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对市场结构和绩效的影响——以制造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所有制论文,为例论文,绩效论文,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 （2003）03－0017－07
一、前言
“结构—行为—绩效”即SCP 分析框架称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哈佛学派，源于20世纪20年代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梅森、贝恩、凯尔森等人以案例形式对若干行业的经验研究，后来由贝恩、谢勒的贡献成型于20世纪70年代初，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主流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市场结构决定着企业的竞争行为，并进一步影响市场结构和社会福利。认为产业内存在垄断势力会造成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社会福利损失，影响市场绩效。因此，传统的西方产业经济学一开始就关注市场结构研究，以市场结构的分析为起点，鼓吹竞争，反对垄断。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施蒂格勒、威廉姆森、德姆塞茨、波斯纳等学者对当时被奉为正统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进行了猛烈抨击。在他们看来，竞争程度与效率之间并不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高利润率并不一定是反竞争定价的结果，而完全可能是高效率的结果。是绩效或行为决定了结构，而不是相反。他们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传统，运用经济学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如交易费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重新构筑了产业组织研究的理论体系。例如，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考虑到市场契约的不完全性、资产的专用性、机会主义行为等决定的交易费用的存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就不是属于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的成本概念，企业及市场绩效的衡量标准也需进行调整，企业的规模扩张（包括纵向一体化）、行业一定程度的集中率并不一定是背离绩效原则的，相反，可能是提高企业绩效，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绩效的前提条件。
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近些年来对我国的产业政策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在运用到制造业市场结构分析上，魏后凯（2002）提出：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角度看，我国制造业今后需要的将是一个以促进有效竞争为基本目标的寡头主导型市场结构。这种市场结构是一个产业内适度集中、企业间充分竞争，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寡头主导型”市场结构。类似的提法当然不乏真知灼见，但若不加界定地直接应用于我国特定转轨时期的产业规制则往往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不管是哈佛学派还是芝加哥学派，他们在分析结构、行为、绩效的相互关系时，一个前提性的假设便是构成产业的微观个体都是“财产有主”的私有企业，价格、择业和契约自由，竞争的主体要么充分代表自身财产利益，要么代表其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可以放心地假定私有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目标的。企业的价格、产量、进入、退出等竞争行为也就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相应决定的。大量的谋求最大利润的私有企业相互竞争、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一系列符合西方市场经济实践的产业运行规律。但转轨经济与私有经济是有着内在的质的不同规定性的，转轨经济中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而且搀杂了大量的政府行为。这样，分析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的产业组织，至少还要在结构、行为、绩效三者之间纳入所有制结构这个变量。
我国的渐进式转轨过程的典型特点是“增量改革”，即在原有体制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允许市场化的体制进入并发挥作用，在所有制结构上也相应由产业内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到允许私有资本进入并进而形成国私有企业并存的竞争格局。（本文分析时，将企业只分为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实际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国有集体控股企业在行为函数上是很相似的，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行为上也是大体一致的）。