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意涵
侯 彦 杰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40)
摘 要： 国内外绿色理论关于马克思自然观的研究存在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读，把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当作人类社会的一般现象，指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缺乏生态意识。实际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最深刻的描述，造成生态危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制定自己的价值理论过程中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透视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过程。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性维度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为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内在一致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生态学；生态文明；三大社会形态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西方绿色运动与绿色理论不断发展，让产生于19世纪的生态学思想不断拓展，与众多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不断交叉融合，促使大量新思想蓬勃兴起，也让诸多传统理论获得了生态学语境下的重新阐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绿色理论研究也蓬勃兴起，并且摆脱了西方话语，逐步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理论，生态文明也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生长点。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通过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探索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文明意蕴大部分集中于哲学领域，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理论阐释则较为薄弱，这极大制约着对马克思自然观中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全面理解，更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36。马克思的自然观研究绝不能仅仅是哲学逻辑的单向进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只有深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才能对马克思的自然观有全面、完整、科学的把握。
一
在生态学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透视，劳动价值论是必须面对的基础性研究。随着生态伦理学提出了所谓自然价值的思想，出现了一些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缺乏自然价值观的观点，甚至声称劳动价值论要为生态危机负责。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把自然物及其价值作为一个已存在的仅仅是物的形态表现的劳动对象，抹杀了自然价值，也使物的价值变得不完整，影响物的价值及其最终表现，不论如何夸大劳动价值的比重，自然价值都是客观地存在并且不会为零的”[2]；或者认为，“劳动价值概念本质上在于它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考察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它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而对于人和物(自然)的关系，劳动不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不是劳动价值论解释的范畴，所以在劳动价值论中自然资源的价值是缺失的”[3]；以及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把价值视为人类劳动的凝结，这种经济价值观忽视了自然资源不但为人类直接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还为人类提供环境空间，具有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等多元价值”[4]。这些观点都否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具有生态意蕴。
当然，目前国内学术界主流观点倾向于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缺乏自然价值思想提供辩护，这类观点承认劳动价值论是自然资源价值的基础，但又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或历史局限性，在目前的生态状况下需要补充和发展。如他们指出：“自然资源不是自古就有价值的，只有到了经济发展后劲和基础遭到破坏即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激化的阶段，才使自然资源具有价值属性。自然资源在过去没有价值，在现在具有了价值，不仅可以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得到正确的解释，而且恰好反映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价值。”[5]或者认为，“可以根据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对自然的利用可以分为初步利用、征服改造、恢复生态平衡的天人合一三个不同阶段，在目前由于征服改造出现了资源耗竭的情况下需要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展为生态价值论，以走向天人合一的发展阶段。”[6]还有人提出，“人的二重性理论即人是自然生态人又是社会经济人的思想，认为人的二重性决定劳动二重性，全面的生产应该是既考虑劳动价值又重视自然生态的价值。”[7]171
但是也有少数学者看到了否定劳动价值论对于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建构所谓虚拟价值的严重后果，坚持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描述，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劳动价值论造成了自然资源无价值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忽视自然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它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考察了自然在资本榨取剩余价值中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自然的能力都被视为资本的力量。如果说劳动价值论忽略了自然的价值，那也是因为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赋予自然财富真正的价值。”[8]79-84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必须坚守“劳动本体论”和“价值创造一源论”，认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放弃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立场，否定了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是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连根拔起，必须予以警惕”[9]。这类观点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自然观中的地位，但还没有系统论证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自然观的关系。
式(1)表明:布尔模型中,若探测点落在节点感知半径范围内,则感知能力为1;若探测点落在节点感知半径范围外,则感知能力为0。布尔模型定义简洁、易于建模且应用广泛,本文算法的感知模型采用了布尔模型。
5.应该将导体的正常的最高工作温度控制在 70度以内，当收到日照时，应该控制在80度以内，当导体接触到有镀锡的覆盖层时，应该将温度可适当的控制在85 度以内。
二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3]269马克思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优先地位，但自始至终都坚持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思考现实的自然，明确“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3]335。早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面对因为《林木盗窃法》加剧农民贫困、愤然为农民利益辩护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所谓自然问题与物质利益的密切关系，并且痛感自己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匮乏。这个遗憾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大纲》)才得到真正解决。在《大纲》中，“马克思第一次制定了他的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14]4，科学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对“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有了深刻的把握。也只有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成熟，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才日渐清晰起来。
