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业论文,私营论文,建国初期论文,社会主义改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建国初期私营报业普遍面临经营困难
在建国进程中，中共中央对私营报业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没收军管反动报纸，保护进步报纸，对中间性的报纸允许登记后继续出版。据1950年3月新闻出版署统计，全国共有报纸336家，其中私营报纸58家（另有公营报纸257家），占总数17%左右，这里面包括解放后准许继续出版的（如《大公报》）、批准恢复的（如《文汇报》）和新创办的（如《亦报》）。（注：数据来源：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新闻研究资料》第4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另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950年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统计，全国有公营和私营报纸253种，其中私营报纸50余种。数目略有出入。）估算下来，当时中国私营报纸数目约在60家左右。但到当年6月底，私营报纸数目减为43家，到11月底为39家，到12月底为34家；到1951年4月底为31家，到8月下旬，只剩25家。其中除了少数如天津《博陵日报》因出现歪曲政策报道而被停刊外，主要是两种结果：一是由于报纸销路下降、广告减少，经营难以为继而停办；一是公私合营被改造为党报。
1950年6月夏衍在新民报社的讲话中就提到：“解放后上海报纸的销路，一般说来是减少了（包括大、小、日、晚各报）。在解放前整个销路，每日约50万份左右，以上海500万人口计，有十分之一的人是买报的，最高时曾达到70万份左右。但在解放后销数降低了，现在仅有30万份，这销数减少的事实，使报纸经营者感觉到困难。”（注：夏衍《在新民报的讲话（摘要）》（1950年6月9日），载《探索——新民晚报研究文集》第16-17页，丁贤才编，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夏衍当时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透露的数据无疑是可靠的。上海解放后各大报都得以继续出版（仅《申报》改组为《解放日报》），扣除掉其他小报停刊带来的发行量下降部分，虽无准确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上海一年来报纸的发行量在萎缩，尤以私营报纸受到的影响为大。
《文汇报》的情况颇为典型，其在筹备复刊时即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机器设备简陋的困境，是由《解放日报》借给大量纸张油墨才得以复刊的。复刊初期，经理严宝礼只能到处借贷，疲于应付，职工工资打了七折还无法准时发放，往往要拖上一两个月。在一段时间里，《文汇报》只能靠人民政府批准向国外订购的1000吨白报纸来周转资金，以出售进口纸购买国产纸赚取差价的方式，来维持报馆日常开支。这种情况可谓是先天不足，加上解放初期对新体制的不适应，发行局面始终打不开，徘徊在2万份左右，开国大典期间，一度上升至6万份，旋即步步下降，跌到2万份以内。（注：数据出自《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第23页，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文汇报复刊后至1950年春的发行量尚有另外两种说法：《上海当代新闻史》（马光仁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记载“最低发行量仅有28000份”，而徐铸成回忆1950年春的数字是“销数总在10万份徘徊”（《徐铸成回忆录》第21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作者未能查到一手档案材料，暂从第一种说法。）广告也很不景气，每天报纸版面上，商品广告极少，多是文娱戏目之类的广告，而这类广告收费很低。广告收入在报社营业收入中所占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是报社的两大主要财源，报纸销路不振，广告收入又少，入不敷出，致使文汇报社月月亏损，少则旧币七八千万，多则两三亿，财政状况日益困难（见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1997:23-24）。
报业的经营困难不唯上海独有，全国亦然：不唯私营报纸独有，公营报纸亦然。中共中央很快意识到这种情况，建国后不久即于1949年12月底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这是第一个有关报纸工作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解决全国公、私营报纸的纸张和赔耗问题，号召全国报纸进行企业化经营。时隔9个月，一些私营报纸经营情况已有所好转，如《进步日报》、《新民报》（北京）、《新闻日报》三家已能全部自给而略有盈余，但如“《大公报》七个月中亏损165500余万元”（折合今币16.55万元左右），“西南的《重庆新民报》七个月中亏损26700余万元”（折合今币2.67万元左右），这两家仅是严重亏损的报纸中的一部分。（注：《中宣部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1950年9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第20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尽管都是亏损，但公营报纸和私营报纸的境遇大有区别。公营报纸的亏损甚为严重，如1949年底，“仅据《人民日报》等16家报纸不完全统计，每年赔耗即达5000万斤小米”，但他们能够得到不同形式的财政补贴，“凡在实行上述办法后仍不能自给的报纸，均由政府新闻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在审核报社预算后实行定期，定额的补贴制度”；（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组“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报告”》（1949年12月30日），《文件汇编》上册，第294页。）号召实行企业化经营之后，“其确有困难不能自给者，亦应据实呈报新闻总署，请求批准补贴，并将赔耗减至最低限度。”（注：《中宣部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1950年9月），《文件汇编》中册第20页。）公营报纸经营不善亦无关门的危险；而私营报纸则要艰难的多。