国有企业因其产权制度的特殊性而使其行为目标经常不是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国有企业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与一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不同，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全民”，但是，全体人民既缺乏信息，又没有有效手段监督经营者；从而既没有积极性能够对经营者提供激励，又因为“搭便车”等问题的存在而没有“当家作主人”的自我激励。实际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没有行为能力”的（张维迎，1999）。这样，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就掌握在政府部门或由政府部门任命的企业经营者手里。但是，政府官员或企业经营者的个人收益最大化目标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经常是冲突的，这就导致企业行为的异化。例如，政府官员为了个人政绩，一般要追求产值最大化利就业最大化；而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他对企业的控制权收益相对于他对企业承担的边际成本要大得多，这种“负盈不负亏”的权利责任关系使得转轨时期的企业经营者多是风险爱好型的（1998，王珺），经营者们总是热衷于投资扩大规模或进行低价竞争，因为企业规模越大，他个人控制权收益越高。
国有企业行为机制的紊乱使转轨时期产业组织演变具有特殊的运动规律。本文便以国有企业的特定行为机制入手，就制造业产业发展周期，分析所有制结构变动对市场结构以及市场绩效的影响。之所以针对制造业进行分析，是基于以下三点认识：一、绝大多数制造业属于一般竞争性行业，政府管制相对较松，非国有资本进入较充分，转轨程度最深。二、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认识相适应，制造业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改革也较深刻，企业普遍具有了法人财产权，具有了更多的“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家控制机制。第三、除糕点、砖瓦制造等在销售半径上存在显著地方性特征和玩具、服装等规模经济不显著的行业外，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的有效率的标准市场结构应是适度集中的寡头主导型的市场结构（2002，魏后凯）。
产业在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中的竞争环境是有根本性的差别的。在产品供不应求、产业高速扩张时期，企业获利机会的大小取决于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和及时获得低成本要素的供给能力，国有企业在设备与技术能力、融资、立项、和争取计划配给的投入品、品牌等方面具有优势。产品买方市场形成以后，竞争转向适应性、成本、技术创新能力、营销能力等方面后，非国有经济的优势开始显现。可以说，“供大于求”的出现是转轨过程的分水岭（江小涓，1999）。本文在分析的时候，根据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转折点将产业周期分为成长发展期和成熟期两段分别进行分析。
二、制造业产业组织在成长期的转轨特点及其模型分析
产业生命周期可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萌芽期产品需求前景不明确、产品功能不完善、消费者认知程度低，市场结构、产业竞争行为规律性不明显。而在产业进入成长期后，产品已逐渐成熟，市场需求快速扩张，大量新企业进入，市场竞争开始激烈。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制造业进入成长期后产业组织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市场结构趋于分散化，市场集中度快速走低。而在我国特定的转轨时期，由于国有企业行为函数的偏差以及经济环境等客观因素，这一时期制造业市场结构演变规律便有所不同。表现为：在大量新企业进入的同时，市场集中度（尤其是以CRn计算的市场集中度，即前n位企业产量之和占全行业总产量的份额）并无明显下降，有的行业反而会上升。我们选择库诺特双头静态竞争模型来分析形成这一特定现象的原因（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都是任期制的，也就无从体现动态的多期竞争模型）。
库诺特模型假定企业先选择产量水平，价格水平相应由市场总产量和需求曲线来确定。笔者认为，在处于卖方市场产业成长期，这种假定是合理的。产业成长期竞争态势相对宽松，企业基本不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产量难于调整，价格一般不是直接的竞争手段，企业更多的着眼于产量竞争。
假定一个国有企业（称为企业1）和一个私有企业（企业2）进行竞争，每个企业的战略是选择产量；私有企业支付是利润，国有企业支付是企业经营者净收益，分别是各自企业产量的函数。
以上模型描述的是双寡头竞争，实际上多个企业参与的情况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类似的，不过是企业数目越多，均衡价格和产量越接近垄断竞争或完全竞争市场罢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行为差异是始终存在的。
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者对于企业的权利大于承担的责任，因此通常情况下（β／α）＜1，很显然，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都会比私有企业选择更高的产量，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相对私有企业更愿意承担风险而进行扩张。从而在这三种模式中，私有经济、转轨经济、国有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总产量依次增加，而均衡价格依次降低。
