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太和”理念及和谐社会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和论文,周易论文,和谐社会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1)05-0071-05
崇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然而，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的先贤是如何提出并论证种种和谐的要求与准则的，是如何将和谐的理念付诸实践的，它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又体现着怎样的哲学道理，我们确实不甚了了，仍然有进一步加以清理的必要。
以“保合太和”作为最高的价值理想，是《周易·彖传》提出来的。关于和谐理念及其构建和谐社会的探讨，也以《周易》最为丰富。但是，“太和”观念的提出，也不是异军突起，前无所承的，它是继承和进一步阐发了先前的有关论述，而得到丰富和完善的。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最为重要的高论有以下几条：
首先是周太史伯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议论。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与郑桓公议论周幽王说：
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
这里有几层意思值得注意：其一，对和、同作了明确的界定。“和”是“以他平他”，即不同事物、不同元素的激荡与融合，是相互对待的互为他者的差异性的统一；“同”即“以同裨同”，是完全相同的事物或要素的重合，是排斥差异性的简单的同一。其二，强调“和”是事物蓬勃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和则生机勃勃，兴旺发达；同则死气沉沉，败坏消亡。单一元素的重合，只能导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同上)，就连人们在大自然界中生活，分辨与选择事物也没有可能。其三，突出“和”是一种思维方式。先王正是以“和”的方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此即所谓“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此种思维方法，就称之为“以他平他谓之和”。这种观念的提出，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晏婴的“和同之辨”。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在史伯二百年之后的春秋时代，齐相晏婴与齐景公有过一段讨论“和与同”的对话，十分精彩。实亦承袭史伯之论而来。其中说：
公曰：“唯据(梁丘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德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与史伯之论相比，此段论述又从五味、五声、六律转到人际关系，着重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谈论和与同，更加突显了相反相济、相异相成的道理。唯其如此，方能政治清平，社会和谐。此即所谓：“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此种说法，后来又被孔子概括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要人们去同取和，求同存异，以此相互促进，不可彼此苟同。所谓“小人同而不和”，则完全相反，是要人们去和取同，完全排斥异己。这样，和同之辨，又不仅仅体现了一种理论和方法，而且成了一种人格与德行。这大概就是《周易》睽卦《象传》“君子以同而异”的来源。
再次，是孔子关于“宽猛相济”的论述。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紧接晏婴的“和同之辨”，就是“为政宽猛”的讨论。郑子产卒后，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寇，经常于萑苻泽中抢劫过往商旅，杀人越货。大叔后悔未听子产之言，于是兴兵攻打萑苻之盗，尽杀之，方使郑国的盗贼不敢再轻举妄动。对此，孔子评论说：
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这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讲“和”。宽之与猛，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政治措施，也即史伯所谓“他”。政宽有宽的过失，政猛有猛的过失。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施之以宽，以此之过济彼之失，以彼之失泄此之过，这就叫做“平之以和”，也即史伯所谓“以他平他”。如此“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其结果便是“政是以和”。如果像成汤那样，为政既不太强也不太急，既不太刚也不太柔，布行政敎优优然和绥，必然是百种福祿聚而归之，达到一种“和之至也”的状态。“和之至”，即“和”的极致，“和”的最佳状态。这大概就是《周易》乾卦《彖传》所说的“万国咸宁”的“太和”，也即最高的和谐状态。
更值得重视的是，《论语》中有关“和为贵”的论述。《论语·学而》篇有云：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之用”，指以礼仪规范、名分制度治国处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引孔子之言说：“为政先礼，礼者，政之本与！”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的根本。礼本来是为了别异、稳定等级秩序而设，但实行起来，应以和谐为最高原则。先王之道的美妙之处，也正在这里。然而，凡事只知用礼，不知道用和加以调节，那是行不通的。相反，如果凡事只强调和谐，而不知以礼来加以节制，那肯定也是行不通的。照此种说法，礼之与和，在处理行政事务和人际关系上，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二者相反相成，相资相济，相互为用，不可有所偏废。也就是说，在实施礼制时，必须以它的对立者——和谐为原则；在维护和谐时，则应该用礼制给予必要的调节。如此，方能达到社会安定、和谐有序的最佳状态。这大概就是《周易·系辞传》所说的：“履以和行”，“履，和而至”。依《周易·序卦》所说：“履者，礼也。”履卦之义即礼的践履和实行。循礼而行则能使人和而不争，所谓“礼至则不争”(《礼记·乐记》)，故云“礼以和行”。礼得到实际运用，人人能和睦相处，融洽而不争，从而实现了最佳的和谐状态，所以说“履，和而至”。
