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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0)04-026-(8)
一、引言
民主制度对发展有何影响？或者说，民主政治是否会促进发展？这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又充满争议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学术界对此已经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但仍未达成一致的见解。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对该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与持否定态度的都大有人在：前者如Delong与Shleifer(1993)，McGuire与Olson(1996)，Olson(1993，2000)，Acemoglu与Robinson(2000)等①，后者如Schweinitz(1959)，Huntington(1968)，Rao(1984)，Barro(1996)等②。除这两类观点外，也有人认为民主与发展速度之间并无确切的相关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Przeworski(2000)③。
然而，上述研究无一例外地集中在民主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却忽视了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稳定性。实际上，发展不仅意味着增长的速度，还意味着增长的稳定性，两者缺一不可。对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稳定性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经济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在低收入状态下，人们平滑消费的机会将显著减少④。另外，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保险市场不完善、跨期交易水平较低的特点，经济波动导致的福利损失往往非常之高⑤。
关于民主与发展稳定性之间关系的问题，近几年才刚刚开始得到关注。Rodrik(1999，2000)，Quinn与Wooley(2001)，以及Mobarak(2005)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们都发现，在民主与经济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性。比如，Rodrik(2000)指出，参与性政治体制与较低的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⑥；Quinn与Wooley(2001)发现民主政体比专制政体更有助于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⑦；Przeworski(2000)表明，在发展上，民主政权一般较为平稳，而权威政权更倾向于大起大落⑧；Mobarak(2005)的研究同时考虑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波动性，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民主显著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⑨。
但是，近年来的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实证性的。尽管学者们在实证的基础上也给出了一些零星的解释，但这些解释更多地是建立在直观甚至推测的基础上，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和严密性。
本文认为，民主与发展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可以在Hirschman(1970)“退出-呼吁”模型的基本框架内得到较好的解释；其中，民主政治下的“呼吁”机制及其有效性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第二节概述“退出-呼吁”模型及其在民主政治下的相应机制；第三节分析民主政治下呼吁机制对促进绩效恢复、维持经济稳定性所发挥的作用；第四节考虑开放经济，探讨全球化形势下呼吁机制的变化及其效应；最后给出一个简短的结论。
二、呼吁机制的有效性
1.“退出-呼吁”的基本框架
“退出-呼吁”模型是Hirschman(1970)提出的，其基本思路可以概述如下：首先，任何企业或组织，不论其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它们都具有趋于衰退的倾向；这种衰退既可能是持久性的，也可能是间歇性的。换言之，企业或组织的理性程度会趋于下降，绩效会趋于衰减；衰退是一股威胁、袭击企业或组织的永恒力量，松弛(slack)无处不在。
其次，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时，消费者或成员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如果消费者不再购买企业的产品或者某些会员退出组织，那就是退出选择；如果消费者或会员直接向管理者、管理者的上级反映，或以抗议的形式向任何关注他们的人表达自己的不满，那就是呼吁。在Hirschman看来，退出主要凭借市场来发挥作用，因而是一股市场性的力量，通常属于经济范畴；而呼吁是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股非市场性的力量，通常属于政治范畴。退出与呼吁两种机制的结合，能够有效地促进组织绩效的回升。最后，要想为两种机制界定一个持久而最佳的组合方式是不大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衰减所产生的作用力无处不在，每一种恢复机制都要受到该作用力的支配或制约⑩。
Hirschman的“退出-呼吁”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扬，并在其后的几十年间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被引用率。Hirschman模型的基本出发点或前提假设是：松弛无处不在。本文认为，这一假设是相当合理的：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不确定性的影响，可能遭受某些外部冲击。这种不确定性，正如Knight(1964)所言，源于经济结构中不可预见的变化，是无法进行统计分析，无法通过概率进行描述的(11)。更不必说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也会对经济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不合理的治理结构、错误的政策等等。
