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学术影响源探析——以所受“新史学”及马士的影响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史学论文,学术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4-0134-10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蒋廷黻(1895-1965)一生集中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的时间并不太长，前后也就是十余年的时间，但他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却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史学家特别是近代史专家；他于1938年初从驻苏联大使任上归国后在等待任命期间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更是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思想及学术地位关注不多，对其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渊源探究者更少，致使今人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学术思想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演变的情况难以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省察。针对此种状况，本文拟对蒋廷黻所受美国汉学家马士等的影响作一初步梳理分析，以期促进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
一
蒋廷黻于1919-192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书期间，曾选修过穆尔（注：穆尔(John Bessett Moore,1860-1947)，美国法学家，以编纂国际法而闻名，有关此方面的建议常常为美国政府所采纳，1885年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直到1891年始退出。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12-1938年间任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庭法官。代表作有《国际法文摘》(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8 volumes,1906)、《古今国际裁断汇编》(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Ancient and Modern,8 volumes,1929-1933)）、吉丁斯（注：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855-1931)，美国社会学家，1894-1928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1896)、《人类社会理论研究》(study in the Theory of Human Society,1922)、《对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uman Society,1924)等。）、塞尔曼（注：塞尔曼(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1861-1939)，美国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留学德国、法国。1891-1931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退休后编辑《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5 volumes,1930-1935)。代表作有《赋税的转嫁与负担》(Shifting and lncidence of Taxation,1892)、《累进税理论与实践》(Progressive Tax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1894,1908)等。）、拉斯基（注：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美国政治学家，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著有《现代国家的权力》（1919年）、《论主权的基础及其他》（1921年）、《政治典范》（1925年）等。1926年起回英国任教，1945年被选为英国工党主席。）、沙费尔德（注：沙费尔德(William Robert Sbepherd,1871-1934)，美国历史学家，是研究拉丁美洲问题和欧洲海外扩张史的权威，189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又赴德国柏林深造。回美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直到逝世。主要著作有《中美洲和南美洲》(1914)、《拉丁美洲》(1914)、《新大陆的西属国家》(The Hispanic Nations of the New Wodd,1919)等。）以及海士（注：海士(Carlton J.Hayes,1882-1964)，又译海斯，1907-1910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员，1910-1915年任助理教授，1915-1919年任副教授，1919年升任该校史学教授，并担任此职一直到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42-1945年出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主要著作有《英国社会政治》(British Social Politics,1913)、《大战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1920)、《近代欧洲政治社会简史》(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1924)、《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1925)、《民族主义论集》（Essays on Nationalism,1926，蒋廷黻译作《族国主义论丛》1930年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进化》(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1931)等。与Moon、John W.Wayland等人合著的《世界史》在中国影响较大，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不少高级中学和大学将之作为世界史教材。）等名师所授的课程[1](P74-79)，接触到欧美学术界有关国际关系、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研究等领域的最新动态，从中受到不少启发。蒋廷黻留美期间，正是“新史学”兴起之际，而这股重要学术潮流的主要奠基人就是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
鲁宾逊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布鲁姆顿(Bloom-ington)，早年入哈佛大学学习，后在德国弗赖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895年，鲁宾逊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并在该校任职至1919年。在此期间，鲁宾逊主要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为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讲授欧洲史方面的课程，所授《西欧思想史》(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尤受欢迎，成为当时该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二是说服全国教育协会课程分委员会改革史学教学体系，略古详今，一切为帮助学生认识当代的重大问题为目标；三是撰著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教材，包括《西欧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1902)、《现代欧洲之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1907-1908)、《新史学》(The New History,1912)等，构筑完成了“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所谓“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就其论点和特点来说，大致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第一，历史就其广义而言，是我们所知的人类过去所行、所思、所欲、所觉的一切，研究历史者不应自囿眼界，而应放宽视野，以同情的态度研究过去，不要把道德判断强加于古人。据此，撰写历史应从人类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因此，所涉及的范围大大超出传统的政治、外交、军事史。
