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悲剧成因再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莱特论文,悲剧论文,哈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提出自己对莎士比亚的新看法时，T.S.艾略特调侃地写道：“以莎士比亚那样重要，我们最好每过一段时间，就另换一种看法……既然我们永远也谈不出真相，那末不如每过一段时间，便从这样儿的假相改换为那样儿的假相。真知灼见到头来会不会独占上风，可说不准。 ”〔1〕虽然就整篇文章看， 艾略特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的看法不是“真知灼见”，但这段话也的确破除了一些权威思想，鼓舞着普通研究者对莎翁的剧本提出自己的看法，正如契诃夫所说：大狗也叫，小狗也叫。
一
《哈姆莱特》是一个悲剧，应该早已是众所公认，然而关于哈姆莱特悲剧的成因至今却仍众说纷纭。国内批评家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寻找原因。主导看法是认为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的代表，他的悲剧客观上是由于敌对的一方也即封建阶级的力量相对强大，而哈姆莱特也即人文主义者的力量相对弱小。主观上则是由于哈姆莱特作为人文主义者有着自己的局限，如过分相信思考的力量，脱离群众，孤军奋战，等等。这种观点可以称为社会原因说。西方批评家则倾向于从个体的角度寻找原因。在国内最有影响的一种看法是认为哈姆莱特天性软弱，犹疑，担当不起复仇的重任，歌德认为，《哈》剧描写的是“一件伟大的事业担任在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这出戏完全是在这个意义里写成的。”哈姆莱特“被要求去作不可能的事，这事的本身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他是怎样的徘徊、辗转、恐惧、进退维谷，总是触景生情，总是回忆过去，最后几乎失却他面前的目标，可是再也不能变得快乐了。”〔2〕赫士列特也断言，哈姆莱特“非常软弱而忧郁”。〔3〕这种观点可以称为个性缺陷说。
笔者认为，从社会角度寻找哈姆莱特悲剧的原因，其方向是正确的，但目前国内流行的社会原因说则值得商榷。首先，“哈”剧并不是一部阐释人文主义斗争失败的原因的历史文献，莎士比亚也没有有意识地把它写成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人们实际上是以一种理论模式来套这个剧本，因此在许多方面便难免与剧本的实际内容发生矛盾。比如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之间的斗争，不管其性质如何，取的仍是宫廷斗争的形式。这种斗争成败的关键，取决于一两个人的生命的存在与否。哈姆莱特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又受到群众的拥护，对于他的复仇甚至重整乾坤来说，只要杀掉克劳狄斯就行了。而他的王子身份又使他有可能得到这种机会，因此，他无需象雷欧提斯那样，聚集起一彪人马，相反，他倒应该小心地隐瞒起自己的意图，以免克劳狄斯看出蛛丝马迹而加强了防范。因此，他的单独行动完全是客观情势的需要，将之归诸人文主义者脱离群众的局限，似有一点牵强。另一方面，把双方的力量的过于悬殊作为哈姆莱特悲剧的主要原因，与剧本的实际也似有一定距离。表面上看，克劳狄斯掌握着国家的权力，拥有朝廷的力量，而哈姆莱特孤身一人，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但是，克劳狄斯拥有的力量并不完全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他所处的职位。因此这种力量是可以易手的，就象老哈姆莱特死后，这力量落入他手中一样，只要他一死这力量便会为哈姆莱特所掌握。而且，他虽然拥有国家权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不能公开动用这种权力打击哈姆莱特，而只能巧妙地加以利用。另一方面，由于王子的地位，哈姆莱特也拥有一定的可以动用的力量，而且实际上他也动用了，如布置“贡扎古之死”的演出，安排海盗替自己送信，等等。因此，克劳狄斯与哈姆莱特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不象表面看起来那样悬殊，他们之间的斗争在较大程度上仍是个人之间的较量。