2.民主制度下的呼吁机制
在肯定了“退出-呼吁”理论前提假设的合理性之后，为了本文所关注问题论证和表达的严密和准确性，我们还需要对一些核心概念予以具体化。在本文所分析的视域之内，国家可以看作是一个组织，而民主是其赖以运行的基本制度。诚然，民主作为政治学的一个术语，其定义向来众说纷纭。不过，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给出的词条，民主意指人民主权，人民的统治。纵观民主的多种定义，虽然具体细节多有不同，但在“多数人统治”这一点则基本存在共识。因此，本文所称的民主意指一种关于权力归属的制度，即由多数人掌握权力并进行统治的制度。
进一步假定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民众可以通过投票等方式，按照一定的规则就相关事务进行决策，这样，投票可以视为民主制度下一种主要的“呼吁”方式。而与之相对的“退出”则意指以暴力、反叛或者海外移民等方式表现出的不合作举措，其本质是拒绝认同原有的游戏规则，转而以反抗或逃避来脱离原有的制度安排。
那么，呼吁机制在民主制度下有什么特性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牵涉到民主对发展稳定性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那就是民主制度下呼吁的有效性。对一个国家的公民即成员而言，进入该国家的成本为零，这是因为一经出生即自动加入；而退出成本极高，如前所述的各种退出方式均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在国家这类组织中，人们自然倾向于选择呼吁来表达意见或发泄不满；另一方面，退出代价过高不仅不会压制这类组织中的呼吁，反而会起到鼓励作用(12)。除了个别专制国家外，在一般的民主国家中，对绝大多数行为主体来说呼吁是最重要的、往往也是唯一的手段。
不过，更为关键的特性则是：呼吁在民主政治下是有效的。或者，更为精确地说，在民主政治比较完善的国家，成员的呼吁是有效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民主制度下的投票等机制和多数原则不仅保证了多数人可以选择呼吁，而且呼吁能够对国家层面的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形成对政策制定者以及政府官员的有力制约。民主制度下的呼吁由此获得了比Hirschman原意所指更为强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呼吁机制的功用就不止于安抚民情，而是能够发挥大得多的作用(13)。下一节我们将阐述呼吁机制对促进绩效恢复、维持发展稳定性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这些作用的发挥都是以本节论证的两个特性为基础的，那就是：第一，对国家这一类组织而言，呼吁是一种重要的反应机制；第二，在民主国家中，呼吁不仅仅是可行的，更是有效的，其有效性与民主的完善程度成正比。
三、呼吁机制与发展的稳定性
如前所述，在较为完善、成熟的民主制度下，呼吁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效的。这正是它能够充分发挥促进绩效恢复、减少经济波动等作用的关键。为了更清晰地说明其机制，笔者采用O'Donnell(1986)的做法，将“呼吁”进一步细分为“垂直呼吁”(vertical voice)和“水平呼吁”(horizontal voice)(14)。不过，本文对后两者的定义与O'Donnell稍有不同：在O'Donnell那里，垂直呼吁指消费者或成员对管理者的建议、抱怨、不满等举动，水平呼吁指消费者或会员与亲友、邻居之间的沟通交流；而在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上，笔者以垂直呼吁来指代社会成员通过正式程序如投票等合法行为对政府施加影响力的举动，以水平呼吁来指代社会成员之间通过正式程序就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沟通和解决的行为。无论垂直呼吁还是水平呼吁，都从不同的方面、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促进了经济绩效的恢复和稳定发展。
1.垂直呼吁的作用机制
无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都隐含地假定了：第一，发展的外部环境是和平、安定的，不存在暴力冲突、战乱等等；第二，不存在所谓的“政府失灵”。但是，在真实世界中，这两个隐含条件是否成立却颇值得质疑。政治动荡、秩序混乱恰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踏上经济稳定发展之路的最大障碍之一。另外，如Krueger(1990)所指出的，在许多欠发达国家，政府失灵所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市场失灵造成的影响(15)。政治不稳定、政府失灵是影响发展、导致效率损失的两个重要因素，而垂直呼吁通过一定的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对这两个因素起到了预防、化解的作用，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发展。
首先，让我们看看垂直呼吁是如何降低政治不稳定性，从而保障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及安定的。众所周知，战乱、政局动荡等政治上的不稳定会大大增加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行为主体面临资产被侵占、债权被剥夺或者货币贬值的风险，无法做出合理的规划和预期。显然，这些风险会降低投资、储蓄的总量，对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相对于专制、权威等非民主政体而言，在民主政体中，上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民主制度所蕴含的“垂直呼吁”是强力且有效的。
通过垂直呼吁，民众对政府拥有制度化的影响力，不仅如此，这种影响力是以和平、可预期的方式来实现的。正如Przeworski(1991)所指出的：民主的一个关键特性就是相互竞争的各方利益对未来均抱有一种期望，那就是政府的更迭将以和平方式进行(16)。这就缓和了反对派可能遭到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了政治上失败的成本与代价。因此，在稳定的民主国家，权力的继承、交接是可预测的，个人权利的裁定和执行是基于长期的考虑，行为主体可以自信地签订长期的契约，或者将资产授托到身后几代，这些无疑都促进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也正因为此，Olson(2000)在其最后的巨著《权力与繁荣》中，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样的判断：持久的民主意味着持久的财产与契约权利(17)。反观一些专制、独裁国家，由于权力的延续是不确定的，人们无法对未来持有长久的信心和预期，当然也无法做出相应的决策和安排。