二、从私营公助到公私合营
中共给私营报纸们开了两张药方：一是经济扶助（即私营公助），二是公私合营。
自进入城市不久，中共对部分私营报纸实行扶助政策。1949年11月31日，中宣部致电华东局宣传部：“私营报纸及公私合营报纸，在现阶段，有其一定的必要，故应有条件予以扶助”；并要求华东局宣传部扶助《大公报》：“拨给适当数目纸张，作为公股投入该报。”（注：转引自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这种经济扶助有别于银行贷款，直接作为股份投入，使得私营报纸的产权结构开始发生转变。上海《大公报》解放初期销售16万份，（注：这个数字来自于当时大公报副总编辑李纯青的回忆，见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6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另一种说法是，上海大公报最高发行量为8万份，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1092页，马光仁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版。）“后逐年减少，1952年下降到6.3万份，广告收入大减，仅为4年前的40%。（注：此处数字有待核实。李纯青在1986年7月写的《战后〈大公报〉见闻》记载的数字为：“四年后为四年前4%奇”（《笔耕五十年》第536页）；在1986年末写的《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则为“四年后为四年前40%”（载《大公报人忆旧》第320页，周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出入甚大，疑为印刷脱误。）1950年9月时其亏损折合今币16.55万元左右，到1952年10月止共赔累达今币40多万元，按当时牌价大约等于20万美元。《大公报》财力薄弱，事实上1950年已经发不出薪水，买不进纸张，只好向政府告贷。1950年7月《大公报》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当时新闻总署指示，不正式对外宣布也不故意否认这一改变，但在大公报社内部是公开的。1951年向政府借款总额已超过《大公报》总资本一半以上。（注：本段有关《大公报》数字除另注明外，皆引自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
1950年9月《文汇报》累计亏损旧币54多亿元，文汇报董事会不得不请求政府扶助。1950年第三季度，华东新闻出版局、上海新闻出版处与《文汇报》达成协议：“《文汇报》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在政府扶助下，争取于1951年2月底以前，做到自给自足。”“政府自达成协议之日起，一次拨给补助费八亿元，并商请银行给予贷款十亿元。”（注：转引自《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P.35。）这实际上是使《文汇报》走上了“私营公助”的道路。1951年4月，《文汇报》再次向上海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呈文，要求再拨助款十亿元（旧币），以解决资金周转的困难。
另一种做法就是直接进行公私合营，将其逐步改造为党报，最典型的是武汉《大刚报》、重庆《大公报》和北京《新民报》。
武汉解放后，武汉市委尚无机关报，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又必须面向全区六省二市宣传，因而武汉市委决定从改造《大刚报》着手，逐步创造条件创办机关报。1950年8月12日，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指示》，决定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汉口大刚报社合作经营。9月1日《大刚报》公布成立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版公布的《大刚报公私合营合同》规定：《大刚报》“以武汉各界人民为主要对象，着重报道城市生产建设，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的《大刚报》主要负责人多数为武汉市委派出的党员干部，在编辑方针上也逐步向以指导工作为方针的党报过渡。1951年9月，《大刚报》内部改组，12月28日起连续三天刊出《新武汉报》创刊、《大刚报》停刊启事，宣称：“《大刚报》已呈准于本年底结束，原有机构改组为完全公营的市级报纸《新武汉报》，定于1952年1月1日创刊。”（注：转引自《长江日报50年》，长江日报报史编委会主编，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1953年适逢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停刊，《新武汉报》遂再易名为《长江日报》出版。
重庆解放后《大公报》仍继续出版，按西南局宣传部分配的任务，着重团结工商界和知识界，但经济上仍比较困难，于1950年8月始向总管理处请求公私合营。“全国解放后，渝津沪港各馆经济独立，自负盈亏。设在上海的《大公报》总管理处……实际没有钱可以为各馆周旋接济。”（注：李纯青《笔耕五十年》，第537页。）这种情况可谓是无可奈何，1951年12月，曹谷冰、李纯青等代表总管理处与中共西南局、重庆市委商量，决定先实行公私合营，而后改名为《重庆日报》，作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
