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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15日至18日,德国基督都民主联盟第七次党代会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召开。该党主席、德国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将此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走向21世纪”。大会强调以新的方式迎接未来的经济、社会挑战,重申在欧洲统一过程中将继续发挥“发动机”的作用,同时再次毫无争议地确定了以科尔为首的领导体制。此次大会表明,科尔在党内的地位依旧坚如“磐石”。今年以来,科尔在德国民众中的“支持率”不断升高,新闻媒介说他目前的声望是“空前的”,认为他能成为几代人的总理,还可以领导一次大的“战役”(如德国统一这样的大事业)。科尔已连续执掌总理宝座13年了,这么长时间在台上,他的一些弱点也不时暴露出来。为什么生活在德国这个“文明国度”中那些分外“挑剔”的选民依然能接受他呢?科尔目前的地位如此“强大”,恐怕与他的个人经历和他所处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
早期生涯及政治主张
科尔1930年4月3日生于莱茵河畔路德维希港市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1950年起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攻读历史、法律、政治学和哲学,195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科尔青年时代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47年于中学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并参与创建该党路德维希港市青年联盟。1959年当选德国莱─法州州议会议员,1963年当选该州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主席,1966年为该州基民盟主席。科尔于1969年39岁时当选莱─法州州长,成为当时德国最年轻的州长,同年还当选为该党联邦副主席。1973年6月竞选该党主席成功,连任至今已22年。
科尔1976年首次作为基民盟─基社盟总理候选人参加联邦大选,败给社民党的施密特。1980年为缓解同其姊妹党基社盟的矛盾,赞成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出任两党联盟总理候选人。但施也遭失败。
8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德国经济出现停滞,失业严重,破产增加,国家债务剧增。此时,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在外交、财政、经济政策上都出现分歧,导致自民党于1982年9 月17日退出联合政府并于9月28 日同科尔为首的基督教联盟联合向议会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案”。联邦议院于10月1日以256票对235票通过此案,施密特领导的社民党政府倒台,科尔被选为总理,组成基督教联盟党和自民党的联合政府,四次连任至今已达13年。
科尔在内政方面信奉“社会市场经济”,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削减公共福利支出,鼓励私人投资;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立足西方依靠北约和欧共体,加强“德法轴心”的作用,重视同美国的密切联系,发展与东欧及苏联(现独联体)的联系。科尔上台后大力整顿经济,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德国经济逐步呈现稳定增长趋势。
抓住历史契机完成两德统一
80年代末,中、东欧国家形势不稳,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及推行的内外政策加速了中、东欧国家的剧变,特别是民主德国,形势更是严峻。在民德,很多城市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变革,要求旅行自由,大批民众通过捷克、匈牙利出走联邦德国,民德政府已无法控制局面。1989年11月9日,民德政府被迫开放边界, 民德人大量涌向西德,实行德国统一,——解决这个自1945年产生的政治方面的“世界难题”的机缘和希望摆在当时已任联邦德国总理七年的科尔面前。
当时,东、西德的各个政党及西方大国都以不同的眼光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民德莫德罗政府提出东、西德在保持两个国家体制的条件组成一个“条约共同体”。德社民党也认为两德统一时机不成熟,应谨慎从事,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强烈的政治敏感使科尔预感到历史机遇已经降临,随提出“十点计划”,主张两德进一步密切合作,向“邦联”的结构发展。当时曾考虑让民德用4─5年时间生产自救,同时保持自己的政治制度,东、西的马克实行汇率比价。然而。边境开放造成的结果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想,大量民德人跑向西德,1990年3 月民德人打出一幅极富震撼力的标题,“西马克来了,我们留下,如果不来,我们就去找它”。据统计,两德货币联盟之前,从东德前往西德的浪潮每天以2000人的速度发展。巨大的迁移浪潮迫使科尔政府不得不于1990年7月1日实现货币统一,进而加速完成政治统一的准备工作。
