的消费和储蓄选择。而且，意外之财看起来比工资或其他形式的正常收入，占据一个不同的认知空间，即便它们在数量上差不多。人们很可能会更随意更迅速地花掉这种天上掉下的横财。 算计心性解释了什么呢？塞勒指出这些策略的效果，认为它们“发展到去节省时间和思考成本，去处理行为自我控制问题”。(26)与此同时，乔纳森·勒瓦夫(Jonathan Levav)和彼特·麦格劳(Peter McGraw)又给这个分类过程增加了一个有趣的感性的变异体，或者说是一种带有“感性算计”特点的“温馨的”认知考量。[14](P60-80)这里，由特定类型的金钱激发出来的情感，会派生一些“情感标签”，这些标签影响金钱的使用。在一系列的试验中，勒瓦夫和麦格劳发现，对意外之财的负面标签，如何使得这笔感觉上有污点的钱，更大可能被用于他们所说的富有德行的(比如慈善)，或者有实用价值的物品，而不是用于吃喝玩乐。在其他结果中，他们发现，那些从叔叔那儿收到了一个红包，并得知这位叔叔刚刚被诊断出罹患恶疾的报道人，不会用这笔钱来买立体音响。 然而，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塞勒的功效解释还是情感模型，焦点依然是在个人算计上。关系是作为背景而出现(比如那位叔叔)，而不是一种解释要素。这项有关人情回报的研究，实际上把关联过程纳入一个“关系算计”的认知理论，这个理论与算计心性模式并列。这里，人们建立一本记在心里的人情账，记录给出的人情和收到的人情。(27) 因此，算计心性代表了个人层面的关联性用途划定，这是两个有区别但却互相依存的过程。一个(算计心性)把金钱的各种变体看作认知性或情感性的估算，会导致出乎预料的花钱决定。另一个(关联性用途划定)把金钱划分看作从人们之间的互动中产生，并标注出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意义系统。 从个人角度出发的观点认为，人们为金钱划定用途是为了应付种类繁多的终极开销，有些花费是相当私人性的并且没有外在对象——比如执著地为将来的退休生活储蓄金钱。这种观点认为，为特定的社会关系划定用途仅仅是一个特例而已。从社会关系出发的观点认为，为自我满足划定用途才是总体安排中的一个特例(自己就是对象)，在总体安排中，互动的人们会为很多、大部分，甚至全部关系创造出特定的货币。 此外，即便自我满足也与他人有关联。如果我决定把出乎意料拿到的一笔稿费用来买一双昂贵的靴子，我的决定其实意味着我不会把这笔钱花在与朋友一起出去吃晚餐上，或者给孩子买一双新球鞋。或者，如果奶奶给我一些钱让我去度假，我随之而来的自我满足会重新建构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另外，关系持续的时间长短也会影响金钱使用(像勒瓦夫和塞勒在试验中展示的那样)。如果我对奶奶曾经对我的冒犯心怀怨恨，我也许会故意把这笔馈赠的钱花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度假上。如果在我用掉这笔钱之前，奶奶去世了，我或许会觉得应该遵从她的遗愿。(28) 个人算计和关联性考量之间的差别并非虚夸的：在第一个观点里面，我们或许希望看到某个人，具有的一系列特定的金钱类型，这些金钱类型既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又会因人而异，毕竟人的生活经历各有差异；在第二个观点里面，我们或许希望看到一些截然不同但却紧密联系的人，会具有相似的一系列的特定金钱类型。这两种希望差别很大。然而，因为生活经历和社会关系相互交织，有时候明确分辨两种类型的算计和考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依然有必要去厘清两者的差别。虽然算计心性模型说明了划定金钱用途这种现象的主要特点，但是如果我们停留在一些个人化机制方面，我们只能解释这个过程的某些特征。除非我们明白这些类别是从社会互动中产生，其内容也取决于这种互动，否则大多数基于认知或情感而形成的金钱类别，依然无法解释。这些类别成为关联营造的手段。在算计心性过程中围绕得失形成的相对价值，也会随着考量与他人的关系出现的新结果而变动。举例来说，当我们把一些钱划定为孩子将来读大学的学费时，我们是在确认我们与子女的父母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把这笔钱拿去赌博输个精光，我们是在严重损害这种关系——除非那次赌博是为了获得一些金钱，以实现某种道德上站得住脚的目标，并且是为了值得为此一博的关系，比如是为了给另外一个孩子筹集紧急手术的钱。 为了比较这两个不同角度，让我们以圣诞储蓄俱乐部为例。从正统的经济角度来看，这些低利息甚至没有利息的储蓄账户依然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安排。人们为什么要把钱存进这样一个受限制的账户，并放弃自己的利息呢？算计心性模式的支持者们把储蓄者如此明显的非理性解释为，这样做刚好证明了个人如何用制度来实施自我约束或确保事前承诺，这样可以防止他们把这笔钱花在其他用途上。[15](P58～59)[16](P284～285) 但是圣诞储蓄俱乐部的历史资料却表明，这些账户也排除了某些特定的人染指这笔钱。(29)资料显示，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俱乐部的鼎盛时期，大多数会员是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妇女们很大程度上把这个俱乐部视为有用的制度性的机构，并依赖它保护过圣诞的钱不被其他家庭成员挪用，尤其是她们的丈夫。确实，过圣诞节的钱主要用作家用，比如买洗衣机或给女儿买件新外套。此外，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自己赚钱的家庭主妇来说，这部分被单列的圣诞资金帮助她们避开索取礼物钱带来的羞辱感，通常从挣工资的丈夫那里索取礼物钱，会让她们觉得羞辱。(30) 因此，圣诞储蓄俱乐部在美国如此成功的部分原因，不仅仅是其有助于自我约束，也是因为其反映了多方协调之后形成的家庭关系。