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环境抗争的空间差异 ：基于多案例的研究
郑旭涛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在一些预防性环境抗争中，主要行动者是距离设施较远的居民、居住在特定区位的居民或者外地居民。中国的预防性环境抗争呈现一定程度的空间差异：首先，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可能参加预防性环境抗争，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强的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资源、信息资源、环境权利意识和政治效能感，在无法与设施兴建方充分博弈的情况下，农村居民默许兴建设施比抵制设施获利更大；其次，设施的性质与自然区位会影响环境抗争的空间分布；再次，外地居民可能成为预防性环境抗争的主要行动者。预防性环境抗争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抗议者居住空间与相关设施距离的远近，就此，“邻避”这一概念难以解释预防性环境抗争的空间差异问题，预防性环境抗争是比邻避更有解释力和适用性的概念。
[关键词 ]预防性环境抗争；邻避运动；环境抗争空间差异；政治机会结构
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环境冲突在世界各地时常发生。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环境冲突和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增长态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曾指出，从1996年至2011年，环境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增长[1]；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在回顾2017的环境保护现状时曾指出，当前我国的环境风险较高，邻避问题依然突出，环境事件处于易发高发的阶段[2]。以环境抗争所指向的设施是否已经污染了环境为标准，环境抗争分为预防性环境抗争和救济性环境抗争两大类[注] 参见：郑旭涛.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以什邡、启东、宁波事件为例[J].东南学术，2013(3): 23-29；郑旭涛.邻避事件的性质与演变机制：基于近十年典型案例的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3):26-32. 。预防性环境抗争在国内也常被称为邻避运动、邻避冲突、邻避抗争或邻避事件等[注] 参见：何艳玲. “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J].开放时代，2009(12)：102-114；陶鹏，童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J].南京社会科学，2010(8):63-68；谭爽.邻避运动与环境公民社会建构[J].公共管理学报，2017(2):48-58. 。
国内有关预防性环境抗争的研究成果较多。大多数学者对预防性环境抗争的研究聚焦于集体性的抗争行为，而非个体性的抗争行为[注] 参见：王佃利，徐晴晴.邻避冲突的属性分析与治理之道——基于邻避研究综述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2(12):85-90；王刚，宋锴业.技术路径嵌入：邻避运动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5-35.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集体性的环境抗争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更大，也更容易被学者所注意[注] 本文主要聚焦于发生在现实空间的集体性环境抗争行为，尤其是体制外的预防性环境抗争行为。 。 目前，较少有学者专门分析预防性环境抗争的空间差异问题，也很少有学者反思“邻避”概念的适用性，仅有的一些研究指出了邻避效应存在空间上的差异，但还不够深入。例如，李德营认为，绝大多数邻避冲突发生在城市，农村地区很难发生邻避冲突，理由是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更低，在没有遭受确切危害的情况下很少发起环境抗争行动[3]。胡象明曾指出，距离核电设施5公里以内的居民比距离5～30公里的居民更能接受核电设施，“邻避效应”这个概念无法解释一些环境抗争现象[4]，但是，他并未深入分析这种空间差异及其原因。一些学者认为，距离风险源(邻避设施)越近，邻避效应越明显[注] 参见：吴云清，翟国方，詹亮亮.城市邻避空间及其演变轨迹[J].人文地理，2017(1):68-72；王佃利， 王玉龙，王庆歌，等.邻避困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该观点在一些现实案例中确实能够得到印证，但却无法解释许多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例如，在什邡事件、鹤山核燃料事件等一些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事件中，距离设施较远的城市居民比距离设施较近的农村居民更积极地反对设施的建设。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预防性环境抗争的空间分布问题研究较少。环境抗争的空间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现象，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现实中，有一些预防性环境抗争(尤其是一些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中的主要行动者并非距离设施较近的居民，而是距离设施较远的居民、居住在特定区位的居民或者外地居民。