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新境界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大报告的主线和灵魂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实际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所以，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的实践中，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不断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体现
邓小平曾提出过两个“什么是”：一个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个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并认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或者说，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从不同侧面说了，比如邓小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什么思想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体现。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这主要是从创立者的角度来说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脱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和这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观点、学说简单地等同起来。如果说只有坚持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所有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这同样是一种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即教条主义。如果这种观点能成立，那么，连列宁主义都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因为列宁的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且用一些新的观点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有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毛泽东思想也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因为毛泽东也在一些重要方面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邓小平理论更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了，因为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而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所有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凡是”，是“凡是”理论的一个“新版本”。这是一种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必须“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生前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的理论。历史上众多的思想流派随着创始人的逝世而逐渐走向没落了。但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江泽民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从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所以，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我们要明确，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所创立的，但它又并非仅仅属于马克思个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是一种发展着的理论。
自称包含一切问题现成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从历史上看，凡是自称终极真理体系的学说，就像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一开始就宣布：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所以，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只是提出了基本原则，而未提供具体方案。在马克思看来，在将来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完全取决于将来具体的历史环境。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告诫人们：不要以“刻板的正统”来对待他们的理论。实际上，马克思反对以教条式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其他社会思潮，而且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从不固步自封，自称包含了一切问题的答案。可以说，在人类思想史上以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对待自己的，当推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然而，在1872年，即《共产党宣言》出版还不到30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观点已经过时了。按照马克思过去的观点，经济危机意味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可是到了1873年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意识到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情况，形成了新的特点。换言之，1873年的经济危机使马克思认识到，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也就是在这一年，马克思决定停止出版《资本论》第2卷，而且一直到10年后逝世，马克思都没有再提《资本论》第2卷的出版。19世纪末股份制的出现则使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已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也会改变性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方法，不是教条。所以，我们只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不能做的事。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包括当代社会的一切问题，相反，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变化中的实际，及时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所以，我们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代辩证法大师，列宁深知这一点。所以，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不要根据书本来讨论社会主义，而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正是俄国当时的“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事实”使列宁意识到必须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思路。用列宁本人的话说，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一个是“整个看法”，一个是“根本改变”。这句话的份量非常重。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邓小平的话，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实践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列宁说不能根据书本来讨论社会主义，而要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这也使我们不禁想起了江泽民的话，即我们不能用“本本”来框实践，而要用实践来发展“本本”。
我们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并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理论，不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止在《共产党宣言》；如果没有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没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就会终止于19世纪；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没有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很可能成为20世纪的历史遗产了。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有影响力和吸引力，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有说服力和战斗力。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是方法而不是教条。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要责怪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性”的无知。如果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那么，创新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所以江泽民一再强调，我们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会静止不变，就会变成没有生命力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创立150年以来，世界经济文化科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的工作条件、生活方式、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课题。所以，我们必须用新的思想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所以，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只有“谱写新的理论篇章”，用新的思想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发展，“坚持”是沙滩上建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新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是对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新概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首先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体现，以高度浓缩的形式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规定。
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看，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按需分配。无论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还是按需分配，它的前提都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无从谈起。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苏东社会主义的剧变充分证实了马克思这一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所以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主要任务、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
从共产主义的政治特征看，就是最广泛、最彻底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不但要从总体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个人的正当的、合法的利益要求。列宁说过，整个国民生产都要建立在满足个人正当利益要求的基础上。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个目标，每一个目标的落脚点都是人民群众，即“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人民安居乐业”、“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明确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一句话，共产党执政为民，这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任何一个政党，一旦违背历史规律，而且同人民群众相对立，最后就一个结果——“霸王别姬”，自我毁灭。所以十六大报告指出：“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共产党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共创人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否则，将失去存在的根基。
从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特征看，就是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极大提高，人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有个性的人”，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再次重申这个观点，认为代替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了《资本论》，马克思再次重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就是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到了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请恩格斯为《新纪元》杂志题辞，并要求这一题辞能够表达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恩格斯给他回信，写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认为，再也找不到比这句话更能表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根本特征的话了。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七一讲话”明确指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十六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一问题，并指出要在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所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高度概括、精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
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坚持这‘三个代表’，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仅是党建理论，而且包含着毛泽东、邓小平同志“一系列重要思想”；不是一个一般的理论观点，而是“本、基、源”，是从“本、基、源”的高度来谈问题的。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者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来思考和概括的。由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包含着毛泽东、邓小平的党的建设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所以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的针对性，是对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的新概括，因而又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同于毛泽东以及邓小平面临的历史条件。历史条件以及矛盾特殊性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思考侧重点的不同。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就要准确判断这个“历史方位”，正确把握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我们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从根本上说都是时代和历史条件的产物。
