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烈：《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炮
——贸易与仿制模式下的技术转移》
赵晓芬
从世界范围看，传统军事史的研究与书写，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几乎是军事家的禁脔，极少发现史家参与的痕迹。它与一般历史学科间的鸿沟一直难以弥合，关键在于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军事技术的专业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5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率先进行了视角、方法上的突破，一批史家大胆地将历史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引入了军事史领域，革命性地改变了军事史研究的性质。中国较之稍晚，但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也已经开始出现了较为细化的研究[注] 详文可参阅许二斌：《“新军事史”在西方史学界的兴起》，载《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这种技术与时间序列间的有效联结，对军事领域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开拓、启发意义。
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肇端——晚清军事来说，社会“特质”这一影响因子在变革中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作为非内生发的近代化，本应由强大国家工业体系支撑的兵工业被强行嵌套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体系中，这种制度与经济不配套的状态竟然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内中缘由值得深究。孙著《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炮——贸易与仿制模式下的技术转移》即是从技术的转移与本土化的角度，寻找近代西方工业化与中国近代化转型之间的联系，并通过描绘兵工业在中西交涉与技术吸收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境，试图追寻自强运动中清廷锐意革新军政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兵工业何以转型失败的深层原因。
有学者在《解放区发展民办小学的历史考察》中对解放战争时期小学教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解放区在革命战争激烈的环境里，掀起了发展民办小学的热潮。解放区的民办小学是在 “民办公助”方针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这个方针的提出和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小学教育改革分不开。民办小学的发展加快了在解放区普及小学教育的步伐，体现了普及教育中的群众路线。
鸦片战争以后自强运动的开展，兵工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研究已经大致勾勒出了晚清兵工业的基本图景，且就其影响学界基本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兵工厂虽然生产能力较低、产品质量低劣、管理畸形等问题诸多，但作为军事近代化的开端，其积极作用不容忽视。王尔敏曾从对海陆防务的支持效能、在近代工业建设中的地位及培养人才、传布新知等几个具体方面对清季全国范围内三大兵工厂、二十三家机器局进行了个案考察[注]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除进一步强化这一认知外，也提出兵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工业化运动中所居从属地位，对其原因的探讨主要涉及管理体系与制度层面。但是兵工业本身在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乃传统中国之向所未有，已有认知还是略显笼统化了。近代化是一种趋势，对其程度的考量却是多方面的，所以勾勒晚清兵工业的真实面貌除了政治、经济、制度、人事方面的审视，战争效果的回馈，其最特殊、独有的层面——技术的分析，还相当薄弱。
清季军事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及推动力。但是单就技术上说，孙著明显跳出了以往专注于“自我审视”的一般思路，以克虏伯的技术流动作为线索重新对晚清兵工业做了一次全方位的专业考量。该著第一章用大量篇幅梳理了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克虏伯家族由一个小商户崛起为德意志兵工厂的艰苦历程，尤其突出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技术积累过程。而普法战争中德国表现在军工技术层面的直观优势，是赢得晚清中国钦羡的一大契机，为二者商贸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随后作者紧紧抓住技术转移这一关键，在第二章搭建了克虏伯与晚清中国互动模型，其交往路径中夹杂着洋行、掮客、商人、官员、公使、军官、技术人员各色人等的作用。在此政治与商业利益的博弈中，晚清大员逐渐摸索出了世界军火制造、技术壁垒及交易规则，对以克虏伯为代表的军火公司形成了自身的理解、交往原则与模式。
