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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顺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的关系，建立健全合理的市场机制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有关市场管理思想十分丰富，许多思想家都对该问题有所论述，概括起来包括：一直接实行行政控制的市场管理思想；二自由放任、听民自为的市场管理思想；三实行经济干预和调控的市场管理思想。下面分别阐述之：
1 直接实行行政控制的市场管理思想
此点首推《周礼》。
中国历史上对商业的看法始终存在“抑”与“不抑”之别，作为被封建统治者推崇为典范的《周礼》，对商业是相当重视的。它对市场的设置有严格的规定，而且规定市场上不准弄虚作假、不准经营违例商品、不准滥涨价、不准偷税漏税，为保证其实施还制定了相关管理措施。本人曾有专篇论述，此不赘述。
商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他的主导思想是农战论，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和战争，这样才能兼并诸侯统一天下，所以要堵塞农、战以外的一切可以获利的途径，工商业自然在禁止之列。商鞅成为中国历史上提出重本抑末第一人。与之相联系，他的市场管理思想也便贯穿着这一指导思想，体现在市场管理原则中，他主张“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境的利益都属于士兵，市场的利益都归农民，他认为“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靠农业富国，粮食的价格一定高，不从事农业的赋税繁多，市场的税收也沉重。对商人“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斯、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要按照商人的家口人数征派徭役，并令他们的奴役也照册服役；并“重关市之赋”。“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加重关市的课税，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酒肉课税，使税额相当于本钱的十倍。这样，农民安逸，商人就劳苦了。从这些税收政策中可看出对商人及其所从事的行业都是不利的。
另外，对山泽资源实行国家垄断政策即“一山泽。”“又专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难怪桑弘羊评价商鞅：“昔商君之相秦也，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
其他的一些政策也是限制商业活动的，如“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废逆旅，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等等。
商鞅生活在战国时期，他的市场管理思想是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当时新的封建生产方式以及地主的统治地位尚未稳固，奴隶主残余还很严重，所以商鞅的主张对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 自由放任、听民自为的市场管理思想
西汉王朝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获得很大发展，百姓生活有了提高。到武帝时期一些矛盾相继暴露，例如与各地诸侯的矛盾、与匈奴的矛盾、各方面所需财政的筹措，等等，要求西汉政权对统治政策作出调整。当时，主张国家实行经济干预的就是后面提到的轻重论，与之相反的就是经济放任主张，以司马迁为代表。
对国民经济包括市场管理的基本主张是放任，不要过多干预和控制。司马迁是最早倡导者，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在司马迁看来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听任私人进行生产、贸易活动，不加干预和控制。因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而贫富差距是个人才智、能力不同造成的，即“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所以“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物价是市场调节器，听之任之，不要人为干涉。
显然，司马迁的市场管理思想与封建正统思想格格不入，得不到重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因素逐渐增多，一些思想家继承发展了司马迁的思想。例如宋代的叶适。
中国的封建经济发展到宋代，更加成熟，同时封建经济内产生的商品经济因素日趋增多，两种经济成分矛盾日亦激烈。王安石变法时，曾颁布市易法，并认为是“周公泉府之法”。叶适认为不然，他认为天下存在贫富分化由来已久，一下子把富人的钱财夺来分给天下是不妥的，周公不会这样做。“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夫泉府之法，敛市之不售，货之置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盖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可见，叶适与司马迁的主张如出一辙。
到了明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要求从制度上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扶持商品经济的发展。邱浚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臣按昔人所谓市者，商贾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作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若夫商贾之事，乘时贵贱以为敛散，则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虽曰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然贫民吾民也，富民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他认为商业应由民来经营，官府不应自己经营商业。在老百姓自为的前提下，商品质量、价格、供给、需求等内容由市场自发调节，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果政府参与，反而会滋生弊端，所以不如不管。
3 实行经济干预和调控的市场管理思想
价格是市场的晴雨表。
范蠡指出通过商品供求情况就能知道价格高低，贵到极点就会下降，反之，则会上涨。所以对当时最主要的商品——粮食的价格要规定一个上限和下限，使之在30～80间浮动，这样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有利的。《史记》记载了这段精辟之谈：“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范蠡的政策在越国实行十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使越国经济得以复苏，打败吴国，既雪耻了兵败之辱，又强大了自己，成为“五霸”之一。可见，由国家干预市场的重要性，尤其在非常时期具有特殊意义。范蠡也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懂得治生之学的“企业家”，在先进的观念指导下，又具有强烈的机会意识，寻找利用各种机会，适时做出决策，把握商机，获得了大量财富，被尊称为“陶朱公”。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继位以后，任用李悝为相变法。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他的平籴政策通过细致的计算，指出国家在丰年时通过征购把粮食储存起来，到荒年时发放，这样使粮食价格不致有太大的波动，消费者不受到损害，生产者从事农作更有积极性。实际上，李悝的平籴政策主张国家利用商品流通规律，调控供求，从而发展生产。汉文帝时，贾谊除了主张对农业的控制外，突出的主张是由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这样不仅具有政治意义，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而且有经济意义，即可以调节货币和商品的比价，达到稳定物价、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
汉武帝时期，轻重论是国家干预市场的典型理论。其实质是：封建国家直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以至部分商品的生产领域，经营工商业，兼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控制工商业，并进而影响和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取得举足轻重的支配地位。轻重论者认为封建国家能够取得对广大人民、富商大贾及诸侯的轻重之势，再利用经济和行政手段控制经济活动。这样能够打击工商业中的残余势力，解决财政困难，抗击匈奴。后来为了强化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实行了均输、平准、盐铁专卖等一系列经济措施。桑弘羊作为这些政策的主要代表，主持西汉经济工作30多年，大规模地实践了轻重论，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典型，也反映了西汉经济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在市场管理中，政府干预的成分增加。
东汉王莽新政，实行“五均六筦”政策，即盐、铁、酒、名山大泽、五均赊贷、钱布铜治都由国家垄断和管制。由于管得过多和频繁改制，加速了王莽政权的灭亡，亦成为市场管理失败的反面典型，教训深刻。
中国古代的市场管理思想主要可以归纳为上述的三种内容，同时思想家们也主张有些部门需国家控制，例如粮食、货币、自然资源、盐铁等关乎国计民生，需求弹性小，由国家控制；其他的，则无需，自由放任即可。
历史一定会给今天的市场经济以启迪。以房地产业为例，开始时国家并没有给予过多地干预，使房价一路上涨，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近两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使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趋于稳定。这说明把握干预和自由的“度”对经济发展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