对于德国的统一,苏、美、英、法四大国的态度最初是不同的。美国害怕两德统一过快会造成东西关系的不稳定;英、法从内心来讲就不赞成德国统一,因为这将加重德国在欧洲的份量;苏联更是顾虑重重,提出种种条件。科尔充分认识到,德国统一的关键在于四大国的态度。为抓住时机,完成统一大业,科尔一方面高速开动“国家机器”,与政府成员彻夜工作,研究、制定两德统一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条款;另一方面,积极、稳妥地开展多边外交活动,以打消苏、英、美、法的疑虑。科尔在位多年,同欧美、东欧的国家首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首先争取到美国的同意与支持,进而迫使英、法两国不得不表态支持,最后终于在所谓不损害苏联利益的条件下使戈尔巴乔夫开了“绿灯”。德国统一的外部障碍排除了,科尔不愧是一个“编织外交”的高手。
1990年10月3日,两德在经过45年分裂之后终于实现了统一。 在12月2日统一后第一次全德大选中, 科尔的“功绩”使他领导的联合政府再次获得多数并当选为全德第一任总理。科尔戴上“统一总理”的荣冠,他被视为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功勋”以及为欧洲和平作出“伟绩”的政治领导人物,由此使他在国内的地位和国际上的声望都达到了顶点。
两德统一后科尔政府要改变德国“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使德国朝政治大国转变。例如率先承认波罗的海国家和前南斯拉夫国家的独立,修改法律以利派兵参与北约区域以外的“维和行动”,要求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重申要成为欧洲建设的“主宰”,在11月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上科尔强调“要在今后几年的政治生命中努力使欧洲统一事业不可逆转”。
今年以来,德国东西部经济都呈稳定增长,同时社民党内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该党的高层领导相互攻击,分崩离析,使很多人对社民党失去信心,社民党的“领导危机”反衬托出执政党的稳定与“可靠”,科尔的声望再次达到高峰。
“福将”科尔的个人嗜好与品性
科尔“人高马大”,1米93的个头,体重约125公斤。这样高的个使他同别人讲话时总是俯视着。他公众场合谈话较随和,不拘礼节,讲话不用讲稿,除非涉及到一些数据。出国访问时除必要场合,并不愿意坐主人安排的贵宾车,喜好坐随员的大客车,有时还将出国访问同私人旅游连在一起,如前几天是国事访问,后一两天是私人访问,似乎总想显示出与平常人一样,常以“你”相称。
科尔好吃甜食,不忌讳是否会使身体发胖;好抽烟斗,但并不在公众面前表露出来。闲暇时还好听听古典音乐。
充满信心是科尔的一大特点,把任何事都看成是工作的第一步,把自己比作一个跳高运动员,一节一节地往上升。他显得很有活力,连走路都很急,常把同行者拉下好远。科尔在公众面前总爱讲好话,爱给别人以希望,这也许是他执政的一种艺术。但好话未兑现也常给他带来麻烦,例如统一前,科尔许诺统一后不增税,东部人能尽快达到西部人的生活水平。然而统一后的情况并非如此,东部对“二等公民”的地位不满,西部对提高税收有意见,再加上国际经济衰退促使德国经济在连续十年增长后出现负增长,1993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1.2%, 这使当时科尔政府的威信降到最低点,几乎影响科尔在1994年第二次全德大选中的继续执政。
似乎“上帝”总是给科尔带来好运,当1990年西方各国进入衰退时,德国经济却因东部地区需求旺盛而保持增长,直到1992年底西方国家经济出现复苏,德国经济才步入衰退,但仅一年,同于德国东部经济的好转、国际市场需求扩大,德国经济于1994年冲出“谷底”,走向复苏,这使科尔摆脱了经济衰退带来的被动局面,重新得到选民的支持,进而在1994年大选中继续执政。
科尔还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同新闻界的关系很好,极善交际,同社会各界经常保持着电话联系,他的电话使用率极高,这对于他实现其政治意愿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在过去与对手竞争时常显得很软弱,力不从心,曾被认为是个“庸才”,但最后他总是渡过难关战胜对手,又有“福将”之称。
“强大”背后潜伏的危机
科尔在党内和内阁中常常是“独断专行”。一些报纸说,由于他的“强大”而没有人敢提反对意见,这使内阁中的一些工作违反了法律程序。例如,内阁部长们在提出任何一个法律动议和法律规则之前,都必须先提交联邦总理府并得到批准。科尔只是政府首脑,却时常行使着国家元首的职能,无怪乎一些评论说他是“总统式总理”。
科尔的“独断专行”引起党内的强烈不满。他青年时代属于党的改革者,团结多数同党内的“老朽”进行斗争并最终获得权力。目前他也进入了老龄(65岁),也是压制党内要求进行改革的声音,常引用社民党的权力斗争为例,禁止党内出现“争吵”,任何对他构成威胁的人都会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解职,他的几任总书记都是因与他意见不和或被免职或被迫辞职。科尔的“功绩”及统一总理的荣耀使党内的批评家不敢、也无法“撼动”他。尽管如此,党内的批评家依然公开表示了不满,认为党内存在一种巨大的危险,即“权力的妄自尊大”。在今年基民盟卡尔斯鲁厄党代会召开前,基督教联盟议会党团副主席、前基民盟总书记盖斯勒(因与科尔意见不和辞职)提醒全党,要防止基民盟变成一个“崇拜、迷信领袖的党”。他还指出,过分地依赖科尔,一旦科尔时代过去了,基民盟就会“象气球一样破灭”。该党青年联盟主席埃舍尔也对党目前的状况感到担忧,表示党的青年应排除科尔的高大形象而努力获得适应21世纪的“领袖能力”。该党萨尔州议会党团主席米勒认为党的表象后潜伏着危险,这种危险被科尔的声望和社民党的危机所掩盖。这些言论反映出党内对科尔的强烈不满,可以预测,科尔之后党内的权力之争同样会很激烈,对于谁作科尔的接班人还没有统一意见。目前,基民盟领导层极力主张科尔继续作为1998年第三次全德大选的总理候选人,一方面是为保证执政联盟继续执政,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科尔是该党稳定的支柱”。
科尔十分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今年11月他第五次访问中国,他把中国作为其“亚洲政策”的核心,认识到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的重要性以及发展两国关系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