更确切地说，圣诞储蓄俱乐部的存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妻子、丈夫和孩子(或许还有其他亲属)之间关联营造的结果，他们争议哪些钱应该花，由哪个家庭成员来花，什么时候花，为了什么目的花以及用到谁身上。对于妇女来说，划定圣诞节花费提升了她们相对于丈夫而言的财政自主性，虽然只是比较微弱。 目前，除了礼节性的相互引用，算计心性模式方面的文献和有关金钱的关联性分析，都局限在各自的领域，缺乏进行严肃合作的持续性的努力。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在一次美国经济学学会主席演讲中，朝着可能和解的方向提出一些建议。阿克洛夫呼吁，算计心性模式在解释人们消费实践时，应该考虑做出消费决定的人的社会文化规范，“钱应该怎样花”这样的规范会有因果效应。(31)然而，在这个很有价值的模型中，规范依旧是那些被个人内化了的原则，尽管如此，在各种规范以系统化的方式形成关联性基础的时候，这个重要的“动机缺失”使得个人化规范被排除在外，因此，社会关系依然无法出现在该模式里面。规范与各种心理算计和心理活动，其实不断受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影响，既会被确认，也会被挑战，乃至被转化。(32) 金钱区分作为一种关联营造，开启了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议程。关联营造方面的理论专家们需要阐明金钱划定什么时候出现，并怎样产生的，如何维持下去，或者这种划分如何挑战与他人的关系。我们需要识别甚至推测，人们把各种类型的关系匹配到金钱区分的时候，所采用的方式：这种匹配为什么又如何影响到谁去赚钱，谁去花钱，钱花在什么地方，以及什么时候才花钱？我们是否可以预见某种形式的金钱用途划定在什么地方出现，如何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又如何变化呢？什么时候这些用途划定更有可能被人反对，又是谁会站出来反对？我们是否可以期望发现由社会阶层采用的不同类型的划定技巧呢？人们什么时候会抵制金钱的用途划定，反而更喜欢没有任何标识的金钱所具有的那种模糊性，并以此作为关联策略？(33) 如果以社会关系为分析的中心，我们会发现：(a)他人非常典型地在某个个人花费划定了用途的金钱时具有一些影响，(b)特定金钱的持有人只会将其用在特定的他人身上，或者说，至少是用在具有特定阶级地位的他人身上，(c)特定类型金钱的接受者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花掉这笔钱，视与给予者的社会关系而定，(d)金钱用途方面的变化紧随社会关系的变化，比如随着年龄和能力下降而发生的变化，(e)各种过程中(比如被捕入狱、被某个国家驱逐出境、通货膨胀)就愤怒、羞愧和抵制所做出的表达，会抹去在各种金钱类型和与之对应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分。 最后，用途划定能持续多久？显然，用途划定是可以逆转的。但它们是否可以完全擦除呢？我们需要探讨已经形成的金钱用途划定，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出现逆转或者崩溃了，这包括卡隆(Callon)所说的对一些货币采取的“去特定化”过程，这些货币原本“卷入到特定流通网络里，背负着附加在里面的各种标识”。(34)各种金钱进行跨界转移时，需要开展什么样的协调和仪式性活动？我们应该预期，有些用途划定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制度性的流通代币)；一些负载着强烈道德或者情感寄托的用途划定，或许会永远存在，不仅限定用途还限定使用者(继承权)；但是有些用途划定将会被证明是不稳定的，而且很短命(买中彩票赢取奖金)。(35)卡隆指出要把钱“解除原有特征”非常不容易，他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较，一个金融家企图把通过非法活动获得的钱洗白，实际上跟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试图洗去谋杀沾上的血迹的行为差不多，都是白费工夫。(36) 因此，探讨用途划定的关联研究法，把分析重点聚焦于，金钱区分如何成为一个人们处理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确实，当某个关联的参与者破坏了约定的用途划分，就像我在前面的例子中提到的，一位家长把原本给孩子读大学的钱拿去赌，结果输个精光，这些肇事者就不得不进行一种蒂利(Tilly)明确指出的“修补性”的关联营造。比如，他们想方设法使其行为合理化，并保持关系(或者在修复无望的情况下就终止关系)。 然而，金钱的用途划定的过程和意义，远不止我所剖析的这些人际关系协调的案例，它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与现代性和市场的扩张会催生一种同质性法定货币的推测相反，我们却发现不仅仅是个人，政府和组织也会创造非常独特的金钱使用方式，并且他们非常努力(即使有些时候并不成功)地去保持那些划定用途的款项，分开使用。 事实上，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间，由于全国性的市场系统在美国日益稳固，由于工业资本主义迅猛扩张，由于消费主义蓬勃发展，也由于政府努力形成一种集中发行的，统一的法定货币，政府和其他机构发明了大量精确划定公共和个人的钱款的制度。(37) 比如，我们想想联邦信托基金的产生，与一般性收入不同，这项基金被指定用于特定项目，其收入来源为专项税收。 1939年美国国会指明，社会保障金(我们最关注的信托基金)的资金来源为薪俸税，而且这项基金的用途仅限于工人的退休金。正如政治学家埃里克·帕塔西尼克(Eric Patashnik)指出的，信托基金这样的金融产品，设计出来就是为了确保向选民许下的长期政治承诺得以实现。