其次，我们讨论垂直呼吁是如何化解政府失灵、保障发展稳定的。Keefer(2004)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政府失灵，一种是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不可信承诺；另一种是政府制定、推行的政策不必要地损害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18)。前者可以主要地归为政府某些成员出于追求自身利益而造成的行为扭曲，后者则主要是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和行为主体认知欠缺所造成的不当决策，即作为“认知不一致的政府失灵”(19)；换言之，前者是一个意愿问题，后者则是一个能力问题。
对于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不可信承诺这一问题，垂直呼吁的作用机制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在民主制度下，由于政府及公务人员必须对选民负责，因此任何违背事先承诺的机会主义行为都会受到惩罚，不论这惩罚是以弹劾、不信任案，还是以下届选举中彻底放弃该被选举人等方式出现。相形之下，非民主制度，尤其是专制政体下，由于政府官员的任免从根本上说与民众的意愿无关，因此他们的行为只需“对上负责”，而不必“对下负责”，这样自然难免表现出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损公肥私的动机。当然，在民主政体下，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也不可能毫无瑕疵，但是正如Wittman(1989，1995)，Baba(1997)等所指出的：在比较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下，这些问题远远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严重，总体而言，民主仍然是一种有效率的政治制度(20)。
另一类型的政府失灵主要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和政府成员认知欠缺所造成的不当决策。不妨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一种经济政策的风险较小，另一种则风险较大；如果政策制定者因主观认知欠缺而无法对情势做出准确判断——也就是说，由于他必须在异常繁杂的环境中做出决策，面对的情况已超出了其以最优方式把握信息的能力，因此最终选择了风险更高的政策，那么整个经济体将承受较高的风险，经济运行将出现较大的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垂直呼吁如何促成政府官员把握信息、采取更为稳妥的政策，从而降低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呢？在参与性政治体制下，民众可以通过投票等机制对重大决策发挥其影响力；也就是说，在民主框架中，信息自下至上的流动和传递是自由、通畅的，Dreze与Sen(1989)，Sen(1994)关于饥荒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21)。因此，正如Quinn与Wooley(2001)所指出的：投票者的风险规避性会反映在政策制定上，这使得民主制度下的政策一般来说最接近于中位投票者的偏好，经济波动也会系统性地低于专制或独裁政体下的水平(22)。民众即投票者之所以具有风险规避性，是因为风险的大小标志着外部环境的可预见性，投票者会利用过去的信息对未来做出预测，因此更加倾向于确定性。Mobarak(2005)也表明，如果政治家对政策方案的信息并不完全，那么代表良好政策的变量的方差就会是权力分散程度的一个减函数(23)。
2.水平呼吁的作用机制
如果说垂直呼吁是社会成员对政府施加影响力的主要方式，那么水平呼吁就是社会成员之间通过一定程序进行的相互沟通与协商。无可否认，任何一个社会，其内部成员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与矛盾，这也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如何协调、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却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能否保持稳定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如果处理得当，经济运行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若处理不当，社会冲突就可能导致宏观治理失调，引发严重的绩效衰退和经济波动。Rodrik(2000)曾经指出，民主制度在缓解社会冲突、促进协商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将表明，水平呼吁正是发挥这一功能的最重要途径。
Rodrik(1999，2000)的研究表明，社会冲突是造成各国经济增长波动、缺乏持久性的一个关键因素。他尤其强调了外部冲击与社会冲突的相互作用：如果一国的社会分化现象比较严重，且冲突处理机制较为薄弱，那么外部冲击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会被随之而来的再分配性质的社会冲突所放大，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波动。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一些关键价格如真实工资、汇率等的调整被迫延迟、本应当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被转移到再分配性活动、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上升等等。总而言之，一个经济体的冲突处理机制越薄弱，潜在社会冲突越尖锐，外部冲击对其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越严重(24)。
而民主制度，尤其是蕴含于其中的水平呼吁正是缓和、协调社会冲突的重要制度性安排。通过一套既定的、公认的规则和程序，水平呼吁为社会各阶层或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个对话、协商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问题能够以和平、折衷的方式得到解决，而不至于产生公开的暴力冲突和敌意。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如密尔(John Stuart Mill，1862)所指出的，在民主制度下，不同的社会成员易于了解彼此的观点、立场，认识到折衷、让步能够带来的好处，从而将共同利益内部化，减少了狭隘的自私动机(25)。也就是说，民主并非通过改变人们面临的约束，而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认知、偏好来促成协作的。这自然有助于产生更稳定的解决方案。
