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个县（市）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研究论文,农村劳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在拥有大量农业人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我国，农村一些劳动力以跨区域流动的方式转入非农产业，是改革和社会经济结构过程中出现一种富有时代意义的必然现象。不论人们怎样评说，由一定条件决定的跨区域流动就业在持续进行，引起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变革，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广泛影响，也带来许多新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流动已经展开，但情况若明若暗，需要深入把握这一领域的群众实践，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根据国情确定合适的政策，引导解决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发挥跨区域就业和开放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为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市场”为题，在1994年组织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区域是不同地区的28个县（市、区）。确定以县为单位开展调查，是由于县是相对完整的社会经济和行政区域，包含农村和作为农村之首的小城镇，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应包括到本地小城镇就业，而外出就业以出县来界定为宜。28个县、市分布于15个省、市、自治区，2个在少数民族地区，1个属于贫困县。按1993年农村人均收入（扣除外出就业收入）划分，有三种类型：(1)农民人均收入在480-950元之间的14个县、市。按农民收入由低到高依次是安徽省金寨县、河北定州市、陕西武功县、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四川綦江县、山东成武县、湖北广水市及云梦县、宁夏中卫县、四川泸县、河北泊头市、河南信阳市、江苏赣榆县。其中480-690元的3个，700-800元的8个，800-950元的3个。这是属于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含一个相当全国平均水平）的县。(2)农民人均收入在1000-1280元之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未达到小康线的4个县市。分别是浙江省苍南市、四川广汉市、江苏铜山县和山东兖州市。(3)农民人均收入在1370-2400元、达到小康线以上的10个县市。依次是山东省桓台县、云南昆明市郊官渡区、浙江乐清市、山东荣成市、浙江余姚市、上海松江县、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区、广东中山市、江苏吴县、广东顺德市。确定的调查县属农民收入中等水平的少，两头的多，是出于了解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问题的需要。
二、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现状
1.跨区域流动的格局和特点
1993年28个县、市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格局是：
外出就业。28县、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出县外）128.4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3.3%。其中，14个低收入县外出就业77.2万人（省外就业59.01万人）；4个收入略高的县（指农村人均收入950～1280元的县，下同）外出就业22.38万人（省外就业15.99万人）；10个高收入县外出就业28.85万人（省外就业10.98万人）。三种类型县外出劳力分别占农村总劳力的17%、12.1%和8.3%。这显示农村劳动力主要在县内就业，但外出就业已构成农民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了相当大的底数。
农村外出就业劳力逐年增多。1985年28县、市流出劳力42.3万人，到1993年9年间增长2.04倍，同期低收入县、市外出劳力增长3倍多，其中出省劳力增长5倍。因此，劳力外出的地区结构上发生变化，1985年以东部为主的14个高收入、略高收入县，比中部为主的14个低收入县多38%，9年后，前者则仅为后者的66.9%，省外就业为后者的15%。
流入劳力。28县、市流入外来劳力共125.7万人。其中，14个低收入县流入4.2万人（省外流入1.2万人）；4个收入略高县流入2.26万人（省外流入1.2万人）；10个高收入县流入119.2万人（省外流入78.9万人）。
