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西人在江南的科学实践（1842—1953）*
□ 任 轶
摘要： 本文尝试运用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视角，以耶稣会士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在江南地区的科学实践为对象，通过爬梳、解读散见于各类档案、方志、报刊和日记等的中、法文文献，分析文化资本、经济支持和政治权力对科学场运作的重要影响，揭示在修会传统、科学话语和社会情境等共同参与的科学知识建构过程中，科学工作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宗教扩张与世俗化模式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社会力量所导致的科学自律性相对化。
关键词： 耶稣会 江南 科学研究
作为以“救灵”为宗旨的宗教团体，天主教耶稣会在长达四个多世纪里持续活跃在科学领域，其高效的组织结构和相互交织的执行方式保障了在世界各地开展的独具特色的科学研究。就近世耶稣会士在华学术史研究而言，学界大体经历了从“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到“现代化”的范式转移，① 王立新：《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第31页。 沿科学史② 例如Peter M.Engelfriet, Euclid in China: The Genesis of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uclid’s Elements, Books I-VI (Jihe Yuanben, Beijing, 1607) & Its Reception up to 1723.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韩琦：《康熙时代传入的西方数学及其对中国数学的影响》，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91年；江晓原：《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8年；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和社会文化史③ 例如Chu Pingyi, Technical Knowledge, Cultural Practices and Social Boundaries: Wan-nan Scholars and the Recasting of Jesuit Astronomy , 1600—18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1994; Catherine Jami, The Emperor’s New Mathematics:Western Learning and Imperial Authority in China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1662 —17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的路径，集中研究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科学技术知识的具体形态、过程和影响。本文尝试运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以耶稣会士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在江南地区的科学实践为对象，通过爬梳、解读散见于各类档案、方志、报刊及日记等的中、法文文献，揭示在修会传统、科学话语和社会情境等共同参与的科学知识建构过程中，科学工作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宗教扩张与世俗化模式之间的紧密合作，呈现一个多向的、多元的中外文化交错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
传统建筑施工图纸都是以平面效果显示，而设计人员在进行工程设计时要有很强的立体感，并通过平面图进行建筑工程各项数据的体现，从而使施工人员能够了解施工方案。不过，现代建筑工程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复杂程度也不能同日而语，工程设计人员凭借简单的线条图已经不能完全体现建筑工程的各项数据，而施工人员对于平面图的理解也有很高的难度，基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建筑企业开始应用BIM技术，BIM技术可以实现建筑工程设计的可视化，能够直观立体的展现建筑工程设计。不仅如此，通过BIM技术在工程设计过程中，也能够标注重点施工阶段和位置，对不同构件间的反馈与互动进行有效的结合，使工程设计的整个阶段都实现可视化。
一、异于文化精英传统的耶稣会士队伍
耶稣会自1534年④ 1540年由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教谕“服务于征战的教会”（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确立其合法地位。 创建之初即注意到科学之于传教的作用，由此确立起良好的教育传统。1556年7月颁布的《耶稣会宪章》（Les Constitutions ）对会士教育给予了明文规定。与其他修会相比，耶稣会对信仰和学识的考察历时最久，也最严格。在成为正式会士之前，耶稣会士需要完成长达15年的学习。① 包括两年的“初学”（probation）和见习期（noviciat）学习耶稣会行为准则、两年的教师见习期学习文学与科学、两年个别辅导（biennum）或个人学习、四年哲学学习、四年神学学习、一年习修（tertiat）。见Guillaume Flauraud, La mission des Jésuites français en Chine dans la province du Jiangnan entre 1842 et 1921: Bilan historiographique d’un contact culturel .Mémoire: Université Lumière (Lyon), 2005, p.40。1599年1月8日，耶稣会发布的《教学法令》（Ratio Studiorum ）进一步提出“七艺② “七艺”即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 和自然科学能为神学学习提供完善的知识和实践基础，这些科目须由博学的老师认真教授”。③ Ratio Studiorum-Plan raisonné et institution des études dans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aris: Edition Belin, 1997, p.124.耶稣会学校从此开展并扩大科学教育。明清之际入华的耶稣会士大多完成了漫长而严格的精英教育。