[17]作为设计者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用以敦促政府信守其对公众的承诺的政治机制，信托基金尽管争议不断且收支不平衡，却做了一项重要的政治性关联营造工作。[17](P15) 帕塔西尼克指出，虽然在财政部并没有一个确实存在的“单独保险柜”来存放社会保障金，但是信托基金和一般性税收收入之间的正式区分，有助于对该笔资金的恰当使用进行监管。这样也增强了该项目的“道德魅力”。[17](P40；63) 通过反复地争论与交锋，用途划定阻止了金钱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可互换性。政府、组织和个人运用各种不同技巧，塑造出各种金钱类型来对应到不同种类的关系和交易。(38)因此，划定用途的金钱既是个人之间的关联营造的工具，也是政治性关联营造的工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努力的结果可以对公共政策和个人交易产生重要影响。 五、进一步讨论 给予关联营造足够的重视——把有意义的关系、交易和媒介匹配起来——打开了一系列广阔的、有待探索的解释经济活动的可能方法和研究领域。虽然是建基于嵌入性理论所做出的成果上，我们应该抓住新的选择，以拓宽并重新指导将来的调查研究。本文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谨慎的一小步。下面是几个有关这类前瞻性问题的例子，值得我们探讨： 什么因素决定了人们建立某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以对应于不同类型的经济交易，例如买一辆二手车或租房？反过来，在参与各方之间已经存在的、对应于某种经济行动的那些社会关系类型，会怎样影响这个经济行动的特征和结果？比如买房子时，买卖双方的不同关系，比如是亲戚、朋友还是仅仅通过房产中介连接起来的陌生人，会产生哪些不同结果？ 在某个特定类型关系中的某种类型交易的扩展，比如礼物馈赠向一方大幅度倾斜，或者从划一工资到按工作表现获得浮动薪酬的改变，会对这种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者，关系的破裂会怎样重新定义双方间的经济交易和媒介类型？ 在这些具体问题之外，还有三个一般性问题有待探讨：关联营造中的创新性与制约因素的对立，关联的变异体和关联营造的应用范围。 创新性与制约因素的对立。通过研究经济交易与媒介之间的持续调和，包括创造新的媒体，关联营造研究法强调人际关系的创新性。因此，金钱媒介和经济实践的出现，被看作是对多种社会关系异常灵活的适应。这个观点(至少)带来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怎样去调和这种人际关系的创新性，与既有的权力、不平等和主导权？我们怎样在令人兴奋的率性而为，和僵化的固守定制之间寻求平衡？当然，金钱区分可以用作不平等的实施工具和展示物。例如，所有对性别的描述或其他形式的类型区分和不平等，都会展示出某些形式的货币，如何强化受歧视或者次要人群的依赖性。社会福利的历史中充满了这样的实例，不同形式的资助怎样对受助人的选择范围和行为施加限制，涵盖了实物援助，受监管的救济金，或限定用途的食物券。但是这些货币的历史实例也说明，不管权力多么微弱的人，都会有办法挑战主导性的用途划定制度，重新为他们那些受限定的资金指定用途，以此来定义，维持并有时改变他们的社会生活。 为了进一步探索社会能动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把那些区分自上而下的金钱用途划定形式，比如由国家或其他强力部门制定的，与人们的日常联系形成的自下而上金钱划分区分开来。 其次，关系、交易与媒介之间的匹配是怎样运作的呢？什么决定了关联营造的内容？更具体地说，我们怎样解释各种机制和制度化了的关联？茱莉亚·亚当斯(Julia Adams)在她对《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富有见地的评论中，半开玩笑地推测说，作者的论点“说明社会行动由于其多重匹配过程，而显得如此微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考虑下，人们是否需要运用笔记本来处理如此复杂的调较”。她紧接着表示，人们不需要那么做，因为“我们进行日常关联营造所依赖的各种话语和关系，都已经相当确定化了”。(39) 我们可以假定，人们的创造性适应是在各种界限里面运作的，这些界限由在历史上积累的意义、法律约束和结构限制所设定。社会关系、交易和媒介全都与我们无法摆脱的历史和文化组合有关。举例来说，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同一个文化里面的人，可以从共享的意义、运作规则和不同界限方面去辨识，女服务员与顾客、女服务员与餐厅老板、女服务员与厨师之间的关系有哪些不同。因此，当人们把关系、交易和媒介匹配起来的时候，他们会援引一些制度化的支持，将随处可得的文化模板，以及切实可行的做法作为参考。因此，将来的研究议程里应该有一部分，对于关联组合拼接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文化方面的、历史方面的和制度方面的变异体，进行系统的研究。 然而，具有地方特征的调适不断在发生。毕竟，没有一个用来参照的模板摆在面前，无法预先决定关系、交易和媒介之间多样化的组合。人们不只是简单地采用来自自身文化的各种类型划分，他们反而会不断地去协调并创造出新的组合和适应方式，为此经常转化已有的想法和做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发现错误的组合，因为人们会把错误的货币给予一个特定的关系，或者人们会参与对他人有冒犯性的交易。 因此，关联营造不仅是复杂和持续性的，而且经常是带有火药味的。当互动的参与各方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有矛盾时，当他们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当他们追求的利益相互冲突时，或者当他们在获取资源和权力方面极度失衡时，争端便出现了。