《新民报》北京版于1951年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实行公私合营，李济深任董事长，陈铭德任总经理，但这个合营只维持到中共中央决定公私合营之前为止，1952年初解约，维持时间不到一年。（注：据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新民报》北京版“1951年一度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私合营，1952年初解约。”《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蒋丽萍、林伟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的说法是1950年9月与民革中央合营，时间不到一年。本文从前说。）此时，新民报成都、南京两社于1950年4月、重庆社于1951年6月开始公私合营，1952年1月先后结束。北京《新民报》的命运也大抵如此，1952年4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收购，作价2万元。收购后，仍用《新民报》的名义出了半年，到当年10月，即改出《北京日报》，作为北京市委的机关报。解放前五社八版的《新民报》如今只剩下上海《新民报晚刊》一枝独秀。
时至1952年底，经历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历次运动，已为数不多的私营报纸迎来了自创办以来的最大转折：公私合营。有研究者指出，“公私合营，只是在经济上有些私股暂予保留，而报纸实际上已成为党报。”（注：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第61页。）在保留私营报纸最多的上海，中共上海市委下达了《市委关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后加强领导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对私营报纸的管束，同时宣布《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同时进行公私合营。《文汇报》当时资产为35万元，其中公股32万多元，私股不足3万元，仅占7.94%，（注：当时文汇报欠解放日报纸款和政府借款达30万元，减去盘存的材料约负债15万元。合营时，私股实际上已一无所有，为使私股仍存在起见，特将政府借款中15万元作为对文汇报的补助，这样清财清股后私股才还有近3万元。见1953年11月文汇报社给上海市文委《关于公私合营的报告》，文汇报社档案材料，转引《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第39页。）报社内部1952年11月印发的材料干脆声称：“过去三年来，主要靠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帮助才能维持和发展。经营的性质，实际上已是公私合营的国家经济”（注：转引自《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征求意见稿）第235页，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内部刊行，2001年。）。（同时，“文汇报由市教育局、市青联、市学联及市教育工会等指派负责干部一人为编委”（转引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1997:39），遂成为一张面向学校师生的专业化报纸。《新民报晚刊》亦实行公私合营，陈铭德、邓季惺被聘为顾问，原来仅有的两张私营小报《大报》、《亦报》并入《新民报》。上海《大公报》另迁天津出版，之后即在上海宣布大公报社为公司合营企业，合并后天津《进步日报》报名取消，新《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政策。
1953年，所有私营报纸都转变为公私合营报纸，后来又逐渐退还私股，实际上皆为公营。
三、公私合营是当时经济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1951-1953年私营报业公私合营进程中，私营报纸经营困难的客观因素和中共改造私营报纸的动机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私营报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逐渐演变为政府管制的计划体制，报业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发行和广告）逐步萎缩。
建国初期严格的新闻内容管制和随后实行的分工体制，使私营报纸在发行市场上面临一种不利的局面：办报特色逐渐淡化，新闻报道无法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即读者对私营报纸的需求量下降：分工体制使私营报纸的读者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要求私营报纸本地化的措施，使原来具有全国影响的私营大报只能放弃外地市场，条块分割扭曲了报业的发行市场。