标志性人物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邓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1576—163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都曾师承杰出的耶稣会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数学讲席教授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康熙年间，以“国王数学家”身份前往中国科学传教的则是当时最出色的法国耶稣会数学家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带领的团队。他们中有多人不仅与诸多欧洲著名科学家私交甚密，还当选罗马教廷猞猁科学院（Accademia di Lincei）、巴黎天文学家协会等科研机构的成员；他们不仅以科学才华而饮誉法意两国，还“凭借科学华丽的外衣”④ 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获得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庇护。
1842年，耶稣会重返中国，⑤ 此间，在经历1723年因雍正帝查禁天主教而被禁止在华传教和1773年由教皇克莱芒十四世（Clemens XIV）发通谕“我们的主与救世主”（Dominus ac Redemptor noster）被解散后，耶稣会直至1814年才得以复会。 总会长罗当（Jean Philippe Roothaan，1785—1853）计划重操17、18世纪伟大先辈的事业：用科学和教育来间接传教。⑥ 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1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9页。 因此，首批三位来到江南传教的会士中，已在蒙特鲁热（Montmorillon）耶稣会初学院担任数学和物理老师的南格禄（Claudius Gotteland，1803—1856）被任命为负责人。他不仅在出发前特意前往巴黎天文台向天文学家查尔斯—路易斯·雷吉托（Charles Louis Largeteau，1791—1857）学习了一些天文常识，⑦ 《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38—40页。 还随身携带了四件仪器。⑧ 《徐家汇观象台史》，徐家汇天文台档案22—031卷，第5页，转引自吴燕：《近代欧洲科学扩张背景下的徐家汇观象台1873—1950》，博士学位论文，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系，2009年，第37页。 然而，落定上海后繁忙的教务工作已使耶稣会士无暇顾及科学事业。
(2)以两台无缆水下机器人(AUV)之间的通信为对象进行实验研究,通过两个水下机器人之间的通信控制水下机器人的姿态来直观的表现出LiFi通信的优势,该通信方式还可以扩展到其他的应用,如用于汽车之间的避障等。
宗教与政治总在不同场合有着复杂的关系。耶稣会士第二次入华时逢列强在鸦片战争后直接介入中国事务，借助列强保护的传教工作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存在或隐或显的同盟关系，由此种下国人仇教的种子。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传教士引起的各类大小教案共计400余起，使天主教遭受大范围冲击和重大损失。⑤ 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1页。 之后二十年的民族主义潮流也给基督教带来严重挑战，加之连年的军阀混战和政权更替，使得教会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来自中国方面的防卫力量和态度怀有惊惧之心。江南教区在各地教案迭起的情况下，由于受到拥有在华保教权的法国保护而继续发展：教会财产可以在法国领事馆登记，教堂门口悬挂法国国旗成为一种惯例。⑥ 《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第227页。 耶稣会士不仅抓住道光皇帝下谕弛禁天主教的时机，要求上海地方政府发还城内老天主教堂和教产，还以法国驻北京公使和随时可驶入长江的法国兵舰做靠山，很快在镇江、南京、安庆、宁国府建立立足点。
科学传教人员的不足固然因为“法国耶稣会巴黎省会士，由于当时国家允许教育自由，在这些年头里，已过重地承担了许多公学，为理想中的新计划再要物色一批科学人才作基础，那是特别困难的”。① 《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36页。 更重要的是，随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来到中国后，耶稣会士发现条约口岸的开放与传教权的解禁让他们的传教之路已远没有前辈那么艰辛，“英国目前在中国有大批兵力，从今往后，我们不必再为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发愁了。所有江河都将为我们提供方便，我们可以把传教士一直运送到传教国家的心脏”。② 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黄庆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9页。 因此，他们无须像前辈那样通过科学接触上层人士以达到迂回传教的目的，可以直接深入城市和乡村，弥补因自南怀仁主教（Godefroid-Xavier de Laimbeckhoven，1707—1787）1787年去世后近五十年江南地区缺乏传教士而陷入的窘境：“五六年中教友们勉强能行一次告解”③ 《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8页。 、“教徒中充满着赌博、无知、迷信的陋习”。④ Henri Havret, La mission du Kiang-nan, son histoire, ses oeuvres .Paris: Imprimerie de J.Mersch, 1900, p.44.传教行圣事必须走在科学教育事业的前面，连各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也必须遵从这一原则。高龙鞶在成功建立了天文台之后的1875年被调任徐家汇住院理家，1878年再次被派往丹阳和宜兴地区负责传教工作。⑤ 《同名双姝——高龙鞶与史式徽的两本〈江南传教史〉的背后》，第333页。 韩伯禄被招募到中国主要是作为金式玉神父（Joseph Seckinger，1829—1890）的传教伙伴，前往教区的前哨，负责安庆、宁国地区的传教事务。他只能在从事传教活动的同时，搜集当地的动植物标本，以做科学之用。⑥ 《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206页。 而费赖之在1874年、1875年、1881年也多次前往海门、崇明等地传教布道，同时调查当地的历史地理信息。⑦ Henri Cordier, “Aloys Pfister,” T’oung Pao , Vol.2, No.5 (1891): 461—463.