《易传》正是在继承和阐发上述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保合太和”的最高价值理想。《周易·彖传》开篇就说：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这是对乾卦卦辞所作的解释。这种解释包括两套语言：一是讲筮法，即解乾卦之象和卦辞；一是表达作者的世界观。就其哲学意义说，意谓：伟大呀，乾元，使万物赖之以创始化生，并且统贯于天道变化的整个过程。这是对“元”的解释。下文“云行雨施，品物流行”，是说，如同云行雨降，滋育万物，流动而成形，故其德为“亨通”。“大明”指日，“六位”，一说谓上下四方。是说，如同太阳有出有入，六位由此而成，并且因时而乘六龙驾御于天空。这也是对乾卦“元亨”之德的进一步解释。下文“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则是对“利贞”的解释。“乾道”即天道，指天时气候变化的法则。“保合”即保全。“大和”即太和，指最高的和谐状态。意思是说，天道的变化使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万物因而具有各自的禀赋，成就各自的品性；能够保全天时节气的变化极其和谐，风调雨顺，则万物皆受其利而归于正，这也就是乾卦所谓的“利贞”。如果具备以上所说的“元亨利贞”四种德行，就可以促使万物繁庶，政通人和，天下太平，所以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可以看出，这是以“保合太和”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理想。这与《中庸》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是一致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易》不仅提出了有关“太和”的价值理念，而且要求人们，特别是各级的社会管理者，要切实加以实践，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努力去建构“天下和平”的和谐社会。那么，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周易》又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和措施呢？
首先，它要求上下交感，相互沟通。其泰卦《彖传》说：“‘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有通达安泰之义。此卦之象实乃天地万物，国家社会，个人事业皆和谐通泰。其下卦为乾，上卦为坤。乾为天，坤为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是天地相交。天地相交，则万物各遂其生，所以说：“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这是自然界的和谐通泰。乾又为君上，为领导者，坤又为臣下，为被领导者。那么，泰卦之象又是君上之意达于下，臣民之意达于上，上下相交。上下相交，则君臣、君民上下同心。所以说：“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传上》)君臣上下关系如此，同心同德，同德同志，则国家昌盛。这是国家社会的和谐通泰。相反，如果天气不能下降，地气不上升，天地不交，则万物不能遂其生；如果君上之意不能通于下，臣下之意不能达于上，上下不交，则其国将亡，天下无此邦矣。此即否卦《彖传》所说：“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上下交感，相互沟通，其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咸卦《彖传》又特别强调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就是说，相互交感，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天地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
要实现上下交感，还必须做到“以上下下”。益卦《彖传》说：“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说，读为悦。下下，是说君上能以谦卑的态度礼敬下民。益卦的下卦为震，上卦为巽。震为阳，为刚，象君；巽为阴，为柔，象民。那么，益卦的卦象有君自居民下之义。高亨先生认为，“其义有二：一、减轻赋税之剥削，君之财物收入稍减，民之财物保有稍加，是为损上益下。损上益下，则民悦无疆。二、减轻压迫，君上以谦卑之态度，听取下民之意见，是为自上下下。自上下下，则其道大大光明矣。”(《周易大传今注》)此种说法，在其他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屯卦《象传》所说：“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即是说，高贵者能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庶民，与下民相沟通，则大得民心。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不仅仅在精神上礼敬下民，而且在物质上也能厚待下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就是剥卦《象传》所说：“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剥卦的上卦为艮，下卦为坤，艮为山，坤为地，有山在地上之象，故曰：“山附于地。”山之所以随时遭受剥蚀而不致崩倒，在于其依附于大地，从而得以安居而久峙。王侯大夫观此卦象，从而厚待下民，则能取得下民的拥戴，取得下民的拥戴，则家不破而国不亡，可以安居而免于剥落。此即“厚下安宅”。兑卦《彖传》也说：“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由此可见，“自上下下”，上下感通，对于构建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有着多么关键的作用。
第二，要“求同存异”，用《周易》的话说，叫“以同而异”。睽卦《象传》说：“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睽卦之象是上为离为火，下为兑为泽，火焰动于上，泽水动于下，两相乖离，故称为“睽”。然而，睽乖之中也有相同者，“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彖传》)。君子观此卦象，从中受到启发，于是在处理事物之时，能够求同存异，不强人以从己。照这些说法来看，《周易》是强调，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无论对于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不可避免而又不可或缺的，因而必须反对那种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就社会和谐而言，在国际关系方面，求同存异，则要“建万国，亲诸侯”，怀远人，协和万邦。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要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承认多极政治、多元文化等的存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则提倡相互理解，承认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态度、文化背景、个性习惯的不同，不能事事以我为中心，党同伐异。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乃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第三，要分配公平。谦卦《象传》说：“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谦卦的外卦为坤为地，内卦为艮为山，此乃谦卦之象，故曰：“地中有山。”君子观此卦象，从而取其财多者以益其财寡与无财者，称量其财物之多寡，以定其公平之施予。所以说：“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这段论述，如果联系《论语》中一些论断，则更能体现它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季氏》引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此说的前半段是讲内政，后半段是讲外交，就内政而言，孔子连续使用了“均”、“和”、“安”三个概念。“均”就是均衡、公平、公正；“和”就是和睦、和谐；“安”则是安定、安泰。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只有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分配公平，社会才能和谐，国家才有凝聚力。社会和谐了，国家有了凝聚力，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内政做到了这样，远方的诸侯也就来与你和睦相处了。谦卦所说，与此如出一辙。
