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之鹰》：传记文学与国家历史的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湾论文,传记论文,国家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6-0048-07
《海湾之鹰》一书的全名是《海湾之鹰：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该书是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为其丈夫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撰写的传记。尽管作者与传主的夫妻关系很容易让人对传记本身的内容产生怀疑，但是作者客观的立场、独特的写作手法，让读者打消了对其与传主关系的关注，而被传记本身的内容所吸引，进而为传主的传奇经历所感动。该书在1995年出版以后，没几天后即告售罄，第二年就又再版了两次，足见科威特读者对该传记的认可。在科威特这样一个当年人口不足100万的国家，《海湾之鹰》所造成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一、个人传记与国家历史的融合
苏阿德·萨巴赫的这本传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个人传记与国家发展历史的紧密融合。一位阿拉伯学者指出：“这本书以一个个人的历史概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这是一个为了提升国家地位，为了人民胜利而做出牺牲的高贵人物。”[1]作为传主的妻子，和传主共同生活了30余年，作者很难撇开自己对丈夫的感情，因而对传主的溢美之词溢于言表。在书本献词中，她说：“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是一本皇皇巨著，千标题万页码都难以尽言，科威特的年轻一代一定要读读这本巨著，学习其骑士风度、男子气概、勇敢慷慨和爱国主义的原则……他是一座高耸的航标灯，他是科威特的一座高塔，为旅行者、船只和海员引航指路，为他们打开和平的道路，通向21世纪的港口。”[2]该书作者与传主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书中或多或少对传主感情的表现，这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我们读到更多的是客观事实在支撑着作者的观点，使得书中的内容和作者的感情显得真实可靠，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
从作者的介绍中可以得知，传主阿布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生于1914年8月23日，其父乃现代科威特国家的奠基者大穆巴拉克。少年时代萨巴赫曾在当时最新式的学校穆巴拉基亚学堂就学，12岁即参加守卫科威特城门的工作，1942年任科威特安全总署署长和科威特市市长，1949年主持创建护照司，1952年主持创建科威特广播电台，1953年主持创办航空俱乐部和航空学校，1954年任军队总指挥，大量采购现代化武器来装备科威特军队，并采用先进的手段进行军队的训练。1956年负责组建民航局。1958年任科威特政府最高委员会(科威特政府内阁的前身)成员，在埃米尔之后位居第二。1959年受命将警察局和安全总署合并成一个部门。阿卜杜拉·萨利姆·萨巴赫在位期间(1950-1965)，曾代理埃米尔摄政。他曾多次担任文化委员会的领导职务，担任过民族文化俱乐部的名誉主席，1961年退休，1991年6月15日逝世。
作者基本上是顺着传主的主要经历来记述的。第一章写阿卜杜拉·穆巴拉克其人，简单叙述了传主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传主的性格及其社会生活。如果说第一章作者的叙述手法采用的是私人性话语，那么从第二章开始作者就进入了宏大的叙事，将传主放到现代科威特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中来描述；第二章重点记述了阿卜杜拉主持创建各个现代机构，涉及各个重要的领域：安全总署、军队、教育与文化、民航以及各种民间机构；第三章重点叙述了阿卜杜拉在科威特对外关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主要涉及黎巴嫩、沙特、约旦、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美国和英国，作者没有夸大传主在外交领域的成就，而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我们从作者的描述中发现，传主的外交活动基本上是科威特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重点，一方面是把同西方关系的重点放在了美国和英国，另一方面，则极为重视同阿拉伯大国和重要国家的交往。在这一章中，作者特别指出了传主在制定科威特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第四章集中描绘了传主是如何处理与伊拉克关系的，特别是科威特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水资源问题、边界问题、加入阿拉伯联盟问题、1958年伊拉克革命问题、卡西姆上台以后否认科威特权利的问题、边界与双边关系问题、1973年的危机和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第五章不避隐私，揭开了阿卜杜拉没有继承科威特埃米尔之职上台执政以及后来离职退休的真相。