社会原因说的另一困难是它无法完满地解释哈姆莱特放弃刺杀克劳狄斯这一情节。演出戏中戏之后，哈姆莱特在去母亲寝室的途中，曾得到一个除掉克劳狄斯的机会，但却被他主动放弃了。既然如此，社会原因说关于哈姆莱特悲剧成因的种种说法便失去了说服力。为了移掉这一障碍，社会原因说批评家们或者把这一情节看作是与整个剧本不相协调的一部分，或者宣称它反映了哈姆莱特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局限。但如果是前者，则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如果是后者，哈姆莱特复仇失败的原因就不在力量对比的悬殊或哈姆莱特的脱离群众，而在他个人的另外一些主观因素。社会原因说因此不免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个性缺陷说对哈姆莱特的悲剧的成因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从根本上说，把哈姆莱特的悲剧归之于其个人性格的某些缺陷是不正确的。而且具体地分析，个性缺陷说对哈姆莱特悲剧原因的种种解释也缺乏说服力。这里着重分析一下在国内很有影响的哈姆莱特天性软弱、犹疑的观点。
西方批评家认为哈姆莱特软弱和犹疑的主要依据是哈姆莱特在复仇的过程中一再地拖延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延宕。应该承认，哈姆莱特的确有延宕，但问题在于他为什么延宕，是因为他生性软弱，还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从时间上看，在鬼魂向哈姆莱特揭示他父亲死亡的真相的那一天，他父亲死去了将近两个月（16／15）。〔4〕在演出戏中戏的时候， 奥菲利娅说他父亲死去已四个月了（93／72），中间过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事情便急转直下。演戏的当天晚上，哈姆莱特误杀了波洛涅斯，接着被克劳狄斯派往英国，接着矫诏返国，接着是与雷欧提斯在墓园相遇，两人扭打，再接着就是比剑，与克劳狄斯同归于尽。行动一个接着一个，相互间的时间间隔也很短。因此，所谓哈姆莱特的延宕，指的就是他知道父死的原因到演出戏中戏的这段时间。
那么，哈姆莱特为什么要延宕？自然，假如哈姆莱特是雷欧提斯，听了鬼魂的话后，他一定持剑闯入宫中，与克劳狄斯拼个鱼死网破，这样也就不会有什么“延宕”。然而哈姆莱特不是雷欧提斯，他不仅细致周密，厚道正直，而且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对于鬼魂的话，他并不完全相信。在布置伶人演出“贡扎古之死”后，他对自己说道：“我所看见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形状出现……也许他看准了我的柔弱和忧郁，才来向我作祟，要把我引到沉沦的路上，我要先得到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76／60）同样的意思在戏中戏演出前他对霍拉斯又说了一遍，可见他的疑虑是很深的。在这些疑虑消除之前，象他那种思想性格的人，是不可能贸然对克劳狄斯采取行动的。因为他不仅要复仇，而且要公正正义的复仇，不仅要公正正义地复仇，而且要把复仇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在证据尚不确凿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就无法达到他的目的。因此，他必须确证克劳狄斯的罪行，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因为克劳狄斯的身居高位，一方面因为克劳狄斯犯罪的隐秘，给哈姆莱特的确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他既不能当面质问，也无法公开调查，只能等待时机，这就需要时间。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延宕。由此可见，哈姆莱特的延宕并不是由于性格的软弱、犹疑，而是他在当时特定的情势下不得不采取的对策。
自然，哈姆莱特对自己的速度是不满意的。他曾多次责备自己行动的迟缓。“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83／64）“我所见到、听到的一切，都好象在对我谴责，鞭策我赶快进行我的蹉跎未就的复仇大愿！……我的父亲给人惨杀，我的母亲给人污辱，我的理智和情感都被这种不共戴天的大仇所激动，我却因循隐忍，一切听其自然”。（132—133／101 —102）这些自我责备正好说明了他复仇的决心和急切的心情。实际上， 即使在查证期间哈姆莱特也从未忘记过复仇，一旦证实了克劳狄斯的罪行，他便毫不犹疑地采取了行动，刺杀波洛涅斯、矫诏返国、慨然比剑，哪里有半点软弱、犹疑的地方？
二
我们反对把哈姆莱特的悲剧归之于其个性的缺陷，并不意味这悲剧与他个人无关。他主动放弃刺杀克劳狄斯，就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因此，探讨哈姆莱特悲剧的成因首先应该从他自身开始，不过我们应该选择新的切入点。