当参与各方进行金钱划定的时候采用不同的技巧，尤其当一方热衷的技巧对另一方而言大相径庭，乃至差强人意时，争议也会浮现。 因为构成关系、交易和媒介的“原材料”，通常都是相当的含糊，或者说没有明确表述，所以关联营造的结果取决于各种可能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关联营造一词中的“营造”可以说明问题：它反映了由参与经济交易的行动者所进行的，创造关系与交易与媒介之间关联的活动，这种关联可能是新的，或者是改进过的，而且是富有意义的。(40) 关联变异体。要更进一步探索关联营造，我们必须建构出更加全面的解释，去理解不同关系之间类型的差别。大多数经济社会学家已经关注到嵌入性关系和单纯交易关系之间的、令人疑问的两极对立，或者说关注到关系的作用力。我们需要分辨出其他形式的关系变异体，比如通过关系的接触面、持续时间或者情分多寡。此外，我们所追寻的变异体不仅仅是在结构和形式，以及内容方面的。 所谓的单纯交易关系(或者说是原子化的关系)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理论挑战，也给关联理论提供了机会。关联理论里面包含了相当多关联营造和关联组合，这些是与更详尽表述的文化文本同时存在的。我们应该深入探讨关系的内容和这些关系稳固的制度基础。例如，我们从卡琳·克诺尔·赛缇娜(Karin Knorr Cetina)和乌尔斯·布鲁格(Urs Bruegger)的研究中得到证据，即便是在全球金融交易员所处的自动化的世界里，他们也参与人际关系活动，不仅包括金钱联系，还有信息交流，这样发展出相互义务关系。[18](P905～950)艾利克斯·布莱达(Alex Preda)把这个具有挑战意味的观点推向更深一层，他介绍了电子交易市场上各种关系和互动的不同位置空间，这种市场不仅有匿名的他者参与其中，还有在电子平台买卖金融证券的机器人。(41) 关联营造的应用范围。关联营造仅仅适用于微观层面的经济交易吗？虽然我把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际交往上，但是这个方法可以延伸到宏观层面的经济活动，包括组织和法律系统的关联营造(如前面讨论过的监狱的例子)，也包括政府，比如联邦信托基金。尼娜·班德里(Nina Bandelj)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典范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19][20](p128～149)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标准化解释是其仅受经济效率的驱动，与之相反，Bandelj揭示出在具有配对关系的国家之间，存在一种特定外来投资流动形式。运用系统化的量化分析，她发现，具有更高投资水平的配对国家，也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有共同的文化、政治、移民和贸易关系的国家。 此外，通过巧妙地把各种行动宏观和微观层面连接在一起，班德里(Bandelj)表明，这种集合体模式建基于组织内部公司行动者的努力。她发现，这些参与到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中的公司，不仅计算风险和回报，也参与各种协调过程(关联营造)。行动者对于合适交易伙伴、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政治相似性的看法，深刻地塑造着这种协调过程。对于宏观层面的应用，我们需要考虑其他方面，也需要考虑关联营造各个层面之间的联系。(42) 关于关联营造方法的其他问题，主要在于研究方法和政策应用方面：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使得关联营造带出更多信息？比如，民族志调查和历史重建法，是否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抓住参与者对关联过程的不同理解呢？这个过程包括把关系、实践活动、媒介和意义对应起来，也包括各种关系的持续性调适。 最后，关联营造是否可以转化为政策呢？如果可以，怎么样实现这个转化呢？到现在为止，算计心性研究方面的专家已经相当成功地影响了政策。(43)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保持克制，不去对抗经济模型，并持续集中研究个人如何做决定。 关联研究法远远不是对标准的经济解决方案进行修补，而是断然把研究重心从个人转向各种关系。制定政策来介入各种关系之中而并非为个人活动重新指出方向，不仅会遭遇到现实的挑战，也会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阻挠。(44)然而，理解关联组合和关联营造怎样组织经济生活，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例如，我们要知道，革命性的(如果有人不认同)小额贷款实验，至少部分地是承认女性在家户经济关联中的特殊角色，才得以推动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发现，女性不仅比男性更经常性地偿还贷款，而且当女性掌管钱财时，她们的家庭会更有可能从收入中受益。 在一篇《纽约时报》社论中，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表示，未能预见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促使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自我反省。