传主的这些经历恰恰是科威特建立现代国家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而传主本人不仅是这一系列国家建设行为的参与者，还是其中许多领域的领导者。正是在阿卜杜拉的领导下，科威特创建了广播电台，拥有了自己的宣传和娱乐媒体；从航空俱乐部到航空学校，一直到科威特民航局，都是阿卜杜拉一手创建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传主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事的风格；正是阿卜杜拉引领了科威特安全总署的创建，后来又负责警察局和安全总署的合并，使得国家的安全体系得到完善；也正是他，创建了护照司，便利了科威特公民走向世界的步伐，规范了外国人来科威特的管理；在他担任军队总指挥期间，科威特的军备和训练得到长足的发展，科威特军队成为现代化的军队；他还多次担任文化委员会的领导，为科威特的文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作者没有用华丽的辞藻直接为传主歌功颂德，但通过对传主参与、引领科威特现代化建设的种种实际行动，让读者领略到一个文武兼备的政治人物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魅力。
作者谈到了传主的高尚品格，不是自己在侃侃而谈，而是援引别人对传主的评价，用他人的评价来构建传主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而且这些来自外部的评价不是撰写传记期间临时采访的应景材料，而是各种正式发表的文章、著作和政府机构的文件或报告。书中援引了费克理·阿巴扎先生(一位著名的阿拉伯报业人士，曾多年担任埃及《画报》杂志主编)1958年发表的文章[2]44，说阿卜杜拉谢赫“是一位精明干练的领导人，是一个英雄。他接待我的时候敞开心扉，容光焕发，笑口常开。当我们高声称赞，感谢他的慷慨大方和盛情款待，他很生气地打断话头，表示抗议，说道：‘不要这么说，你们在这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就是你们的故乡，就是你们的祖国。小小科威特在她还是个儿童的时候，就得到埃及在建设方面，在学术和艺术等方面的全面帮助……你们的功劳在先，而且这种功劳还是连续不断的……你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你们房子的正屋。’”[2]44费克理·阿巴扎先生还在文章中还谈到阿卜杜拉谢赫的政治魅力和语言能力，认为长期的历练和纯正的阿拉伯气质，不仅给他锻炼了他的政治和管理能力，也给他的各种谈话增添了魅力，颇为引人注目，称赞他的语言风格够得上“易而难及”的称谓。“易而难及”一词是阿拉伯评论界对那些看似简练平易却难以模仿的语言风格的概括性指称，最初是用来形容阿拉伯著名的民间故事《卡里来与迪木乃》独特的语言风格，在这里被用来形容传主的语言能力和文化水平。
对于传主的其他优良品格，作者也引用其他人的材料来说明，1951年的一份英国报告描述他“热忱慷慨”；法国记者法郎索瓦·米杜尔则把他描绘成一个“暴风式的人物”，工作上雷厉风行，犹如沙漠的飓风在卷动。1952年，阿菲夫·塔伊比在书中写道：“他拥有高贵统治者的英雄气概。他办事公正，绝不偏袒。”[3]18法迪勒·萨伊德·阿格勒曾出版一本书，发表黎巴嫩记者代表团1952年访问科威特的有关评论，描述阿卜杜拉谢赫“是一个独特无双的人物，强悍有力，聪明绝顶，外形如虎，目光如隼，你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就会被他的谈话魅力攫住，为他的气质所吸引，为他的善解人意和高度自信所折服。他是真正民主的，他爱护人民，相信群众，相信他们的能力和本质。当你坐到他在场的地方，他会迅速注意到你，全神贯注地迎着你的目光，风度优雅，和蔼可亲，温和亲切……如果你到他的法庭，你会看到他在倾听人们的诉说和诉求，你会发现这位公正的长官总是公平处事，真心对待。此外，他那与生俱来的骑士风度、天生的聪明和超人的智慧穿透你的内心。”[4]34
他的慷慨大方体现了阿拉伯的待客之道，符合阿拉伯人的传统。根据卢特菲·李笃对阿卜杜拉谢赫慷慨品格的描述可以知道：“他的宫殿对每一个前来敲门的夜客和每一个过路人都是开放的，谁想吃就吃，谁想神侃就神侃。他在这里接待告状者、受冤枉者和求助者……金钱、体面和权力都不能使他感到快乐，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上天帮助他实现每一个阿拉伯人的愿望，帮助弱者从强者那里讨回公道，使科威特永远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属于所有的阿拉伯人。”[2]45
二、带有学术风格的传记文学
这部传记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其学术风格。一般的传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传统的传记一般都是采用文学的手法，对传记材料进行加工，使人物形象更加富于传奇色彩。但苏阿德·萨巴赫显然是出于和传主的特殊关系的顾忌，尽量避免用传统的文学手法，希望能够以客观的态度来进行写作，获得读者的认可。不管是不是出于作者与传主的特殊关系，作者的确是用研究学术的方法来进行《海湾之鹰》这一传记的撰写。有一篇评论指出：“苏阿德·萨巴赫博士以此书证明了她是一流的学者。”[5]这本传记著作的学术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书中几乎每一页都有注解，详细注明了引文的出处。不仅有阿拉伯文的注释，还有不少英文的注释。有的书页中的底端注解有好几个，令人乍一看，还以为是一本学术性著作，而不是一本传记。
