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学的普适性及其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性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暑期在杭州与同行一起探讨管理学课程的相关问题时，再次发现有关管理学课程的理解可谓多多，有关管理的定义众说纷纭。此时不禁想起《管理学报》在2007年发起的《试问管理学》[1](简称《试问》)的学术探讨活动，再一次感受到《管理学报》在全国学术界发起研究和讨论有关如何界定管理学，如何开展中国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本文中，笔者谈谈自己对如何界定管理学问题的一些看法，并试图回答《试问》一文中的主要命题“究竟有没有普适性的管理学”及文中的部分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提出“构建普适性管理学”的问题一定会引起许多的歧义和争辩，因为“普适”二字就往往会被人们理解为“放之四海而皆准”、“通用”，甚至“一成不变”。相比之下，用“一般”对管理工作中的管理理论进行描述可能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但考虑到《管理学报》的设问，考虑到中国管理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根据自己的学习与研究，笔者认为，经过人们一个世纪以来的探索，在管理领域，特别是在管理学领域，用来科学地阐释管理活动内在规律和基本特征的理论已经形成，所以用“普适”来进行描述并无大错，也体现出对问题本源进行探索的渴望和勇气。
1 有关管理学的歧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正如《试问》一文所提出的诸多表象显示出管理学科领域存在的问题颇多。其中最明显的是，这些问题使得管理学很难按照一般学科的规律对其进行规范的界定和科学的梳理，也让管理学既像一门科学(学科)，又似乎游离在科学大门之外，形成科学、艺术和实践混杂的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笔者认为，问起究竟，管理学科复杂与混沌的原因主要来源于管理理论的研究者(也应包括一些管理工作的实践者)在研究工作中出现的多角度、多视野的问题，甚至不乏一些随意，从而造成了这种其他学科不多见的自乱阵脚现象。具体而言，源自4个方面：
(1)来自于对其核心概念“管理”理解的诸多歧义 何谓管理，这本应该是管理学研究者必须首先进行科学界定和回答的问题，但是，由于对管理这一关键概念定义的多样、混乱和随意，几乎任何编写管理学教材的作者都有自我的定义。权威人士的定义也多种多样。试举几例如下：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同时也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泰勒)；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法约尔)；管理是在正式组织中，通过或与人完成任务的艺术，这是在这样组织的团体中创造环境的艺术，是在组织中能够以个人和合作的方式完成组织目标的艺术，是在完成这些工作中消除障碍的艺术，是在有效地达到目标时获取最优效率的艺术(孔茨)；管理既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其成就是以管理结果来衡量的，而不是学术奖励(德鲁克)；管理是指同别人一起，或通过别人使活动完成得更有效的过程(罗宾斯)。虽然在以上的诸多定义中可以发现一些管理定义的共同点，但任何人只要面对语意如此不同，甚至内涵也存在较大差异的定义，只能感受到管理学科的不科学和不严谨，而很难得出其他结论。
(2)来自于涉及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和流派 当今管理理论涉及的研究对象就有企业、政府、军队、学校和医院等性质差异极大的各类社会组织，不同的组织在管理的核心理念、思想以及依据的管理原则存在巨大差异，也就形成了研究不同对象的管理理论。与此同时，就是在管理理论的核心部分——管理学之中，也存在着依据不同理论基础构建起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基础大致有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数学和系统论等，因此也就出现了依据不同理论基础而出现的、被孔茨描述为“管理丛林”的流派现象。众所周知，面对这样的丛林现象，孔茨是既出于无奈，也深感不满，更提出了他如何实现管理理论归一的希望。但是，面对不同性质的组织观察研究的结果，面对依据不同理论基础对管理活动(工作)研究的理论差异，面对应该是研究同一问题，但生长在不同“理论土壤”上的丛林大树，众多的研究人员，除了感叹和无奈之外，可能更多的是思考游离在这丛林之中的生存之道，而没有更多地去研究和探讨这种丛林现象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
(3)来自于管理活动的理论体系自身的模糊 管理学应该包含什么内容？管理学范畴的边界在哪里？这可能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如管理学是否应包含涉及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资源配置的相关理论？与这种模糊体系有联系的就是人们一般不去注意区分管理学与企业经营活动和资源配置理论之间的界限。例如，在日常的研究中，不少文章没有将管理学与上述的种种理论进行严格的区分，在一些常见的管理学文献选读本中，一些编著者就将涉及上述诸多管理领域研究者的文章编辑在一起供人阅读。更有甚者，面对管理学科似乎存在的混沌与复杂现象，干脆将混沌理论与复杂科学理论作为阐释管理学的基础理论，使得人们在研究与学习管理学时不仅更为“混沌”与“复杂”，也在这样的不经意中走得更远了。