其次，Olson(1993)，McGuire与Olson(1996)指出，如果在民主国家中，多数人拥有“泛利性”足够大的共容利益，那么他们就会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公共产品的供应，而不是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再分配性质的掠夺(26)。换言之，权力将会以和社会利益相一致的方式得到运用。最后，在民主制度下，各政治集团通过长期的重复互动博弈也会产生更多的合作与折衷动机，而不是诉诸直接对抗(27)。
四、全球化对呼吁机制的影响
在各国经济日益开放、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呼吁促进经济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之所以有必要探讨，是因为全球化给所有牵涉于其中的国家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形势下，一国原来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会受到深刻的影响；呼吁机制自然也不例外。没有人会否认，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生产链条上的一环，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也远比以前更为便利。那么，这样一个开放度日益提高的外部环境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其影响之下的经济体又当如何应对？
首先，让我们看看全球化与开放度的提高会给一国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些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但是究其本质，有两种效应最为根本、也最为重要，它们与本文所讨论的呼吁机制能否继续顺利运行息息相关，那就是：第一：全球化使一国面临的客观环境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使其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第二，全球化使一国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即该国成员的流动性提高了。
根据我们在前几节的论述，很容易理解，第一种效应意味着本文所讨论的呼吁机制在新的形势下更为重要了。由于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实性和复杂性，如果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传递、处理机制，那么经济体遭受绩效衰退和负面冲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在这方面，由于民主制度及其呼吁机制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并且为民众参与重大社会决策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证，因此有助于改善经济决策，使“地方性的知识”(Hayek，1945)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28)。另外，如前文所述，呼吁作为一种有效的冲突处理机制，对外部冲击所引起的社会冲突能够起到较好的缓冲作用，提高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不确定性的提高和可能发生的外部冲击的增多，都使得呼吁机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第二种效应，即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流动性的提高，在本文的框架中则意味着：退出的成本降低了。Hirschman(1970)曾经指出，当退出选择浮出水面时，某种程度上会使呼吁这门艺术萎缩。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当一些社会成员对国家的某些制度、政策心存不满并且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时，如果他可以选择一走了之，不再通过呼吁来发挥影响力，而是离开这个国家、移民海外，那么，呼吁机制的功用就要打折扣。显然，全球化使得人口的跨国流动比之前更为容易，降低了退出的成本，如果一国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及时注意到其成员的呼吁，也不能及时对那些先期选择退出的行为做出合理的回应，那么绩效的衰退就可能加剧，整个经济体的福利也会因之受损。
除此之外，退出成本的降低还有另一重含义，那就是：对产品质量(这里对应的是公共产品即政策的绩效等)最为关切的成员，从而也往往是最活跃、最具创新意识的呼吁者，在衰退迹象出现时最有可能做出退出选择。无疑，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颇为严重的损失，因为这些成员很可能最具生产力和创造力。如果不能较好地维持呼吁机制的运行，那么退出就会成为真正的威胁。可见，无论是退出与呼吁之间的权衡，还是最具生产力成员的退出可能，都表明了在全球化背景下退出成本降低对呼吁形成的挑战。
结合两种效应来看，全球化对呼吁来说不啻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呼吁在新形势下的意义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由于退出变得更为容易，全球化对呼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体而言，呼吁在开放经济下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但同时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五、结论