克虏伯火炮与弹药制造技艺的学习、模仿，清廷主要依靠派遣留学生与雇佣技术人员来华两种路径，而技术的普及，则主要依靠译书这一文字性媒介进行。孙著第三章详尽介绍了流行于新军内部的各类西译兵书，其中着重分析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之《克虏伯炮说》等相关译著。一般认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及其所译之兵学书籍对于提高晚清军队训练水平、军事教育的深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实际上通过具体考察其翻译过程，尤其是技术专业术语在语言障碍(德、英、中不同语言的转换)影响下出现的词句歧义甚至错误等诸多细节问题，作者发现此类书籍“在制造等方面的知识存在大量的、明显的缺环，相关内容既不系统，也不深入”[注] 孙烈：《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炮——贸易与仿制模式下的技术转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 。这也就从技术难度上解释了晚清译书风潮旋起旋落的原因，即作为二三手的技术资料，华工根本不可能将之用于生产或指导生产，也就意味着，除去传布新知这一作用外，通过翻译来培养相关人才的思路、带动晚清兵工业发展的思路不仅破产了，而且既有影响也大打折扣。
军事史的研究对象一为“战争”，二为与战争相关之要素，二者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嬗变。前者主要以战争为切入点；后者则侧重于不同时期军事发展过程及规律，学术界习惯上将其称之为“新军事史”以与前者相区别。孙著明显属于后者，且兵工业的发展程度乃是评价一个国家军事实力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新军事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单就民国以前兵工业的发展状况来说，前人所得出的结论已十分中肯，若要从技术的独立性、创新性来看，显然更加糟糕。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火枪的制造与技术主要被官方把控，且主要利用人工。鸦片战争以前，火枪的制造主要分为三处：一处是养心殿造办处的枪炮处，为御制鸟枪，作工精细，专供皇帝使用；一处是工部，所制鸟枪供京师八旗、巡捕营及邻近京城附近的旗营等官兵使用；另外，地方的旗营、绿营所需鸟枪，由该地总督、巡抚按时照兵部经制额数具题，由兵部核准后就地制造[注] 毛宪民：《清代火枪述略》，载《满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页。 。清代的枪械技术水平总体上未能超越明代，火器以鸟枪为主，与冷兵器的配备比到雍正年间几乎能达到一半，甚至更多些[注] 宋海龙：《17-19世纪中欧枪械比较研究：以两次鸦片战争为重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但性能上差距很大。王尔敏在对清季的兵工厂进行统计和研究中，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是，虽然兵工厂遍地开花，但相对能满足枪支弹药供应的只有天津、江南与湖北三家。即使是被冠之以兵工翘楚的湖北枪炮厂，其情况也一波三折不容乐观，工业化程度不仅低下，而且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社会影响。即使到了晚清最后几年，兵工业的低效能状态始终没有大的改观，这一点通过清廷历次在全国范围兵工厂的考察活动中能明显反映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宣统年间七月至十一月，陆军部擢拔朱恩绂[注] 朱恩绂，湖南长沙人，“由附生应光绪十一年本省乡试中式副贡生，是年十二月在直隶捐局遵海防例，报捐内阁中书，十四年中式本省乡试举人，二十年由两江盐捐遵例奖叙道员，二十一年在直隶捐局报捐花翎，二十二年经前湖南巡抚陈宝箴奏办银元局务，二十七年在本省赈捐局加三品衔，二十八年经湖南巡抚俞廉三奏办湖南全省矿务，旋在户部报捐，指分江苏试用”。参阅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6》，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06页。 为三品卿衔，对东(江南制造局)、西(四川机器局、制造军械厂)、南(广东制造军械厂)、北(德州北洋机器局)、中部(湖北兵工厂)五个方位之最具代表性的兵工厂进行实地走访，历时三月，所得结论不容乐观，因此提出《整顿制造军械厂办法》作为陆军部的改革大纲，以求生产效能之提高，武器制式之统一。但因辛亥一役的突发性，致其计划未及实施便已流产。由此，终有清一代，兵工厂都未能满足不断扩充的新军在军火上的实际需要。
