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宗侨与“纸弹”《联合画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画报论文,舒宗侨论文,纸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的新闻事业有了迅猛的发展。无论是在沦陷区、抗日根据地，以及大后方，各类报纸、杂志、墙报，以及漫画、传单等各种宣传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是对敌宣传战线上的长枪大炮和匕首，宣传教育人民，瓦解敌人，功勋卓著。《联合画报》就是其中的奇葩，被誉为投向敌人的“纸弹”。 《联合画报》的出现，始终与一个人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摄影家、新闻家、教育家舒宗侨。 舒宗侨，湖北蒲圻人，1913年出生在南京一个铁路职工家庭，童年和中学时代随父在济南度过。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之后中国普遍兴起抗日运动，在他年轻的心中种下抗日的种子。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日军向闸北吴淞进犯。战争刚一结束，舒宗侨进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立志做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在校期间，舒宗侨极为活跃，参加办校刊、办新闻通讯社、演讲等各种活动。在校四年，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倡议下，1935年复旦建校30周年之际，他与新闻系几个同学举办了一次大规模世界报纸展览会，展出中外报纸、杂志数千种，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引起社会关注。《申报》在1935年10月8日发表社论，认为“复大报展，是使吾人自知所短，力求改进，其意义实大。”通过这次报展，表现了舒宗侨和同学们的热情与能力，使他结识了新闻界名人戈公振、成舍我、马荫良、汪伯奇等，更坚定了走新闻路的决心。 舒宗侨在复旦学习后期进入上海《立报》当记者，边读书边工作。1936年11月，发生“七君子事件”，李公朴、邹韬奋等七人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监狱。他奔走上海和苏州之间，采访监狱、法庭、公众，顶住压力，呼喊正义。继后“八·一三”事变，日军大规模进犯上海，舒宗侨冒着生命危险，在街头和昆山一带采访拍摄，见证并记录了日军的暴行。1937年10月，他离开《立报》，进苏联塔斯社，担任翻译和编发新闻稿而去南京。 这时日军不断向我发动进攻，南京不保，许多机关、报社向武汉撤退，武汉遂成为我政治、军事中心。在武汉的一年间，舒宗侨访问过冯玉祥、邵力子、周恩来等党政要人，经常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还奔走在各战场。在徐州会战前夕，他与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军事记者谷宾斯基到徐州，采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59军副军长张自忠。他还记录了重要军事会议，及时报道台儿庄战役等重大事件。 当时的武汉，是一座抗日的大火炉，人们沉浸在火热的斗争中。舒宗侨与范长江、陆诒、陈侬非等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出版《新闻记者》月刊，请中外记者作报告，史沬莱、斯诺均作过报告。那时，人们的行动一切为了抗战，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但是到了1938年10月，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武汉，塔斯社领导人前往重庆，舒宗侨受命坚守岗位，继续发新闻稿。 10月22日武汉危在旦夕，舒宗侨与其他两名中国职工登上《新华日报》雇用的专轮新升隆号向重庆撤退。第二天，船行到离武汉百余里的燕子窝时靠岸休息，舒宗侨与同事上岸，不一会，日机向轮船投下燃烧弹，大火吞噬了轮船，烧成铁壳沉没。事后清理，全船150多人仅剩下一半，遇难者中有《新华日报》16人、八路军办事处8人，舒宗侨等人幸免于难。他以这次亲身经历撰写新闻稿，揭露日寇暴行。 在轮船总指挥李克农的建议下，舒宗侨等塔斯社人员徒步4天4夜，于10月27日到了长沙。在长沙，周恩来亲自向舒宗侨一行人了解新升隆船被炸情况。 但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已经失守，长沙亦陷入大火，不宜久留，他们又迅速向重庆转移。 当时的重庆是抗战大后方，中国的陪都，集聚了大量内地迁来的人员和机关单位，人满为患，物资匮乏。