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历程及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本土化论文,历程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广义上，凡是围绕女性文学展开的阐释、分析、评价等批评活动，均可称为女性文学批评。严格意义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思想观念、研究方法在文学领域里的自觉实践。19、20世纪之交，反封建专制的民主运动、反殖民霸权的民族斗争，以及西学东渐的思想文化热潮，催生了中国的女权运动，妇女们第一次自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的书写和言说活动包括宣传男女平权思想、表达两性平等的意愿、描述女性的历史处境和生存状况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从陈衡哲、冰心到丁玲、庐隐，再到肖红、张爱玲等，女性作者的文学创作渐成气候，成为现代文学史的有机构成。然而，关于女性创作的研究与创作状况并不对等，虽然许多重要的批评家和文学家如鲁迅、茅盾等对女性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大多注意的是女性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特征，无意于为之配备特殊的批评话语和设立特殊的评价体系。在新中国的男女平等潮流中，女性的文学活动和男性一样，同属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也就当然地被纳入革命的现实主义框架之中。故此，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出现于新时期以来的又一次西学东渐的大潮中。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学随着社会发展而深刻变化，女性文学的异军突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为女性文学批评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和广阔的舞台。从国外学术成果的译介，到借鉴吸收而“为我所用”，拓展、深化女性文学批评的内涵和外延，再到以历史的眼光描述女性主义思潮在本土传播、影响的谱系，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走过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成为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生力军。如同任何一种外来的理论学说和方法模式，在“拿来”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某些“变异”一样，西方女性主义在本土化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批评自身的悖论，也表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在社会转型和剧变之际遭遇了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需要在回顾中反省，以寻求新的突破。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女性意识觉醒的80年代 当代文学史的新时期，是女性作者的女性意识觉醒的时期。张洁于1981年完成中篇小说“方舟”，这是新时期以来女性作者第一次站在女性立场上的自觉书写。与此同时，《世界文学》杂志1981年第4期辑录“美国女作家作品选”，编选者朱虹所介绍的“妇女文学”及美国女性作家，让人们初次接触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的含义。此后，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和理论批评的译介逐步展开。虽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译介开始，但它的确是应和着本土思想文化和文学创造的现实需求的。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和外国文学期刊在传播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批评方面的贡献不容忽视。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动态》等杂志的带动下，《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报》等报刊在80年代末期也开始了相关的评介工作。
在国外女性主义思潮触动下，国内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开始自觉迈进。在批评领域出现了新时期以来最早的一批女性主义的文学研究成果。《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开辟的“女权主义批评专辑”，就是这一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其他学术理论报刊也发表了诸多类似论文。而一些已有建树的学者也开始尝试运用女性主义视角，使自己的女性文学批评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转型，如赵园、刘思谦等人。① 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批评专著有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陈素琰的《文学广角的女性视野》，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等。此时的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从女性立场出发，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对女性作者的忽视，以及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误解及其透露出的男性趣味，而真正用性别视角研究作品，或者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创作现象的还很少。我们至多能从一些论著标题上出现的“天使与妖女”、“疯女人”、“镜像”等词汇，看出它们与女性主义的粘连。
不过，《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是一个例外。它标示了本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能达到的高度，是应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文学创作的代表。② 表面看来，该著仍然是一种女性作者的个案研究，但实际上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全面、大胆的实践。首先，从对女性写作的社会背景的讨论来看，论者特别注意女性作者的创作与女性的历史处境和生存处境的关系，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造成的抹杀女性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批判，同时又将女性写作放在整个文学创作的背景之中，特别是放在主流或权威话语的参照系中，对男性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所反映的（作家的）两性观念及其投射的社会心理进行剖析。其次，从对女性作家研究的角度来看，对女性作者的女性立场的表现，其女形立场的生成及其演变，女性的叙事视角、讲述方式及其所带来不同效果，在主流文学和权威话语之外所奉献的社会和历史的别样真实，等等，是论者关注的重心，并对女性作者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声音也予以审视。该著贯穿的批评原则、理论视角、基本观点和批评方法，都为本土女性主义批评起到了示范作用。其基本观点——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只是因为两性关系、只是为了男性而被表现——虽然是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的挪用，但在当时极具启发性，至今仍为许多女性文学批评者所重申。