(4)来自于中国管理学界发展的特殊经历 众所周知，中国管理学科大规模的振兴与发展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从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看，此时的管理理论正走进“管理丛林”时代，显现了学派林立、繁纷复杂的学术现象。在理论基础上并未做好准备的中国学者也就很快出现了在丛林中徘徊，难以辨别主流学术方向的现象。中国管理学术界另一特殊的现象是“讨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也许不能脱离中国管理学院的过去和现在。中国的管理学院从历史渊源和学术传统考查，基本上可以分为3类：①源于原计划经济时期的财经院校传统的；②源于工科院校传统的；③源于经济学传统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些不同的学术传统为今天的管理学院分别留下了各自深深的烙印，至今影响着这些管理学院的发展路径，成为这些管理学院具备各自独特的优势和劣势的根源。从劣势方面考虑，一些管理学院，包括一些著名的管理学院至今还没有跳出各自过去的‘影子’，给自己找到确切的定位，以至于影响到今后的发展。”[2]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管理学界的“三大主力军”的学术现象并未在20多年的时间内消除学术的“壁垒”[3]，反而因传宗接代的学术特点与各个管理学院所处校园特有文化的影响，呈现学术藩篱逐渐高密的现象。中国管理学界的发展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几乎同步，“热闹”的市场与“严酷”的学术考评体系，使得相当多从事管理研究的学者难以在自己的面前摆放一张平静的书桌，进行深思熟虑的研究和认真的思考。孔茨[3]对管理理论特有的“丛林”现象的诸多原因已经进行过深刻的分析，但这些原因在中国管理学术界可能更为严重和复杂。
2 管理的本质及管理学的构架
学科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也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抽象、描述与界定，因而对一个事物的定义首先应该对这个事物的本质现象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描述。作为社会科学的管理学所描述的管理活动属于人类最为基本的社会活动，管理学能否对其本质和特征进行科学的描述呢？这应该是管理学的研究者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管理活动基本上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其产生的原因主要应归结于人类为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凶险的内外势力，为维护自我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有的“群聚”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人类早就有充分的认识。马克思[4]认为：“一般来说，人们不结合在一起就不能共同劳动。他们集结在一起就是他们进行协作的条件。”巴纳德[5]也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过简单的解释：“协作存在的理由就是克服个人能力的限制”。战国时期的荀子在其《王制》篇中精辟地解释到，人能“群”是人们“最为天下贵”的基本原因。并例举解释到，人的力量不如牛，行走不如牛，但牛马能为人们所用的原因就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协作而产生的“群”应该就是管理理论中称谓的组织。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人类为其群聚构建的各类组织，无论是强大的国家，还是成功的企业，它们多有其寿命，且寿命之短，一般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制度设计、度量衡和文字统一等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秦朝，其统一中国后政权维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5年；强盛的汉朝与唐朝，分别也只生存了426年和289年。谈到企业，其寿命之短，更是令人惊讶。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大约62％的企业寿命不超过5年，只有2％的企业存活达到5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10～12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42年，1 0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日本《日经实业》的调查显示，日本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6]。对完全处于竞争状态的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虽估计不甚精确，但“有研究表明，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7.5年”[7]。