舒宗侨到重庆后，不再翻译塔斯社新闻稿，专事采写新闻，经常出入党政机关，以及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接触很多各界人士。 1938年12月12日，舒宗侨与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司克沃采夫一行三人西去成都、雅安、康定了解大后方情况。他们在成都拜访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四川省主席王瓒绪，还参观了华西大学、《新新新闻》报社、都江堰水利工程，在成都停留数日即去雅安。 雅安是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部所在地，他们略作停留继续西行，翻越海拔3800米的大相岭和3600米的乌鸦岭，到了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泸定。大渡河水奔腾咆哮，铁索飞架，他们沿大渡河前行，于12月29日到达康定。1939年元旦，西康省正式成立，刘文辉任省主席，西康省政府举行隆重庆祝会，他们参加了大会。在康定，他们访问了喇嘛庙和藏民家庭，还受到刘文辉的接见，刘向他们介绍了川康与中央、康藏的关系、日本奸细在康藏的活动等。这次川康之行共一个多月，一月中旬回到重庆，不料却发生一件突如其来的事。 1939年4月8日，舒宗侨被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带走“谈话”。稽查处是军统新成立的特务机关。同时被带走的还有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全民社记者黄卓明、香港《星岛日报》记者王研石、《新民晚报》记者刘自勤，几位记者被当成“政治犯”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不说原因，不审不问，后又被送到军法处看守所。同年9月9日，舒宗侨突然被释放，无缘无故关押5个多月，后得知罪名是“国际间谍”。当时这件新闻界的冤案震动中外。 舒宗侨从看守所出来后，不便再回塔斯社，也没有报社敢收留他。直到1940年5月，经复旦校友程沧波介绍，进《中央日报》当了5个月的国际新闻编辑，后又到《扫荡报》任编辑主任。当时重庆经常遭日机轰炸，记者活动受到限制，编辑部都在防空洞里，十分艰苦，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派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14航空队，重庆的天空才有了些安定。 在《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的两年时间里，舒宗侨虽善尽报人职责，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后台，受到报社同僚排挤，不能站稳脚跟，觉得官报不可为，一直伺机离开。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向日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都卷入世界战火，美英中苏结成同盟国，与德意日轴心国开始了血与火的较量。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 当时美英均在重庆设有新闻处，负责战时宣传。鉴于对德意日作战的需要，1942年夏，中美英三国新闻处商定设立一个“联合国幻灯供应社”，办公地点设在重庆南岸玄坛寺中央电影场楼下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内，由于幻灯图片宣传范围小，有局限性，于是决定出版一份画报，由美国新闻处温福立任社长，邀舒宗侨担任主编，并兼负发行等事宜。1942年9月25日《联合画报》创刊，初为半月刊，每期4开一张。哪知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美国新闻处看到画报有前途，有生命力，便于1943年元旦将《联合画报》脱离联合国幻灯社，成为美新闻处的宣传机构，同时为避免官办不受欢迎的尴尬，以独立经营对外销售的形式出现。美国新闻处还凭借他们物资雄厚、经费充裕、人才集中、稿源丰富等有利条件，将画报由半月刊改为周刊，第100期时，版面扩大为4开两张8版。1-4版为图片，5-8版为论文、电报、通讯、地图、漫画、小说及“大战中的小新闻”等，内容十分丰富，是国内最完整的图片新闻周刊。这时编辑部也搬到重庆市区保安路，报社人员由初办时的二三人，增加到十多人。社长由温福立变为司徒华，后为杭勤斯，均是美国人。 《联合画报》的具体内容以刊载新闻照片为主。照片是一种立体的报道形式，真实可信，与文字配合，更直观、更深刻地反映主题。画报还配有电讯、通讯、形势分析、地图、漫画、木刻画、小说、散文、诗歌等，以适应广大读者需求，并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老舍、叶浅予、丁聪、张乐平等人撰文作画，把新闻性和艺术性、趣味性结合起来。 《联合画报》在创刊号上用通栏的形式，醒目地向读者宣誓：“用我们的开麦拉（camera照相机）将（报道）联合国英勇奋斗的情况与战绩，留驻永恒。”