二是作者除了参考很多的拉伯文报刊和英文报刊，引用了这些报刊上的相关资料，而且作者参考、引用过很多阿拉伯文和英文书籍，其中阿拉伯文参考书49本，英文参考书18本，另外还查阅了两本相关的硕士论文和一篇博士论文。这些参考书内容广泛，有的是关于科威特历史的书籍，有的是人物传记，有的是回忆录(包括阿拉伯人的和西方人的)，有的是学者研究海湾石油与社会变化的专著等。
三是作者在书后做了4个索引：1.人物索引；2.家族和部落索引；3.地名和机构的索引；4.书籍、报刊、杂志、外交报告和文献的索引。这些索引非常方便读者进行相关的检索。一般的学者在做索引的时候只对专有名词进行索引，但苏阿德·萨巴赫详细地进行了分类索引，从中可以看出苏阿德·萨巴赫严谨的学术训练。
四是作者还专门附录了近100页共56份与传主相关的文献资料，其中有英国女王给阿卜杜拉·萨巴赫授勋的证书，有科威特埃米尔任命内阁部长的名单，有阿卜杜拉·萨巴赫发布的命令，有阿卜杜拉·萨巴赫发布所主持的要害部门发布的公告，还有英国驻科威特政治代表处与英国外交部、美国驻科威特领事馆和美国外交部之间的往来文书、电报和调研报告等。有学者指出：“帮助她完成这一任务(指写作传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多数1961年之前的外国文件都已经公开，无论是阿拉伯的学者还是外国的学者都可以调阅。这才使得她可能充实(传记)文本，首先将其个人生活描写成科威特统治家族的，其次才是她自己作为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谢赫的妻子及其生命中的伴侣。”[6]
五是作者的详尽考证。如关于传主的出生年代的确定，作者引用不同的材料，并以逻辑的推理来论证传主的出生日期。的确，关于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谢赫的出生年代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总的说来都认为是介于1910-1914年之间。譬如，英国的一份报告指出，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谢赫出生于1910年，而一份美国的报告则指明他在1950年时为35岁，也就是说他是1915年出生的；埃及的《最后一刻》杂志指出，他在1953年时已经40岁，亦即他是1913年出生的，[2]34而埃及的《鲁兹·尤素福》杂志则说他出生于1919年。[2]34撰写萨巴赫家族一书的作者鲁什(Alan Rush)则考证阿卜杜拉谢赫的出生时间是在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即1915年”[7]115，这个时间不对。事实上，正如艾哈迈德·贾比尔谢赫所记录的，阿卜杜拉谢赫是1914年8月23日诞生的，比他父亲逝世的时间(伊斯兰历1334年1月20日，即公元1915年11月29日)要早一年多。鲁什所引用的关于他父亲的资料也不够准确。鲁什提到：“大穆巴拉克是穆罕默德和杰拉赫同父异母的兄弟。穆罕默德·萨巴赫是我的曾祖父，在大穆巴拉克之前任科威特的统治者(1892-1896)。而穆罕默德、杰拉赫和穆巴拉克则是三个同胞亲兄弟。其中，穆巴拉克的年龄最小。他们的母亲鲁额鲁爱特·穆罕默德·萨基布，是祖拜尔地区的长官艾哈迈德·本·尤素福·本·穆罕默德·萨基布的女儿，也是我母亲的三祖母……”[2]33-34从家谱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阿卜杜拉谢赫相关的家庭关系网。
不可否认，以学术的方法来进行传记的撰写，确保了传记内容的真实性。有学者指出，“作品的价值取决于作者人格。要想理解和评价作品，必先理解和评价作何其人。对作者的理解逻辑上先于对作品的理解。”[8]44尤其是苏阿德·萨巴赫与传主的特殊关系，的确让人对她的传记作品产生一丝疑虑，因而非常有必要了解作者本人。正像孟子所说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9]作者的学术身份和学者身份，加上作者与传主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这一本传记作品形象生动而不失真实客观。
三、苏阿德·萨巴赫的学术生平
苏阿德·萨巴赫(Souad al-Sabah)是科威特著名的女诗人、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她出身王族，即科威特执政的萨巴赫家族。她的诗歌成就和学术上的建树，加上高贵的出身及其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使她不仅在海湾地区声名显赫，而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有影响。她的诗经常在各种晚会上被朗诵，在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过电波传达给广大听众和观众。有些诗还被谱曲配乐，广为传唱。有的甚至拍成MTV，受到阿拉伯观众的喜爱。
根据《海湾之鹰》科威特王室家族的族谱，可以确定苏阿德·萨巴赫是曾任科威特埃米尔的萨巴赫二世的曾孙女。1960年，风华正茂的苏阿德·萨巴赫同英俊潇洒、沉稳干练的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结为终身伴侣。[10]7她的丈夫就是现代科威特国家的奠基者穆巴拉克·萨巴赫(Mubarak Al-Sabah)的小儿子。从亲缘关系上看，苏阿德·萨巴赫是其丈夫阿卜杜拉·穆巴拉克·萨巴赫的侄孙女。[2]35