此后，随着传教、科学工作的进展，耶稣会士队伍分工更为明确。一方面，传教士中绝大多数青年教士才走出神学院教室，毫无经验，既不会讲当地方言，又不懂当地习俗。⑧ 《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73页。 与拥有雄厚经济实力且在城市和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建立良好关系的新教不同，耶稣会士面对的大部分信徒是农村天主教社团里的贫苦农民和渔民，文化水平低下，更谈不上交流知识。他们需要身兼“主持弥撒、讲经布道、治疗病人、洗礼孩童、聆听告解等”⑨ Augustin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 -Nan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Orphelinat de T’ou-Sè-Wè, chapitre 5.数职。在“江南遍地水稻，四周又尽是河浜，素有洋人墓地之称”⑩ 《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61页。 的地区传教，他们还要抵御长时间工作的疲劳和各种疾病的困扰。因此，江南教区传教士队伍需要的不再是已经完成学业且传教经验丰富的耶稣会士，而是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环境的年轻人。1842—1921年间，江南教区的法国耶稣会士共计338名，⑪ 1842—1921年天主教江南教区共有耶稣会士584人，其中法国籍会士占多数。Louis Hermand, Les étapes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1842—1922 et de la mission de Nankin 1922—1932 .Zi-ka-wei: Imprimerie de Mission, 1933, p.41.来华时平均年龄为30.36岁，30岁（含）以下占41%（140人），其中最小的只有17岁，只有约20%的会士在来到江南教区前完成了全部课程。⑫ 根据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S.J, Missionis Nankinensis 1842—1921 .S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1921统计。另一方面，逐渐有一些训练有素的专门学术人才来到江南教区专职从事科学工作。例如，1876年成为徐家汇观象台台长的能恩斯（Marc Dechevrens，1845—1923），曾在弗赖堡神学院（Seminaire de Fribourg）学习并于1862 年进入耶稣会，1869—1872年担任瓦纳学校（Collège de Vannes）和沃日拉尔学校（Collège de Vaugirard）的物理教师，来上海前跟随佩里神父从事了三个月的准备工作，所接受的科学培训使他有能力领导气象、地磁以及地球物理方面的研究，是“第一个给了观象台以真正科学声望”① Udías Agustin, Searching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e History of Jesuit Observatorie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301.的人。第六任台长雁月飞（Pierre Lejay, 1898—1958）1922年至1926年曾在法国巴黎天文台授时部（Service Méridien et Service de l’Heure à l’Observatoire de Paris）工作，于1926 年获得数学科学博士学位后，被选中负责组织徐家汇观象台经度测量。② P.Tardi, “Notice Nécrologique Obituary, Le R.P.Pierre Lejay,” Bulletin Géodésique (1946—1975) , Volume 51, Issue 1(March 1959): 1—2.