对于人类组织短命的这一奇特现象，诸多管理学家早已进行了研究，并做出了恰当的解释。巴纳德[5]指出：“在我们的西方文明中，只有一个正式组织——罗马天主教会——存在了很长时间。有少数大学、极少数的民族政府或正式组织起来的国家，超过了200年，有些市政当局稍微长寿一些，但其他法人组织很少有超过100年历史的。在人类的历史中，显著的事实是协调的失败，协作的失败，组织的失败，组织的解体、崩坏和破坏。”他还进一步指出：“在正式组织中，或由正式组织进行的成功的协作是非正常的，而不是正常的。目前所看到的是在无数的失败者之后剩下来的成功者。那些短命的组织能引起持久注意的只是例外，而不是常例，这样说可能是正确的，现代文明的特点是存在着在各个时期产生而至今仍存在着的大量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个时期出现过的某个组织可能长期存在，或今后会长期存在下去。”德鲁克[8]也曾经十分简明地指出：“显然，公司是人为建立的机构，因而它不可能长盛不衰。对一个人为建立的机构而言，即使是维持50年或一个世纪的短暂时光也谈何容易，因此，天主教意味深长地指出，它的缔造者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在这里，巴纳德与德鲁克都有相同的看法，即把人类组建的组织所出现的短命现象归结为人们自身的问题。这样的看法在荀子的《王制》中体现得更加直白：荀子将人群的成功之道归结于必需的“义”与“分”，若人们建立的群体(组织)失去了“义”与“分”，则必将走向衰败和灭亡。
那么，人类应该如何实现“义”与“分”的目标来维系组织的发展，避免与组织成立初期愿望相违背的短命现象呢？这就应该与人类为了维系组织正常运行的一类特殊活动——管理活动相联系了。马克思[9]对于这种人类特有的活动进行过十分精确的描述：“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虽然马克思在这段名言中没有提及“管理”个字眼，但却十分清晰地描述了人们基于群聚活动建立具有共同目标的组织之后，就必然出现需要指挥的工作来协调人们的活动。而且这是一种新的社会职能，它不同于这个群体活动中每个人所干的具体工作(乐手的工作)，即一般职能，而是一种以协调个人活动(指挥的工作)以取得总体目标的社会职能。显然，这应该就是人们现在已经十分容易理解的管理活动(或工作)了。在这里，马克思十分简明地讲述了这种协调活动的基本特性：①它产生于人类的“共同活动”；②它的本质是“协调个人的活动”；③它的特征是有别于个人活动的“总体的运动”。德鲁克[10]对将管理工作视为乐队指挥的描述做过适当的修正，他认为交响乐指挥家只负责诠释作品，而管理者既要扮演作曲家，也要充当指挥家。虽然在诸多的管理学著作中对管理活动进行如此形象和细腻的描述并不多见，但对管理活动的特点和内涵的基本描述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如管理学概念与理论架构的奠基人法约尔[11]认为，企业的全部活动可分成6组：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前五组活动我们很熟悉，几句话就足以区分各组的范畴，而管理活动需要更多的说明和解释。”“管理职能只是作为社会组织的手段和工具，其他职能涉及原料和机器，而管理职能只是对人起作用”。德鲁克[12]也曾谈到：“管理的历史与发展演变——包括其成功的方面与存在的问题——告诉我们，管理最初只建立在为数不多的几条基本原则上，具体来说就是：①管理是关于人类的管理。其任务是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协调配合，扬长避短，发挥最大的集体效益。②因为管理涉及人们在共同事业中的整合问题，所以它是被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③每一个企业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谈不上存在企业。……一个管理者只有能够理解这些原则与功能，才能成为一个不断获取成功，成绩斐然的管理者。”巴纳德[5]则对管理人员维系组织的基本原理说得更为清晰：“协作的存续取决于以下两种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过程：①同整个协作体系和环境的关系有关的过程；②同满足个人需要的成果的创造和分配有关的过程。协作的不稳定和失败是由于以上两种过程中的任何一种的缺陷或两种过程结合起来的缺陷。经理人员的职能在于有效地适应这个过程”。虽然这些描述都是理论性的描述，甚至是对人类活动的一种抽象，但到此，应该说，借用这些大师们的阐述，完成了对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活动——管理活动——产生的基本原因与特征的解释。
依据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我们是可以得到具有普适性特征的管理理论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在对人类管理活动的本质特征进行描述、归纳和抽象的同时，对由此而产生的管理学的内涵进行界定。据此，管理学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应该是：①管理学是研究人类群聚(即组织)以后所形成的一类特有的和维护人类组织社会活动正常开展的理论；②管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组织中人类自身的问题；③管理学研究的重点是如何解决组织的协调配合，以提高组织的效果和效率；④管理学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解决组织发展与环境匹配以及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协调一致的问题。
3 普适性管理学的构建