另外，预防性环境抗争在我国不同地域的分布也可能存在差异，截至目前，大多数被曝光的预防性环境抗争发生在东部地区[5][注] 在笔者搜集的资料中，东部地区的预防性环境抗争也远多于中西部地区。 。本文主要分析不同空间的居民面对同一设施的环境行为和环境态度方面的差异[注] 东、中、西部地区预防性环境抗争差异的研究涉及跨案例、跨地区的比较研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因此，预防性环境抗争的空间差异至少有3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在一些情况下(尤其在设施负外部性波及空间较大的情况下)，距离设施更远的城市居民比距离设施更近的农村居民更可能参加预防性环境抗争；第二，设施的性质与自然区位因素造成一些预防性环境抗争主要发生于特定的区位；第三，在一些预防性环境抗争案例中，设施选址所在县级行政区以外的居民(以下简称外地居民)比设施所在地居民更积极地抵制项目，成为预防性环境抗争的主要行动者[注] “外地”是一个难以严格界定的术语，对于有些人来说，本乡镇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是外地。很多人认为县级行政区以外的地方是外地。对于大城市居民而言，本市所有辖区以外的地方才是外地。为了论述的需要，本文以县级行政区划作为区分外地与本地的标准。 。
目前，中国缺乏体制外环境抗争的公开统计数据，近6年来，笔者通过田野调查、互联网搜索、查阅书刊报纸等方式搜集了214起预防性环境抗争的案例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注] 笔者2013年12月9日至24日在什邡及其周边的绵竹、广汉等地开展调研，与当地官员、警察、企业员工、教师、学生、律师、医生、个体户、农民(含村干部)等数百位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实地考察了宏达钼铜项目厂址所在地。笔者在什邡的田野调查覆盖了城区、洛水镇、蓥华镇、双盛镇和禾丰镇等区域，访谈对象涉及什邡城区和多个乡镇的数百位居民。2014年2月至10月，笔者进行了补充调查，在北京与多位什邡事件的知情人员进行了访谈。2014年8月，笔者在北京与鹤山核燃料事件、浙江余杭垃圾焚烧厂事件的知情人员进行了访谈。 ，通过分析200余起预防性环境抗争案例发现，预防性环境抗争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抗议者居住空间与相关设施距离的远近。
在预防性环境抗争事件中，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更大，也更受媒体的关注和学者的重视，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是指采取体制外抗争方式的抗议者达到1 000人以上的预防性环境抗争[注] 按照我国社会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相关规定，200人以上的集体上访等体制外集体抗争行为通常会被地方政府视为重大社会风险或重大突发事件。本文将体制外行动者超过1 000人的环境抗争称为大型环境抗争。 ，这种抗争往往会被地方政府视为重大群体性事件。笔者搜集的214起预防性环境抗争案例中包含了39起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其中，有18起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所针对的设施距离农村居民更近，主要的抗议者却是城市居民；有4起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所针对的设施离城市居民更近，主要的抗议者是城市居民；有11起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所针对的设施离农村居民更近，主要的抗议者是农村居民；有3起大预防性环境抗争所针对的设施选址在农村，引发了附近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广泛抗议；还有3起预防性环境抗争所针对的设施具体地址不明，但主要的抗议者是城市居民。
本文将以什邡事件、鹤山核燃料事件等多起案例分析预防性环境抗争(尤其是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的空间差异，主要分析城乡居民、不同区位的居民面对同一个设施的态度与行为差异，同时也分析外地居民在一些预防性环境抗争中成为主要抗议者这一现象，并讨论“邻避”概念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二、 预防性环境抗争的城乡差异及原因分析
1. 预防性环境抗争的城乡差异
在涉及公共政策的信息传播中，拥有更多政治资源和媒体资源、更大社会关系网络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具信息优势。城市居民的信息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市居民可以凭借其信息资源优势更早得知兴建项目的信息，并熟练运用互联网宣传设施的潜在风险、相关负面新闻，动员集体抗争活动。在许多预防性环境抗争中，城市居民普遍比农村居民更早、更容易获取兴建设施的消息[3]。例如，在启东事件中，许多启东的农村居民是在城市抗议积极分子宣传和动员下才得知并反对王子造纸厂排污项目[9]。截至2018年6月，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36.5%，城镇互联网普及率为72.7%[10]，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和网民数量显著高于农村。互联网可以让网民了解更多本地和外地的环境新闻(尤其是负面性的环境新闻)、与某类设施有关的负面信息，可以扩大城市居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11]。第二，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对城市环境议题(尤其是环境抗争)的报道更多，为城市居民创造了更多的政治机会。媒体的报道有利于拓展环境抗争行动者的政治机会[12]。由于农村居民相对缺少政治资源和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即使农村居民采取体制外抗争行动、在互联网上表达抗议也更难获得传统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关注。例如，翔鹭集团投资的PX项目在厦门遭到抵制之后改建在漳州市漳浦县古雷镇。虽然古雷镇的一些农村居民也采取了抵制PX项目的行动，但并未像厦门PX事件那样获得全国性的关注[13]。