[21]布鲁克斯指出，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经济学家们“开始迈出第一步，踏入由情感、社会关系、想象、爱和美德构成的世界”。 正如我们身处的21世纪展示的那样，我们应该抓住机会，也应该承担起建立我们的专业知识的责任，提出更多实事求是的解释，去理解人们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时候，到底在做些什么。关联营造研究法对此做出了一些回答。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2012年出版的Politics & Society第40卷第2期上，145～174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授权本专栏特约组稿编辑高崇先生购买获得其中27页英文内容的中文译文印刷版使用权，未经原英文版权持有人和本刊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制作和发布本文电子版。本文作者对英文内容进行了删节。本文使用的一些材料来自于Viviana A.Zelizer,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New York:Basic Books,1994); The Purchase of Intimac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Economic Lives:How Culture Shapes the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and Viviana A.Zelizer and Charles Tilly,"Relations and Categories" in Arthur Markman and Brian Ross,eds.,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47(2006),San Diego,CA:Elsevier,1-31。 ①Richard Swedberg,Economics and Sociolo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100.有关之后的类似看法,参见Mark Granovetter,"Coase Encounters and Formal Models:Taking Gibbons Seriously",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4(1999):158—62. ②Pierre Bourdieu,Les structures sociales de l'économie(Paris:Seuil,2000),12fnl,引文由作者译自法文原文。 ③Isabelle This Saint-Jean,"Peut-on définir la sociologie économique?" In Philippe Steiner and Isabelle This Saint-Jean,eds.,Sociologies conomiques.L'Année sociologique 55(2005):307-326,at 318-319.引文由作者自己译自法文原文。See also Nigel Dodd,The Sociology of Money(New York:Continuum,1994),130. ④Alejandro Portes,Economic Sociology:A Systematic Inqui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 ⑤Fred Block,"Initial conference invitation",April 2009. ⑥Stark,The Sense of Dissonance,7. ⑦Brian Uzzi,"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1997):35—67,at 36.这些研究中的一些虽然还带有嵌入性的印迹，但是推动我们超越原有语境进入关联有关的内容。见e.g.,Asaf Darr,Selling Technolog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 Paul DiMaggio and Hugh Louch,"Socially Embedded Consumer Transactions:For What Kinds of Purchases Do People Use Networks Mo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1998):619—637; Cheris Shun—Ching Chan,"Invigorating the Content in Social Embeddedness:An Ethnography of Life Insurance Transactions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5(2009):712-754; Paul Ingram and Peter W.Roberts,"Friendships among Competitors in the Sydney Hotel Indust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2000):387—423; Margaret R.Somers and Fred Block,"From Poverty to Perversity:Ideas,Markets,and Institutions over 200 Years of Welfare Deba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2005):260—287; Uzzi,"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1997):35-67.