罗伊·莫里森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阶段划分侧重从技术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关系，忽略造成这三个阶段背后的生产关系，没有超出西方绿色理论从“技术控制”理解 “自然控制”的理论范式。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则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解读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现实出发点展开，通过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价值理论，为科学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量”[16]100。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真实描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自然对抗的根源，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人和自然矛盾解决的路径。
《大纲》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对“蒲鲁东——格雷的小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错误批判”[15]544。资本主义大生产打碎了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经济，蒲鲁东们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风雨飘摇中的法国小农经济抱有极大的同情。他们一方面希望保留商品、价值、货币等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又希望限制资本的发展，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平均占有的小生产者乐园。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科学地指出了从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的客观必然性，既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又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揭示它的历史暂时性，使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14]47，创造性地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4]47的“从后思索”思维方式，对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考察；又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征进行“能有”的理论探讨，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的依附性”“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社会三大形态划分。
随着当代生态危机的问题日益突出，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被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罗伊·莫里森据此提出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三大阶段划分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性观点。而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如果也从人与自然关系透视的话，恰恰吻合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三大形态。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16]101，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正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对“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形态的考察，并据此引发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变迁的理论思考。
一篇习作完成后，不要让孩子成为唯一的读者。游戏习作的主角是孩子自己，怎样让孩子的游戏故事在儿童的言语世界中鲜活、灵动起来？快乐联动是一种很好的交往情境机制。每一次习作完成后都有分享课，让孩子通过读自己的习作，明白自己也可以成为课堂的主体，“我”也可以成为话语的中心，“我”的话语也可以对别人有意义。倾听的孩子学会了关注他人的存在，明白习作就是用言语和别人进行交往，让他人一起分享自己的生活。孩子在听到别人的优秀习作时，会自觉鼓掌，大家在这样的互相被肯定的过程中，获得自信，获得快乐。
1.劳动价值论学说揭示了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劳动是一切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在一般的生产活动中，具体劳动创造了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使用价值，而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必不可少的要素，自然必然得到人类的尊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是对自然在劳动过程中不可或缺地位的最好描述。在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相统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哪一种土地所有制等等的形式最具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14]479不是古代人研究的问题，“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4]479，除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提供生活资料，自然提供给人类的各种超经济的意义对于人的需要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开拓有限，“稚气的古代世界”对大自然的天然亲近态度也显得比较崇高，这也是人们对田园牧歌的时代总是充满好感的一个原因。然而，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抽象劳动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使用价值的多样性对于生产者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把各种具体劳动还原为一般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让商品生产者耗费的劳动时间得到补偿，商品生产才可以持续下去。作为土地及其自然产品，没有抽象劳动的凝结，只有人的劳动加于自然对象之上的价值可以通过交换被承认，自然的审美、情感、生态等重要的使用价值在交换中注定了被忽视、甚至被破坏的命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蕴含着生态问题的可能性，但在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统一的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生态问题只会表现为局部的影响，不会构成人类生存的危机。
3.劳动价值论学说揭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16]92是资本的必然趋势。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个别资本只有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而竞争的外在压力与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促使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表现在资本的物质形态上，就是在资本中越来越先进和庞大的机器体系即固定资本比重的提升，“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16]93。固定资本的数量和效能不断提升的必然趋势，意味着同对象化劳动相交换的活劳动耗费降低到越来越低的水平，最终使依靠“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依靠剩余劳动作为“一般财富的发展条件”[16]101的资本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也让人和自然的对抗性关系走向尽头：“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6]100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16]100。摆脱了交换价值束缚的自然展现出全面发展的人所需要的各种有用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再是少数人掠夺自然和多数人的条件，而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