一般来说，在产业的成长期，产业的均衡利润较高，均衡价格总是要高于边际成本的。所以在这一时期，产量增加、价格下降会增大社会总剩余。因此，静态地来看这三种模式的社会福利和市场绩效状况，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有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救率最高，从而市场绩效最好，转轨经济次之，私有经济最差。但这显然是一个悖论，理论和实践已充分证明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存在于一般竞争性行业是不利于取得经济效率的。之所以有这种认识，是因为没有从动态上看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将有限的社会资源配置到能通过持续高效地利用资源以促进产业竞争力提高的企业中，才算是真正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而在竞争性行业中，私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无疑是更有经济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因此，在制造业的成长期，静态地认识资源配置效率易陷入迷信国有企业的误区；而如果着眼于整个产业生命周期，动态地认识产业效率，则可以得出国有企业主导产业是无助于产业取得长期的配置效率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我国转轨程度较深的家电、摩托车等制造业产业在实践中都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规律。只有当私有企业得到较充分发展后，产业的出口量才大增，才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我们再看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结构的互动影响。在转轨初期的产业成长阶段，国有企业在原有的设备与技术能力、品牌、融资、立项和争取计划配给的投入品等方面具有优势，与私有企业相比从表面上显出强大的竞争力，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又容易忽视风险而偏好扩张，从而使得国有企业高速膨胀；私有企业因为刚刚进入市场，竞争力便小得多，在这一时期，又往往被视为“杂牌”和“市场扰乱分子”而生存在政策边缘，发展速度上也就较为缓慢。从整个产业组织来看，这一时期的市场结构往往表现为：市场进入者众多，但大企业规模膨胀也很快，CRn 稳中趋升。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企业仍占主导，私有企业多为刚进入市场的小企业。
仅从市场集中度上分析，这一阶段似乎已表现出制造业最具绩效的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寡头竞争型的成熟市场结构。但从产业竞争力分析，多数制造业产业在这一时期国际竞争力仍很弱，并没有显示出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显然，此时的高市场集中度是没有经过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的市场结构的虚高度化，实际上仍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在此时教条地根据SCP范式制定产业政策， 则很容易做出现在已接近成熟市场结构的错误判断，从而出现以“整顿市场秩序”、“防止重复建设”为名而人为阻挠私有企业进入，保护国有企业低效垄断的产业政策。譬如，在有些行业治理上，政府领导人依据简单的“先来后到”的原则，或者是根据生产规模将一些私有企业划归“五小”企业加以关闭，这就是粗暴地利用产业政策来破坏市场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制造业产业组织在成熟期的转轨特点及其模型分析
产业在进入买方市场后，总体上出现供大于求的市场态势，全行业出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现象，企业的生产能力和产量变得易于调整。除了技术、产品差别化、市场营销、品牌等综合竞争手段外，价格竞争成为最有力也是最经常使用的竞争手段。因此伯川德价格竞争模型更符合这一时期的竞争状况。
伯川德竞争说明了当企业间只进行静态价格竞争或一次性价格竞争时，即使市场上只有两家对称寡头企业，他们也会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法则定价，就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一样。因为当p[,1]＞p[,2]＞c时， 企业1就没有需求，利润为零，而如果他索取p[,1]＝p[,2] －ε（ε为很小的正数），它就得到全部市场需求D（p[,2]－ε）和一个正的边际利润p[,2]－ε－c′。同样的逻辑，企业2也会预期到企业1的降价行为并再次降到企业1价格之下。如此反复，最终在现实中， 两个企业都按边际成本定价且获得零利润。
伯川德竞争这个简单的模型为我们理解价格竞争而优胜劣汰的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为使模型更能适用于我们的目的，需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我们假设市场中存在n≥2个提供无差异产品的企业进行一次性价格竞争，市场需求函数是q＝D（p），各个企业拥有不变边际成本c[,i]，（i＝1，2，……，n且c[,i]不全相等）和相同固定成本f，且总能供应他面对的需求。这样，企业i的需求为：
－f＞－f，而其余企业获得－f＜0的利润退出博弈，产业内形成寡头竞争格局。
非对称成本伯川德竞争模型描述的是私有经济中，各个产品完全同质的企业进行一次性价格竞争的结果，说明了私有经济中价格竞争可以促进市场集中的规律。在这一过程中，大批成本较高的企业破产或被兼并，少数有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则迅速扩张，成为仅存的有限的寡头企业，随之，产业进入相对稳定的成熟期。私有经济中，动态的多期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结果，即不一定都会陷入亏损的境地。在转轨经济中，由于国有企业行为不体现动态的多期竞争特点，也就是说不大可能出现私有经济中可能出现的重复博弈导致的合谋现象，因此非对称成本伯川德一次竞争模型更符合转轨经济的现实。