德国批评家许金曾经指出：“绝大多数严肃的批评家都认为我们不能把哈姆莱特看成是个行动家。而主要是个思想家。”〔5〕 英国批评家赫士列特认为，哈姆莱特“不是一个以意志力量、甚至以感情力量为特点的人物，而是以思想与感情的细致为特点的”。〔6〕 前苏联批评家阿尼克斯特也认为，哈姆莱特“是个真正的思想家”。〔7〕 但也有一些批评家强调哈姆莱特行动的一面。英国批评家J.M.罗伯逊认为，哈姆莱特虽有耽于思想的一面，“但这只是哈姆莱特性格的一半，另一半是一个行动迅猛如闪电，‘谁要阻碍我，我要把他变成鬼’的人。”〔8〕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哈姆莱特既有长于思想的一面， 又有勇于行动的一面，只是因为他的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他才给人以长于思想短于行动的印象。但这只是一个错觉。哈姆莱特的失败不是由于他的长于思想短于行动，或者由于思想的过于深入细致而阻碍了行动，而是由于他的思想与行动之间未能很好地配合。他的思想有的没有辅之以相应的行动，如他对于生、死、世界、人生的哲理思考；而他行动有的没有经过思考或者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笔者以为，正是这两种形式的脱节特别是后者，造成了哈姆莱特的悲剧。因为，没有行动的思想无法产生实际的结果，而没有思想的行动则只能造成不良的结局，如刺杀波洛涅斯、比剑，等等。
刺杀波洛涅斯是哈姆莱特悲剧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首先，它使哈姆莱特由主动转为被动。在这之前，他装疯、演出戏中戏，都是一种主动的出击。克劳狄斯虽然已经定下把他派往英国的计划，但不一定能够马上实行，特别是在哈姆莱特成功地争取了他的母亲之后。刺杀波洛涅斯给克劳狄斯提供了一个借口，使他能够名正言顺地把哈姆莱特打发到英国去，借刀杀人。这样，哈姆莱特便陷入了被动。他的矫诏返国、与雷欧提斯比剑，实际上都是一种被动的应付。其次，它使哈姆莱特丧失了继续留在宫中，伺机刺杀克劳狄斯的可能，给哈姆莱特的复仇增添了新的困难。再次，它导致了雷欧提斯后来的与他比剑。这是造成哈姆莱特死亡的直接原因，虽然雷欧提斯也是受人利用。
然而，哈姆莱特的刺杀波洛涅斯完全是一个意外的事件。他是在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采取这一行动的。他试图说服他的母亲站在自己一边，至少要使她不帮助克劳狄斯。然而他的情绪过于激奋，在发现帷幕后面有人之后，便立刻拔出剑来把那人当作国王杀了。如果他略作思考，就不一定会犯这样的错误，至少，声音会告诉他，躲在帷幕后面的是波洛涅斯。
比剑没有这样仓促。哈姆莱特事先得到了通知。他感到不安，有不祥的预兆，霍拉旭也提醒他这次比剑多半会失败。但这时的哈姆莱特一方面为福丁布拉斯及其士兵的行为所刺激，决心“屏除一切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133／102）另一方面为墓地的情景所打动，产生了命运无常的思想，已经不愿再做深入的思考。他回答霍拉旭说：“不，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179／137）这里的“随时准备着”，并不是如有些评论家们所说，指随时准备着应付突然的事件，而是随时准备着命运的降临。既然如此，哈姆莱特就无心再去思考与比剑有关的各种情况，而是听凭事态按照对方布置好的方向发展，以致最终落入圈套，中毒死去。与此相反，在哈姆莱特的复仇过程中，行动与思想配合得比较紧密的，往往取得了成功。如演出戏中戏、装疯、矫诏返国，等等。
“戏中戏”是哈姆莱特精心策划的一个行动。从知道戏班将要进宫的时候起，他就萌生了利用演出的机会证实克劳狄斯的罪行的想法。他亲自布置戏班演出“贡扎古之死”，撰写必要的台词，指导演员的表演，邀请国王、王后看戏，嘱咐霍拉旭注意国王看戏的表情，一切都经过仔细的策划，周密的安排。演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克劳狄斯受不了剧情的刺激，中途离开剧场，彻底暴露了自己的罪行。
装疯与延宕紧密相连。两者在时间上重合，装疯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延宕的过程。装疯自然也是哈姆莱特认真考虑的结果。有的评论家对这一情节持否定的态度。罗伯逊认为：“听到鬼魂的话以后，哈姆莱特没有改变举止的必要，因为国王还没有谋害他的意图。”装疯只会引起克劳狄斯对他的怀疑，促使国王想法对付他。〔9〕 罗伯逊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总体上却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对于鬼魂的话，哈姆莱特是有疑虑的，这使他不能贸然采取行动。另一方面，鬼魂的话又不可不信，这使他又不能不对克劳狄斯加以防范。而且哈姆莱特禀性忠厚正直，心中有了这一秘密，他就无法再以以前的态度对待克劳狄斯，难免在神态、行动上有所表现，从而引起克劳狄斯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装疯便是他在证实克劳狄斯的罪行的过程中的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自然，装疯本身也会引起克劳狄斯的怀疑，从而给他带来危险，但比较而言，这种危险比他不装疯而暴露自己的内心的秘密所引起的危险要小得多，何况，他还为自己的疯伪造了一个别人大都相信的理由——失恋。哈姆莱特装疯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掩盖自己内心的秘密，一是为他确证克劳狄斯的罪行提供必要的时间。他基本上达到了这两个目的。因此，从总体看，他的装疯是成功的。