发行渠道也发生重要的改变。解放初期，私营报纸的生产和发行都是以报社为独立主体进行的，通过报社读者服务部或发行课、私营派报业等分销渠道发行。但在1949年底召开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决议：要求“报纸发行工作……逐步地全部移交邮局办理。在邮局尚不能担负报纸发行任务的地区……各报社应力求报纸发行面扩大，批发折扣一般应不低于7折。”（注：《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1949年12月26日），载《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第一辑），中国报刊发行史料编辑组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1950年春中国报纸发行即逐步开始实行“邮发合一”；报纸发行成为各级邮电局主要业务，报纸被划分为全国、大区、省城、专区、直辖市等各种级别，并限定各自的发行范围；各报社在报纸交由邮局发行时，原有发行人员全部（或一部）调归邮电局领导，列入邮电局编制。（注：《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新闻总署关于邮电局发行报纸暂行办法》（1950年2月），《文件汇编》中册第32-33页。）比起党报，私营报纸与邮电局签定“邮发合一”协议相对较晚，但邮发合一在当时是大势所趋，各报的发行系统逐步转向邮局。
政府规定实行邮发合一，目的在于节约发行力量，扩大报纸的发行面，简化发行系统。邮局在开始发行报纸时，是将其视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但实质上报纸发行成为邮局的专营业务，处于行政垄断的有利地位。在发行统一交由邮局代理之后，私营报纸剥离了原有的发行部门和人员，原先经理部和编辑部并重的组织结构演变为以编辑部为主。这就意味着，私营报纸的生产仍由报社进行，但销售已经纳入整个报纸生产消费的计划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生产者（报社，特别是中共党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作为产品的新闻纸既在质量（报道内容）上受到严密的管制，在数量（发行）上也受到定期定额的严格管理；消费者以各机关和干部为主，公费订阅——报纸的生产—流通—消费都依靠财政补贴，从而形成了一个财政资金的循环。它面向的不是竞争的市场，而是计划体制。
可以认为，从“邮发合一”开始，报纸发行开始了从原有的多渠道、竞争定价、开放的市场模式向单一渠道、统一定价、定额定量、封闭的计划模式的转变。
就当时报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言，这种转变实际上等于国家控制了报纸的经济来源。因而，在计划体制占据主体地位、市场日渐萎缩的情况下，私营报业只有融入到这个计划体制中去，才能使报纸得以生存。徐铸成在1950年的时候曾经因为《文汇报》的销量中没有一份是公费订阅或组织订阅而自得，但到了1952年，他只能感叹报纸发行总无起色，有无可奈何之感了。（注：《徐铸成回忆录》第212、228页。）《文汇报》从复刊时起一直经营困难，发行量徘徊不前，一直亏损，这种情况直到1952年4月才开始改观。《文汇报》读者新确定为以教师为主的中小知识分子，报纸向专业化（教育教学）和杂志化（即副页都是专刊）方向发展，并在中小学大力发展读报组。新的定位带来了教育系统中大量的公费订阅份数。但是以中小工商业者、店员、里弄居民、家庭妇女为读者的《新民报晚刊》就没《文汇报》这么幸运了，没有公费订阅的单位系统可以依托，只能面向自费的读者市场，但又由于在内容上受到的诸多限制（1954年还受到盲目学习《莫斯科晚报》的影响），一直到1956年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后才得以逐步走上较为健康的发展道路。被规定面向高级知识分子的上海《大公报》也有类似遭遇。
广告是私营报业除了发行之外另一重要的收入来源。建国之初召开的全国报纸经理工作会议为解决报纸经营困难，要求各报注意广告业务经营。但私营报纸的广告市场一则受到发行量下降的直接影响，二则当时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期，以及朝鲜战争的影响，工商业广告减少，随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建立，产品流通通过计划调拨进行，对广告的需求量逐步下降。一个数次被引用、并作为私营报纸广告收入很少例证的个案是：西南区反映，广告的重要客户，如政府机关的公告，从未在私营报上刊登，国营、公营企业刊登的也不多。从该个案至少可以读出两层含义：一是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在当地的广告市场上已经占据重要份额，以至直接影响到私营报业的收入；二是当地市场的逐步萎缩，使私营报业无法从其他工商业获得广告客户，只能向政府求助，而这无形中又加剧了政府在广告市场中的主导作用，导致市场的进一步萎缩。私营报业依靠广告收入的尴尬境地由此可见一斑。有研究者指出，“发行收入始终是1949年－1956年报纸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广告收入则处在第二的位置。”（注：宁启文《1949年－1956年大陆报业企业化经营概述》，《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这与现代化报纸的做法恰恰是背道而驰，现代化报纸是通过扩大发行量，并以此增加广告收入作为其主要经济来源。
对现代报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资本市场在当时也处于基本停顿的状态，证券、金融市场在解放后很快被关闭，私营工商业的待遇是“限制、改造、利用”，不可能对私营报业进一步投资。私营报业要解决经营困难，除了依靠原有的自有资本，就只能向银行贷款和政府求助了，而后两者在当时实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在内容上，私营报纸逐步纳入中共党报体制的分工之中，非党与党的界线日渐消弭；在经营上，报业发行、广告、资本等重要市场的萎缩和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私营报业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市场空间，由采编和经营合一的机构逐渐变成单纯从事报纸出版的部门，公私合营也就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共和国建立初期有“新民主主义新闻事业”、“人民的新闻事业”的提法，自1953年起皆称为“党的新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