解决细颗粒煤泥处理量不足的方案是增大压滤机的过滤面积，提高单循环煤泥的处理量。2010年后，现场应用2台衡水海江压滤机集团生产的多段拉开式KXGZ680/2000型高效自动压滤机后，过滤面积比原来增加800 m2，煤泥水分降至22%以下，可实现单循环时间小于15 min。设备选型技术先进、性能可靠、高效低耗，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和高效率，满足了煤泥粒度和泥质页岩大幅度变化的需要。
1849年起，法国开始在上海设立租界，领事、侨民、商人和传教士在此建立起紧密的社区关系。⑦ 李天纲：《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40页。 耶稣会科研机构通过提供社会性服务获得各方资助。1881年10月1日，上海国际总商会（Chambre internationale de Commerce de Shanghai）会长福布斯（F.B.Forbes，1839—1908）愿意向徐家汇观象台提供资金购置仪器以创建航海警报服务，⑧ 《徐家汇观象台史》，徐台档案，22—031卷，第9—10页，转引自吴燕：《徐家汇观象台与近代气象台网在中国的建立》，《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年第32卷第2期，第166页。 观象台就此实现从单纯气象观测向公共航海气象服务的角色转型，揭开了上海航海天气预报的序幕。1884年在法租界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位于外滩洋泾浜的徐家汇观象台信号塔建成。外滩信号塔每天张榜公布6时和15时的远东天气图和16时的海平面气压值，并配有专人讲解，同时用悬挂信号旗帜的方式指示晴雨和台风等恶劣天气现象。⑨ 龙相齐信稿（未标注年代），徐台档案，22—042卷，第33页，转引自：《徐家汇观象台与近代气象台网在中国的建立》，第166页。 1890年起，徐家汇观象台开始发布台风警报；1920年，逐步开展航空气象服务，增加发布高空气流情况和云高资料；1925年起，与美商开洛（Kellogg）公司开始无线电台合作，每天11时半和17时半用中、英文广播两次天气预报；1927年，利用意大利皇家海军赠送的小型无线电发射台，开始拍发详细的天气公报。⑩ 支星、刘欧萱：《徐家汇观象台的历史地位及贡献》，“创新驱动发展，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第30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论文，南京，2013年10月22日，第8页。 龙相齐（Ernesto Gherzi，1886—1973）带领的团队每天接收200封天气报告，制作75份天气预报，每年发布80 000—10 0000个电报，范围遍及整个中国海岸。⑪ “Observatoire,” Relation de Chine , juillet 1939, p.148.他常年负责通过电报、广播和电话发布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是许多口岸居民（侨民）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老人家”（Old Man），被法租界公董局授予金质奖章。⑫ Ibid. , p.149.授时服务始于1884年，法租界公董局为此资助了确定时间所需的天文钟和中星仪。① Havret,op.cit. , p.66.1909年增加了夜间报时服务，并自1914年5月18日起，无线电广播也被用于授时服务。② 江晓原、吴燕：《紫金山天文台史稿——中国天文学现代化个案》，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页。 徐家汇观象台提供的公共服务为其日开展更多科学测量活动奠定了基础：在佘山建立圆顶开拓天文事业之时，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联合多家船运公司共同出资三万法郎购买了赤道仪；③ Havret,op.cit. , p.67.工部局还赠款白银400两用于购置天文望远镜。④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1895年3月5日星期二）》，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62页。
在这样的人员配置中，虽然专门从事科学工作的仅是极小一部分人，但是在接受修会选择和培养的过程中，每一位会士都已经将对科学的追求升华为一种“实践无意识”。普通耶稣会士一边传教一边从事大量繁重的收集、实测任务，为专职科研人员提供各种重要的科学信息。通力合作的知识成果帮助一线工作的传教士深入掌握所处自然环境，了解有意皈依天主的中国人的生活习俗、思想意识及其宗教信仰，为扩大传教区域和传教人数服务。
二、赢得经济支持：科学活动中的利益交换与共享
天主教江南教区从1843年起被划归耶稣会巴黎会省管辖。虽然传教活动在组织框架上仍受罗马教廷机构领导，但耶稣会巴黎会省负责提供了绝大部分人力、物力上的资助，③ 《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58页。 罗马教廷传信部仅给予少量活动经费。然而，在遭遇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战的严重冲击④ 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第6页。 后，天主教会又经历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不断推进的世俗化政策、政教分离法令（1905）的颁布实施，其名下的教堂及其他教会财产被收归国有，只能靠接受公众捐款来维持正常开支。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物价飞涨，也加重了传教活动的负担，教会经费十分拮据。因此，主教和会长认为不能把仅够维持传教事业的经费优先用于科学事业。