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农业增长波动的一种解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增长波动已经成为一个日益显性的问题。从转型期农业统计资料看，波动起伏的农业增长率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其中种植业及林业的生产更是如此。种植业产值的增长率在1982年即达10.2%，而1985年陡降至负2.0%，随后便进入了一个持续的波动增长期。林业产值增长率1984年为19.0%，1986年却降到了负3.6%[1]。
农业增长的波动对一个近80%的劳动力仍是农民，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仍由农业提供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许多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把农业生产的波动增长不做为转型期独有现象，而把它延至新中国农业增长史的论点[2]，我们是比较赞同的，现有统计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大多数文献只是注重于农业增长波动的史料研究，热衷于把整个农业增长史划分为若干波动增长期。表面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农业增长的波动，却不能提出解决波动增长的有效途径。对于转型期农业波动增长的原因也有学者做了较深入的探讨[3]，但仍不能很好地解释该问题。
本文力图通过对影响农业增长的因素分析，构筑农业增长的一般模型，并利用该模型解释转型期农业的增长波动，以期找出长期稳定增长的途径。
一、模型——农业增长函数的构造及特点
农业生产同样是在一定条件下以一定投入换取最大产出的过程。农业生产影响因素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性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土地(S)、资本(K)、和劳动(L)；一类是非生产性要素，包括自然天气状况(N)，制度背景(I)及农业科技水平(T)等。此处非生产性仅指传统意义上影响因素的性质，并不意味它们不能表现出生产性的特征。非生产性要素主要作用是形成农业生产的宏观生产背景，在该背景下，微观生产个体（无论是合作社还是家庭农场，农户），以一定的生产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如果该背景一成不变，则农业生产完全由生产性投入决定。然而事实是，非生产要素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农业产出一部分是由它们决定的。这样，农业生产函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生产性要素决定，另一部分由非生产性要素决定。
(1)指自然灾害的增加可导致农业减产，且超过一定限度后，自然灾害的再增加可能会给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即这种负的边际生产率具有递增的特性，自然灾害每增加一单位带来的损害要远大于前一单位所导致的损害。特征(2)表示制度变迁对农业生产的边际生产率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双方例子都很多，如我国50年代末发起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及紧接着的人民公社化，这些制度变迁应对紧接着的大幅度农业减产负责，且随着这些制度变迁力度、深度、广度的扩大，其对农业生产负作用越大[4]，即
等式(6)即为农业增长函数，d[,y]为农业产值在一定时期的增加量，其中农业投入被分为三部分，且都有正的边际生产率。一定时期影响农业增长的资本投入dK=dK[,1]+dK[,2]+dK[,3]，劳动投入dL=dL[,1]+dL[,2]+dL[,3]。λ(t)表示t期技术进步，此处设为不变常量。I[,0]表示t期诱致性制度变迁供给量，N[,0]指t期自然灾害增减量，α，β分别为制度变迁及自然灾害对农业增长的作用系数。
在dK＞0，dL＞0的情况下，dy波动的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1.N[,0](t)，I[,0](t)的变化。通过对建国以来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率统计数据分析，其变异系数达46.5%[8]，可见自然灾害的波动非常大。I[,0](t)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量在时间上分布不可能是均匀的，具有很大随机性，所以，N[,0](t)，I[,0](t)的变动会导致dy的变动，在某些时段还会相当剧烈。
2.在dK＞0，dL＞0的情况下，由于dK，dL的不均匀分配，同样可导致dy≤0，在影响农业增长三种农业生产投入中，K[,1]，L[,1]为农业直接生产性投入，K[,2]，L[,2]为农业预防风险投入，K[,3]，L[,3]为建立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背景的投入，也即修正或决定农业经济活动主体行为的投入，理论分析和实证都证明三者具有不同的边际生产率。表现在等式(6)中即：
所以，K[,2]、L[,2]和K[,3]、L[,3]的微量减少是大量K[,1]、L[,1]投入的增加不能弥补的。说明在dK＞0，dL＞0的情况下，dK[,2]，dL[,2]和dK[,3]，dL[,3]的减少同样可导致dy＜0。所以，K和L在三种投入中不均匀多变的分配是dy的波动的另一原因。
以上通过对农业生产函数的重构，得出农业增长函数——方程(6)。并简要分析了增长波动的两个方面可能原因。下面主要联系我国转型期农业发展实际，对等式(6)作详细的理论及实证分析，并利用其对转型期农业增长波动做一恰当解释。
转型初期农副业飞速增长的制度变迁解释
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所谓制度变迁指其代理实体——组织（政治或经济）及它们的代理人——企业家在追逐财富、收入最大化或其它目标最大化过程中引起原有的制度结构改变。（D.C.诺斯，1994，中文版）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于相对价格的改变而发生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各级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主观意识模型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影响农业生产的制度安排及制度变迁
首先，我们根据诺斯（中文版1994）的经典划分来考察我国农村及农业中存在的制度安排。制度做为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指南，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减少不确定性。它包括正规的制度安排、非正规的制度安排及安排的实施。因为在一个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中，实施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完全的。
现实的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正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确定社区村民组织形式的法规、法令，如现阶段的“村民自治法”。2.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的制度安排，如农学校、农业科技推广网络系统、社区农业公共基础设施的维修与使用的规章制度、农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3.确定一定社区内生产主体及生产经营方式的规章、制度。如人民公社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4.农村产权制度，如地权分配制度，乡镇企业产权分配制度等。5.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大量非人际性质的合约，如农产品统购、定购合约，集体公共产品的使用及偿付合约，农村贷款合约等。