走向成熟和繁盛的90年代 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经典著述，由零散译介发表变成大规模的出版发行，如法国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的节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198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英国玛丽·伊格尔顿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法国女性学者的文化学撰述《男女论》也在此前后出版。进入9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开始系统地引进和介绍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的成果，如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等，其他如挪威学者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经典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密尔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以及稍后译介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等等。这些译著成为本土女性主义批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更为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路径和方法。
进入90年代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由此开始走向成熟，形成了一波热潮。在朱虹、李小江、孟悦、戴锦华、陈惠芬、董之林、康正果等人的“自觉”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后，又有一大批批评家，以女性主义原则和方法投身于其中，结出累累的批评硕果，如盛英的《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纪程》、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刘纳的《颠踬窄路行——世纪初：女性的处境与写作》、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王绯的《睁着眼睛的梦——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召唤之景》、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等等。学者和批评家一方面密切关注并吸纳国外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更热切地关注、并以各种方式激励着国内的女性写作。就具体的研究工作而言，可以说既是沿着《浮出历史地表》的道路前进，也可以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式回响。本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基本涵盖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固有内容，回应着朱虹、文美惠在其主编的《外国妇女文学词典》前言中所概括的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不仅要介绍世界文学中已有定评的妇女作家和作品，还要从女权主义观点出发，对她们和她们的作品进行新的评价和发掘。同时，对于古往今来大量受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歧视和忽略的、被埋没的妇女作家以及没有得到正确评价的妇女作家，我们也要一一拭去历史偏见给她们蒙上的尘埃，还她们以本来面目”（1）。
概言之，这一时期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全面深入，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进行了全面演练，包括社会文化批评、心理分析、叙事学方法、对话式批评以及文本细读等。二是批评主体仍然怀有浓烈的弱者心态和不平意识。批评家注重女性作者在社会及文学领域的弱势地位和被误解、受歧视的遭遇，因此对男性批评的反驳、对文学史的抗诉都显得情绪化。三是女性文学批评仍然处于自说自话的隔膜状态，未能达成与其他批评主体和批评流派的交流融通。可以说，此时的本土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待结合中国女性生存和文学文化的实际状况，建立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
很多人认为，以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为契机，国内的性别问题及其研究、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以及女性文学写作得以全面开花。但就女性主义批评而言，这不过是接续了已有的蓬勃发展势头。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交融碰撞的世纪之交，女性主义影响的扩张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盛是势所必然。世妇会在北京的召开，使它得到官方的重视和话语权威的接纳，加速其融入本土主流话语的过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即是一个标志。
女性文学研究在80年代末期已经开始倡导女性研究的学科建设，如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等，但只是在世妇会以后才被纳入议事日程。有女性学者长期致力于女性主义学科化问题的探讨，如乔以钢曾经发表系列论文“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关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思考”、“论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等，刘思谦、屈雅君等人也在同时探讨同类问题。这些学者，都在各大高校从事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教学工作，她们对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学科建设的思考，正是针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及高校学科建设的实际，表达了对女性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常规化、组织化的愿望与设想，也加深了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的中国特色。
多元化的新世纪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歧异的历程，各种不同流派、不同立场的论争甚至对抗，也几乎从一开始就在本土的女性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主体之间找到对应。不过，进入新世纪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增强了自我反思，在质疑和论争中注重对话、讨论，力避相互指责和推诿退避。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为越来越多的批评主体所使用，并且接续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势头，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文学研究在批评实践、思维方法、价值取向和理论成果译介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女性文学批评实践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一是理论批评主体的多元化。此时，越来越多的男性学者在研究女性文学创作和文化现象时，更为自觉地运用性别视角，更为客观地借鉴和评价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并且加入到与女性文学批评主体的对话之中。如徐岱、阎德纯等人的作家作品研究，陶东风、王光明等人对世纪末以来女性写作及其问题的分析探讨。同时，女性文学批评主体之间的对话也日益增多，《两性对话》（荒林、王光明著）、《文学、艺术与性别》（李小江等著）等都是很好的例证。二是多种批评方法的演练。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诸如文化研究、符号学分析、叙事学分析等方法，都逐渐成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常规方法。三是女性批评主体彰显自我、追求差异以“发出不同的声音”渐成风气。其积极意义表现在，在对既有成果的清理中加入质疑的眼光，具备反省的意识。戴锦华、刘慧英、李小江等人仍然是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四是女性文学批评的触角延伸得更为深广。此时，更多的关于古代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都自觉借重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此外还有对近代以来女性的文学文化状况的发生学研究，如王绯《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等。