外出从业。28县、市外出劳动力从事工业（含手工业）的占39.9%，建筑业占41.9%，商业服务业占11.6%，农业占5.1%，交通运输业占1.5%。
空间分布。根据28县市填写外出劳力去向的人数计算，进入发达地区的约占58%，进入中部地区的约占30%，进入西部地区的约占12%。按城乡划分，进入大城市占33.5%，中等城市占9.3%，县市以下小城镇（含县城）和农村占56.9%（其中进入小城镇的占37.8%，进入农村的占19.1%），一种空间分布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与城市的需求有关，而且与发达地区县、市乡镇企业的崛起所派生的需求有很大关系。
这种跨区域流动超出人们简单化的想象，显示出两个特点。
(1)流向交叉。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是主要的，但并非单向流动。28个县基本上都既有劳力流出，也有劳力流入。安徽省金寨县是个贫困县，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480元（不含打工收入），有4.4万人出外打工，但也有1000多人来就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的中山、顺德两市，1993年吸纳70多万外来劳力就业，但同时有5.55万劳动者外出就业。这种流出流入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人力资源配置内容的丰富。
(2)两类流动。一类是普通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跨区域流动转入非农产业就业，占多数。他们本来仅懂农业，或刚出校门，无一技之长，到外地在生产一线从事简单劳动、体力为主的工作，约占流动劳动力的80%，在中西部外出劳力中约占90%。其流动循着从农业流向非农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收入地区流向就业机会多、收入高的地区的规律进行。另一类是工商建筑业经营者为拓宽经营场所、开辟销售市场，或有专门技术的人为谋求更合适岗位到异地就业，我们称之为经营技术性的人力资源流动，也占有一定比重。他们是按照能发挥优势、获得更高收益的方向流动，既可从低收入区流入高收入区，也可同类地区平移，还可由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28县、市向东北、西北、西南三边地带流动的达13.34万人，占外出劳力总数的10.4%。其中到新疆0.73万人，西藏0.09万人，云南0.45万人，贵州1.56万人，内蒙1.51万人。除了开矿、建筑外，一部分人从事经营。四川农村一些人到云南贫困落后的山寨去经营，是因他们在家乡外的经营能力或技术一般，到山寨却相对较高，能得到较多收入。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劳动力外出就业和后一类经营技术性人力输出在不少场合下是结合进行的。
2.县域劳动力流动形态的多样性
28个县、市因其经济条件、发展模式、市场化程度、劳力供求等存在差异，在市场作用下劳动力流动呈现以下几种类型。
(1)流出为主。这类县、市11个。农村劳力流出规模在3.5～23万人之间，其中定州、綦江、苍南、泸县超过10万，分别占农村劳力的19.7%、30.3%、22.1%和27.8%。
(2)流入为主。此类6个县、市，一县市流入劳力在4～40万人之间。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外来劳力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如昆明市官渡区、黑河市爱辉区、吴县、中山、顺德，所吸纳劳力相当于本地劳力的38～68%。二是外来劳力相当比例在大农业就业。
(3)大出大入。铜山、桓台、乐清3县市，1993年流出劳力分别为5.9万人、7.1万人和13.9万人，流入劳力1.7万人、4万人和6.1万人。
(4)小出小入、流动程度很低。此类有中卫县、余姚市。1993年外出劳力分别占农村劳力的3%和1.5%；流入劳力占当地劳力0.01%和3.4%。
(5)局部流动。温州地区苍南县，以家庭工业、专业市场起步，以农民建城镇（如龙港）、进城镇闻名。有七、八万人从事家庭工业，6～10万人充当供销大军，7万多人出外搞建筑。但苍南有平原、有山区，农村劳力转移多而快的是离集镇较近、交通方便的平原地区，以至出现劳力短缺，而那些离集镇较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贫困山区，剩余劳力转移则十分缓慢，部分 地区几乎没有启动。
3.区域经济水平差异与劳动力流动结构规律
区域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与农村外出劳动力流动结构密切相关，呈现一定的规律性：经济水平越低，属于一般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比重越大；经济水平越高，属于经营技术性劳动力流动的比重越高。
从农村经济结构和收入状况、劳力流出流入主次、外出就业动机和流动人员构成上看，28个县、市显示了这种趋势。