依据以上的分析，如何进行具有普适性特征管理学的构建呢？笔者认为，管理学的构建必须围绕着其基本概念、研究对象与研究特色进行研究与分析。
3.1 管理的概念
管理概念的过多和混乱是造成管理学界自乱阵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经过前面的分析与论证，管理概念的内涵应该十分明确了，即无论如何定义管理的概念，依据管理工作的基本特性，管理的概念中应该而且必须包含人、组织、目标和协调这4个关键词。因为管理工作是管理者对组织成员开展的一类社会活动，即人对人的工作。管理活动是人类群聚后产生的一类活动，它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协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差异，以达到提高组织效果(获取组织整体目标的实现)和效率(获取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实现)目的的社会活动(所谓协调，在不同的组织中有不同的方法，如宗教组织依靠的是宗教的教义与成员的虔诚，军队依靠的是等级纪律与权力结构，而企业作为一个依靠市场竞争生存的经济组织，它的协调机理和过程更为复杂)，所以我们可以对管理给出这样的简单定义：在组织中，为协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差异，以达到提高组织效果和效率目的的社会活动。
3.2 管理学研究的内涵
管理学边界不清晰、混沌，甚至产生丛林现象的主要原因来自对管理学研究内涵的忽视。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作为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管理工作是有其根本的特点的，这就是它必须围绕着组织的内在活动展开，围绕着人这个组织的基本要素、组织产生的根本原因与运行展开。例如，不少人认为管理活动应该包含“物”与“人”2个方面，甚至将会计学理论、市场营销理论、生产管理理论和物流管理理论等都视为管理学包含的内容，这显然存在一些误解，也是对管理学研究内涵不解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讲到，作为管理概念与理论构架的奠基人法约尔在其确立管理概念(活动)中，就将上述这些活动因仅仅涉及“原料和机器”的职能(活动)从管理活动和概念中剔除。孔茨[3]也讲到：“要界定这个知识体系，还必须注意区分工具和内容，因此，数学、运筹学、会计、经济理论、社会计量学和心理学等前面曾提到的学科，都是管理学研究中有价值的工具，但它们本身并不是该领域内容的一部分”。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中，孔茨再一次提及：“在发展一种关于管理的有用理论或科学过程中，将那些与管理活动相关的知识组织起来才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工作。它可以将那些运用于管理活动中的科学和技术，同运用于一些诸如营销、会计、制造和工程等非管理活动的科学和技术区别开来[13]”。根据上述看法，可以将涉及“原料和机器”的相关职能活动的知识与理论概括为工商管理理论，而在界定管理学的内涵时，必须将管理学与工商管理理论(即涉及技术、商业、会计、安全和财务等企业职能活动研究的相关理论)加以区分，必须将对物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加以切割。
3.3 管理学内容的构建
对诸多的管理学教材，人们一般是，甚至必须是按照法约尔构建，而后由孔茨定义的管理过程(运营)学派的理论体系进行编著的。应该承认，这是管理学构建的基本框架，也是人们在学习管理学，甚至是指导管理实践必须遵循的理论学习和工作路径。究其原因，可以用孔茨等[4]的认识加以说明：“我们在构思本书的体系时，考虑到了要以切合实用的方法来编写管理学知识，为此，我们选用了主管人员的职能(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和控制)作为本书的基本分类。然后，对每一项职能所包含的知识内容再作进一步的分类。经验证明，管理学这门学科中的任何一种新知识，无论是行为科学的，定量科学的，或是来源于实践创造的，都可以纳入这个体系之中。”“我们在对管理学知识进行这种分类时，并没有把它看作是唯一的分类方法，而是把它看作为一种便于入门的体系。”可能会有人认为这种分析有些以偏概全，因为孔茨就是管理过程(运营)学派的信奉者。但是，这种“便于入门的体系”的看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稍稍结合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实际，就不难发现“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是一个组织建设、运行的基本程序和过程，也是管理人员面对日常工作思考和辨析的逻辑顺序。这样的理论架构设计既符合管理工作的实际过程，也便于人们的学习与接受。西蒙[15]在谈及管理学的建立时也曾谈到：“管理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系列概念，让人们能用这些与该理论相关的术语来描述管理状况。为了能够科学地应用这些概念，它们必须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说，它们的含义必须符合试验观察结果或状况。”进一步的探讨还可以依循巴纳德[5]提出的管理工作基本内容：“协作的存续取决于以下两种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过程：①同整个协作体系和环境的关系有关的过程；②同满足个人需要的成果的创造和分配有关的过程。”管理理论中的主要内容：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显然与巴纳德所表述的“两种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过程”密切相关，环环相扣。