这里，我们还应着重讨论一下哈姆莱特的放弃杀克。其原因是哈姆莱特认为克劳狄斯其时正在祷告，清洗自己的灵魂，这时杀他会使他的灵魂直升天堂，这不是复仇，而是以恩报怨。因此，他决定选取一个“更惨酷的机会”，在他干着邪恶的勾当的时候杀他，“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86／109）对于这种考虑， 现在的评论家们往往觉得好笑，但是我们不应把哈姆莱特提到我们现在的水平，在剧本表现的那个时代，在一个相信鬼魂、笃信宗教的国家，哈姆莱特有这样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他的放弃杀克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哈姆莱特要的是复仇，而不仅仅是杀死克劳狄斯。他的复仇固然需要杀死克劳狄斯，但杀死克劳狄斯却不一定就复了仇，假如因此把他送上天堂的话。所以从总体上看，哈姆莱特放弃这次机会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成功的，因为它避免了哈姆莱特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并为他后来真正的复仇提供了机会。在剧本的结尾，哈姆莱特果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克劳狄斯做恶的时候杀死了他。虽然他自己也同时死去，但这不是他那次放弃的必然产物，而是其后来一系列行动失误的结果。而在他放弃杀克的时候，这些失误的行动如误杀波洛涅斯、比剑等等尚未发生，他自然无法预料到以后事态的发展，我们也不应该如此要求他。
如果以帮助还是破坏复仇为标准，考察哈姆莱特的行动、思想与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凡是行动与思想紧密配合的，都或多或少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装疯、反刺探、戏中戏、劝说母亲、放弃杀克、矫诏返国等；而凡是行动与思想脱节的，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或者没有产生结果，如他的冥想、刺杀波洛涅斯、墓园争斗、比剑，等等。
马克思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有思想。人的行为应该与思想紧密配合，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两者分离，人之所以为人的优势便消失了。哈姆莱特的思想与行动都是强有力的，但是两者未能紧密结合，存在着部分脱节的现象。这样，没有行动配合的思想成为冥想，没有思想配合的行动流于莽撞，失败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从哈姆莱特自身看，其悲剧产生的原因，是思想与行动的脱离。
三
不过，哈姆莱特的思想与行动的脱离，主要不是由于其自身内在因素的矛盾运动，而是客观环境作用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客观环境指的是哈姆莱特所处的社会环境，其核心是以哈姆莱特为首的丹麦朝廷。
从总体上看。哈姆莱特所处的环境是险恶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与克劳狄斯的斗争中，哈姆莱特在力量上处于劣势。作为国王和哈姆莱特的继父，克劳狄斯不仅拥有宫廷的力量，而且可以借用长辈的名义对哈姆莱特发号施令。其次，客观环境与哈姆莱特是敌对的。以克劳狄斯为首的丹麦宫廷开始对哈姆莱特持疑虑态度，强行将他留在宫中，不让他再去威登堡，以控制他的行动。继而对哈姆莱特持敌对态度，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第三，客观环境与哈姆莱特的主观意愿相背离。它的发展不受哈姆莱特的控制，总是违背他的意愿，出乎他的意料，把一个一个的事件摆在他的面前，使他处于被动的局面。
险恶的环境严重地影响了哈姆莱特的思考，由此造成了他的第一种形式的思想与行动的脱离：行动没有经过思考，或者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这是因为，首先，任何思考都必须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之中，离开了时间，思考便无法进行。而在哈姆莱特复仇的过程中，这种必不可少的时间却常常被客观环境剥夺了。如哈姆莱特的刺杀波洛涅斯，当波洛涅斯跟着王后高呼“救命”之后，情势迫使哈姆莱特不得不马上采取行动。否则，只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卫兵听见喊声跑进来，使哈姆莱特争取母亲的努力落空，同时还会使王后对他的误解无法消除；一是帷幕后的人会借机溜掉，使他在主动放弃一次报仇的机会之后再被动的失去一次（他以为躲在幕后的是克劳狄斯）。这两种结果显然都不是哈姆莱特愿意看到的。情势的紧迫剥夺了哈姆莱特思考的时间，使他只能凭着感觉的指引采取断然的行动。