(1)14个低收入县、市。其大部分乡村基本上属于传统农区，乡镇企业力量薄弱，乡镇还是集市，农业剩余劳动力量大、在当地就业机会较少。劳动力流动以流出为主，如上所述，1993年流出劳力77.2万人，其中出省59万人；流入仅4万多人，其中外省流入的仅1.2万人。劳力外出的初始目标是在家闲着不如出去找活，获得家庭补充性收入，甚至是“吃了外面的，省下家里的”。虽然流出劳力青年多，文化素质较高，属于商品意识较强、勇于承担风险的群体，但多数缺乏非农产业技术，90%以上是体力型的劳力输出，到外地非农产业在生产一线从事体力强度大、技术较简单和劳动密集的简单劳动。
(2)农民收入略高的4县、市。当地乡镇企业包括个体、联户企业已有相当发展，农业劳力转入非农产业25～50%之间，农村就业矛盾有所缓解，但仍需继续解决。劳力流动也以流出为主（4县、市流出22.38万人，流入2.26万人），但技术经营型的就业转移比重开始加大。
(3)农民收入达到小康线以上的10县、市。除个别县外，非农产业发达，乡村劳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在40～80%之间。以劳力流入为主，10县、市净流入81.9万人（流入110.8万，流出28.9万人）。同时也有劳力输出，个别县像桓台、乐清还以流出为主，但主要是经营技术型的流出。
综合28个县市的上述情况，(1)当前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并不是简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求就业，也不是从欠发达地区向城市与发达地区的单一流向，而是多向交叉，既有剩余劳力异地就业，也有经营者、技术人才流动，显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人力资源潜力、追求最大效益的规律。(2)从劳动力流动的数量上看，现阶段农民跨区域流动和与其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是承担欠发达地区农业剩余劳力异地就业、与发达地区的资本要素结合，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任务。它既是欠发达地区解决农民就业和收入问题的一条途径，也符合农业劳动力在工业化初期向非农业转移的历史趋势。只是这种转移的形态有其特殊性，这是由过去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其后乡镇企业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决定的。(3)目前欠发达地区的劳力流出总量尚低于现有剩余劳力总量，流动是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的。
三、跨区域流动与劳动力市场
1.凭借传统社会关系流动构造以横向联系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
经县、市调查，受长期划地为牢的农村就业和分散的农户经营条件的局限，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方式，在初始阶段自然带有一定的原始性、落后性，但同时蕴含着积极探索和具有改革意义的创造性。这种流动从表面上看，有两个较为普遍的特点。一是自主、自发性。就业至今经政府劳动就业局、就业服务公司组织外出的不超过1/5，绝大部分是自找门路、自发转移。28县、市县乡两级职业介绍组织共115个（其中乡镇一级76个），从业人员315人（其中乡镇一级138人），1993年安排外出劳力10.55万人，占外出劳力128.4万人的8.2%。二是农民自找门路、异地就业，起初主要是依托亲戚、同乡、朋友这类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实现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体制转换中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着根本的区别。微观就业决策权分散化（就业用工权归于企业和劳动者）和横向经济联系（如供求信息的横向沟通、供求双方的交往遇合）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决策权力集中和纵向行政指令是计划体制的特征。只有凭借计划体制外的传统的经济条件，才能实现两者的前后过渡。在过去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一是企业没有用工权，农民更没有选择就业的自由，就业决策权宏观上由国家集中掌握，在农村由社队掌握。二是城镇企事业招工计划，是国家通过行政系统自上而下传递，实行城乡分割、条块结合的纵向行政管理，只有上下纵向信息渠道。横向的经济联系，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联系，企业与待业者的联系，被纵向管理人为分隔。农村改革后，承包农户有了劳力支配权，农业剩余劳力能否有业就，有收入，收入是高是低，直接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所以农民对就业要求最迫切。在人地关系的压力、强烈的致富愿望驱使下，当地不能实现就业，他就自己到别处寻求出路。在经济的横向联系被计划体制纵向管理多年分隔的条件下，农民只剩下异地的亲友、同乡这类原始、初级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凭着这种社会关系，农民得到了外面的就业需求信息，它起了就业介绍、中间担保等作用，即组织农民异地就业的作用。这种血缘、地缘关系，是家庭、乡土社区组织的扩展、延伸，属于传统的组织资源。正是这种传统的组织资源、初级的社会关系，沟通了两地供求的横向联系，实现了农民与异地用工企业的遇合、双向选择和就业，形成劳动就业的市场关系。跨区域就业的自发性，表明群众的行动先于政府的指导；自主性表明劳动者掌握了就业决策权，这正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凭借传统社会关系流动就业，表明农民实现跨区域就业所起用的历史条件，依此建立起横向的市场关系。