3.4 管理学的普适性问题
人们对管理学中确定的基本概念、有关定义及其研究内容一般是容易接受和肯定的，但对管理学是否具有普适性的疑问主要来自管理学在实际的运用中总是显现出十分灵活的特征，甚至使人感觉理论的运用过程灵活得如同艺术，少有科学的成分。如有人认为，管理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环境、人，以及人的情感、观念都可能处于不同的状态，适用于此时此地的理论与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彼时彼地，这不仅说明管理研究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也说明对这种管理活动研究所获得的管理知识与理论的普适性是很弱的[16]。确实，在管理活动中，存在上述现象，甚至法约尔[11]还说过，“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这里全部是尺度问题。我们在同样的条件下，几乎从不两次使用同一原则，因为应当注意到各种可变的条件，同样也应注意到人的不同和注意许多其他可变的因素。”显然，法约尔的这一看法是他对自己参与管理实践活动的全面概括，是对管理活动中科学规律的正确总结，也是对管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最为精准的描述。法约尔在管理理论形成的初期就能够高屋建瓴地指出管理活动的鲜明特点，使人们注意到在管理工作中体现的一般规律，以及依据这些形成的管理理论与思想在实践中运用的特色，是对管理理论内在科学性的深刻揭示。而在同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科中，也存在着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和因地制宜的相同现象，但经济学界的同仁们是如何认识的呢？田国强[17]曾经讲过：“经常听到有人批评现代经济学存在着太多不同的经济理论，觉得经济学流派观点各异，不知道孰对孰错，甚至有人借此讽刺经济学家，100个经济学家会有101个不同的观点和说法，从而否认现代经济学及其科学性。其实他们没有弄清楚，正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才需要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于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环境变了，结论自然就要相应地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以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笔者十分赞同这一看法，因为管理学理论在实践的运用中出现了与经济学理论完全一样的问题。在管理实践中，由于组织的差异、组织成员的不同，管理工作所遇到的问题不完全一样，组织运行的环境也存在无穷的变化，因而决定了在管理的具体工作中绝没有天下一统的模式、可复制的方法、唯一的结论，由此产生的管理学理论对问题的解释也就只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以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而这些正是与经济学一样同属于社会科学的管理学体现出的严谨与完善，也就是在这样的境界中来理解和考察管理学，才能感到管理学的科学之存在。面对此类问题，孔茨等[14]是这样认为的：“无所不知、万世灵验的科学是不存在的，所以科学不是艺术家的万能工具。这个道理对于诊断疾病、设计桥梁或管理公司都是适用的。”“管理学如果与其他比较成熟的科学(如物理学和化学)相比，可能还显得不完善，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内容相当丰富的、正在迅速发展的知识，它包含了各种概念、基本原理、系统理论和方法技术，管理工作要以此为据。”这种观点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和超脱地来看待管理学，因为我们都知道，将科学的普遍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是社会科学乃至任何科学都必须遵循的基本思想原则。在这样的基础上来理解管理学，管理学的普适性问题应该得到基本的解决，可以达成基本的共识。
4 结语
经过前述的分析与论证，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存在着普适性的管理学，经过人们的不断努力，普适性的管理学在研究的基本范畴、基本定义、基本理论与基本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完成了其构建。对此理解和感悟的基本条件是，在充分注意管理学的社会科学特征的基础上，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了解人类群聚建立组织的基本规律，深刻地把握由此而产生的人类管理活动的基本特征；从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了解管理理论经典专著中对人类管理活动的描述、抽象与总结，仔细揣摩经典理论中大师们对管理活动的深刻分析与论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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