在《哲学的贫困》序言中，恩格斯说过：“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18]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商品、价值、货币、资本等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范畴，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掩盖在物背后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他的劳动价值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描述与现实批判，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对抗性矛盾的制度根源。生态危机源于以追求或生产商品价值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那些要劳动价值论为生态问题负责的西方绿色理论，或者幻想基于生态伦理构建自然价值来解决生态危机的思想，不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讽刺的那些“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1]182的历史唯心主义者吗？他们把历史上的一切归结于观念的变化，幻想依靠意识形态的斗争，用道德主义的批判解决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这些空想从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之初就从来没有停止，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19]。“以劳动作为财富尺度”的资本主义造成了人和自然前所未有的冲突，它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发展也为人与自然在更高阶段的和谐共生准备了条件。“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消亡的”[16]413。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劳动者与劳动条件还无法达到全面统一，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没有改变，仍然需要利用商品经济的规律大力发展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同时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西方绿色理论出现以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也一直存在。舒马赫在其名著《小也是美的》中谈道：“我们同现实疏远了，倾向于把我们自己没有创造的一切东西都看成是无价值的。甚至伟大的马克思博士在系统提出‘劳动的价值法则’时，也犯了这个极其有害的错误。”[10]2面对类似的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做了积极回应。但普遍都是从使用价值理论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基础中包含着对自然的重要性的肯定。如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通过对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概念的研究，强调马克思以此表达自然在生产的前提、生产过程之中及消费对人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是两个要素，即自然物质和创造性劳动的结合”[11]72。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詹姆斯·奥·康纳也谈道，“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关注焦点是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危机理论重点关注的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以及商品资本的周转过程之间及其内部(以及危机的不同形式之间)在数量上发生的断裂或中断。他既不关注资本与劳动在阶级力量上的变化，也不关注作为生产性投入的那些使用价值因素(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及空间)的稀缺性”[12]。奥·康纳据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危机”——生产条件与生产的危机，及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态意蕴的补充。这些努力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脱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基础上而对其进行“改进”的理论旨趣。
三
“新的“两委”班子成员到位以后，我们作为前任领导，从工作上从思想上多方面地给予帮助，年轻人学习也快，进入角色转变角色都非常快，现在都能正常地开展工作了。”一〇四团西城西社区原负责人刘军欣慰地说。□
1.以“人的依附性”为特征的社会形态是人与自然低水平协调的农业文明时代。马克思谈到“人的依附性”社会形态特征时，指出这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14]476，可见这正是今天所谓的农业文明社会。这一阶段在西方绿色理论中常常被美化为田园牧歌式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实际情况却是“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4]107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是对自然的服从敬畏与个人狭隘的社会关系相统一的社会。一方面，劳动者和劳动的物质前提条件保持“天然统一”， “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使自己的主体性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14]476。作为人的“无机身体”：自然提供了最重要的生产条件——土地，供人类在此生产、生活，自然界的动植物还可以直接成为人类的生活资料，人类依赖自然的恩赐才能生产和再生产自己，自然力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条件。“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14]107的原始生产力状况决定了人在自然面前的畏惧顺从心态，人依赖于“无机身体”而不是支配无机身体，人是自然脚下的仆役。另一方面，“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在农业文明时代，不管是原始公社所有制、亚细亚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三种共同体形式，还是奴隶制、农奴制所有制形式，“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14]476，是劳动的前提。每个生产者个人只能以共同体为中介与自然发生联系，作为共同体链条中的一环，生产和生活受制于共同体，缺乏独立性和自由，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中，奴隶本身，甚至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14]481。个人之间的联系不论是温情脉脉的家庭血缘关系，还是等级森严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都是带有共同体内身份地位标识的“较明显的人的关系”[14]113，即人依赖于他人的依附关系。
2.劳动价值论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危机的必然性。“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二者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16]100。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劳动一般“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4]46。抽象劳动不仅仅是经济学最重要的范畴，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一切劳动产品包括劳动力自身都在商品化抽象中，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唯一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等价交换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无偿占有规律。劳动力成为商品让劳动者开拓自然的成果变成资本获利的结果，而无需支付成本大肆掠夺自然获得“自然力”为资本增殖服务，也让局部的生态问题必然演变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土地及其之上的自然物，不是劳动产品，它可能对人类生死攸关，但不会凝结成价值，这注定了自然在资本统治的社会只能被贬低、耗竭的命运。当然在资本和劳动对立的条件下，土地等大自然赐予的生产条件可以通过法律意义的“所有权”成为让资本获利的“自然资源”，取得虚拟价格的形式，进而基于供求关系建立起自然资源市场。虚拟价格的出现达不到保护自然的目的，交易获利只能促使资本更疯狂地在全球范围内向自然进军，在资本“合法”地对“自然力”掠夺中走向枯竭。对于资本而言，自然只有为资本增殖的“价值”，很多自然资源“属人”的使用价值甚至在还没有被认识到的时候就消失了，至于那些无法明确所有权的阳光、空气、水更是为资本获利惨遭牺牲的重灾区。