一个时期里市场关系的扩大，也是在农民凭借传统社会关系的流动中进行的。初始外出的农民，就业挣钱，对家乡就业无门的农民起了示范作用，同时也成为沟通外地与家乡劳力供求的新媒介，于是亲邻相带，滚雪球式发展起来。这种扩展，有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仅依自身的劳动力外出就业，打工获得收入，在家乡引起仿效，一带十、十带百地发展起来。第二种是“能人”凭借传统技艺外出，携亲带友，产生村邻效应。第三种是象乐清市那样为当地家庭工业跑供销的人员，在外地开店办厂。第四种是以民间企业形式外出的建筑队。
由此可见，农民正是凭借计划体制下也割不断的传统社会关系，冲破了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格局，沟通了劳力供求两地的横向联系，解决了就业体制转换的难题，构造出以横向联系、自主的契约关系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这不能不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件大事。
2.市场自身组织供求调节流动的作用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发育了市场，反过来，劳动力流动也受市场供求导引和价值规律的支配，并非仅凭人们主观意愿的盲流，不受约束，一片混乱。28县、市的历史、现状表明，市场的组织调节作用，随着劳动力流动由少到多的发展和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农村的主题是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农业发展，农民外出打工尚属个别零散状态，劳动力市场尚属初始发育期。少量农村剩余劳力到外面搞建筑，到矿区挖煤、小经商、搞种养业以至到当地小城镇务工经商，都带有经历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后对历史上流动的恢复性质。但地处苏南的吴县、浙江的苍南、乐清，山东的桓台，随着乡村企业、家庭工业的兴起，在主要就地转移剩余劳力的同时，劳务输出首先在这类商品经济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兴起。到1984年，桓台县外出建筑队已由0.6万发展到3.8万人，苍南、乐清伴随推销乡镇企业产品外出经商、搞手工业、建筑的人员发展到2～3万人。第二阶段，1985～1988年，是劳力流动稳步上升和市场扩展期。由于农业、种植业在连续几年超常增长后进入减速、波动发展，多种经营尤其是乡镇企业成为主要增长点，地区间发展差距开始拉大，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自然逐步递增。发达区对外来劳力的吸收由近及远，大城市某些行业对农村劳力的需求已很迫切，欠发达农村的劳力外出逐渐增多、向沿海地区和城市展开。仅四川一省有统计的出省劳力，1987年为47万人，1988年达到63.4万人。据珠江三角洲中山、顺德、东莞等县、市的调查，这一时期外地劳力基本是来多少，当地就能吸收多少。由于供给和需求在同步增长，甚至是需求在拉动供给，这一段劳动力市场组织供求的作用虽然不断扩大，但在顺畅流通时它的作用却不易被人觉察。第三阶段1989年到1992年，是跨区域流动迅猛扩张，市场对流动的激励和约束都受到很大关注时期。1989年春爆发第一次“民工潮”，此后几年闹春潮。基本因素依然是农村剩余劳力就业的推力和发达地区需求、收入的拉力。此外，还有特殊的因素。一是1988年9月开始的治理整顿，城市基建和农村乡镇企业受到影响，1989年乡镇企业回流人员和城市清退农民工合计约1000万人，迫使一些人加入打工行列；二是在农业就业收入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因农产品价低，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民收入徘徊甚至出现负增长，地区经济差距拉大，推动了跨区域流动，尤其是流向治理整顿期间依靠引进外资和外部市场仍在快速发展的沿海部分地区。同时，经过上一阶段的陆续流动，劳力输出的联系渠道已经张开，因而民工潮来势汹涌。在这几年里，市场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展示市场组织和促进就业的作用。这一段14个低收入县、市外出劳力增加1倍多，其中出省劳力增长2倍多，14个收入略高和高收入县、市流入劳力则增长3倍多。市场流动挖掘了跨区域就业的巨大潜力。没有农民承担风险的流动，就不可能有跨区域就业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在这种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流动中，虽然95%以上的人得到就业，不可避免地有少数外出农民没有找到工作，搭了外出费用，使农民知道了市场是怎么一回事，感受到了市场需求的约束。