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演化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亨廷顿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文明的冲突？》，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形势进行了独到的解释和预测，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的新模式，同时还发表了相关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最近亨廷顿又发表了新著《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在坚持“文明冲突论”思想体系的同时，又集中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明确提出西方的全球责任是：维护西方文明，确保自身利益而不是促进非西方社会的利益。这些思想观点可能会在西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一
亨廷顿的新著从总体和实质上看，是对“文明冲突论”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再论述和再深化。
（一）从论述“文明冲突”，到强调“西方独特”
亨廷顿的前作认为，人类历史新阶段中冲突仍是不可避免的。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主导人类最大纠纷和冲突的因素将是文化上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
亨廷顿的新著不再突出西方文明同其他文明的冲突，而是强调两者的不同，强调西方文明的特殊性，否定其普遍性。他认为，文化的核心是语言、宗教、价值观和习俗，并分析概括了西方文明的8个特征， 包括：特有的西方传统文化遗产，基督教信仰，由罗曼语和日耳曼为主的欧洲语言，多元化社会，代议制，崇尚个人自由等等。而这些并不具有世界性，这些特点使西方文明成为独特的文明。
（二）从论述国际关系将日趋非西方化，到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亨廷顿的前作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已迈出西方阶段，重心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相互作用上。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轴很可能是“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的强权与价值的回应。这些回应一般是以三种形式之一，或者三者相互组合的方式出现：一是拒绝参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一是尝试加入西方并接纳其价值与制度，一是走“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的道路。
亨廷顿的新著从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论证了世界在走向现代化，但是并不是走向西方化。（1）全球现代化不意味着全球同一化。 “现代社会有许多共同点，但它们并不一定就会趋向同一”。认为“现代社会肯定是同一种模式”（西方的模式）是极其错误的。也就是说，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成为全球性文明。（2 ）西方文明并不等同于现代化的文明。一方面，西方在18世纪现代化之前早已有了西方特点，这些特点不是现代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不要以为西方领导世界进入现代社会，因而其它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西方化，也就是抛弃传统的价值观、体制、习惯而去选择西方盛行的方式。（3 ）现代化并不意味着非西方社会采纳西方文化的中心内容。日本、新加坡、沙特阿拉伯、伊朗等都已成为现代社会，但并没有成为西方社会。中国明显地在现代化，但并没有仿效西方。
（三）从论述冷战后的今天已形成“西方对非西方”的局面，到强调西方文明的影响在减弱
亨廷顿的前作认为，西方面临非西方的三种挑战：一是伊斯兰文明的挑战；二是儒家文明的挑战；三是动摇不定的夹缝国家的挑战。他认为，儒教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
亨廷顿的新著认为，在与非西方国家的对抗中，西方文明的影响在减弱。（1 ）西方文化的力量在衰落：任何文化的核心因素是语言和宗教，在这两方面，西方都在退却。世界人口中讲英语的人是少数而且人数在减少，1985年全球9.8%的人把英语作为第一或第二语言，到1992 年只有7.6%。西方基督教人口目前占世界人口的30%， 但比例在持续减少。在下一个10年的某一时候，穆斯林人口将超过基督教人口。（2 ）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吸引力也在减弱。“文化受力量的制约”（虽然西方文明现在处于巅峰期），“随着西方力量的衰退，西方价值观和文化吸引力也在减弱”。（3 ）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会加速走向“本土化”或“本国化”，增强“非西方”国家维护文化传统的信心，并推动其重新认识本国文化的价值。如1996年，除伊朗外，所有的伊斯兰国家比15年前更加伊斯兰化，未来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新发现传统价值观，同时突出自身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东亚把经济发展归功于坚持传统文化而不是引进西方文化。
（四）从论述相同文明的国家内部易于相互结合，到强调西方文明国家要加强团结