⑤ 《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208页。 明清时的前辈曾经依靠宗主国（葡萄牙、法国）及教廷的资助、澳门各界及国内教友的支持、中国政府的赏赐与传教士的俸禄、借贷收租和经贸活动等多种渠道为科学传教活动筹集了大量资金。⑥ 汤开建：《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传教经费之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4期，第87页。 时过境迁，二次入华的耶稣会士却因经费短缺无法购置科学活动所需的昂贵设备，以致1875年马相伯仍抱怨天文台使用“利玛窦从前用过的一架旧仪器”。⑦ 马相伯：《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之后》，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85页。 江南教区的耶稣会士急需从世俗社会获取经济支持来开展科研工作。
入选标准：①患者的肾脏功能在48小时发生迅速衰退；②经过检测患者的血清肌酐值上升程度超过26.5 μmol/L；③患者的尿量少于0.5 ml（kg·h）。
1822年5月3日，由雅瑞可（Pauline Marie Jaricot，1799—1862）倡议，一些法国地方名流在里昂成立传信善会（L’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旨在为天主教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教活动提供物质支持。⑧ Bernadette Truchet, “Jésuites entre imaginaire et réalité: La 1ère génération de la Nouvelle Compagnie en Chine,” contribution au workshop de l’Institut Verbiest de Leuven, mai 2012. 中华帝国的国门被打开后，中国市场和来自中国的产品对于里昂的贸易商和工厂主来说有着重要的商业利益，江南教区就自然成为该会的重点资助对象。1841年首批三名耶稣会士赴华前，成立不久的传信善会送来一笔二万法郎的哀矜供神父们使用。⑨ 《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41页。 1857年，传信善会为天主教江南教区蒙席（Monseigneur）及整个传教区分别提供了28 500法郎和40 000法郎的传教经费。⑩ Lettre du 29 mai 1857 du P.Lemaître à l’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Archives des Oeuvres Pontificales Missionnaires,Lyon, dossier E 113: Kiang-nan (jésuites): 1843—1911. 可以说，该会的资助对于江南教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为报答法国本土的恩主们，特别是在传信善会里昂中央委员会里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丝织厂厂主们，耶稣会神父在中国充当“工业间谍”，为他们提供信息采集和技术研究服务。1853年，罗礼思（Louis Hélot，1816—1867）神父负责向法国运送吃橡树叶的野生蚕。为此，他开展对野生蚕蛾的研究以了解该物种的习性，① Lettre du 22 novembre 1853 du P.Hélot au conseil central de Lyon pour l’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Archives des Oeuvres Pontificales Missionnaires, Lyon, dossier E 113: Kiang-nan (jésuites): 1843—1911. 也因其“为本城工业的繁荣做出很大贡献，建议吸收为里昂工商会通讯成员”。② Procès verbaux, Conseil central de Lyon de l’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séance du 10 juillet 1857. 1855年起，法国南方爆发由微粒子引发的蚕病，丝织产业面临严重危机，传信善会请求在华传教士进一步研究中国蚕。③ Ibid. , séance du 29 janvier 1858.梅德尔（Mathurin Lemaître，1816—1863）神父跟进这项工作，他分别在浙江、满洲和山东收集不同的蚕样本，④ Lettre du 6 octobre 1855 du P.Lemaître à l’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Archives des Oeuvres Pontificales Missionnaires,Lyon, dossier E 113: Kiang-nan (jésuites): 1843—1911. 并将有关报告发给里昂自然博物馆的卓丹（Claude Jourdan，1803—1873）教授。⑤ Procès verbaux, op.cit, séance du 13 juin 1856. 频繁而有效的活动，让耶稣会士在获得传信善会的支持外还额外获得来自丝织厂主和个体商人的资金支持。为此，耶稣会士向他们提供更多中国生产的商品样本和相应的研究报告，例如绿色染料、长毛猪、蔗糖等。从1857年起，这些商业信息被源源不断地直接送往里昂贸易公司（Société de commerce de Lyon）。⑥ Lettre du 27 avril 1857 du P.Hélot à l’Oeuvre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Archives des Oeuvres Pontificales Missionnaires, Lyon,dossier E 113: Kiang-nan (jésuites): 1843—1911. 他们的合作直到法国与中国开放口岸贸易飞速发展后才慢慢变缓。