1970年，苏阿德·萨巴赫留学埃及，就读于开罗大学政治经济学院，1973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对她来说，这个学士学位确实来之不易。她当时已经结婚，并且做了母亲，既要牵挂孩子，又要坚持学习。其中的酸甜苦辣可想而知。而且就在1973年，刚过而立之年的苏阿德·萨巴赫还遭受了意外打击：13岁的大儿子穆巴拉克急病夭折。[2]7然而，困难再多再大也改变不了她深造的决心。经过加倍的努力，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转换：从王室贵妇变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在这一角色转换过程中，她坚强的个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她对知识与理性的向往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她说：“我努力工作，选择了在知识和理性的海洋中旅行，因为我深信：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是一个患了全身瘫痪症的女人，一个如同寄生植物的女人，使社会的进程和生命的进程变得困难。”[11]48
后来，也正是这种独立的个性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以及追求知识和理性的理想，令她再次远离家乡，到英国求学，并进入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继续深造，1981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从此走上了经济学研究的道路。
苏阿德·萨巴赫潜心治学、勤于思考，在一篇篇经济研究方面的文章见诸报纸杂志的同时，一本本专著也随之出版。《科威特经济的规划发展与妇女的作用》、《欧佩克：以往经验与未来面貌》、《新的石油市场：沙特恢复主动》、《阿拉伯祖国的资源危机》、《科威特经济概论》、《产油国的经济发展与最近的经济变化》、《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石油政策》、《今日世界之经济与政治》、《穆斯林妇女在海湾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书先后面世，显示了苏阿德·萨巴赫令人刮目相看的学术成就，而且，人们还从她的这些著作中看到了一位阿拉伯女学者对发展民族经济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和一颗急于改变祖国、海湾地区乃至阿拉伯世界经济面貌的忧国忧民之心。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出自一位出身高贵的科威特王室公主，尤为难能可贵。
她从事海湾经济研究和石油经济研究，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出版了近10本专著。由于成就突出，她受聘于英国牛津大学讲授经济学课程，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阿拉伯女性。[12]尽管苏阿德·萨巴赫为人谦逊，在谈及此事时亦难免流露出骄傲和自豪的情绪。她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道：“选择在牛津大学任教对我来说，是一件令人激动和荣耀的事情。那是源于我在学习、研究和撰述上持续不断的贡献。”[12]9
苏阿德·萨巴赫的学术经历对她创作这本传记显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使她能够得心应手地进行传记的材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并有能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进行写作。因此，苏阿德·萨巴赫的这本传记既是一个人发展经历的写照，也是一个国家发展历史的记载，与其说是一本文学作品，毋宁说它是一本学术著作。
四、结语
苏阿德·萨巴赫以学术性手法来写传记，将个人的历程与国家发展的历史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一本传记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还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多位评论家都指出了这本传记对于科威特历史研究和阿拉伯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吉哈德·法迪勒指出：“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位为建立科威特国家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的纪念和致敬，更是一本学术著作，是科威特现代历史重要阶段的文献，追述了阿卜杜拉·穆巴拉克私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及其作为公众人物的生活，既把他当作有情感、有原则的群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又把他当作一个在国家历史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国之栋梁。”[13]科威特的评论家认为，科威特年轻一代都要读一读这本传记，更好地了解科威特国家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科威特现代化的过程。更有阿拉伯学者指出，研究科威特现代史和阿拉伯现代历史的人都应把苏阿德·萨巴赫的这本传记作为重要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