亨廷顿的前作认为，相同文明的不同集团或国家与异质文明发生战争时，很自然会凝聚在一起相互支援。冲突与暴力亦会发生在相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内，但这些冲突跟相异文明间的冲突相比要来得缓和，也较不易扩大。成功的发展多出于同质文明国家或区域内，尽管目前世界各地均有经济区域主义抬头，只有当经济区域主义植根于共同的文明内才能取得进展。
亨廷顿的新著认为，西方文明国家的当务之急不是致力于将西方文化普遍化，而是首先致力于加强自身的力量。
（1）西方文明国家应加强内在凝聚力和西方文明的持久力， 重振正在衰落的西方文明。他主张：要保持西方文化的纯洁性。严格划分西方与非西方的界限，控制非西方社会的移民，确保承认西方文明的移民融入西方社会及其文化。他主张除美国外，西方文明必须建立并巩固另外“两根支柱”，一是拉美，二是欧洲。他主张确保西方文明自身利益，而不是促进非西方社会的利益，不介入不涉及西方重大利益的非西方社会国家间的冲突。“在新纪元来临之时，阻止及化解不同文明区域冲突的责任，须交给冲突区域内的强国来承担”。体现了西方孤立主义的思想和主张。
（2）西方文明为对付非西方文明的挑战应加强团结。他认为， 欧美的主要分歧的增加不在于直接的利益冲突，而在于他们对第三者的态度。“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正积极试图利用西方的分歧使其互相争斗，只有加强团结，才能确保西方文明的未来，否则将一个个被击败”。
（3）在西方文明中，美国必须负起责任。 在西方文明发展的第三阶段——欧美一体化阶段，美国起关键作用，承担领导西方世界的责任。因此，具体提出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一是加强北约，吸收属于西方文化的中东欧国家，拒绝穆斯林和东正教国家。二是推行与欧洲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增强北美与欧洲的文化共性，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并有必要在北约之外建立“北大西洋经济组织”。
二
亨廷顿的前作与新著在总体和实质上是相同的，但也有一些较为明显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是：前作提出文明冲突论，主旨在于建立解释国际政治的新模式；新著则从论述文明冲突入手，目的在于强调美国应承担起领导“西方世界”的责任，重建世界秩序。
首先，前作着眼于否定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即亨氏所说的虚假模式。他不同意继续以国家为分析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更不同意所谓国家利益、国家间权力的平衡是形成未来世界格局的杠杆的说法。他指出人们最终所能依靠者，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人们在愿意认同，并能不惜生命为之战斗的是信仰和宗族、血缘和信念。文明的冲突将取代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矛盾，而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新著则着眼于说明西方文明现状特点、发展趋势，以及它在重建世界秩序中的作用。虽然两者都论述了西方文明，但是由于侧重不同，因而论述的角度和分量都很不相同。
其次，前作的锋芒所指是普世文明观，即亨氏所说的非现实的模式。他认为普世文明当今存在并且今后也将继续存在的观点经不起简单的推敲。苏联崩溃并不等于西方文明将成为普世文明，通讯和交通发展并不等于形成了共同文化。新著锋芒所指是“西方文明世界化”的观点，它所强调的是确保西方自身利益和西方文明，以承担起西方的全球责任，更好地重建世界秩序。
再次，前作主要是政治性的学术文章。亨氏在论述时更多的是以思想家、学者的身份来进行的。但文章在各国新闻舆论界和政界所激起的政治反响，远远超过了它所引起的学术思考。新著则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政论文章。亨氏在论述时较多的是以政治谋士的身份来进行的。文章的影响及效果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三
亨廷顿的新著是在美国新的反华浪潮中出笼的。他在此作和一系列相关著作中所阐发的政治思想、政策主张以及价值趋向等，可能会随着这一浪潮在美国及西方国家产生一定影响。
（一）亨廷顿的理论不会得到美国官方的肯定和接受，也不会成为西方国家政策思想的主体
亨氏理论把非西方国家都视为对手，如果将他的主张付诸实践，他的预言就会产生“俄底浦斯效应”，变成“自我证实的预言”。所以，美国政界不愿也不可能承认、接受亨氏的理论。许多官员和学者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批评这种观点。
（二）亨廷顿的有些思想会被美国朝野内外以各种不同方式所接受，并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
首先，亨廷顿的思想是美国民族心理因素的鲜明体现。他深受美国文化优越感和美国例外论的影响，把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置于超越地位。他的所谓“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对立的思维模式，与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民主制”与“极权制”等概念的对立没有什么差别，体现了把世界简单两极化的冷战思维模式，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应当说都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某些观点只要不与政治现实相距太远就很容易被接受。