霍尼韦尔（Honeywell）历经130年的发展，其产品和服务领域涉及航天航空、楼宇智能、工业控制与自动化等多层面。早在1996年，美国《财富》杂志就将其评为最受推崇的20家高科技企业之一，2015年更是创下了386亿美元的惊人销售额，据悉，如今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霍尼韦尔（Honeywell）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拥有13万余员工，正在通过不断的创新研发，满足各行业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日前，《中国储运》杂志社记者采访到霍尼韦尔安全与生产力解决方案集团（HHoneywell Intelligrated）总经理梁俊，对霍尼韦尔现在与未来发展，做了了解。
三、寻求政治保护：为法国文化帝国主义服务的科学活动
传教士队伍中科研人才也未得到加强。1872年8月，天主教江南教区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Comité Scientifique de Kiang-Nan），由高龙鞶（Augustin Colombel，1833—1905）、韩伯禄（Pierre Heude，1836—1902）和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分别负责天文台、博物院和中国史地研究。⑨ 《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206—207页。 高龙鞶是三人中唯一接受过系统科学培养的人。他于1851年中学毕业后加入耶稣会，在位于泽西岛（Jersey）的神学院完成两年初学、三年文学和两年哲学学习后，在斯通赫斯特（Stronyhurst）天文台协助佩里（Stephen J.Perry，1833—1889）神父，并于1869年4月获得数学和物理学硕士学位。⑩ 张晓依：《同名双姝——高龙鞶与史式徽的两本〈江南传教史〉的背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编《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和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0页。 韩伯禄虽自幼喜欢观察生物变化，但仅曾在位于巴黎的国立自然史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短期学习，费赖之则长期在徐家汇埋头整理藏书楼内的藏书，并一直兢兢业业在各处收集大量有关在华耶稣会的史料。如果说天文台因其知识和技术的特殊性，必须由具备较高科学素养的会士领导，那么后二者的工作则更需要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
以“服从教皇”为第四愿⑥ 其他三愿与一般修会一样，即绝财、绝色、绝意。 的耶稣会士将科学活动作为卫道的途径，为教会所面临的批评进行辩护：
综上所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着眼未来，立足产业，按照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思路，敢作敢为、敢闯敢拼，勇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湾区经济发展模式。
1890—1940年期间，法国政府缓慢实施其对待海外耶稣会的政策：从一开始对于耶稣会士研究项目的纯粹支持，到1914年起将耶稣会的活动吸纳进其殖民事业的一部分，再到1920年起开始大规模直接干预其中。法国政府对于耶稣会科研活动的持续支持让它有了向耶稣会发号施令的理由。当1926年劳积勋（Louis Froc，1859—1932）神父因身体原因辞去徐家汇观象台台长职务，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直接介入新台长的任命。为了将这一机构牢牢掌控在法国人手中，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任命擅长机械和无线电的法国人茅若虚（Ludovicus Dumas，1901—1970）为新台长，而非最佳人选意大利人龙相齐，尽管后者接受的也是法国教育，在观象台工作了十多年并被选为梵蒂冈科学院院士。④ Lewis Pyenson, “Pure research, Jesuit institutions and metropolitan ambitions: The evolution of French Policies overseas,1880–1940,” Chine et Europe: Évolution et particularités des rapports est-ouest du XVIe au XXe siècle, Actes du IV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Paris, (1991), p.256. 做出这一决定的是法国外交部和殖民地部及其海外代表，而非真正负责科研和高等教育的公共教育部，故政治因素永远是第一考量。这些法国官员与耶稣会科学家的往来无非是为了完善文化帝国主义的运作，有利于保障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面对20世纪初困扰法国科学界发展的不适症状，尽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对宗教抱有敌视态度，但仍务实地与海外耶稣会士进行合作。这样的权宜之计是1940年之前法国科学政策管理最有效的措施之一。⑤ Ibid. , p.267.