这是他们自始至终坚守的信条。“画报”从创刊到1945年11月停“刊”，在重庆共出版154期。仅在出版的第一年，就刊登过1087张照片、17张地图、94张漫画，其中95%都与中国有关。另外，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中可歌可泣的摄影新闻也常常出现在画报中。如用镜头记下了《罗斯福一门四杰》（第5期），介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个儿子在前线与敌拼搏的故事。同一期里，还报道杀死309个德国兵的苏联女英雄伐利清可中的事迹和照片。《大老虎与小老虎》（第6期），报道美国飞虎队队员参战半年后回到家中，抱着刚出生孩子的情景，十分感人。《鲍威尔在血库前》（第40期），报道《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在纽约为中国军人设立华人输血库。这些图片不仅有新闻价值，而且包含着摄影者和编者的深情，令人感动。“二战”后期，画报用“开麦拉”报道了盟军1943年在意大利登陆，1944年诺曼底登陆，1945年美军从太平洋诸岛进入日本领土，以及苏军进攻柏林，中国军队收复失地等重大事件，显示出图片的魅力。这一切，正如社长温福立所说：“感谢那些在世界各战场流血作战的千千万万的军人，因为你们的流血，为我们的图画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一个小小的镜头，也许就是成千上万人血的结晶。没有你们光荣的战斗，我们拿什么向读者报道？我们能伪造胜利图片吗？不，我们知道，每一张图片都是诸位以重大代价换来的。” 对于战时宣传，《联合画报》除强调新闻性外，重视文艺性和趣味性，把读者需要放在首位，因而画报很受欢迎。发行量从起初的三四千份，增加到五万多份，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画报在各地的代销处也由70多处增加到二百余处。除重庆外，在成都、昆明还设有办事处，办理街头零售和代销，订阅则集中到重庆总社。发行范围除大后方外，从抗日前线到沦陷区，乃至青海、西藏、新疆等边远地，“甚至”在印缅前线都有画报的身影。他们还把画报扎成捆，利用盟军飞机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时，向沦陷区投掷，每期六千至一万份。从知识阶层到工人、士兵等，都以能看到画报为幸事。 《联合画报》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在不断创新与改进中求发展。战时重庆，交通困难，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还经常停电，给出版、印刷造成许多困难。当时的报纸大都用土纸印刷，字迹不清，也没有可印照片的白报纸。舒宗侨带领大家设法改进土纸质量。另外为使照片能及时见报，抢速度，在1942年12月15日开通了中美间的无线电传真传输照片，重庆设立接收站。这一先进技术的应用，大大缩短了图片发送的时间。开通当天，传送到重庆的新闻照片，是罗斯福总统为中美传真写信祝贺的原稿。从此，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照片都能及时收到，发生在各战场上的景象，如西南太平洋大捷、斯大林格勒会战、意大利投降等新闻照片，四五天便可见报。在其后三年时间内，画报使用的传真照片有上百张，实现了《联合画报》“要以最迅速的方法报道世界大事”的初衷。 抗战时期，舒宗侨在重庆工作繁忙，生活艰苦。1940年冬天，他还接受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陈望道的邀请，到新闻系兼课，每两周一次，讲授新闻编辑和采访，那时他还在《扫荡报》当编辑，常值夜班。1948年他在《复旦同学会会刊》上曾写过一篇文章《忆重庆·念北碚》，记述了那段生活。他说兼课“真是一份苦差事”，因为战时一切条件都差，交通困难，每次上课，睡眠只有两三小时，要在早上7点钟就站在重庆李子坝马路旁等候校车，风雨无阻。车上人多，“一车子人就像货物一样，东倒西歪，七上八下，……（到地方下车时）一个个满身尘埃。”复旦在北碚夏坝，离重庆有50多公里，到下午一点左右才到。一路颠簸，2点便开始上课，到6点结束。他说：“在身体上是一件负担”，而且“待遇菲薄”。每次上课都要在复旦住一晚，第二天回重庆。有一次，招待兼课老师的住房“客满”，便被安排在学校三青团办的青年馆一间客房里，他回忆说：“这一晚青年馆的日子却是难过，几乎一分钟都挨不过去。这晚臭虫向我施行总体战，帐子上，卧单上，熙熙攘攘，来往穿梭进袭，我用自备的卧单把身体包住，臭虫还是成把的往里钻，……我只有在茫茫的黑夜里，到露天底下去散步，走走看看表，等候着天明。” 但生活也不总是苦涩的。复旦所在的夏坝，在嘉陵江边，碧绿的江水不时传来纤夫的哟嗬声。夏坝河边绿树成荫，同学们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书、聊天，十分惬意，与重庆相比，那时经常躲警报，钻防空洞担心受怕，不能不算是精神上的一种安宁。1944年夏天，新闻系师生在陈望道系主任带领下，发起筹建新闻馆，舒宗侨积极参加这一活动。