第二，亨廷顿的某些观点与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相同的。继克林顿1992年的“变革”运动偃旗息鼓后，金里奇领导的“共和党革命”也悄然而逝。这表明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思想的主流既不赞成民主党自由派的传统自由主义，也不赞成共和党保守派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转为支持“中间或温和”的治国方针。亨氏强调确保自身利益的观点，与这一政治思潮关注增强国内事务“内向性”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他这方面的思想可能要在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一定影响。
第三，亨廷顿的许多主张与美国现行政策是合拍的。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如限制中国和伊斯兰教国家扩大军事力量，阻止它们之间可能的军事合作，加强西方国家之间的团结，加强同拉美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加强北约，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等等，都是美国的既定政策。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也为美国和西方的外交政策找到了新的解释，应该说是有影响作用的。
（三）亨廷顿的理论观点可能会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为美国向外扩张的国家行为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论依据。 一是为美国向外实力扩张的行为寻求了非功利性因素。他认为，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种族归属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同经济利益、实力等物质因素相比，更能影响政治结果。通过突出精神信仰和文化遗产的作用，在现实利益之外，为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又寻找到了非功利性的动力。
二是为美国政府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奠定意识形态扩张的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亨氏从未否认过实力的作用。早在文明冲突论出现几年之前，他曾鼓吹美国非但没有衰落，而且在复兴，美国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感召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后来，看到西方同非西方在经济、军事实力上的差距缩小，才有了对西方文明的忧虑。认为文明冲突和利益冲突一样，没有融合或调和的余地，因此，西方文明必须维持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三是为美国进一步加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扩张找到了理论依据。亨氏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突出了冷战后文化因素的作用，强调文明冲突，力求西方文明独步全球。这就使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或以文化的形式推行霸权有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2）倡导“西方孤立主义”可能会有一定效果。 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今天，亨氏“西方孤立主义”的主张会得到更多西方领导人的重视，其思想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也会有一定的市场，西方加强团结的主张将得到较普遍的认可，这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差距在逐渐缩小状况下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从总体来看，美国和西方国家可以部分认同孤立主义，但绝不会完全付诸行动。他们的利益绝不可能只局限在亨氏的所谓西方世界中，仅就贸易和投资而言，他们就越来越离不开亚洲和其他非西方文明地区。这种交流使双方都受惠。贸易自由化是西方孤立主义难以抗拒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
（3）对西方国家有警示作用。 亨氏关于西方文明力量衰落的观点可能会受到西方社会许多人的抵制和批评。但他对西方文明的自负感和危机感，可能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所接受，并可能警示美国政府要正视非西方文明国家的真正力量和能量，不要妄自尊大。要加强西方文明的力量，并在世界范围内加紧意识形态的扩张，而不是坐等非西方国家文明逐渐形成更大气候。
（4）对美国的移民政策可能会有影响。亨氏预计到了2050年， 美国人中将有23%的拉美裔人，16%的黑人，10%的亚裔人，加起来占半数。而这些新移民显然很难同化到迄今为止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文化中去，假如美国继续执行目前的移民政策，同时任由国内种族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趋势发展，“文明的冲突”就会出现在美国国内，因此，他在新理论中竭力呼吁控制非西方社会的移民，确保承认西方文明的移民融入西方社会及其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美国的政策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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