(1)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强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政治资源
不管是新旧媒体，都是为用户服务。因此，在互联网思维下，想要促进二者的融合与发展，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新的关系，提高新媒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扩宽新媒体在社会中的受众面。媒体整合的目的是促进我国精神文化健康发展，满足大众日渐增长的精神需求，把新时代特点，把优秀的节目传播给每一位用户。所以，在明确了思想目标的前提下，就能与用户架构新的关系，以当代市场为出发点，以用户对于新的信息需求以及从旧媒体留下的习惯和特征，进而为用户带来高品质、高效、完美周到的服务。
2. 预防性环境抗争城乡差异的原因分析
现实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距离设施更远的城市居民比距离设施更近的农村居民更可能采取抵制行动，笔者把上述现象称之为预防性环境抗争的城乡差异。许多引发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的设施选址距离农村居民更近，但采取行动反对的主要行动者却是距离设施更远的城市居民。例如，在笔者搜集到的39起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中，有18起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所针对的设施距离农村居民更近，其最主要的行动者却并非农村居民。厦门PX事件、宁波PX事件、昆明PX事件、启东排污设施事件等十余起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的主要行动者也并非距离争议设施更近的农村居民，而是距离设施更远的城市居民。以什邡事件为例，距离宏达钼铜项目厂址10公里以外的什邡城区的居民是抵制钼铜项目的绝对主力，而厂址周围2公里以内的大多数农村居民并未参加抵制钼铜项目的抗争活动。距离钼铜项目厂址大约2公里的洛水镇街道上的居民比厂址周围1公里以内的渔江村、银池村居民更反对钼铜项目[注] 2013年12月15日与什邡居民M36、M39、M40、M41、M42、M43的访谈。 。同样是距离钼铜项目10公里以外且位于下游地区，什邡城区居民明显比双盛镇、禾丰镇居民更积极地抵制钼铜项目[注] 2013年12月16日与什邡官员G11的访谈。 。在2014年鹤山核燃料项目事件中，抵制鹤山核燃料项目的主要行动者是江门市主城区、新会区、开平区和中山、珠海等地的城市居民，而非项目选址所在地的鹤山市址山镇农村居民[注] 参见：刘青山. 迎接核能发展新春天[J].国企，2014(4):22-24；王攀，毛一竹.370亿元核燃料工厂“软下马”之思[J].瞭望，2013(31):16-17. 。
和其他抗争一样，预防性环境抗争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资源。有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越大越强的居民更可能采取环境抗争行为[7]。一般而言，城市居民相比于农村居民拥有更大、更强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抗争资源。大多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居住在城市或县城。一些社会精英通过体制内渠道抵制兴建某些设施，还可能同情或暗中支持其他社会阶层的行动者采取体制外抗争活动[8]。例如，在什邡事件中，什邡的许多公务员都不支持兴建钼铜项目[注] 2013年12月9日与什邡一位重要官员G4的访谈。 。在厦门PX事件、启东事件、鹤山核燃料事件等诸多预防性环境抗争事件中，当地的一些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干部、企业家等社会精英也公开或隐蔽地反对邻避设施，成为推动预防性环境抗争的重要力量。城市相对更密集的居住空间、大量的公共场所、便利的交通也有利于城市居民进行环境抗争活动。
(2)城市居民具有信息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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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公开的资料而言，中国的大多数预防性环境抗争发生在城市，主要的行动者是城市居民。有研究者通过分析舆论热度最高的150起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现，发生在城镇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占69%，发生在农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占31%[6][注] 值得注意的是，荣婷和谢耘耕的统计数据既包括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也包括了救济性环境群体性事件和其他一些环境舆情事件。 。在笔者搜集的214起预防性环境抗争案例中，大多数预防性环境抗争发生在城市或县城(为行文简便，下文将“城市或县城”简称为“城市”)；在笔者搜集的39起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中，有26起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主要的抗议地点在城市，而且其行动者主要是城市居民。