他说：“在夏坝的几年，我的感觉是学生与学生间，学生与先生间，先生与先生间，没有隔阂与鸿沟，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最使舒宗侨不能忘怀的是他结婚的情景。当时大家生活都很拮据，但全系还是送了他一个小银盾和一面锦旗。于右任、邵力子二位老先生当证婚人，章益和吴南轩校长专程从复旦北碚赶到重庆当介绍人，婚礼由陈望道先生主持。新娘是复旦校友，所以舒宗侨称“是一门复旦的婚事”。后来他们回到复旦，同学们又举行联欢会，张灯结彩，把一间大教室布置得喜气洋洋，门上贴着“新闻府喜事”，窗子上尽是剪的喜字，全系一百多师生都在联欢会上表演节目，那种热闹喜庆劲温暖幸福，让人感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了，这是同盟国的胜利，真理战胜强权，正义战胜邪恶。同年10月12日，《联合画报》为庆祝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把报头印成红色，出版第154期，这是在重庆出版的最后一期。至此，《联合画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美国新闻处无意再继续办下去，于是与舒宗侨商议，为表彰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宣传工作的贡献，以1美元象征价转让给他独立经营，只限于“商誉”，不过是一块招牌。双方签订了协议，代表美方签字的是美新闻处处长戴乐斯，证明人是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后《联合画报》迁上海继续出版。 舒宗侨于1945年8月底去上海，准备画报复刊事宜。经短期筹备，选定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为社址，同年11月《联合画报》在沪出版。画报为十开本，每期20页。原计划出半月刊，期号续渝版，但因人力物力不足，便两期合为一期，实为月刊。沪版第一期，即第155、156期合刊。这一期封面是重庆谈判前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的合影，还印着发行人兼主编舒宗侨。内容有重庆谈判的人物照片，日本投降，东条英机自杀，昆明国民党镇压龙云部队，接收占领区，重庆生活，访问梅兰芳、茅盾，悼念新闻学家谢六逸的文章等。 沪版《联合画报》继承了渝版的风格，保持新闻性的特色，重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为尽快得到第一手资料，它在南京、北平、重庆、汉口设立了办事处，依靠自己的摄影记者采访。另在兰州、昆明等地聘有特约记者，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摄影网，使内容丰富的图片能迅速、清晰地发回社中。画报在以新闻图片为主的同时，配有漫画、时事述评、各种专页、文艺小说等，取材广泛，使画报更具有可读性而赢得读者。 沪版《联合画报》在复刊第一期（第155、156期合）的“献词”中宣布：“现在，我们逐渐恢复到平时生活，本报的编辑方针也不能不有所改变。本报今后将以超然的立场，对国际方面，促成联合国家的团结，共同保障世界和平；对国内，联合全国力量，从事战后复兴建设的艰巨工作。复兴建设的前提是团结，是民主。……愿与全国人士，共谋新中国的建设。”表明画报的立场以客观公正进行报道，促进人民团结、民主，建设新中国。在这一宗旨指导下，《联合画报》的内容客观、大胆，它揭露社会不公，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如对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报道，对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反美暴行示威游行的报道，重庆较场口流血事件，昆明“一二·一”惨案，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南京下关事件，江亚轮沉没等等，用极大的勇气报道国民党件件桩桩罄竹难书罪行。另外，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件，物价飞涨，官员抢购黄金，摊贩、舞女请愿等，画报都以大幅照片和文字予以报道。它还突出报道了重庆谈判，有大幅重庆机场、毛泽东、周恩来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在一起的照片，其配发文字为：“举世瞩目之中共问题，因毛泽东氏抵重庆，阴霾一清。艰苦八年之抗战，业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正期待着在和平的基础上，建立灿烂的新中国。毛泽东氏应邀来渝，连日对国内政治军事有详密融洽的研商，这使潜伏在一般民众心底里的隐忧，可以减除不少。”话语不多，却对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公开表明了自己对中共寄予厚望的态度。 画报每期都有“漫画之页”，发表20幅左右漫画，报道社会动态，揭露社会阴暗面。