四、弥补文化缺失：获取知识权力的功利性选择
出于对外交保护的认同与依赖，耶稣会士将他们的学术诉求和为政府谋取海外利益服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江南科学委员会”四个机构中前三者的工作集中于地域性资源调查活动。传教士将气象、地理、水文和植物分布等资源以实物或出版物等形式带回欧洲，为法国海外扩张收集与累积必要信息，通过耶稣会士的科学工作，法国得以不断扩大其影响并与其他列强相抗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为进一步打开中国西部广阔市场，纷纷积极谋求在长江上游的通商特权。1897年9月，蔡尚质（Stanislas Chevalier，1852—1930）辞去观象台的领导工作，⑦ Havret,op.cit. , p.67.开始对长江上游宜昌至屏山段航道长达两年的测绘活动，为川江通商行轮做准备。他测定长江沿岸50个城市的经纬度，以1 200次天文测量按1:25 000比例制成《扬子江上游地图集》（Atlas du Haut Yangtsé ）。⑧ Henri Havret, “Les travaux géographiques des Jésuites en Chine,” Annales de Géographie , Tome 8, No.38 (1899) :173.该书一册共64幅图，详细标绘长江上游宜昌到屏山航段地形特征、岸线走势、航道水深，各图均详细标出经纬度与磁偏差，且采用中、法、英三种文字标记说明航程远近。图例内容包括沙泥沙地、石丸石弹、低矮石壁、高峭石壁、县镇村庄、寺庙高塔等。⑨ 李鹏：《晚清民国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考察》，《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第99页。 该书还用英语和法语给出了天文坐标、48个测量站点的地理位置和测定方法，绘制了相同比例的卢瓦尔河以提供比较参考。⑩ A.A Fauvel, “L’atlas du Haut Yang-Tse du père Chevalier,” Annales de Géographie , Tome 9, No.45 (1900) : 260—262.在此基础上，法国海军自1902年起，十余年内多次对川江航道实施测绘，制成了《长江上游航道图》，成为通用的川江航图标准文本并被多次转绘。⑪ 《晚清民国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考察》，第100页。 法国人精细详尽的测绘工作超越了一向以勘探情报准确著称的英国人，在争夺长江上游地区中取得了信息上的优势。徐家汇观象台也是体现法国利益的众多海外科学研究机构之一。1921年，法国海军赠予观象台一台由A.费列思（A.Ferion，生卒年不详）制造的现代天文钟，用以协助耶稣会士测定准确时间；为方便耶稣会士播出时间和接收来自其他台的信号，法国国防部通讯部队长官费利将军（Gustave Ferrié，1868—1932）捐赠给观象台广播和无线电接收设备；① Jean Brunhes, “Les jésuites à l’observatoire de Zi-ka-wei，” Revue d’histoire des missions, No.1(1924): 24—38.费利将军及其继任者皮埃尔将军（François Perrier，1833—1888）还在1926年和1933年建议和组织了由徐家汇观象台参与的国际经度联测。② 吴燕：《近代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国际经度联测——以中国境内的测量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年第30卷第4 期，第431页。 高精度测定经度的纯科学活动依托欧洲在地域上的扩张而得以完成，同时天文经度测量的观测数据与分析结果之实用性，决定了这项研究会涉及一国的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科学技术与海外扩张之间成就了互为动力与保障的关系。③ 同上，第429—430页。
那些出身于黑暗的人们惯于诽谤她（教会）是无学问的人，他们称她作蒙昧的朋友、无知的人、科学与进步的敌人，所有这些指控在口头与行动上与本来的实情完全相反。正是从其创建初期，教会所作和所教授的一切足以反驳这些轻率和险恶的谎言。⑦ Agustin,op.cit. , p.11.