有关经济交易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整体回顾和分类，见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Richard P.Castanias,"Collateralized Social Relations:The Social in Economic Calcul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0(2001):471—500.对关联社会学影响深远的作品，参见Mustafa Emirbayer,"A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997)：281—317,富有启发性回顾，见Ann Mische,"Relational Sociology,Culture,and Agency," in John Scott and Peter Carrington,eds.,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1),chapter 5.关于人类学中关联模式的理论，见Alan P.Fiske,Structures of Social Life: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Human Rel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91); Nick Haslam,ed.,Relational Models Theory:A Contemporary Overview(Mahwah,NJ:Erlbaum,2004),27-57.关于“关联约定”("relational contracts")的经济学视角，见George Baker,Robert Gibbons,and Kevin J.Murphy,"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39—84.一些作者运用关联约定理论开展研究，尤其是Ian Macneil,"Contracts:Adjustments of long-term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classical,neoclassical,and relational contract law",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LCCII(1978):854—906.关于早期从法律方面探讨关联利益("relational interests")的研究，见Leon Green,"Relational Interests," Illinois Law Review 29(1934):460—490. ⑧对关联组合的这个定义由我已经做过的表述改写而成，参见Viviana A.Zelizer,The Purchase of Intim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56.根据人类学文献中Florence Weber的论文，见"Transactions marchandes,échanges rituels,relations personnelles.Une ethnographie économique après Le Grand Partage",Genèses 41(2000):85—107，以及"Forme de l'échange,circulation des objets et relations entre les personnes",Hypothèses(Paris: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2001),287—298。这些文献呈现了她对于经济交易和社会关系怎样融合交织的宝贵分析，用细腻的民族志细节展示了这个过程中的关联营造。 ⑨使用可行的匹配这个概念，我并不是指一种具有道德优越感的匹配或者说这种匹配是公平公正的。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关联使得关系的经济功能得以开展，并且维持关系。这些关系中任何一种与参与者进行的经济交易之间的错配，会损害这些关系。 ⑩Zelizer,The Purchase of Intimacy,34. (11)参见Zelizer,The Purchase of Intimacy第3章，我已将一种类似的关联营造研究法应用到许多领域，包括消费(Viviana A.Zelizer,"Culture and Consumption",in 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eds.,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second e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5),331—354，以及不同关联类型及其边界的形成[Viviana A.Zelizer and Charles Tilly,"Relations and Categories," in Arthur Markman and Brian Ross,eds.,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47(San Diego,CA:Elsevier,2006],1—31.有关关联营造应用到亲密关系中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