在1949年新年专号的“漫画之页”上，刊出5组漫画，即《含泪贺新年》、《老伯伯，我要吃饭！》、《痴人说梦》、《这真叫难过日子》、《王小二过年》。《王小二过年》由四个画面组成，每个画面上都是同一个男人，手上拿着一张纸币，纸币上分别写着“1945年是伪钞票”、“1946年法币”、“1948年金圆券”、“1949年？券”。而那个男人衣服则一年比一年烂缕，身体一年比一年瘦弱，像个骷髅。这样的画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联合画报》真实生动的报道由于反映现实、贴近民众而受到欢迎。虽然画报能一次次战胜外部的政治压力，但是经济的压力让舒宗侨倍受痛苦。 那时中国正处在抗战胜利之后，百废待兴，在国民党统治下，官场贪污腐败，货币政策失败，经济不稳，人心浮动。《联合画报》在上海复刊初期，每本定价法币300元，到1948年8月，增加到50万元。蒋经国在上海推行金圆券时，画报每本5角，而半年后的1949年初，每本金圆券4000元。舒宗侨回忆说，每期付印时售价相当一碗“阳春面”，到出版时已不值一根油条。这种情况下要维持画报出版该有多难，怎么办？只有另辟蹊径。 舒宗侨在重庆办画报的同时，就曾想在大战结束以后出本“画史”，为大战留下完整的记录，所以有意识地积累了大量史料图片。他从重庆到上海时两袖清风，只有一个行李包，里面装的是照片、底片、胶版和稿件。到上海后，他经常到虬江路旧货摊去“捡漏”，搜罗战时的画册、画报、照片等。他还从接管伪《中华日报》的机构里，找到许多日伪新闻照片，其中有日本天皇向国会宣读投降书的照片。又从各国新闻处、通讯社搜集到相当多二战的照片和底片，如墨索里尼陈尸米兰街头、纳粹战犯戈林等人绞刑后的照片。另外在南京中央社、励志社也得到不少资料，还从图书馆、博物馆及参加抗战的个人、摄影记者等人手中获取，有的是送，也有高价收买的。总之，功夫不负有心人，日积月累，在抗战胜利一周年时，一本390页，30万字，1000余幅图片，其中有数十张中共抗日活动的照片，还有80张地图，8张彩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出版了。它是舒宗侨劳动的结晶。画史强调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图文结合叙述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五六十幅照片，介绍中共抗日将领和抗日活动，这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 舒宗侨办画报经费已很困难，又出画史，钱从何来？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画史”一书的广告在报纸、画报上刊出以后，订阅者纷至沓来，达到数千户，加入零售，“画史”销售了4万余册，不仅解决了画史出版资金，也缓解了画报的经济困难，这就是“以书养报”。 “二战画史”出版以后，尚有大量图片未使用，于是舒宗侨与曹聚仁又合作编著《中国抗战画史》，全书450页，40万字，千余张图片，60幅地图，十多张彩图，其中反映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活动的照片百余张，如百团大战、五台山游击队、敌后生产运动等。内容丰富，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过程，并继“二战画史”之后，于抗战胜利两周年时出版。 两本画史的出版，震动了新闻出版界，报纸纷纷发表评论。南京《中央日报》称之为“以新闻记事体裁，记录八年抗战经过，实为出版的第一大著作。”《申报·自由谈》认为基其是“开画史界先锋”。“一部包括抗战八年最可珍贵的史诗，每一个身经抗战的人，是应该珍藏一部的。”《上海文化》说：“是我国出版界一大豪华作也。”著名作家朱自清1947年6月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大著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说起，使读者对我们的抗战有个完全的了解，这种眼光值得钦佩！书中取材详实，图片更可珍贵。……印刷的也很美好。我早就想我们该有这么一部画史，现在居然看到了，真是高兴！”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均收藏有两本画史，作为研究二战史的重要参考。1948年8月14日，国民党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在虹口上海市参议会审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时，审判长的审判台上就放着这两本画史，印证日军在各地的暴行。 1948年舒宗侨两次去香港，与摄影记者魏守忠合编画册《二次大战照片精华》，这是一部摄影精品集，内有292幅较好的新闻照片，加以中英文说明，在香港出版，装帧考究，印刷精良。在“前言”中说：“这是一部纯粹的图片的战争史料，从‘九一八’到日本投降，记录了这一世纪又一次世界战争的全貌。