孙著在最后一章以历史分期、技术转移的内容为纲，全面总结了克虏伯向晚清技术转移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借助“贸易—仿制”模式的技术转移，晚清的兵器制造并未能实现技术自主。其中晚清技术转移的特征与影响因素阐释相当精辟:由供方、媒介、受方切入，对克虏伯技术转移特征、技术转移的路径、角色与利益链及本土化中的适用技术三个方面一一对应分析，指出晚清兵工业除了受到自身条件限制，最关键的是在引进技术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企业作为载体无法直接进行技术交流，而通过行政系统的沟通过程又出现了重大的技术缺项。造成技术缺项的原因除了克虏伯刻意的技术保护外，还有技术转移过程中形成的复杂人事关系网络，最终导致了晚清兵工技术的消化不良与本土化适应技术的难产。在整个过程中，克虏伯家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隐藏于双方贸易下的由“高—低”的技术转移才是导致晚清兵工业畸形发展的关键因素。
以纯电动船舶储能系统的总成本、设备重量和一个典型工况下的总耗电量为选型优化目标，设置种群规模为 50、进化迭代次数为 50、交叉概率为0.5、变异概率为0.1、染色体长度为5。
因此，在对成本、周期、技术难度进行反复分析与评估后，握有对外军火采购实权的李鸿章等大员最终由积极主动的“自造”尝试，折衷为自造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子弹和炮弹，选择性地仿制、改造小型实用火炮，而工艺复杂的大炮及枪支则主要通过外洋输入的兵工发展模式。第四、五章则从火炮、弹药的制造技术上剖析晚清军火仿制的历程与特点，并考察了海陆军的装备情况。此乃孙著之一大特色，即通过细密的技术分析，勾勒出晚清在仿制克虏伯火炮的技术积累、调适并最终定型的过程。
早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指出晚清军事变革研究应在微观深入的基础上，向宏观、整体方向上进行推进，尤其应该关注变革特点、动力，变革与社会转型及国内外环境等冰点、难点问题[注] 张广宇、韩文琦：《晚清军事变革研究述评》，载《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也就是说，晚清军事史的研究，需要把握两个层面的关系，一即中外关系，二即自我转型与内化。其中，前者提示的是一种开放的思路，即找准晚清军事发展在世界军事史上之地位；后者则更多地强调晚清社会的特质因素在变革中的实际影响，这是解读晚清军事变革的关键。且随着军事研究的系统化，研究方法和视野亟待拓展，技术的引入无疑是一个大而有益的尝试，它不仅对变革史有指引意义，对传统的战争史也有启发作用。
2013年对黑龙江省水利厅来说，又是难以忘怀的一年。受降雨和干支流及境外来水影响，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四大流域洪水齐发，洪水量级之高、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破坏性之强、影响范围之广、受灾程度之重，历史罕见。
除此之外，清廷派员在德国兵工厂、军营学习军火制造与军队操练之法的人数、时限、技术参与度都受到了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即使如此，也未能中断这一交流、学习过程。由此说明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实体，清廷寻求富强是其最终目的，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军火成品，对技术的渴望更甚。这与克虏伯与晚清建立贸易关系的初衷并不吻合，所以孙著敏锐指出，合作目的的冲突直接导致了二者间技术转移过程未能完成，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则是传统社会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天然鸿沟。单从技术的“高—低”流动方向上讲，就意味着晚清兵工厂只能一味学习、重复着克虏伯非先进(甚至是面临淘汰)的技术，而不能有核心技术的突破。这并非完全是晚清社会自身的“特质”造成的，也与德国外交策略、技术保护措施有关。
受国家竞争、发展策略影响，中外军事技术的每一次碰撞，技术弱势一方都将迎来短期或长期的技术变革。无论是北宋时期创制初级火器(10世纪后期)以后的技术西传，还是16世纪以后西方火器技术的反向东渐，都表明军事技术一开始就是以人类文明世界为角力场。科技史所提示的远远不止于单一方法的引入，更是思维、视角上的拓宽与延伸。作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源头，相较于民国以后军事史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的状况，晚清军事的研究显得单薄许多。孙著从晚清兵工的案例入手，以求把握和理解近现代西方的工业技术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及特点，其视角上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以全球军工巨头——克虏伯家族的军事技术与军工产品的输出，探索晚清振军过程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兵工业为何未能像早期的德国或是日本那样成为强国利器，而是在半个多世纪的缓慢发展后成为王朝终结者的“帮凶”。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其明清史研究中展示出一种“考察历史的全球视角”,即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从未脱离过全球的发展史，并从整体观与联系观出发，将明清嬗变的历史进程与全球范围内17世纪的总危机有机结合在一起。