近两年进入第四阶段。跨区域流动继续发展，其特点一是跨区域就业的存量基数已很可观，新增流动就业竞争激烈；二是在珠江三角洲、苏南等县、市，人们感到流动已变得相对平稳，称“盲目流动的成分已经大大下降”。一些县、市调查表明，促进流动相对平稳、正常地、健康发展的原因，除了各地取得了经验，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是市场调节教育了农民，农民感受到供求的约束，外出就业要计算流动成本、风险与收益，不是去发达地区就有事做、有钱挣，因此更重视市场信息。同时，国家宏观上对农业加强支持，农产品价格上升，稳住了务农的农民。
3.流动促进竞争，市场形成工价，展现劳动力资源优势
调查表明，由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体的跨区域流动、寻业打工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国有、集体企业1986年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以来的情况相比，与农村某些社区性集体企业的内部就业相比，是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发育中最具竞争性的部分。他们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对城乡分割和“铁饭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和社区集体企业就业的封闭性，构成有力的冲击，推动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就业。
这种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源于大量拥有打工自由的农民主要面对大量拥有用工自主权的、中小型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形成置身于传统行政计划体制之外的，谁也不能垄断的供求双方自由选择。28个县、市的情况表明，从步入市场的农村富余劳动者一方看，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虽然形式多样，有组成建筑企业式的“集体打工”，有只身凭借劳动力打工，共同点是拥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自由和寻求劳动力价值实现的内在冲动。这种自由支配权，是在实行农业家庭承包制，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约束中取得的，同时也是国家不包农民就业，当地社区组织无力吸纳，要靠自己找出路所逼出来的一种自担风险的谋职自由。一些农民走进市场，是受利益驱动，即要争得使自身劳力与属于别人的资产结合的机会，获得劳动条件，以劳动换取比之闲置或原来劳动边际收入要高的收益。从用工一方看，不论是乡镇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或家庭，雇请异地而来的农民工，既不是行政指令，也非出于社区责任的驱使，而是出于自身需要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实现就业和用工，要素结合，创造新增财富和效益分享上有统一性、融合性，在谈判工资、劳动及劳动条件上则有对立性、竞争性。
在这种劳动力市场上，分散求职的农民工自然没有左右市场的条件，多种形式、各自独立的企业也不可能单独左右劳动力市场，因此充满了竞争。一方面是农民工为赢得企业的选择而进行的相互竞争。在寻求就业环节，是收集就业信息，争取中介担保、包括提高自身素质的实现就业的竞争；实现就业后，则进入通过自己的劳动表现，提高技能，争取企业留用，而不被别人替代，丧失就业机会的竞争。同时已就业的农民工，力求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自身素质，以转换到技术性较强、劳动报酬较多、工作环境较好的岗位或企业去。另一方面是企业为接受农民工的选择而竞争。在打工者流入较多的中山、顺德、乐清、东莞等地城镇，已有就业农民工利用休息时间相互交换信息的比较固定的场所，在那里他们相互交换所在企业或家庭的工资福利、劳动条件等信息，加以比较，了解不同的用工可能，介绍调换工作单位。好的企业农民工愿意去，在企业受到很差待遇的人自然要“跳槽”。企业为了稳定生产，稳定熟练工人和技术骨干，就要在竞相改进企业经营的同时改善农民工的报酬和劳动、生活条件。
此外，外来农民工与当地劳动者的竞争也引人注意。据吴县、乐清、中山、顺德等地调查，一些劳动密集、报酬较低、工作环境差的就业岗位，有的是外来劳力补充缺位，有的则是当地劳动者被外来农民工的低价竞争所排挤。由此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当地劳动者从一般岗位上退出，进入了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工作环境和待遇都好的新岗位，成了管理层的“白领工人”，或当了企业主，而在生产一线、作业层的主要是农民工。二是由于企业乐于雇请廉价、勤奋和服从管理的农民工，使当地少数素质较低、中年以上的一般劳力被淘汰下来，造成竞争中的某些失业。总体看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有利经济发展的现象，但对后者政府要采取适当措施，如将淘汰下来的人予以训练，使其再就业或提供必要的失业保障，而不是限制外来劳力进入和取消竞争。