非正规制度安排被认为是对正规制度安排的拓展、阐明与修正，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及内部实施的行为标准（D.C.诺斯，中文版1994），如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在仍以人际交流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大多数乡村区域中，非正规制度安排是错综复杂的，它渗透到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且一直处在不断变迁之中。
转型期我国农村发生的制度变迁即是以上分析存在的制度安排的变迁以及它们的代理实体——各种组织的结构、形式及实施方式的变化。依据等式(7)及以上分析，影响转型期农业增长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有：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林毅夫，1994）。2.部分乡村意识形态的改变，如对农工商地位的看法，对外出打工的看法等。3.农村集市组织，结构及运行方式的演变等。它们大致属于等式(7)中的I[,t](t)部分。
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有：1.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完善。2.农业科技网络系统、农村、农业教育的创新与重建。3.土地所有权分配制度的创新。4.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的建立。5.农产品价格制度的改革[9]。这些制度变迁的强制性是指它们一般通过一定的组织及其代理人一次性或分阶段创新或重建，不具备连续不断诱致性变迁的特征，即从一种制度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均衡。
（二）制度变迁对转型初期农业飞速增长的解释
制度变迁是在相对价格变动下制度也不断调整，以使其对经济发展的绩效最大化。其结果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交易费用及不确定性最小的制度均衡。
从等式(6)中可看到，诱致性制度变迁I[,0](t)和技术进步一样对农业产出增长总是有大于零的贡献。如前分析，I[,0](t)在时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是农业产出变动的一种解释。制度变迁投入与直接生产投入的区别在于前者对农业产出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且边际生产率可能为负或为零。但从转型期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来看，这种投入的边际生产率为正，并具有递增的特性。
转型初期(1978～1984)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7.7%，1984年高达12.1%[10]，而同期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重达12.6%，大大超过建国以来9.37%的平均水平[11]，同时该期农业基本建设投入K[,2]，L[,2]在集体解体情况下不仅没有增加，反略有下降，所以该期自然灾害对农业增长仍有负作用。在此为研究方便可假设为零。同时，由集体经营到分散农户经营的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得到保留并由于农地规模的缩小而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水平基本没有提高，同样可设λ(t)=0，等式(6)可简化为：
该阶段进行的农业制度变迁有：1.家庭联产承包制。2.价格改革。3.对市场计划的改革[12]。这些制度变迁大都是诱致性的，所以，可对等式(8)做进一步简化，得：
但I[,0](t)的衡量相当困难，林毅夫(1994)通过以转变为家庭责任制的生产队百分比代替I[,0](t)对1978～1984年农业增长源泉计算表明：该期农业产出增长中45.7%来源于投入的增加，即(9)中K[,1]，[L,1]的增加，各项改革所致的生产率的变化构成产出增长的48.6%，其中仅制度改革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就使产出增长46.89%[13]，该研究充分说明了转型初期农业飞速增长只能从制度变迁上得到解释。
三、转型期农业增长与自然灾害的相关分析
1984年以后，中国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农业制度虽然进行了一些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的改革，但由于大多数力度不够，且带有严重的区域分闭性特征，它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力是较小的，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潜能好象已全部释放，尽管农户的流动性投入仍逐年增加，农业增长却迅速滑向一个波动增长甚至停滞的时期。显然，1985年至今的农业增长是不能从制度变迁上得到解释的，我们只能把目光转向影响农业生产的第二个非生产要素——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具有很大的随机性，通过对1949年～1986年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该比例的修正样本方差σ[,n-1]=4.358，样本平均值为X=9.3714，样本变展异系数V=46.5%，而1979～1984年该样本的变异系数仅为16.19%[14]。自然灾害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在第一部分已经做了较详尽的理论说明。本部分主要利用可得的部分实际数据对二者做一相关分析，验证理论分析结果，并揭示1984至今农业增长波动的原因。
首先根据以下分析条件对(6)做一简化；条件1.1985年至今，体制改革重点在城市，农村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量几乎为零，同时农村市场仅是一些限于农业内部，区域分割的市场，市场主导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样微乎其微，所以为研究方便，我们假定该期农业制度变迁为零，技术变迁也为零；条件2.由于转型期流动性生产投入主体为单个农户，该阶段农村乡镇企业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在存在比较利益的情况下，农业投入仅是维持性生产投入，同时由于统计资料缺乏，尽管其有缓慢增长，准确增长数据不可
该方程回归所使用的dy数据是由不变价格计算得来的种植业产值逐年增长（相对上年），单位为亿元。dK[,2]为逐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亿元），dL为种植业劳动力逐年增加人数（万人），N[,0](t)指每年成灾面积增减量（万亩）。括号中为T—检验统计量，***表示在0.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A-R[2]为调整后可决定系数，F-S为F—检验统计量。
方程(11)很好地验证了以上理论分析，即自然灾害及以抵抗自然灾害为主要目的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变化与种植业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L，K[,2]及N[,0](t)三者可决定种植业增长dy的71.9%，且T——检验统计量也很显著。其中K[,2]及N[,0](t)对种植业增长作用更为显著。由方程可知，成灾面积每增加100万亩，种植业产值减少8.9亿元。1991年，成灾面积比1990年增加999万亩[16]，它使种植业减产89亿元，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对种植业增长的边际作用率达5.075，即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每增加1亿元，种植业产值增加5.075亿元，由此可知，转型期农业基本建设弱化是农业增长缓慢及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该期种植业增长的另外部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解释，其中主要有流动性生产投入的变化，科技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生产素质的提高及农产品流通体制及价格制度的改革等，在这里不一一展开讨论。