在一些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中，由于设施的潜在负外部性波及空间较大，一些外地居民不仅反对兴建设施，还成为环境抗争的主要行动者[22]。在本文中，笔者以县级行政区作为区分本地与外地的标准，拟建设施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内的居民是本地居民，其他居民则是外地居民。在笔者搜集的214起预防性环境抗争案例中，有7起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的主要抗议者是设施选址所在的县(市、区)以外的居民。厦门PX事件、大连PX事件、宁波PX事件、鹤山核燃料事件、昆明PX事件等多起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的主要行动者并非设施所在地的居民，而是设施所在地周边县(市、区)的居民。例如，在厦门PX事件中，抵制PX项目的主要行动者是厦门市主城区居民，而非项目选址地的海沧区居民。抵制鹤山核燃料项目的主要行动者并非鹤山市本地居民，而是江门城区居民以及新会区、开平市、中山市居民，此外还有深圳、香港的许多居民也强烈反对修建鹤山核燃料项目。在宁波PX事件中，抵制镇海PX项目的行动者主要是位于主城区的宁波市民，而非镇海区居民[23]。
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认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政治和政府决策的能力[16]。政治效能感很大程度上是公民对自身政治行为结果的一种主观判断。中国城市户籍居民的政治效能感通常高于农村户籍的居民，居住在城市的居民的政治效能感高于居住在农村的居民[17]，这是导致预防性环境抗争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实中，不少农村居民认为他们的环境抗争行为不能改变地方政府的决定，因此选择了政治沉默。一些农村居民曾针对村干部、基层政府或者污染企业进行过维权活动，但未实现自身的诉求，抗争或政治参与受挫的经历容易导致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的下降。例如，什邡双盛镇的一些农村居民对双盛镇一些化工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当地政府的环境保护不作为既愤怒又无奈，他们不希望建设钼铜项目，但又不敢参加抗争活动[注] 2013年12月17日与M50、M51、M52的访谈。 。
简而言之，某一设施会被周边哪些区位的居民抵制，很大程度上与设施的性质及其选址的自然区位密切相关。预防性环境抗争的发生往往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自然区位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城乡居民在环境行动和环境意识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我们也不可低估农村居民的抗争意识、抗争能力和对生活环境的关切。当农村居民认为拟建的设施将严重危及自身健康、财产、心理安宁和社区人文环境时，他们也会采取抗争行动，甚至比城市居民更团结地进行环境抗争。其实，中国发生了不少以农民为主要行动者的预防性环境抗争活动，只是农民的环境抗争大多由于缺乏传统媒体的报道和外地网民的关注而不被外界所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的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也开始被外界注意。例如，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上万农村居民抗议修建医疗设施一事被个别传统媒体报道[15]。
(4)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弱于城市居民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环境意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注] 参见：洪大用.环境保护与社会建设[M]∥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6·走向更讲治理的社会：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4；聂伟.公众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与分解[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2-70. ，城市居民在环境知情权、环境治理参与权等方面往往比农村居民有更多的诉求和期待，城市居民往往比农村居民更积极地维护其居所周围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环境保护部的调查显示，公务员的环境法治意识较高，其对环境污染行为的举报率高于农民、普通职员、个体经营者[14]，而大多数公务员居住在城市或县城。简而言之，城市居民的环境权利意识通常比农村居民更高，这是导致他们更积极地采取行动抵制相关设施的重要直接原因。
许多农村居民在兴建设施议题上表现出来的言行方面的“沉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一些媒体和专家可能误解了农村居民的这种沉默。例如，有记者根据自己的调查和采访单光鼐教授，认为钼铜项目周边的村民无人反对钼铜项目[18]。实际上，钼铜项目周边有一些农村居民反对建设该项目，还有些农村居民专门去城区围观、声援了抵制钼铜项目的抗争活动[注] 2013年12月19日与什邡市洛水镇渔江村村民M8的访谈。 。 在一些预防性环境抗争中，农村居民没有成为抗争的主力，不代表他们真心支持兴建某些设施，更不意味所有农村居民都不反对兴建设施。很大程度上，反对是一种态度和立场，抵制是一种行动，从态度到行动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5)农村居民默许兴建设施可能比抵制设施获利更大