劳动力的流动、竞争，使发达地区由市场所形成的工价能够反映大范围的劳动力供求态势。28个县、市流入流出劳动力的月工资或年净收入情况显示：一是扣除个人就业成本，打工者的年净收入一般在1200～2500元之间，高于中部地区投入就业的劳动力年收入，低于发达地区县、市劳动力的年收入。二是即使到珠江三角洲及京、津大城市打工的月工资，一般也在300元左右，年净收入仅比别的地方略高。到中山、顺德打工的月工资也有低于250元的情况，为此当地政府提出的最低工资标准在250元左右，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则为210元。这说明发达地区由于外来劳动力进入充分，抑制了工资价格的上升，反映了我国劳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展现劳动资源的比较优势。中山市的调查显示，企业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下，容易发生劳动者利益受损害的问题。
4.就业决策分散化的服务需求孕育新组织促进原有组织转轨
一是市场竞争和自我协调、自我服务、自我保护的需求，使外出农民的自组织逐步发育。28县、市的调查报告和问卷资料显示，一乡一村甚至一县市的农民外出就业，具有流向地区相对集中、从业相对集中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一地外出的农民，是由一个外来信息源、或由本地一个师傅、“能人”、一种优势产业，依血缘、地缘关系带动起来的。这为外出农民工组织的发育创造了一定条件。他们之所以要组织自己，首先是出于就业竞争的经济需要，所从事的建筑、加工经营内部分工协作的需要；其次是出于异地就业中共同生活服务和利益保护的需要。
目前外出农民工的自组织，一类是企业性的组织，以建筑业为其代表。铜山县2.5万外出建筑人员，组织936个建筑队（组），每个建筑队平均只有27人。泸县12万外出建筑人员，已形成37个公司型组织，每个组织二、三千人。这种企业性组织，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承担着多种功能。一是一般企业的市场经营功能。二是吸纳、输送家乡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作用。泸县的建筑队是靠吸收家乡劳力壮大的，同时建筑队施工伸展到珠江三角洲等地，为本县劳力到那里从事别业提供了便利。三是起着就业培训组织的作用，因为外出农民起初是种田的，多无未从事过建筑。另一类是异地同营一业加上同乡、亲友关系而形成的农民工群体和聚居区，也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如乐清人在京郊几万人聚居经营，在业务上相互依托、占领市场，生活上相互照顾，甚至办了医疗诊所、幼儿园，组织治安巡罗队。虽然目前这类“组织”还主要是承担经济、生活服务功能，带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浓厚色彩，称不上规范的自治组织，但大量的组织因素已经存在，只要给予引导帮助，就会生长出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协调管理、自我保护的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中间组织。
二是在农民跨区域就业中，分化出专门的民间职业介绍组织。乐清市在劳力流出流入过程中，随着供求关系扩大，为适应求职者和企业的需要，1987年、1988年以民办为主的劳动介绍组织应运而生。该市职业介绍组织主要在虹桥、乐城、柳市三大集镇上。虹桥镇有30家民间职业介绍所，从业人员101人。它们有营业执照，服务内容有登记审核打工者的身份、介绍信、计划生育证，有偿安排求职者食宿，为之联系就业，提供与雇主双方洽谈的场所等。介绍收费均是一个标准，技工20元，普通工15元，由用人单位承担，同时收取就业人一次性40-50元服务费。1993年虹桥镇民间职业介绍所共介绍12550人，即95%的外省求职者。在以劳力输入为主的顺德市，有6家民营劳力输入介绍组织，从业人员17人，均成立于1994年。在以劳力输出为主的县市，除了社会团体甚至企事业单位或学校的经营实体承担职业介绍外，还有少数原是外出打工的人由带领乡亲外出就业，转变为专门从事职业介绍或兼业介绍的中介组织、中介人。
三是政府劳动部门办的就业组织、技能培训组织，逐步转换职能和运行机制。劳动部门就业服务机构，过去是为城镇服务，按行政计划办事，并不自主，既缺乏与外地企业的联系，也缺乏与本地农民的沟通，因此对农民跨区域就业和横向联系为主的劳动力市场，起初难以发挥作用。随着农民自发流动越来越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民间“中介人”、职业介绍组织的出现，先是输出劳力地区的劳动部门的劳动服务机构，参与职业介绍，在本地外出劳力相对集中的地方派员，设立办事机构，或与外地劳动部门沟通，借助外出打工者、中介者，逐渐发展起各种横向联系，转换到按市场机构承担为农村劳力外出就业服务方面来。这以广汉市为早。以劳力输入为主的地区，是在流入劳力已达到相当规模后才介入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就业服务。在劳力流入相对集中的顺德市，每个乡镇以至一些管理区（相当于村），都设立了包括就业服务的劳动机构。输出为主的地区，服务侧重于职业介绍，同民间职业介绍组织一样实行有偿服务。输入为主地区，侧重于合同签证和维护企业、劳动者双方权益等管理型服务，同时参与职业介绍。另外，与农村劳力外出就业的需要相适应，职业培训组织得到发展。泸县、桓台出外搞建筑的多，就发展建筑技术培训学校，如1984年，重庆建院在泸县设立了函授站，现已有两个培训组织，1993年培训4500人出省就业；金寨县输出驾驶员多，就办了培训驾驶员的训练基地。