面对这场人类文明史上波及范围最大的经济、气候危机，中国通过王朝重建与一系列复杂的秩序重组最早摆脱了危机影响，走上了封建王朝的老路。而西方则因小国分立、势均力敌陷入了战争泥淖，反而刺激了兵工发展，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注]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 。因此，清廷大规模向外采买军火，也就是近代以降的事，至少在明清鼎革以前，东西间军事技术的交流还主要局限在朝贡体系之内。西方军事技术的东传从明嘉靖年间开始，后被随之而来的农民战争与王朝更替之战推向高潮。随着清朝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渐趋稳定的统治环境逐步消解了技术创新的动力，武备发展由此停滞。以此为分水岭，东、西方兵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子部分，二者间存在一段明显的技术割裂期。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工业化逐步完成以后大门东叩，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才加快了后者工业化的速度。
相较于尹晓冬对16-17世纪对西方火器技术东传的制造技艺、弹道知识及其来源的考察[注] 尹晓冬：《16-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 ，孙著更多地增加了中德间外交、贸易合作，军事、政治干预等内容。20世纪末开始零散出现的克虏伯相关研究中，乔伟等人较早对克虏伯与中国近代化问题进行了长时段讨论，主要依据国内档案与公开出版物，从克虏伯与中国商贸关系的建立、克虏伯火炮在中国军事应用两方面进行阐述，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克虏伯与中国关系的主要成果。[注] [德]乔伟著：《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李喜所、刘晓琴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 孙著则将考察时段集中在晚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两个维度的拓展。一是新史料的开掘，即利用语言优势大量发掘了克虏伯家族方面的珍贵档案资料。二是视角的拓展，将隐藏于贸易之下的“技术转移”作为纽带，以一家技术企业与一国之间的技术转移为案例，描绘军火制造技术转移的具体内容，以及技术输出方与接受方各自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交涉与博弈，深入讨论克虏伯对晚清军事改革的影响。作为商业贸易，将一家企业与一个国家主体对等，看上去似乎不合常理，所以基于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军火贸易形式的确定，更准确地说，晚清一方主要是以驻外公使为媒介，由代表国家利益的机构及个人与克虏伯完成交易过程的。因牵涉国家利益，为避免外交纠纷，清廷一方在很长时间内都要求与克虏伯所定合约署名个人，比如李鸿章负责采买军火时期，就用“天津李中堂处”，而不用“中国”二字[注] 张文苑整理：《李凤苞往来书信 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1页。 ，实则是以李鸿章之名行国家权力之实。
1871年1月，俾斯麦用“铁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背后离不开工业巨头克虏伯的强大支持。此后，克虏伯继续进一步追求更优质、安全的钢化产品，而几乎白手起家的清廷才刚刚认知近代化兵工业的意义。对于后者来说，热兵器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传统冷兵器如弓、箭、矛的淘汰，兵工厂的普遍化、常规化成为大势所趋。兵工厂的运作除了需要财力的巨额投入，关键是进行人才培养与技术引进。按下技术人员培养的周期不说，在知识产权制度未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军火贸易与技术学习活动主要受到中德外交关系的影响。虽然克虏伯此前宣扬不参与政治，喜欢大发“战争财”，但进入20世纪古斯塔执掌克虏伯帅印以后，克虏伯便与国家政权紧紧捆绑在一起了。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强力国家的印象，掩盖了克虏伯以商业帝国崛起的事实，使得清廷更倾向利用外交途径与其进行军火贸易、技术交流，导致后者在兵工业发展问题上更强调国家控制(也正是这种控制与支持，导致兵工业虽然畸形，但仍旧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而不是贸易自由。由此，德国对中国影响远远未止步于克虏伯的军火优势，还逐步延伸为陆军优势与制度优势，这些明显更多地服务于强化国家统治，而非经济转型。
校园足球研究的作者地域遍布在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见表6），地域分布广泛，但地区差异明显，分布不均衡．从表6可以看出，校园足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湖北、山东、江苏和辽宁等地，共发文76篇，占发文总量的61.29%，与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足球运动开展活跃有关．