成本—收益考虑是决定人们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如果人们预期其将从新建的设施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成本，那么，他们很可能默许或支持兴建该设施，反之亦然。一些设施的兴建往往在农村周围，因此，设施周边的农村居民可能因为该设施而获得征地、拆迁、就业等方面的收益；而距离更远的城市居民预期能够从该设施获得的利益远小于这些农村居民。另外，许多城市居民对设施潜在的环境风险更敏感，他们对设施可能带来的风险(成本)的预估很可能高于设施附近的农村居民。在预期收益更小且预期成本更高的情况下，城市居民会比距离设施更近的农村居民产生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因此，城市居民有更大的动力去抵制设施的建设。例如，在什邡事件中，钼铜项目厂址附近1公里内的一些农村居民默许宏达集团兴建钼铜项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预期钼铜项目将带来就业机会、增加当地的商业机遇[注] 2013年12月15日与M37的访谈。 。许多距离钼铜项目较远的什邡人也认为钼铜项目附近的农村居民之所以很少抵制钼铜项目是因为其默许建设项目将会比反对建设项目获利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拟建设施附近的许多农村居民对设施的默许很大程度上是无奈的选择，与反对修建设施相比，他们默许建设新设施可能得到更多的收益或减少损失。一些农村居民担心自己的抗争不仅不能成功抵制项目，反而可能付出巨大的成本。城市居民的政治机会结构比农村居民更有利，其社会关系网络和政治资源通常比农村居民更多，因此，城市居民在与地方政府和设施兴建方博弈的过程中拥有更多的筹码。许多农村居民在政府面前缺少选择权和话语权，他们在利益受损之后默许建设新设施是一种无奈的止损策略。设施附近部分农村居民的土地已经被政府强制征收用作拟建设施的建设用地，如果项目不能顺利兴建，他们将面临既无法及时拿到足额的征地补偿款也无法耕作原来土地的困境[注] 2013年12月15日与钼铜项目附近村民M35、M36的访谈。 。李春雷等学者通过对宏达钼铜项目周围村庄居民的调查也发现，钼铜项目厂址周围的许多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不满意，但由于担心征地补偿款被扣押或者遭到政府其他形式的打压、报复，所以大多数农村居民选择了隐忍[19]。在昆明PX事件中，PX项目附近的农村居民很少有人抵制该项目，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农村居民完全不担心PX产生的风险[20]。
推荐理由:本书是杰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历时3年写成的重磅新作，是一部系统梳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理论著作。本书用通晓畅达的文字描述和分析了中国40年经济改革进程中重要的问题节点和复杂情况，对广大读者了解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以及对国家发展前景保持坚定信念都有引领意义。本书出版后引起了经济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总而言之，由于城市居民拥有更强的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资源、信息资源、环境权利意识和政治效能感，他们比农村居民更可能参加预防性环境抗争。而农村居民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和特殊的处境，他们往往无力与支持兴建设施的地方政府和设施营建企业进行充分的博弈，而默许兴建设施比反对兴建设施可能获利更多、损失更少。农村居民相对较少参加预防性环境抗争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支持拟建设施。
三、 预防性环境抗争的区位差异
设施自身的性质和选址的自然区位会影响设施负外部性的空间分布，也会影响预防性环境抗争的空间差异。在现实中，由于许多设施的负外部性与风向、水流有关，因此，位于设施选址下风向、下游等不利自然区位的居民更可能抵制设施的建设。例如，工厂、排污设施等可能污染水源的设施对下游居民造成的负面影响远大于上游或其他非下游居民。可能污染空气的设施对当地盛行风下风向的居民影响更大。对于可能引发核辐射、噪音、电磁辐射、安全隐患、心理不安、交通拥堵等负外部性影响的设施而言，距离越近的居民受到的影响越大。还有些设施的负外部性与其他自然地理因素(如地貌、地质结构)有关。以什邡事件为例，宏达钼铜项目选址位于什邡市洛水镇，紧邻什邡最重要的河流——石亭江，位于什邡城区、双盛镇、禾丰镇的上游，该项目选址还位于什邡城区、双盛镇、禾丰镇等地的上风口。抵制钼铜项目人数最多、态度最坚决的是恰恰是位于钼铜项目下游的什邡城区、双盛镇、禾丰镇和广汉市。正如一位什邡居民所说：“当时反对的主要不在那一坨(洛水镇)，主要在下游，在什邡城朝下，然后广汉这部分，广汉在我们的下游，它也怕(钼铜项目)这个东西”[注] 2013年12月17日与什邡某企业员工QM2的访谈。 。位于钼铜项目选址上游的红白镇和蓥华镇居民大多对宏达钼铜项目持中立态度，普遍不关心钼铜项目，极少有人参加抵制钼铜项目的抗争活动[注] 2013年12月15日与什邡居民M12、 M13、M14的访谈。 。虽然也有一部分位于钼铜项目上游的什邡居民认为钼铜项目可能会产生污染，但他们认为自己的水源和空气受到钼铜项目的影响非常小。一些位于上游的居民即使在钼铜项目奠基前听说了将要兴建钼铜项目，也持不关心的中立态度[注] 2013年12月15日与什邡居民M11的访谈。 。 正如一位在什邡城区工作的红白镇居民所言：“闹事那几天，我们上面很平静”[注] 2013年12月20日与一位什邡教师JS3的访谈。 。 另外，宏达钼铜项目选址所在地——什邡属于汶川地震重灾区，什邡特殊的地质结构也让下游的居民担忧钼铜项目一旦遭遇重大地震将严重污染环境。其他一些预防性环境抗争的发生也与设施的自然区位有关。在启东事件中，王子造纸厂位于南通市经济开发区，其排污设施并未引发沿途的南通市经济开发区、海门市居民的强烈抵制，却引发了排污设施入海口所在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大连许多居民抗议福佳PX项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项目位于大连市的上风口[21]。