四、非生产要素外生作用力的引导及消除与农业的稳定增长
以上通过对转型期两阶段农业增长的统计分析及计量经济分析，揭示了农业增长与非生产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在流动性生产投入保持增长的条件下，非生产要素外生作用力的引导及消除是农业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
对非生产性要素外生作用力的引导主要是指如何形成一个有利于农业增长的制度安排背景，在该背景下发生的制度变迁的边际生产率应大于零，且递增，对市场主导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来说主要是如何在农村经济中形成一个完善、统一、自由竞争的市场，使相对价格的改变真正能实现经济绩效最大化的制度调整。
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该文中主要指能够通过投入实现的制度变迁。现阶段农村经济中，政府做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农村社区村民组织形式——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本身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安排，但在转型期其行为在某些地区发生了异变，这些异变本身也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其形成原因是扭曲的相对价格变动，它们对农业增长有负的边际作用。政府的作用是消除这些扭曲的相对价格变动。
2.农村土地产权明确界定是现阶段农村经济，尤其是种植业进一步发展的首要条件。可行的方法是使土地使用权得到明确的界定与保护，并使之可以自由转让；改革现有的县、乡两级土地管理机构的工作目的及方法，使其职能转向界定及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土地使用权，并且为土地使用权自由转让创造条件。
3.建立新型农产品流通系统。中国转型期农业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使单个农户分散生产的大宗农产品有效汇集于主要的农产品消费地（周其仁，1995）。转型期农村变革，尤其是近年来农产品价格的放开与城市居民粮食代销体系的改革，使旧有的国有粮食代销系统几近无效。建立新型的农产品流通系统及相应的价格体系已经迫在眉睫。周其仁(1995)提出的建立农产品流通的上层组织是一个极好的思路，也是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中的症结所在。
4.农村基础教育及农业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舒尔茨（中文版1990），缪尔达尔（中文版1992），诺斯（中文版1994）都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误区：即忽视初等基础教育及职业教育，片面发展高等教育。教育做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也是提高制度变迁行为主体认知能力的主要手段。农村基础教育及职业教育投资能产生很大的外溢效应，对整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各级代理人认知能力的提高也是使其它制度变迁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所以，对现阶段农村教育的大规模投资是农业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
如前分析，农村科技推广网络系统，农村集市的创新与重建也是对农业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的制度变迁。总之，国家做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要边干边学，加大对农村制度变迁的投入，使制度的调整最终能保证农业稳定增长。
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上分析，其对农业增长的负作用程度则可通过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得到控制。农业做为一个风险性产业，其产业结构性质的演变与自然灾害的预防有极大关系，随着人们预防、抵抗自然灾害能力的增强，农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演变。目前我国随着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农业正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演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是决定农业增长的重要投入。我国转型期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弱化是农业增长波动乃至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想农业这一风险性产业稳定增长，必须加大对农业基本建设及农业科技投入，彻底改变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使我国农业真正演变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
外生非生产要素的作用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引导及消除，但加强以上几方面的投入是在流动性生产投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农业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虽然波动不可避免，但至少增长的趋势不变，且持续发展。
注释：
[1]详细资料请参阅《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315页。
[2]牛若峰：《论我国农业的波动与出路》，载于《中国农村改革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杨启荣：《波动、投资、增长率》，载于《中国农村改革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5]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6]能否简单加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费雪(Fischer)和布劳格(Blaug)在利用生产函数研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时认为，当不存在行业专业化差别时，加总问题影响较小。
[7]该观点得益于林毅夫(1994)，D.C，诺斯（1994中文版），舒尔茨（1990中文版）。
[8]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数据整理、统计分析得来。
[9]农产品价格制度的改革也同时具有诱致性的特征。
[10]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第336页。
[11][12][13][14]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5》。
[16]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4》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