泸县、乐清、金寨、桓台、顺德、中山等地的情况表明，哪里劳动力流出流入早，规模较大，哪里的农民工自组织、民间职业介绍组织、公共介绍和培训组织发育程度就较高。这说明，市场发展和组织程度的提高，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市场是计划体制下不曾有过的微观主体自主活动空间，有着与行政管理不同的运作机制。人们期望劳动力流动能提高组织化程度，合理有序，不应是用行政的办法强制将其纳入直接管理，首先是要认识市场和市场自身运作与组织发育的特点和规律，了解劳动者和企业的需求，为组织发育提供帮助，创造有利的环境。
5.“农民”在财产关系、产业转移、人口迁移上的特点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
在与跨区域流动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中，基本的市场主体是农村外出劳动者和用工企业。这些以农业剩余劳力为主的农村外出劳动者即“农民工”在财产关系和就业、迁移等方面的特点，自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发展产生某种决定性的影响。
调查表明，从财产关系上看，“农民工”既是占有一定农业资产的有产者，又是与别人非农资产结合的被雇佣者；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角度看，则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跨区域就业具有很强的兼业性和个人身份的二重性、短期性和长久居住地与就业地分离的“两栖性”，同时也蕴含着产业转移的稳定性、部分人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迁移的永久性。它是现阶段农户兼业化特点在外出就业上的表现，也从跨区域就业转移上显示了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进程。
兼业性、农户行为和财产关系双重身份。农村劳动力跨区域就业，除了部分工商经营户外，既是外出就业者个人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农户行为，是农户除经营农地外，争取外部就业资源，实行家庭劳动分工，亦农亦工，发展多向经营，实现充分就业，争取更多收入的行为。在财产关系上，他们是一面占有与其劳力不相匹配的小规模农业资产，另一面争取与别人的非农资产结合，实现剩余劳力的就业利用。目前外出就业的农民，多数没有割断与家乡承包土地的联系。一类是季节性外出就业。本人农忙务农，农闲外出打工。也有一部分外出打工者所从事的行业本身就是季节性的，如到荣成帮助搞水产养殖、赤峰农民去辽宁盘锦一带帮助收苇子、武功县的“麦客”。28县、市季节性外出劳力26.5万人，占外出劳力的20.7%（这个比例与有些调查相比较低，主要因为本调查对外出就业界定为“出县）。一类是农户有一、二个青壮劳力外出打工，由家庭别的劳力、包括辅助劳力种田。外出劳力35岁以下的占81%，其中25岁以下的约占外出劳力的50～60%，其父母年岁不高，可以承担为数不多的农田生产。少数缺劳力的农户转包土地或让人代种，退出承包田的户很少。据28个乡镇调查，共有外出劳力3.59万人，其中只包口粮田的395户，部分转让承包田的260户，而全部退出承包地的仅163户，所占比例很小，仅为0.5%（按平均一户外出1.3人计算）。这是因为对中西部以至东部一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来说，部分劳力外出打工，是由于农户劳多田少，而就业和收入的多元化、农户兼业化，可以改变单纯农业经营劳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收入甚低的情况。同时，外出农民对跨区域就业的长远预期不明朗，市场的风险、政策的稳定性，都对其就业有影响，绝大多数外出就业者和农户还以土地作为重要的风险屏障。
这种农民工的财产关系和外出就业的兼业性，决定了跨区域流动有农户利用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时间，获得外来收益的深厚的不可抑制的基础，由此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不仅工价弹性大，而且抗风险力强。这种有“后方”的流动就业，既有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也会增加人们所说的有条件盲目外出的可能性，但盲目外出的损失毕竟是农民的损失，经济本身在制约盲目。有后方的流动就业的重要性在于，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不是“无产者”、流浪汉或流民，他们流而有根，能发挥流动就业对经济发展的好处，而不致因经济波动，发生失业，没有退路，矛盾激化，导致无缓冲余地而带来的破坏性。因此，只要政府调控适当，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正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转换和发展的有利因素，可增强抗波动的弹力。