公理终归战胜强权，尽管强权在某一时期称雄一时，法西斯主义者挑起了战争，而它本身也葬身在这一次战争，民主力量的团结，争取到了胜利，也指出了人类今后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是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的宣言。三本画册的出版，是舒宗侨对历史、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舒宗侨又编著了《学生解放运动史画》，作为向新中国的献礼。之后，他回到复旦大学新闻系，转入新闻教学工作，担任新闻摄影教研室主任，还曾执教外国新闻事业，主编《世界新闻事业》一书。他说：“我兢兢业业，历尽艰辛，只不过是做了一点保存和传播抗战史料的工作，为后人了解现代史和我们这一代人，遭受的战争苦难及斗争过程，提供了若干真实资料而已。”平淡朴实的话语，更表现出他不平凡的人格！ 舒宗侨热爱新中国，建国初期，北京修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他捐献出许多珍贵照片。抗美援朝时，他更捐出陪伴自己工作多年的“徕卡”和“林好夫”相机。然而，就是这样的人，曾受到诸多不公待遇。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十年浩劫中，又数次被抄家，“画史”反而成了罪证，许多宝贵史料及原件洗劫一空，不知去向。他含泪将所藏几千本画报等资料，偷偷撕去封面当废纸出售，身心倍受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开云雾，给舒宗侨落实了政策，这时他虽已进入老年，却焕发了活力，在全国和上海市的摄影协会、学会担任理事、主任委员、学术委员等职，参与编纂《中国摄影史》，直到1989年才从教学岗位完全退下来。他说：“我在新闻出版、新闻教育、新闻摄影圈子内奋斗了近六十年”，他把自己的终身都献给所热爱的事业。他这样评价自己：“我在晚年，能为我国摄影事业多多少少做一点工作，干一些不容易做的事，也是一件快事，咱们算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了。”为表彰他对摄影和新闻教育的贡献，国务院从1992年起，颁给他政府特殊津贴和证书，舒宗侨当之无愧。1990年时，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5周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再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和《中国抗战画史》。同年，英国剑桥大学传记中心将舒宗侨收入《世界名人录》。2007年3月，舒宗侨走完了人生路，在上海逝世，终年94岁。 舒宗侨所办的《联合画报》，从抗日战争中期到1949年4月终刊，由重庆而上海，前后共出255期，八年之久。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已不是哪个人、哪个团体的，而是所有读者的，全社会的。 “《联合画报》”、“《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舒宗侨”这一串光辉的名字，在历史长河中，也许只是几朵浪花，几个符号，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浪花和符号，历史才更精彩。 《联合画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独树一帜，获得人们的好评和赞誉，是因为画报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受到读者的青睐。 首先，画报用镜头报道新闻，并配以文字，既充分发挥新闻摄影的作用，给人以真实感，也做到图文并茂，清晰明白，具有开拓性，这是最大的特点。 其次，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新闻的时效性特别重要，画报强调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把真实的新闻报道给读者。读报开始时运用有利条件，使用美国空军飞机传递新闻图片，继又采用传真技术，这些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联合画报》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报道国内外大事要事，取材广泛、翔实。尤其对中共抗日的报道，对国民党独裁专治腐败的揭露，对国统区民主运动以及民不聊生等的反映，表明了民众的呼声，显示了画报的公平正义和勇气。 第四，《联合画报》的亲民性非常突出，一切从读者出发。画报一创刊，便在“献词”中说：“为了人民能了解联合国斗争的情况，我们以最大可能的方法，搜集世界各战场的新闻照片，贡献给为和平自由奋斗了五年的国民。”表示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理念。 他们把有些重要照片做得很大，舒宗侨说是“让读者看得很清楚”。