我们知道，社会矛盾一般说来都是由利益冲突引起的。在社会生活当中，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利益关系。各种利益关系处理不好，就可能引起或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因此，要想达到社会和谐，最重要的是各层统治者要善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做到分配公平，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这就是《周易》“称物平施”为我们提供的有益启示。
第四，要“节以制度”。节卦《彖传》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谓节制、节度，节度也即制度。照《易传》所说，凡事有节制则能亨通。天地运行有一定之规，四时季节由以得成。人事也是同样，不能没有节度。国家有制度，用以节制君臣庶民，使在上者不骄奢以伤财，不残暴以害民。人欲无尽，不节以制度，就多放肆，从而导致伤财害民，使国家不得安定。其《象传》又说：“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制即创立。数度犹制度，因有等级之数，故称之为数度。节卦下卦为兑为泽，上卦为坎为水，是泽上有水之象。泽上有水，就可能泛滥于泽外，必须筑堤岸加以节制，所以卦名为节。君子观此卦象，受到启发，从而建立制度，论定德行的准则，以防止越过礼教节度，造成社会动荡。为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易传》同时讲了法规制度和道德规范，但解决制度问题往往比解决思想道德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人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而实行另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人经常是服制度不服人的。因此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完善法律法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系辞传下》所谓“履以和行”，也正是此意。履，礼也。人之利害有矛盾，其行为就需要礼仪法度予以规范，其行方能和而不争。
第五，要树立和保持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周易》的重要特征之一。《周易》之所以得以产生，是因为有忧患，所谓“作《易》者岂有忧患乎”！它要求，当处于顺境、处于全盛状态之时，要“思患而预防之”(《象传》)，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惟其如此，方能“身安而国家可保”(《系辞传下》)。当处于逆境、处于艰难困苦之时，要屈以求伸，反身修德，以迎接光明的到来。此即所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系辞传下》)“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象传》)这也正如《左传》所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公十一年)这是保持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安定，而不至于走向反面的高超政治智慧。
《周易》还特别强调，当身遭困厄，备受压抑之时，也要意志不屈，理想永存。此即困卦《象传》所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即是说，君子观此卦象，受到启发，当处穷困之时，有处穷困之道，其身愈困，其志弥坚，临难不苟免，见危不曲全，宁可舍弃生命，也要实行自己的志愿与追求。社会有了这样一批在艰难困苦面前，不灰心颓丧，不随波逐流，不畏艰险，不惧生死，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奋力前行的志士仁人，是民族复兴与国家强盛的真正希望。
第六，要不断进行变革，使社会充满活力。为了使社会保持和谐稳定，防止走向反面，就要善于变革，不断有所创新，使社会充满活力。《系辞传》说：“通其变，使民不倦。”《彖传》说：“革而当，其悔乃亡。”变革适当，就可以避免悔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变，即改变现状，包含有革旧创新之义，如《杂卦传》所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就政治生活说，所谓变，就是改变旧秩序，创立新制度。在《周易》看来，生生不息，吐故纳新，生机勃勃，日新富有，是天地最根本的属性。此即《系辞传》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即创造，生生即不断有所创造，处处充满活力。是说，每天都在更新是天地最大的德行，生而又生，不断有所创造，才称得上变易。据此，《彖传》又推崇“变革”说：“天地革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以为变革是天地以及人事间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只有经过变革，事物方有其生命活力，而因循守旧，只能走向衰亡。这也就是《系辞传》所说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端就要变，只有经过变革，才能更好地发展，这就叫做“通”。事物通达顺畅了，生气勃勃，又可以维持一段长久的时间，所以说“通则久”。此种思维方式，成为历代改革家的一种理论根据，至今仍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①。
总起来说，《周易》不仅在继承和阐发先贤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保合太和”的最高价值理想，而且试图将其付诸实践，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许多理论原则和具体要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价值，是值得我们汲取与借鉴的。
注释：
①其实，“天人谐调”也是《周易》提出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原则，由于学界论述很多，兹不叠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