图（b）为常规区域中轴局部放大图，两种方法都提取出了多边形中轴线，且中轴线在结点处都保持了连续、未出现断裂情况。但由于不同三角形分类点集连结的特性，一些细微的突起处仍会生成骨架线，将其应用于面状河网转单线河网提取时容易将一些由于流域地形产生的细小河流形状变化当作支流提取。在交汇处附近，会出现较多的Z字形波动，转折节点较为明显。且Delaunay三角网提取结果部分段距离两边线存在明显不一致，相较而言本文方法提取结果更为准确。
5. 孵化器级别越高自我评价越好。从调查情况看来，孵化器的级别越高，自我评价的发展状况越好。说明有关管理部门在评定孵化器级别的过程中，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孵化器的经营状况、营运理念和发展趋势。
企业想要发展，就要不断地完善管理制度和工作体制，不断地革新管理模式。连锁经营就是许多管理者口中的热门词汇。许多企业家还坚守着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按部就班地经营着一家公司，对外不扩大规模，只守着过去的辉煌而止步不前。可是其结果非常明显，连锁经营发展的公司远远地超过了它们，连锁经营的企业不管在人才培养、企业规模，还是在人员流通方面都遥遥领先。连锁经营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创新，在管理模式上也是“新中之新”，为很多企业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四、 外地居民成为一些预防性环境抗争的主要行动者
(3)城市居民的环境权利意识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笔者所观察到的这7起以外地居民为抗争主体的大型预防性环境抗争中，积极反对拟建设施的外地居民以城市居民为主，这意味着外地城市居民成为一些预防性环境抗争的主要行动者这一现象与前文所说的城乡差异是重合的。造成外地城市居民成为一些预防性环境抗争主要行动者的原因与预防性环境抗争城乡差异的原因也有重合之处。另外，外地居民之所以成为一些预防性环境抗争的主要行动者，还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第一，中国公众的生态忧患意识较高，对生态环境有很高的关注度[24]。所以，一些距离设施较远的外地居民也关心他乡兴建的设施，担心兴建设施可能影响自身的健康、安全、财产利益。第二，外地居民介入环境抗争可能与自身的财产(尤其是房地产)有关。人们对我国环境状况的担忧随收入的增高而增高[14]。经济状况更好的城市居民往往比农村居民更担心环境状况的恶化。国内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人们抵制设施的一个重要动因是担心自身财产或经济状况受损[注] 参见：郑旭涛.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以什邡、启东、宁波事件为例[J].东南学术,2013(3): 23-29；王佃利, 王玉龙，王庆歌，等.邻避困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一些城市居民拥有多套房产，甚至到他乡购买房产，他们担心自己的房产因为拟建设施的负外部性而贬值。例如，外地购房者是反对中国沿海某地兴建核设施的主要行动者[25]。第三，设施潜在收益和成本不成比例的空间分布导致外地居民产生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外地居民和外地政府很难从许多拟建的设施中获得收益，却要承担一些风险或代价，这会造成一部分外地居民产生比设施所在地居民更强烈的环境不正义感和相对剥夺感。例如，许多启东居民认为自己无法从南通王子造纸厂及其排污设施中获得好处却要面临环境受损的成本，产生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感[26]。第四，有些地方政府在规划新设施时将设施选址在两个县级行政区或更大行政区划的交界处，这很容易引发相邻的外地居民的强烈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外地居民和本地居民与拟建设施的空间距离可能没有明显差异。例如，2014年9月，惠州市有关单位准备在惠城区与博罗县交界处修建垃圾焚烧厂，引发博罗县民众的强烈抵制[27]。
“老公，你误会了！你先接受安安，然后告诉安安，我发现了你有外遇，只是不知道是谁。然后你告诉安安，误导我以为凌薇才是你的情人，顺便帮她除掉眼中钉。”
五、 结论与讨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拟建设施的主要反对者未必是设施附近的居民，决定预防性环境抗争的关键因素并非距离设施的远近。对于一些负外部性波及空间较大的设施而言，反对该设施的主要行动者可能并非设施附近的居民，而是距离设施更远的居民、位于特定自然区位的居民或者外地居民，3种情况在现实中可能交织在一起。例如，在大连PX事件中，主要的抗议者并非设施附近的金州区农村居民，而是位于设施下风向的大连市主城区的城市户籍居民。