而在转轨经济中，尤其是进入成熟期的转轨产业中，一个现实的前提是，私有企业生产成本要比国有企业低。让我们以这一前提重新构造转轨经济中的非对称成本伯川德竞争模型。在私有经济中，随着企业相互之间的降价博弈，边际成本最大的企业k因利润（p[,k]－c[,k]）D（p[,k]）－f＝－f而退出博弈。但在转轨经济中，如果k企业是国有企业，则不会轻易退出，他仍会在边际利润为负的情况下继续参与降价博弈，维持企业的存在。国有企业的这种竞争行为会对产业造成以下影响：在进入买方市场的最初的几年中，虽然价格下降，但私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有成本优势，这样，在国有企业利润锐减、竞争乏力的同时，私有企业仍能获得丰厚利润，取得较快的发展，同时带动产业绩效和竞争力的提高。然而随着市场进一步演变，国有企业即使严重亏损也仍然不退出市场，就会导致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市场进入恶性竞争状态。一方面国有企业占据着产业发展期膨胀起来的优质资产却不能有效利用，另一方面，私有企业因日趋微薄的利润得不到进一步发展。这样，产业内资源不能优化配置，损害社会福利，影响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如果这种停滞状态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甚至会因竞争环境的恶化使一部分私有企业退出市场，产业提前进入衰退期。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受国有企业的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我国的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控制权行政配置”与“内部人控制并存”（黄群慧，2000），也就是说企业的控制权是由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共同享有的。二者之间的权利分配与企业的发展状况相关。企业的快速发展符合政府官员的利益，经营者的业绩得到肯定，这个时期经营者的控制权较大。而在企业陷入困境的时候，政府官员为了确保体现其政绩的工业产值、就业率以及社会稳定，会更多的介入企业经营，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宁愿企业亏损也要企业维持下去，甚至进行补贴和帮助企业取得贷款以为国有企业输血；而从企业经营者角度看，只有企业存在，他们才能取得控制权受益，如果破产或被兼并，经营者就会遭受控制权损失，而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性质使得这种控制权损失是不大可能获得补偿的（张维迎，1999），这就进一步造成了国有企业退出的困难。在实际上，国有企业是不以能否获得利润（或者说能否能收回可变成本）为依据决定是否退出的，而是以是否还有营业收入，企业周转是否还能进行为依据的。只要企业能实现销售收入，能维持再生产，企业就不会宣布破产或被兼并。
可见，所有制结构对市场结构利绩效影响重大。在转轨经济中，产业不是像私有经济国家那样在竞争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继而优胜劣汰、产业迅速集中，而是国有企业由强变弱、私有企业由弱变强的这样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因此，市场结构便会由成长期无效率的集中走向实际上更有效率的分散，这一阶段，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产业竞争力增强。但如果听任国有企业苟延残喘拒不退出产业，则陷入企业普遍亏损与市场难以集中两者并存的恶性竞争格局。价格下降到低于边际成本后，社会总剩余也会减少。而亏损或微薄的利润使企业无力创新，甚至逼迫私有企业退山市场，则会进一步损害产业健康发展。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上所述，由于国有企业的特定利益关系所导致的不同于私有企业的行为函数，转轨经济中制造业产业组织有其特有的运动规律。在运用基于西方私有经济的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我国的制造业产业时，至少还要纳入所有制结构这个变量，分别分析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竞争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基本结论如下：
1.分析产业组织一定要结合产业发展周期，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是产业转轨中的分水岭，在这两个阶段因为竞争环境的不同，所有制结构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市场结构和绩效产生很大影响。
2.转轨过程中，私有企业准入的时机对产业绩效和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私有企业进入越早，越有助于产业良性发展，如果直到国有企业已进行恶性价格竞争的时候才放开进入限制，则已恶化的市场环境会封锁私有企业的进入。
3.政府对于产业干预要有方向性，也就是要在一般竞争性产业中大力推进私有企业发展，缩小国有企业战线。而且要把握好干预的时机，产业发展初期可采取宽松的产业政策，给予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包括融资、计划供应的投入品配给等；产业进入成熟期后，则及时引导竞争不力的国有企业破产兼并，防止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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