综上所述，高中物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将物理知识理论与生活实际当中存在的现象进行结合.教师在课堂教学时，给学生创造生活化的教学情境，通过生活经验深入高中物理知识学习，激发了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由此可见，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技术断裂后，中国再次受到了全球性问题的波及，被工业化浪潮卷入了强权世界的竞争中。但这次危机显然无法效仿两百年前的秩序重建求得挣脱，只能依靠现有体制进行内部改造与革新。这种内化倾向在技术转移上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对世界兵工发展认识的逐步清晰，李鸿章等清廷大员渐渐扭转了思路，由“一味趋新”转向走务实、经济路线。比如克虏伯后膛钢炮虽然威力巨大，堪称先进，但是因为钢本身不能熔铸，且有炸裂之风险，所以为长远计则后膛铜炮更适应国情。[注] 《覆李丹崖信天字第七号》，《李凤苞往来书信 上》，第23页。 二是在不断筛选、校验、划一枪炮制式的过程中，清廷不再局限于技术模仿，逐步萌生出“技术改造”的观念。“技术改造”是适应性技术的萌芽，而适应性技术的探索，恰恰证明了晚清与世界军事革新思路的同步性，只是受制于技术本身导致程度较差而弱化了这一影响。从德国方面看，军火交易不仅出现在德国本土，也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沿海各口岸遍地开花。普法战争更是催发了欧洲范围内的武器技术革新，枪炮样式之多，更新换代之快，应接不暇。再加之中间利益群体的阻扰，真正进入晚清兵工厂的技术与机器，装备军队之枪炮子弹及一系列军用品，其质量与效果堪忧。诸如此类，都是影响晚清兵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影响着军事变革的最终效果。
根据“总分频率曲线”划分耕地级别的定义可知，耕地级别的划分有一定的人为主观因素。所以为了保证其划分级别的可靠性，根据频数分布初步划分级别后，结合野外实地复查、定性分析判断土地利用差异与专家指导，划分最终的耕地级别[13-15]。金安区耕地级别划分为4级，划分结果如表2所示。
正如傅斯年所强调的，研究史学能扩充史料则得进步，不能扩充史料则不得进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晚清军事研究即是以史料建设为肇始，但因为缺乏机构、人员力量的支撑，史料拓展工作一直难有大的突破与改观，1993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全四册)》[注]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全四册)》，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 ， 1993年。 直到现在仍是研究晚清兵工业发展的重要史料，利用率并不是十分理想。更甚者，自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晚清历史著述中，“军事史往往成为政治史、对外关系史的陪衬”[注] 茅海建、刘统：《50年来的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尽管80年代中后期情况好转，研究趋向细化与专门，但由于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未能建立起来，传统军事史研究思路使得史料的拓展与利用仍旧受到极大限制。因此，科技史的出现为冲破现有桎梏提供了新路径。晚清社会是一个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全面碰撞交汇的时代，所以军事革新不仅与晚清的“自救”有关，更是中外关系聚焦之地。孙著所体现的正是晚清振军在具体“以谁为师”的问题上，英、日、德、美等国军事力量在中国本土的影响力及竞争力。技术视角的引入不仅开拓了技术史料本身这一处女地，也恰恰提示了中西交涉史料对晚清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性。
除史料问题外，叙述方法与内容上的各有侧重，加深了科技史与一般历史学科之间的边界感。科技史是进入20世纪以后才衍生出的一个新兴学科，“其内容是描述和解释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和系统化过程，以及研究它们与政治、军事、经济、工业、文化、宗教、哲学等各个社会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报告 2009—2010》，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10年4月，前言页。 ，时代印记明显。与军事联结的科技史，除了技术的专业性更强，还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分析习惯，如黄松平、屈婷婷就以“军事技术主体结构变迁”的新概念来阐述晚清军事技术的进步，而不是用中外比较或战争反衬来检验军事革新的效果[注] 黄松平 屈婷婷：《军事技术主体结构变迁与晚清军事技术进步》，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12期。 ，此乃方法上的大胆尝试。孙烈则在广罗史料的基础上，更注重军事技术引进路径中晚清振军的思路变化，以及该变化引发的实际效果对技术本身的影响[注] 孙烈：《晚清筹办北洋海军时引进军事装备的思路与渠道——从一则李鸿章致克虏伯的署名信谈起》，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6期。 。因此技术范畴的历史反馈才是科技史研究者苦苦追索之最终目的。