预防性环境抗争既受设施所处的社会区位和自然区位的影响，也深受相关居民的政治机会结构的影响。造成预防性环境抗争空间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空间的居民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政治机会结构、环境权利意识、拥有的信息资源存在差异，其中，政治机会结构的影响尤为关键。政治机会结构与政治资源、信息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密切相关，而且会影响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行为。政治机会结构对环境行为、环境运动有深远影响[28]。政治机会结构更有利、拥有较强社会关系网络、较强环境权利意识的公民更可能参加预防性环境抗争。因此，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农村居民在预防性环境抗争中往往相对更“沉默”。农村居民在环境抗争中的相对沉默不意味着他们支持兴建设施，而是其在诸多资源更贫乏的背景下无奈的选择。
通过表5可以看出，浮选尾矿熔炼合金经过真空蒸馏后，在1 000 ℃、蒸馏90 min的条件下，可以获得最优的金、银直收率，同时铅、铋、碲的脱除率均较高，但随着温度的升高，挥发率增加，虽然残留物中金、银的富集倍数增加了，但是直收率却大幅度下降，经济性有所下降。锑虽然在理论计算中拥有较高的脱除率，但在实际试验中脱除效果较差，可能源于浮选尾矿熔炼合金中锑并非以二元合金的形式存在，组分较为复杂，难以挥发。
由于预防性环境抗争可能存在空间差异，因此，“邻避”这一概念的适用性面临着挑战。“邻避”(NIMBY)这一概念的字面含义暗示了设施的主要抗议者是设施附近的居民，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欧美学者提出。例如，Sellers认为，NIBMY(邻避)是用来描述人民反对某些设施设置在他们住宅附近或者所在的镇附近[29]。NIMBY被许多台湾地区学者翻译为“邻避”，何纪芳是台湾地区较早使用“邻避”这一译名的学者之一[30]。李永展等认为，“邻避(或称为‘不要在我家后院’)，被视为是个人或社区反对某种土地使用所表现出来的情结”[31]。何艳玲、王佃利等大陆地区学者将邻避理解为相关居民抗议兴建某些新设施[注] 参见：王佃利，徐晴晴.邻避冲突的属性分析与治理之道——基于邻避研究综述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2(12):85-90；何艳玲，陈晓运.从“不怕” 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J].学术研究,2012(5):55-63. 。国内外学界一般认为“邻避”是指设施附近的居民在相关设施尚未产生污染以前就反对、抵制设施的态度和行为。
“邻避”这个概念的语义看似简单，实际上比较模糊，现实中相关的现象可能比较复杂。民众对某一项目的抗议可能从规划阶段持续到建成并污染环境之后，但人们仍使用NIMBY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些抵制活动。例如，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历史上标志性事件之一——沃伦事件就经历了漫长的抗议过程。沃伦县的居民在设施尚未建成之前就抵制兴建垃圾填埋场，在垃圾填埋场兴建之后，当地居民仍采取行动抗议该垃圾填埋场[注] See MUGURTY E M.From NIMBY to civil rights: the origins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J].Environmental History，1997，2(3):301-323；徐再荣.20世纪美国环保运动与环境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72-274. 。国外一些学者指出NIMBY这一概念不足以很好地解释或者描述民众反对某些设施的态度和行为[32]。从字面意义上讲，My Backyard 或者“邻”通常限于居民所在的社区或者临近的社区。在中国的现实中，一些设施的抗议者主要是距离设施较远的居民(有时甚至是10公里以外的居民)，而非设施选址所在社区或邻近社区的居民。正因为如此，笔者曾提出按照设施是否已经污染环境为标准，将环境群体性事件分为救济式环境群体性事件和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将环境抗争分为预防式抗争和救济式抗争[33]。在后续的研究中，笔者还将环境抗争分为救济性环境抗争和预防性环境抗争，明确主张用“预防性环境抗争”这一概念替代“邻避”[34]。笔者的这一分类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注] 参见：张新文，张国磊.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原因探究[J].长白学刊，2013(6):64-68；汪伟全.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30. 。胡象明等也认为“邻避效应”这一概念存在诸多问题，并且提出了“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这一替代概念[35]。另外，在现实中，还有些预防性环境抗争主要由环保组织而非普通居民发起，其追求的是普遍性的环境价值，而非某一社区或地区的环境价值[36]。主要由环保组织发起的为了保护普遍性的环境价值而反对修建某些设施的抗争活动不宜用“邻避”来描述，却可以用“预防性环境抗争”来描述。总体而言，“邻避”这一概念比较简洁，既可以指态度，也可以指行为，有其优势，但是，“邻避”这一概念难以解释预防性环境抗争的空间差异。“预防性环境抗争”主要用于描述居民在相关设施尚未污染环境之前就抵制设施的行为，这一概念并不预设采取抵制行动的居民是设施附近的居民。由于政治机会结构、环境意识、信息资源等因素的影响，距离设施较远的居民可能反而比设施附近的居民更积极地采取行动抵制设施。因此，“预防性环境抗争”或许是一个比“邻避”更有解释力的概念。
本研究是一项尝试性的探索。学界应该加强对预防性环境抗争的动因、城乡居民环境意识、导致预防性环境抗争空间差异的深层原因等问题的研究。有关部门也应该重视预防性环境抗争的空间差异，秉持环境正义理念，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益，从而有效防治环境冲突。
[参考文献 ]
[1]王姝.监狱法等7部法律修改18处[N].新京报，2012-10-27(A5).