本文运用Hirschman(1970)的“退出-呼吁”模型分析了民主制度对国家层面经济运行的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集中讨论了民主与发展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民主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发展不仅意味着增长速度，还意味着增长的稳定性，两者缺一不可。本文发现，民主制度对促进经济绩效恢复、维持发展的稳定性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其中，民主政治下的呼吁机制及其有效性是一个关键因素。通过把呼吁进一步细分为垂直呼吁和水平呼吁，我们分别阐述了这两种机制是如何发挥相应功能的。最后，本文讨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呼吁机制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我们认为，全球化使呼吁变得更为重要，但另一方面，呼吁在新形势下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行文结束之前，有必要对本文的观点稍作补充说明。首先，本文认为，民主制度及其呼吁机制有助于发展的稳定性；但是，我们无意将民主视为万能灵丹。正如前文所述，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下，呼吁机制的有效运作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固定模式。在各国的具体情境中，“因地制宜”是必须慎重考虑的准则。其次，呼吁本身也面临着衰退、变形的威胁，再理想的制度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这恰恰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民主和呼吁机制，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
注释：
①De Long,J.,Shleifer,A.Princes and Merchants:European city growth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93,36:671-702.McGuire,Martin C.,Olson,Mancur.,The economics of autocracy and majority rule: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use of forc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6,34(1):72-96.Olson,Mancur.,Dictatorship,Democracy,and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87(3):567-76.Olson,Mancur.,Power and Prosperity: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New York:Basic Books,2000.Acemoglu,Daron.,James A.Robinson.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115:1167-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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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Przeworski,Adam.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④Jalan,Jyotsna.,Martin Ravallion.Are the Poor Less Well Insured? Evidence on Vulnerability to Income Risk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58:61-81.Pallage,Stephane.,Michel Robe.On the Welfare Cost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3,44(2):677-698.
⑤Easterly,William.,Kremer,Michael.,Pritchett,Lant.,and Summers,Larry.Good policy or good luck? 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3):459-483.Pritehett,Lant.Economic growth:hills,plains,mountains,plateaus and cliffs,Mimeo,World Bank,Washington,DC,October 1997.
⑥Rodrik,Dani.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 External Shocks,Social Conflict,and Growth Collapse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9,4(4):385-412.Rodrik,Dani.Participatory Politics,Social Cooperation,and Economic Sta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2):140-144.
⑦Quinn,Dennis.,John Woolley.Democracy and Nat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PrefereNce for Stability,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1,45(3):634-657.
⑧Przeworski,Adam.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2000.
⑨Mobarak,Ahmed Mushfiq.Democracy,Volatility,and Economic Development,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5,87(2):34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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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rzeworski,Adam.Democracy and the market: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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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Rodrik,Dani.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 External Shocks,Social Conflict,and Growth Collapses,385-412.Rodrik,Dani.Participatory Politics,Social Cooperation,and Economic Stability,14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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