其次，任何思考都必须以一定的信息为前提，缺乏必要的信息，思考也不能有效的进行，有时甚至无法进行有关的思考，因为思考的内容本身也是由思考的主体所把握的信息所决定的。由于环境的严峻，哈姆莱特缺乏行动的自由和广泛的消息来源，许多必要的信息无法被他掌握，这也严重地制约了他的思考。可以想见，如果象矫诏返国一样，哈姆莱特在与他母亲谈话之前，事先得知波洛涅斯将躲在帷幕后偷听的信息，他是不会错将波洛涅斯刺死，从而使自己陷入被动，给国王留下把柄的。在墓园那一场，哈姆莱特如果事先知道了奥菲利娅的死讯，雷欧提斯的聚众闹事和国王的挑拨离间，经过思考之后，也决不会感情冲动地跳入墓坑，冒失的与雷欧提斯争斗。
第三，我们还应看到，有时事态的发展并不以哈姆莱特的意志为转移，他即使有所思考。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比剑一场就是如此。前面说过，对于比剑，哈姆莱特有不祥的预感，但他一方面急于报仇，一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宿命思想因而不愿做进一步的思考。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即使哈姆莱特深入思考了，他也无法阻止比剑的进行。因为它实际上已成为既成事实。克劳狄斯与雷欧提斯早就定下了这一计划。奥斯里克前来的目的，实际上是向哈姆莱特通知国王关于比剑的旨意，而不是听取他的意见。哈姆莱特曾试探地说：“要是我答应个‘不’字呢？”奥斯里克的回答是：“殿下，我的意思是说，您答应跟他当面比试高低。”（136／177）话虽委婉，但其隐含的意思却是无可置疑的。哈姆莱特自然听得出来，因此不再坚持异议，答应了比剑的要求。果然，奥斯里克刚刚退下，另一贵族就前来通报克劳狄斯等人来观看他们的比剑，通报刚刚完毕，克劳狄斯等人就上场了。这种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安排只能说明比剑已是箭在弦上，无法阻挡。在这种情况下，哈姆莱特根本无法按照自己思考的结果行动，其行动也就必然容易带上盲目性。
另一方面，诚如批评家们所指出的，哈姆莱特天性中的确有喜欢思考长于思维的一面。当环境比较宽松，具体的目标尚未直接压在他的肩上的时候，他便容易陷入沉思，从而造成他的思想与行动的另一种形式的脱离。如在装疯阶段，克劳狄斯的罪行还未完全确证，哈姆莱特尚无法马上对他复仇，客观的情势也还没有象后来那样严峻，哈姆莱特除了对付克劳狄斯等人的刺探之外，便是寻找机会确证克劳狄斯的罪行。在等待的过程中，便往往陷入沉思，对人、人生、社会、世界等进行了广泛的思考。那段关于生与死的著名独白，便是这种思考的一种典型的例子。这种思考虽然就其本身来说是有价值的，但对他的复仇来说，却没有直接的作用。
实际上，认真分析一下我们便可发现，在复仇的过程中，哈姆莱特那些取得成功的行动都是在适当的环境的作用下取得的。这种环境既给了他具体的目标和行动的直接的动力，又给他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使他能够比较从容的思考，如演出戏中戏、矫诏返国，等等。如果环境过于紧迫，他的思考便受到制约，无法与他的行动相配合；而当环境比较宽松，未能给他提供具体的目标和行动的直接动力的时候，他就往往陷入冥想之中。
由此可见，哈姆莱特思想与行动的脱离主要是由他所处的客观环境造成的。他的悲剧准确地说，是由于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下所产生的他的思想与行动的分离。
这里，我们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哈》剧的主题。哈姆莱特所面临的个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悲剧中其他人物也面临着。如果把老哈姆莱特也算上，《哈》剧中一共死了九个人，这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也是罕见的。这些人的死因各不相同，但却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的死都是外在于自己的事态发展的结果，他们只是这些事态的被动的承担者。换句话说，他们的死主要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内部因素的矛盾发展，而是外部的社会因素矛盾发展的结果。其次，这些人的死亡都是意外的，本人并没有预料到。他们置身在社会之中，各有自己的欲望和目的，却都被未曾预料到的事件毁灭了。这说明，在处理这些人物的时候，剧本关注的是这些人物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即社会的关系。由于这些人物构成了剧本内容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哈》剧处理的实际上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主题。不过讨论《哈》剧的主题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里只是顺提一下，作为本文论点的一个引申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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