[2]贾峰，杨珂，田烁，等.2017年中国环境保护状况分析报告[M]∥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97-301.
[3]李德营.邻避冲突与中国的环境矛盾——基于对环境矛盾产生根源及城乡差异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9-98.
[4]胡象明.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过程模型和参与者行动逻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2):58-62.
[5]鄢德奎，李佳丽.中国邻避冲突的设施类型、时空分布与动员结构——基于531 起邻避个案的实证分析[J].城市问题，2018(9):4-12.
[6]荣婷，谢耘耕.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传播与应对——基于2003—2014年150起中国重大环境群体事件的实证分析[J].新闻记者，2015(6):72-79.
[7]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122-132.
[8]李连江，刘明兴.吏绅共谋：中国抗争政治中一双隐蔽的手[J].二十一世纪(香港)，2016(5):57-67.
[9]孙炯，周至美.启东抗污[J].南都周刊，2012(31):52-59.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2018:19.
[11]陈云松.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CGSS2006的工具变量分析[J].社会，2013(5): 118-143.
[12]曾繁旭，戴佳，王宇琦.媒介运用与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以反核事件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16-126.
[13]刘飞超，黄敏.被PX项目改变的古雷[N].长江商报，2015-04-13 (B4).
[14]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全国公众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2013)[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42-53.
[15]刘苗.抗议建麻风病医院 海口三江镇现群体事件[N].华商报，2014-11-19(A12).
[16]肖唐镖，易申波.哪些人更可能认同并走向维权抗争——政治效能感视角的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 2018(9)：185-194.
[17]裴志军.农村和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的比较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4(4):63-72.
[18]严定非.什邡后遗症[EB/OL].[2018-11-26].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194.
[19]李春雷，钟珊珊.风险社会视域下底层群体信息剥夺心理的传媒疏解研究——基于“什邡事件”的实地调研[J].新闻大学，2014(1):90-99.
[20]王秀娟.探访安宁[J].中国石油石化，2013(11):20-23.
[21]原二军.城市如何不再添“雷区”？[EB/OL]. [2018-11-26].http:∥www.cenews.com.cn/xwzx/sj/201108/t20110818_705348.html.
[22]郑旭涛.无组织的邻避抗争联盟与抗争共振效应[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6)：58-70.
[23]陈晓.宁波人的抗议：以PX的名义[J].三联生活周刊，2012(45):98-106.
[24]史卫民，郑建君，田华，等.中国不同公民群体的政治认同与危机压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528.
[25]张乐.邻避冲突解析与源头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65-68.
[26]丁婷婷.启东“排海工程” 七年博弈[N].潇湘晨报，2012-08-03 (A25).
[27]林龙勇，博宣.广东博罗部分群众反对拟建垃圾焚烧厂[EB/OL].[2018-11-26].http:∥gd.people.com.cn/n/2014/0913/c123932-22298304.html.
[28]郇庆治.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28-35.
[29]SELLERS M P. NIMBY: A case study in conflict politics[J].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1993，16(4):460-462.
[30]何纪芳.都市服务设施邻避效果之研究[D].台北：台湾政治大学，1994.
[31]李永展，何纪芳.台北地方生活圈都市服务设施之邻避效果[J].都市与计划(台湾)，1996(1):95-116.
[32]MAARETN W.Invalid theory impedes our understanding: A critique o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language of NIMBY[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2006，31(1):85-91.
[33]郑旭涛.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以什邡、启东、宁波事件为例[J].东南学术，2013(3): 23-29.
[34]郑旭涛.从救济性维权到预防性抗争——当代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5.
[35]胡象明，刘浩然.敏感人：一项分析邻避效应的人性假设[J].理论探讨，2018(1):127-132.
[36]晋军， 何江穗. 碎片化中的底层表达——云南水电开发争论中的民间环保组织[J].学海， 2008(4):39-51.
[中图分类号 ]C913；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9)01-0078-11
[收稿日期 ]2018-12-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公民性视角下我国邻避冲突的生产逻辑、功能分析与治理转型”(16YJC630110)；公安部2018年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课题 “互联网时代群体性事件研究：特点、趋势、演变与治理”(2018LLYJZJST005)
[作者简介 ]郑旭涛(1986-)，男，江西吉水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邻避与环境抗争、当代中国政治。
[责任编辑 章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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