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家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刘国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
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
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笔者就这“两
个转变”的有关问题，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
顾问刘国光教授。
笔者：据我所知，您是我国经济学界最早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主
张的学者之一。记得在1985年11月，您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
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提出中国应从“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目
标，外延发展为主导方式”的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内涵发展为主导
方式”的发展战略。当时在海内外曾引起不小的反响。近些年您也一直
在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请您先谈谈对《建议
》提出的“两个转变”的看法。
刘国光：其实，“两个转变”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讲的。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0年代中期，我国经
济理论界，包括我本人在内，就曾经提出过双重模式转换，一重是经济
体制模式的转换，即由过去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转向市
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模式。另一重是经济发展战略转换，其含义比现在所
讲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含义要宽些，包括生产目的的转换、产业结构
的转换、消费与积累关系的转换、发展策略的转换、管理制度的转换和
发展方式的转换等。其中发展方式的转换实际上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增长
方式的转变。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发生
了不小的变化，上述一整套转换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前进。这已是人所共
知的，不用赘述。但在增长方式的转换上，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却比
较突出，至今进展不顺，效果不显。外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追
求数量、规模、速度、产值为目的，其手段是投入，包括资金、物资和
劳动力的投入，而对于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重视不够。而内涵
、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则要求通过技术更新改造，管理质量的提高，
生产的集约，人的素质的提高，来求得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这一点我们
即使到现在还是重视不够的。有专家测算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
济增长72％是靠投入取得的，只有28％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这与发达
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50—70％是靠技术进步
取得的，二战后发展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平均有30
％也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笔者：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在总量增长上令人瞠目，而在质量效率的
提高上则很不尽如人意。为什么这方面的进展仍很不理想呢？其中的难
点又何在呢？
刘国光：我想这并不完全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上的疏忽。早在1981年
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要走出一条速度比
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实惠的路子；以后又多次提出
要把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经济增长质量、效
率总是不高，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有国情上的制约，也有体制上的
制约。而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首先是各级政府和官
员的政绩考核，事实上都与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有关系。其次是政企不
分的旧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资金大锅饭和预算约束软弱的痼
疾仍起作用，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投资决策者不害怕收不回投
资，企业经营者也不怕亏损。三是企业素质较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特别是国有企业各种负担沉重，没有力量，也没有兴趣进行技术改造和
创新。最后一点是我国城乡劳动力多，需要解决庞大的就业队伍问题，
单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效率，不铺就一些摊子，在中国是不行的
笔者：在重数量速度轻质量效率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背景下，中
央这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可以说这是过去多次强调把经济
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这一方针的继续。然而在进入“九五”时期和迈
向21世纪之际，把这一转变提得这样高，等同于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不
是表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更为特殊的迫切性呢？
刘国光：当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日益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是因为，第一，过去长时期的经验证明，以追求数量为主要目的，以
增加投入为主要手段的外延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必然反复引起经济过热
、通货膨胀和经济调整的剧烈波动，造成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损
失，而且经济规模越大损失越大，我们现在经济又上了新台阶，规模更
大了，将来还要大，总是这样反复剧烈波动是不行的，小波动不可避免
，但大的波动应当避免。第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需求结构层次
的升级，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装备的需要，我国产业结构将再次摆向重
化工业的方向，汽车、建筑、石化、机电等支柱产业的大发展对能源、
原材料等资源需求的压力更大，如不改变过去浪费资源型的粗放型发展
方式为节约资源型的发展方式，我国的资源根本承受不了。按单位国民
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来比较，我国大约为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中国
人口那么多，市场那么大，在人均资源这么低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将难
以为继。而且对人均拥有量本已不足的资源过量开采和耗费，将加剧环
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危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今后国际
经济实力的竞争，总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水平、质量
效率效益、人均消费水平和整个国民经济素质的较量。在这些方面我们
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太大了。即使在总量进入世界首位以后，我们
的人均水平仍落后，到21世纪末能不能赶上发达国家也是问题。因此，
我们要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人均水平，而不必在总量增长
上大做文章。
笔者：那么，如何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呢？
刘国光：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一个局部性而是一个全局性
的问题，所以要从方方面面来采取有效的方针措施，把提高质量、效率
和效益的要求贯穿体现到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今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
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规模经济的推进，新项目建设与现有企业更新
改造的处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等等。这里特
别要强调的是加强宏观经济与企业自身管理，把提高管理工作水平同经
济机制的改革结合起来。
前面提到的阻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种种因素，都属生产关系
与上层建筑领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进行综合治理。《建议》指出，要
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
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
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一句话，就是要把“两个转变”有机地结合
起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体制的转换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以经济体制的转变为前提条件。没有经济体制
上的转变，就难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体制上的障碍不解除，结构调
整、技术进步、挖潜改造、提高质量效益等等，都难前进。前面列举的
一些制度上的障碍，如政绩考核，政企不分，企业负担重等等，大多是
政府职能、国有企业方面的问题，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也在国
有经济，这与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仍居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国有经
济如果不能从体制改革上入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难以维持
它的主导地位。当然，中国国情复杂，现在还没有摆脱发展中国家的阶
段，对于转变增长方式，也不能要求过急，一刀切。比如不能要求所有
部门、所有地区都一律采用最新技术来改造现有企业，更不是所有部门
、所有地方都不能搞新建扩建等具有外延性质的建设。另外，我国基础
产业、基础设施相当薄弱，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也需要发展，还
要开发边远地区的资源，克服地区差距，特别是城乡大量新增加剩余劳
动人口的就业安排等等，都需要相当规模的投入，以进行外延的拓展。
但是这种带有外延型的建设要逐步推进，不能急于集中铺开，也不应在
原有技术水平上平推，而要采用适用技术，尽可能提高原有技术水平。
所以，要把内涵集约型的发展与外延粗放型的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这
样才能符合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
的顺利前进。
总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过程，在经济发展的最初时
期，不发达阶段，更多地靠投入，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我国人口多，
剩余劳动力在增加，有加大劳动力投入的条件。另外中国的储蓄率也很
高，引进外资环境气候总的来说也不错，应当说有资金投入的条件。这
些条件，加上世界范围产业结构重组，一些先进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在我国由于国土广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
，这种外延型的产业转移向中国内地纵深发展的余地很大，这就决定了
我国在一定时期，外延粗放型的发展占重要地位。而且技术水平、管理
水平和效益效率的提高也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这两个增长方式的结合将
是长期的，在这过程中我们要努力提高内涵集约因素的份量比重。这就
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
笔者：那么，中国在现阶段，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占
什么样的份量和比重才是比较合理的呢？
刘国光：这就很难说了，这要看我们的人口控制情况，劳动力资源
增长的情况，技术管理水平进步的情况。中国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总的
说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劳动力过剩，所以不可能一下子把内涵集约因素
的比重提高得太高，这里有一个发挥资源的比较优势的问题。我们在劳
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三者的结合上，应该怎样合理搭配，通过
何种步骤来实现这种搭配，这还需要认真摸索解决，这是由中国国情决
定的。当然我想我们至少不能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里还有一
个时间问题，如果指的是到2050年，那么内涵集约的因素比重当然要更
高一些，但如果说的是2000年，恐怕这个比重提高不了多少。具体的比
例要搞计量经济学的专家来计量和回答这个问题。
（采访者：何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