就这一点来说，军事史既是技术考察的关键环节，也是编织技术发展变化脉络的唯一载体。兵工业无疑是技术问题最复杂、最集中、转化周期最为漫长的领域，直接影响战争效果。此外，军队操法、对抗中的战略战术等虽然也涉及了一定的技术问题，但与孙著所关注的内容仍存在差异，后者的科学含量明显更高。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史料与方法的引入，仅仅对兵工业研究有所推进。甲午以后清廷政、军、财集权的行动，对兵工业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因此它不仅是晚清振军过程的关键环节，更是中央与地方军事权力争夺的焦点，间接影响晚清政局。而技术的引进与模仿，又推动清廷外交政策的不断调整。王汎森在论及文化交涉问题时曾指出，一般我们只关注强势的输出方对接受方的影响，但不能忽略接受方在受容过程中透过接受与购买的偏好，引起输出方文化地景的调整或重组。[注]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附录“从东亚交涉史料看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3页。 同理，在全球视域下，作为兵工技术的输出方与接受方，西方与晚清中国的技术互动是晚清军事史研究中可进一步延伸的新课题，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晚清军事史的研究无外乎于“战争”与“变革”两个大主题，前者因武器配备、军队编制和战略战术等专门问题，推进的难度极大。相较来说，变革史的容量更大，并相对压缩了技术的含量，展示出更广阔的前景。军事学科体系的建立，在强调其独立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与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割裂，历史关键变化中的各个因素天然相互联系、彼此作用依旧是研究过程中应该把握的基本原则。作为技术转移与创新的个案研究，孙著显然是在变革史领域进行了技术层面的突破，旨在从技术转移的视角来研究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和技术发展史，特别是分析在全球化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技术转移的形式、内容与特征，探讨技术转移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近代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技术转移相对复杂且时段较长，单就技术本身内容来看，相较于纵向知识本身的变化，横向的技术转移更易于与历史场景发生共鸣。历史学者习惯性地将“技术”考察看作是历史学引入的一种新方法，然而科技史不仅有其自身的发展理路与脉络，甚至堪成一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场景仅仅是嫁衣，服务于阐述技术转移的过程及影响。
但从整个学科系统来看，科技史的阐释无疑要依托历史这一载体来呈现。孙著最引人入胜之处便是从技术的角度阐释了火炮、弹药技术从克虏伯流向中国本土的变异过程，这种做法在关注各方社会因素影响的同时，更加突出了技术本身的主体作用。一般来说，新视角、新方法的引入不仅能够加深历史细节的描绘，更有利于多维度丰富历史研究的内容。以此为基础，如何在拓宽视野、开拓新领域的过程中既严守学科界限，又不致于过度“碎片化”地肢解历史主体，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新军事史与传统军事史的本质差异在于它所强调的“社会性”，恰恰与20世纪年鉴学派兴起以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相契合，即不再是单一关注研究对象本身，而更关注其与社会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及长期性影响。
和平年代治史，军事研究不可避免走向边缘化，但仍有学者笔耕不辍。相较于动乱中振军的紧迫感，和平经武虽然略显从容，却是一项绝对不容忽视、艰难前行的长期工作。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近代化工业的建立，制度的不断完善，战争频次渐少，世界军事竞争的核心最终落脚点仍在技术问题上。技术创新力的差异，将各国家军事力量划分成了不同梯队，也使得促进社会进步的各种因素间界限更加清晰，并真实反映了适应性技术对一类工业，甚至于国家发展进程的作用。就晚清军事史研究来讲，科技史最终为重新评估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实际程度及后续影响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11月，350页)
作者赵晓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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