因此，耶稣会士希望通过科研活动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一席之地，依仗与学者们的联系，获得知识精英的认同，巩固其地位。
虽然耶稣会士深知基础科学是科学的根基，但是碍于自身文化资本的缺失，加上身处科学程度尚不发达的国家，这些高深的研究势难一蹴而就。中国地大博物，具有地质状况复杂、资源丰富等特点，耶稣会士因而在此偏重地域性科学研究，选择无需复杂试验设备与巨额经费，直接以自然为对象的观测进行多地采集、长期积累数据，很快便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并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韩伯禄在1868—1880年间以当时的江南为主要范围，总共进行了13趟采集之旅。① 戴丽娟：《从徐家汇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国耶稣会士在近代中国的自然史研究活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3年6月，第84本，第2部分，第335页。 从1880年代中期到1900年7月，他曾多次前往东南亚、东北亚，特别是菲律宾（1885、1892—1893）、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1894）、斯里兰卡、越南（1899—1900）、柬埔寨（1899—1900）、新加坡、新几内亚、韩国、日本（1897）和西伯利亚东部等地。② H.Belval, “Le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 de Zi-ka-wei et le nouveau Musée Heude,” Relation de Chine , Avril 1933: 429.他所著的《中国中部和江苏省河流贝类学》（La Conchyliologie fluviatile de la province de Nankin et de la Chine centrale ）一书被法国公共教育部（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于1877年5月12日授予银质奖章。③ A.Savio, “Le musée Heude,”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 1932, p.7, dans Dossier Zi-ka-wè, FCH329: l’Aurore: le musée Heude,Archiv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Vanves.蔡尚质任佘山天文台台长时以持续密集的观测闻名，昼观日而夜摄星，工作25年间从未错过任何可以观测的晴天，总计摄有日面照片12 000余张，描绘日影图7 000余幅，积累恒星照片3 000多张。④ 李珩：《佘山天文台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2007年，第2—3页。 他在1918年被法国科学院授予詹森奖章（Janssen Medal）以表彰其对天文学进步所做出的贡献。⑤ “Chronique,”T’oung Pao , Second Series, Vol.18, No.3 (Jul., 1917): 246.雁月飞于1933年2月15日自马赛出发至1935年7月18日返回巴黎，花费近两年半的时间在远东的323个测点完成测定，其中173个测点在中国。1933年“在冀，晋，豫，察，鲁各地，测量重力加速度，计三十余处”，覆盖区域达10万平方公里；1934年“南起香港，遵海而上，北迄上海，测点都五十余处”。⑥ 《物理学研究所与镭学研究所工作报告》，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平研究院五周年工作报告》，1934年，第21—21页。转引自吴燕，江晓原：《雁月飞193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重力加速度测定及其评价》，《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26卷第3期，第381、 386页。 1935年1月29日，雁月飞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并于1946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⑦ Tardi,op.cit. , p.5.
结论
秉承“在一切中发现上帝”的精神，耶稣会士将宗教奉献置于通常与之无关的世俗活动中。这种入世态度也促使他们在科学活动中采取灵活的方式：当客观条件不允许也不再需要进行数学和天文理论研究时便转向地域性实用研究。虽然二次入华的耶稣会士中罕有成熟的精英学术人才，但是他们始终遵循修会崇尚学术的传统、吃苦耐劳的“使徒精神”、“愈显天主荣光”（Ad maiorem Dei gloriam）的信念，以此支付科学场域昂贵的“入场费”，在努力获得科学同行认可的过程中，确保了科学场域的相对封闭性和自律性。
与此同时，耶稣会在近代江南的科学活动自始至终受到诸多社会历史条件因素的制约，依赖于处于支配地位的世俗权力，使得他们对于西学知识的选择有其“不得已”之处，在科学场域中必须根据权宜性和策略性的实践逻辑行事。这样的社会向度也导致了科学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相对化。
耶稣会士将科研活动视为救赎灵魂的工具和传播信仰的手段，将获得纯科学资本作为获得宗教目标的阶梯。在修会精神的引导下，他们在中国开展的大量地域性研究，其成果不仅为基层工作的教内兄弟提供有力的知识支持，更为法国政府和商人提供第一手调查资料，为在华洋商和租界侨民提供社会性服务，为国际学术界补充新的研究范畴和内容。
总之，耶稣会士力图借助科学场之外的世俗社会获取更为广阔的自主性空间来实现灵魂的“救赎”，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追求宗教真理和科学知识、天主智慧和世俗学习、信仰和理性、教会和科学的统一。
中图分类号： G322.5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1.017
*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课题“国际关系与宗教纷争下的震旦大学（1903—1952）”（项目编号：2014ELS001）、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术领域文化专项项目“比较视角下天主教耶稣会在近代上海的科学知识构建（1842—1953）”（项目编号：16JCWH05）的阶段性成果。
（任轶：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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