另外，作为常年外出的“农民工”，一面是外出从事非农产业，在职业上改变了农民身份，另一面却还保留着“农业人口”和农民的社会身份，显示了跨区域就业的“农民工”带有老体制的烙印，具有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渡性特征。
“两栖性”和短期性。跨区域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虽然绝大多数打工者本人一年大部分时间就业、生活、居住在外地，但其家还有亲属在家乡居住、留有承包田；本人在外地只有暂住户口，常住户口，他的“根”还在家乡；打工者的收入多数也寄回或带回家，他们一年一度或隔更长更短时间返乡探亲。即使外出十多年的一些农民工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这一特点被人们称作“两栖性”。另一方面，大多数打工者并非稳定、长期的区域人口迁移。除了户藉制度对人口迁移的某种约束，与外地社区群体及其生活习性、文化融合有困难外，更多是自身经济上的原因。跨区域就业的农民多数是体力型的劳力输出，工资低，挣不到养家外迁的经费。他们若没有一定的技术和经营能力，难以在发达地区和城市获得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和购置住房，得以立足。打工者以35岁以下的青年男女为主，有些年青人经过五、六年打工生涯结婚还乡。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多数打工者是五、六年一个周期。因此，农村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是个长期现象，但具体到一个个打工者，却有很强的短期性。
产业转移的稳固性。虽然农村劳动者跨区域就业有很强的兼业性、“两栖性”、短期性，但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角度看，却有很强的稳固性。一是一部分打工者将会长期打工。经调查计算，至少有1/3的打工者，虽然保持“两栖性”的特点，但已打工三、五年、十多年。这里既包括从事建筑业、经商搞服务业的，也包括从苏北到苏南、从粤北到珠江三角洲、从定州到北京和石家庄的企业务工的，一些人将到年老不能打工时才告别打工生涯。二是大部分打工数年回乡的人，由于人多地少，多数不可能再退回农田，他们想方设法务工经商，有的办个体、合伙企业，有的进入乡镇企业务工，或承包、领办乡镇企业。一些人也不是回到农村，而是进入当地集镇。綦江县五年前外出打工的仅3万多人，其中出省2万多人（目前外出打工的11万多人）。经过一段打工，回乡者领办、承包企业45个，成为乡村企业技术管理骨干的有3510人，从事个体、联办工商建运服企业的有1.46万人，其中近半数人务工经商是在集镇。县、乡政府的办法是，规划集镇工商经营用地，由回乡创业者自建经营用房，同时出资负责搞好门前道路。使回乡的人才、资金、新办企业，较多的吸引到集镇上，促进了小城镇发展。因此，农村劳动力跨区域就业，不仅打工期间95%的人是由农业转入非农产业，而且回到家乡，很大一部分人是利用学到的本领，发展非农产业，在就业转移上具有稳定性。
部分人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迁移。据28县、市中17个县、市的统计，外来打工者已迁入的18200人，占当地人口0.16%。农户的迁出率同样很低。但个别县迁出率较高。綦江是山区县，携家外出打工户已有7800多户，占农户总数的3.9%。他们多数迁往湖北洪湖和江西洞庭湖一带落户，极少数迁入发达地区。调查显示，迁入发达地区的打工者，主要一是成为当地企业技术管理骨干被企业所留，二是自己在那里投资或购买商品住房者，三是与当地人结婚者。总体看，与劳动力跨区域就业相联系的人口迁移，虽然比重小，但在进行。这类从发展较慢地区向非农产业发展快的地区以及向城镇的部分人口迁移，从长远看，对按照市场力量形成我国工业、服务业中心地带，将是有益的。
综合上述，农村外出劳动者的财产关系和跨区域就业的兼业性，显示劳动力市场有着弹性很强的基础结构和广大的后备力量；短期性、两栖性，显示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更新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这对劳动用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信息系统和交通建设提出特殊的要求；产业转移的稳固性和部分人口永久性迁移，则显示劳动力市场对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长期作用，政府需要以长远观点看待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重视与之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