在画报上还经常出现大幅的战争形势地图，目的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战争的地形参考，更清楚了解战况，解读时事，明了战局的变化；为了使画报清晰，他们设法改进纸质，提高印刷质量；在通货膨胀，报社入不敷出时，画报仍为读者着想，控制报价，以减轻读者负担，并按时按质出版；上海《联合画报》往往有近一半的照片是在其他报刊上看不到的，还收集有许多外国文字资料，这都是为了让读者对世界大事有充分了解，纵横观察，这些无一不是为了读者。 读者对画报所做之事心知肚明，持以感激之情，有口皆碑，每期一经张贴，必是观者如云。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联合画报》能在敌机威胁与物质条件未能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排除万难而且日益壮大成长，殊堪庆幸。尤其报道盟军胜利战绩之真实，指出轴心（国）毁灭之必然，更予以反侵略国家尤其中国以莫大的精神鼓励与感奋。”一位远征军的军官写信要求订一份画报，送给在重庆的妻子，作为纪念他们结婚三周年的礼物。贵州一位读者写信说：“《联合画报》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不能舍弃画报，恰如我不能舍弃家庭一样。”这些肺腑之言，表达了读者对画报的信任和深情，是对画报的最高奖赏。编辑人员在“编者的话”里回答说：“你们的图片、文字、漫画，使本报生色不少。也可以说，我们今天销行这样普遍，主要还是借了诸位”。“你们的鼓励，是我们这三年来能够不断继续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即使是责备，也更能提醒编辑人员”。读者对画报的热爱与支持，鼓舞着编辑人员的干劲，无论严寒酷暑，遇到困难，都会去战胜。画报与读者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是《联合画报》得以长期生存的秘诀。 舒宗侨曾说：“我想，要不是自私的话，《联合画报》在抗战宣传上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一点不错，《联合画报》向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传播正能量，给人以启迪，以教育，提高人们对正义战争的认识，努力保卫世界和平。随着时光的流逝，将更显示出它的价值和作用。画报在创刊三周年总结时说：“它使千万的人民得到消息和鼓励，它带给在日军控制下的同胞们以希望，它也尽它微细的力量帮着打仗。”是的，它同沙场上的战士一样，被人们赞誉是投向敌人的“纸弹”，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战争，不仅需要真枪实弹，流血牺牲，也需要宣传、鼓动和激励，这是一个看不见硝烟、听不到厮杀声的战场，与疆场上的枪林弹雨是两条战线，但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因此，《联合画报》广泛传播，在各个战场，以及沦陷区都能看到，从1944年10月至抗战胜利，美国空军共投下20.7万份画报，对在日本铁蹄蹂躏下的广大同胞是莫大的鼓舞，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对敌人也是一种攻心战。抗战后期，日军力量消耗殆尽，军心民心动摇，这样的“纸弹”往往比实弹作用更大。在安徽某地，一个日本兵捡到一份画报，画报上有日本本土被炸的照片，他对着中国百姓，在地上划了一个圈，指指中心，意思是日本人在中国被包围，已经出不去了，画报发挥了瓦解敌人士气的作用。在印、缅前线莽莽丛林中，中国的将士也能看到画报，这使他们感受到与祖国在一起，同呼吸，同命运，增强了战斗力。在解放战争时期，上海《联合画报》站在民主运动的前沿，学校里的进步学生，把画报上民主斗争的图片，批评性、讽刺性漫画，剪贴在黑板上，扩大了画报的影响，给民主运动增添力量。即使在今天出版的《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以及报刊上登载的日军侵华暴行图片，有相当部分都是从画报、画史中翻拍的，这些史料弥足珍贵。 《联合画报》和两本画史，实现了创刊时的诺言：记录历史，留住永恒，是世界战场的瞭望台，联合国奋斗的缩影，中国抗日战争的画卷。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场灭绝人寰的战争离我们已七十年了，当年为大战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人在减少，年轻人只能从图书和影视片中感知大战的激烈和残酷，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因为军国主义的阴魂仍在人们身边游荡，我们第二代、第三代，子子孙孙，没有战争的经历，不懂得当亡国奴的滋味，画报和画史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告诉人们牢记历史，保卫我们的家园，保卫人类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