就新的历史条件而言，从国际看，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科学技术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时代到来不仅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使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科学技术的信息化使我们面临着新的问题，即我们的工业化任务还未完成，又面临着信息化的任务。所以十六大报告提出，“信息化是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曾提出“走中国工业化道路”，但他关注的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江泽民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则是由“外”入“内”，关注的是工业化本身的内涵。从毛泽东提出“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到江泽民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体现着我们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和重大发展。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空间，而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吸收和利用这一新的成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这些都是新的实际问题。
科学技术信息化必然大大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邓小平在世时，全球化这个概念我们还没有接受，但现在已成为共识。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大会上专门就经济全球化问题发表了著名演讲。经济全球化有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导致了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这么一个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全球大循环，使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就像人的肢体、器官不能离开人的血液循环系统一样。邓小平说过，中国长期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闭关自守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即处在闭关自守的民族，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重复别人走过的道路，只能是一个历史落伍者。而在开放中则存在着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即不同的民族或国家进入到交往之中，用自己优势的、富余的东西换取其他东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就能够利用其他民族的先进成果，获得发展的“爆发力”，从而以别人的先进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实现跨越发展。所以经济全球化的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十六大报告重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即经济全球化还有它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获得了“它们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动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而社会主义现在处于低潮，不可能主宰全球化进程。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又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甚至还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因此，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同时又提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并明确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不仅仅有机遇，同时还面临着挑战、风险，这些都是新的课题。
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但表面看来又相反的是政治格局多极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这就是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两大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开始多极化的进程。这么一个重大变化使世界处在一个新的矛盾之中，过去一些被美苏斗争所掩盖的问题现在暴露出来了，比如地区冲突、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三种势力开始抬头。我们也面临着这三个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发展得很不稳定，江泽民指出：“多极化格局的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其间会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现在“单边主义”仍然嚣张，旧的霸权主义消失了，新霸权主义又出现了，典型就是新干涉主义，口号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如何处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其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引进计划经济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调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这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江泽民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影响着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途”。在这样一个多极化进程中，我们怎样才能既做到“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又做到“有所作为”？这都是新的问题、大的问题。
从国内情况看，新的历史条件也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的确如此。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配置方式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问题。具体地说，我们要通过经济市场化来实现社会现代化，而市场化也好，现代化也好，都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我们市场化和现代化可能达到的边界。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又处在改革之中，换言之，当代中国的市场化、现代化是和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的确是一场特殊而又极其复杂的社会实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遇到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矛盾，新的实践必然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
就经济成分而言，我们国家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迅猛发展，非国有制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工业总产值中占38%，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62%。就是说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现在仅仅用“补充”二字已经不能准确说明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了。所以江泽民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实行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应注意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而主要指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更重要的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十六大报告重申了这一点，并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就社会阶层而言，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阶层出现多样化，社会生活出现了多样化趋势，经济成分、组织成分、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都日益多样化了，而且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七一讲话”提出、十六大报告重申的七种新的社会阶层，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这些人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不同的行业之间、不同的地域之间频繁流动。那么，如何看待这七种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主，如何看待民间资本，如何对待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如何对待私人财产，等等，这些都是新的、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并对七种新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准确的定性，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也应该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到一个快速而巨大的社会转型期。新的实践给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十六大报告就体现了这种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
就新的历史任务而言，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首先把小康作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提出来的是邓小平。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明确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邓小平当时用了三个概念来表述这一目标，即“小康之家”、“小康状态”、“小康国家”。这一目标用数量表示，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实际上，邓小平是用“小康”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语来表述“中国式的现代化”，并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二大确定20世纪末使人民物质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首次使用小康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标志。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对小康的内涵做了详细的描述，明确指出：“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现在，邓小平提出的目标已经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13亿人口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了。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在达到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很大但人均水平低；不全面是指生存性需要得到了满足，但发展性需要的有效满足还远未解决；发展不平衡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较大。所以从新世纪开始，我们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应当注意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个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这是其一。其二，这些目标关注的都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如第一个目标落脚点是“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第二个目标落脚点是“人民安居乐业”，第三个目标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第四个目标落脚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走向文明发展道路，而且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其三，这些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并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所以江泽民说，“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再次走到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也就是说，在新世纪新阶段，党要承担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体现。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主题，表明我们党在新世纪的高瞻远瞩，同时又表明我们党更加务实，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
就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而言，我们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新的环境，这就是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党如何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以及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同样是一个新的实际问题。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如何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如何依法执政，如何进一步解决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等等，这些都是新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对腐败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我们必须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江泽民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治国必先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并“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分析和总结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整体。从2000年2月的“广东讲话”、同年5月的“上海讲话”到“七一讲话”，再到十六大报告，江泽民从理论根据、科学内涵、基本要求、实现途径、重要意义、如何贯彻等方面深入、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卓越的理论创造性，具有新的内涵。我们要充分认识、深刻理解其中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如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思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实现生产力跨越发展的思想，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前沿进行文化创新的思想，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在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入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等等。毛泽东说过，真正的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真正的理论”，它本身就是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不仅以高度精练的表述概括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而且以高度浓缩的形式蕴涵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理论特征就在于，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党的建设学说融合为一个理论整体，是立党、执政和兴国三者统一的新的理论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因而成为十六大报告的主线和灵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新世纪里的新的理论武装。我们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我们不断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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