2.“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是人与自然分离与对抗的工业文明时代。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了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一方面，大批劳动者从土地这个天然实验场脱离成为 “自由工人”，他既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一样支配，而无需依附于他人或共同体；却又“自由得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自身生存。另一方面，土地、生产工具等劳动的客观条件以对象化劳动的形式同自由工人的活劳动相对立，“不仅要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对象条件，而且要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对象条件”[14]456。资本集合起劳动的一切力量，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14]525。此时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张扬，自然不只是人的“无机身体”，而成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然而，张扬主体性的“人”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物所控制的孤立个体，虽然资本让单个人摆脱了血缘和统治从属的狭隘联系，让世界各地人们之间形成前所未有的相互联系和全面依赖，但这种普遍联系并未带来人的全面发展，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与建立起来的个人联系，只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私人利益，人和人之间呈现出既普遍联系又毫不相干的矛盾现象。面对被不断被征服的自然界，每个人并未感受到征服的快乐，而只能体会到商品化自然加剧抽象、孤立个人无家可归的失落。
四
3.“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与人与自然真正和解的生态文明阶段。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就指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社会，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完美结合，但是对于还没有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来说，对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从“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出发对社会制度应有状态的“理想化的悬设”[15]236。只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理论，才使这种设想转变成基于现实条件对未来“能有”的科学指南。当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突破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7]874时，共产主义将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形式重新建立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有机统一，科学技术进步帮助人类不断发现自然界“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所有这些探索的成果都在自由人联合体的合理支配之下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中。”[14]480全面发展的人对自然的丰富性需要绝不会如资本主义那样仅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自然的生态、审美、情感等感性意义都是对人的发展必不可少的有用性。“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14]480，带来了人与自然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
对使用社交媒体营销的建议。虽然受访酒店都承认社交媒体营销对酒店实现整体业务目标的重要性，但也有5家酒店表达了对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的担心。在微信、微博等平台上，太过频繁地发送酒店信息，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顾客会把酒店发布的信息当作垃圾信息，从而屏蔽酒店社交媒体的营销账号。此外，任何负面的评论也可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瞬间传遍千家万户，所以酒店在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时一定要严格把关，以确保酒店的声誉完好无损。
1.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根本条件。西方的绿色理论产生以来，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看作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甚至主张“回到荒野”，声称要为了环境保护放弃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上也注重强调代际间的公平。这些貌似关注全球共同利益的思想实质不过是压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维持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垄断地位，只能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不但无法解决生态危机，还要面临社会危机。近年来，在环境问题上，发达国家回避自己欠下的环境债务，把很多可以造福全人类的绿色技术封闭垄断，充分暴露了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对自然界的认识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的条件”[16]413，坚持在生产力发展中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认识到“绿色”本身就是生产力，积极推动增长动能转换。无论是对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还是发展新兴绿色产业，政府利用经济政策手段，鼓励市场主体开发更多的绿色技术，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2.发挥公有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深化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解”[20]。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有机统一，在劳动者的联合控制下自然可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无法实现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全面统一，在公有制主体之下还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仍然可以通过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更好地服务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走向，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通过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引导绿色发展，引导人们把消费从片面强调物质消费转向绿色消费，既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关键，又注重通过生态文明体制的建立发挥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推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3.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发挥制度优势和文化特色，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21]。生态文明理念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一致，中国政府把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时，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统一起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建设一个和谐美丽的世界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一百多年以前，面对总是幻想回到田园牧歌式小农经济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蒲鲁东们，恩格斯讽刺他们是要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100年”[22]204。今天西方绿色理论中主张放弃社会化大生产，让历史回到荒野，甚至还有人提出原始社会才是人与自然关系最和谐的社会，这些看法比蒲鲁东们更为可笑，可谓把历史时钟回拨一千年甚至一万年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随着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不断完善，面对充满内在矛盾的现实资本主义制度，始终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探索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科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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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11-0033-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绿色话语体系研究”(19YJA710044)
作者简介： 侯彦杰， 1970年生，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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