国外学术成果的译介同样呈现多元化态势。对国外学术前沿的追踪研究课题，被纳入高校和出版社的“十五”、“十一五”、“985”等规划项目之中；各种海外基金会也参与资助或合作推介最新成果；国内女性学者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比以往更为频繁。这一切使得近年对国外女性主义理论批评的引进输入的速度，几可达到与国外学术新成果的出版同步。所引进的女性主义思潮的立场、观点、方法等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如女性主义的叙事学、符号学和解构主义，激进的黑人女性主义，同性恋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等。相关综合性理论阐述的译介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如《女性主义思潮导论》、《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女权主义理论读本》、《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等。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从历史维度，勾勒、梳理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演进历程，西方女性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影响。主要著述如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杨莉馨的《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张广利、杨明光的《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西慧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等等。这些著述注重事实或现象的描述，在提供翔实资料的同时，对其中产生的问题的反思相对显得较为薄弱。
女性主义之所以要从女性的立场和权利出发，是因为女性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不是因为“女性”这个“性别”本身。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女性主义的视野延伸扩展到社会结构中其他被压抑、被控制和被忽视的群体和个体之上。因此，将已有的方法用于发现和解读边缘人群、少数族裔和底层人物的文学艺术活动，也是女性主义批评很自然的一种发展趋向。以此衡量，30年来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借鉴、运用女性主义进行批评实践的理论深度不够，同时存在着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即用西方女性主义、特别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对本土女性写作进行穿凿附会，不可避免地会脱离女性文学的实际，不利于对女性文学的社会效果作出确实、可靠的评估。这一症结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忽视理论和对象各自所处的特殊语境及其差异，另一方面在于未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如前所述，国内女性文学研究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倡导女性研究的学科建设，但要真正落实，除了坚实的学科积累，还需要研究者达成广泛的共识和深刻的一致。
二是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的观念和价值意识混乱。由于批评者往往带上了“性别”的先入之见，研究中存在着“唯女性（意识）是大”的倾向；“性别立场”和“性别政治”的标准取代了文学自身的特性和规律。我们看到，一方面，针对某些问题存在着众多的激烈争议，也不缺少对概念范畴的辨析、厘清；但另一方面，批评者的立场、态度往往随着对象、情境的不同而变化，没有一贯性的原则、方法，甚至没有尝试达成共识的设想和思路，因此，对许多问题的探讨长期都在一个层面上重复。不仅是国内，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形，即：研究者都很注重个人思想的新锐性和成果的前沿性，但很少顾及其理论观点的现实性和思维方法的普适性，加之缺乏深入理性的学术交流和对话，致使某些问题虽一再谈及却收获甚微，甚至于女性主义批评成了少数人的话语游戏和情绪宣泄的通道。
三是女性文学批评对研究对象的文学性和审美性关注不够。它很注重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批判性别不公的社会作用，对作品中颠覆“男性霸权”的价值因素更为敏感也更有兴趣。另一方面，那些很少的关于文学性、审美性的分析、评价，也时常出现这样的偏颇：要么刻意寻找与“男性”文学的“差异”，将某些并非专属的特征派定给女性文学，割裂“女性”与“文学”的关系；要么抛开或忘记女性批评的前提和原则，止于语言方式和形象塑造方面的所谓女性化特征，致使女性文学重新成为传统文学批评范畴的非典型案例。女性文学批评的这种表面化、零散性的缺陷，使它无力考虑女性文学究竟能为“普遍”文学带来什么启示和推动。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若想获得突破，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和实践：
首先，女性文学批评应当立足和着眼于当下中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特别是女性文学创作的队伍庞大，影响深广，同时，转型时期市场竞争的压力和经济实利的诱惑，对创作和批评心态造成震荡；而读者大众精神需求和情感欲望的扩张，文化消费方式的改变，加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给当代精神文化创造活动提出了许多新的严峻的课题。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应当发挥女性主义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精神，加深介入社会现实的程度，激发文学创作的责任感与人文意识，拓展文学的表现空间，为社会的真正和谐和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女性主义对于本土的文学和批评而言，其方法论的意义远甚于其“性别政治”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当然可以、也应该运用“性别视角”和各种性别批评方法，特别是汲取女性主义的彻底怀疑的精神。30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的发展、演变，都要求女性文学批评将性别分析方法和批判锋芒，拓展到其他的文学文化现象及问题上去。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还要秉承、发扬女性主义批评惯有的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能力，在实践中力求前沿性、建设性和批判性的结合，不断自我更新，以构建起适合本土语境、可持续发展的女性文学批评体系。
第三，女性文学批评应当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文学审美规范。西方女性主义历来注重突破成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也应发挥这一优势来探索、养护“文学性”，促使文学创作和其他艺术生产活动真正能够培养大众健康的趣味，引领人的精神。因此，女性文学批评需要理性地对待经典作家作品、文学文化传统、民族心态和生活方式；对读者文学接受习惯和精神文化需求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在批评实践中激发、磨砺人性中的质朴良知，而不是追逐、刺激常人心态中的非正常因素。鉴于西方女性主义热衷于颠覆和解构，国内前沿的女性文学研究也多标榜“拒绝体制化”的实情，如何建立一套本土化的、可操作的、系统的批评方法，行之有效地提升文学创作的品质，拓展女性文学的生长空间，也是摆在女性主义批评者面前的新课题。
纵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开放性与自反性是它的两个鲜明特征。其开放性意味着，它可以将女性立场和性别视角，与任何一种批评方法相结合；而任何一种流派的女性主义理论主体，都借助了对文学艺术的解读来表达各自的观点和主张。种种不同话语方式的相互交锋、彼此激荡，使文学和批评发挥出更强的现实功能，也培育了女性主义主体兼容并蓄的意识和能力。所谓自反性是指，女性主义是面对整个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所进行的抗争，它的怀疑必然包含对自我的怀疑；它的颠覆也导致了自我颠覆和自我否定。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同样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在不断的自我怀疑、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历程中，为中国文学和理论批评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注解：
① 参见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48。
② 此书的显著缺憾是没有注释，也没有标记其重要理论观点的来源。但随着人们对女性主义见识的扩展和加深，这些已不成其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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