第二，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过去的古人，而是为了使我们自己能够认识自我，从而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指导将来。
第三，对历史的解释必须采用相关学科的成果，即必须借鉴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工具与观念。
第四，要赋予现在以意义，必须把历史视作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认知我们的观念、制度的非理性起源或不合时宜而认识现在。
第五，史学不应过分专业化。史学分工过细，不仅会导致史学本身与社会进程失去有效联系，而且也会与其他学科中断联系。因此，必须一方面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另一方面尽可能使用习见、常用的语汇，以便普及（注：参见Harvey Wish: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Paperback edition ofJames Harvey Robinson and the New History,in The New History,The Free Press,1965,New York pp.V-xxix;Preface to James Harvey Robinson and Charles A.Beards'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urrent History,Vol.1,Grimm and Company,Boston,1907.另见：The New History,in History and Theory,1995,No.2.）。
蒋廷黻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时，鲁宾逊虽因与哥伦比亚大学校方意见不合而退出，另组新校，但其同事和弟子大部分仍留在该校执教。例如，塞尔曼是鲁宾逊的同事、合作伙伴，蒋氏的导师海士是鲁宾逊的高足；而蒋氏《回忆录》中未提到的其他几位新史学的大师，如《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Eoonomic l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1913)的作者、鲁宾逊的弟子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等，也执教于该校。
有关“新史学”的观点与理论，在20世纪初即已传入中国。不过，早期多是经日本转道而来，既有梁启超《新史学》式的移植（注：有关梁启超《新史学》受日本影响的情况，可参见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其中，第二章《西欧、日本、中国：19世纪文明史学东渐的三部曲》，特别是该章第一节《导论：梁启超“新史学”源流的奥秘》及第五节《欧、日文明史学与梁启超的“新史学”》，重点介绍粱启超的“新史学”受日本影响的情况。另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也有浮田和民《新史学》一书的直接录译[2]，真正到新史学的发源地去接受熏陶则是稍后之事。随着清华学堂学生陆续派往美国各大学学习，中国学者开始直接接受新史学。蒋廷黻就是其中之一（注：学术界研究现代史学史，所列新史学大家，多不包括蒋廷黻。例如，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第四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史学方法的初步运用》、第五章《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等，列出相关的史学家二十余人，其中包括梁启超、曾鲲化、章太炎、刘师培、夏曾佑、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徵 傅斯年、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参见《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第210-2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分章研究新史学十七家，包括梁启超、张荫麟、王国维、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李大钊、朱谦之、常乃惠、雷海宗、郭沫若、剪伯赞、范文谰、殷海光及许冠三本人（参见《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最近，大陆学术界始有学者提及蒋氏与新史学的关系。如沈渭滨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文中指出：“蒋廷黻自己接受过新史学的科学方法的训练和进化史观的影响。他在哥大攻读博士学位时，正是美国的‘新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他的导师卡尔顿·海斯是美国‘新史学’的倡导者詹姆斯·鲁宾逊的弟子，而哥伦比亚大学恰恰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中心。这个学派以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蒋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仅受到了‘新史学’的熏染，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注意用实证的方法探求史事之间的因果联系，强调史学的训诫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而且受到了导师研究的直接影响，把海斯对欧洲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族国主义’理论，作为自己观察中国社会和历史的重要观念。”（参见《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李勇、侯洪颖也对新史学对蒋氏的影响作了简要分析（参见李勇、侯洪颖《蒋廷黻与鲁宾逊的新史学》，载《学术月刊》2002第12期）。
二
蒋廷黻之中国近代史研究固然受到“新史学”派的影响不小，但细心的研究者不难注意到，“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多以欧美史为主要研究领域，极少有研究欧美以外的历史者；即使有，也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埃及学等领域，鲜有从事中国史研究者。因此，“新史学”对蒋廷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宏观理论框架上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研究案例以资研摩，宏观理论框架也是难以发挥渗透影响的。
综观各方面情况，与“新史学”理念能够密切配合、主题又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则是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出生于加拿大，1865年随家人迁居美国；次年，进入波士顿拉丁学校就读。该校当时是美国十分著名的预科学校，比创建于1636年的哈佛还早一年，本杰明·佛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著名政治家、学者均毕业于该校。1870年，不到十五岁的马士从波士顿拉丁学校毕业，同年升入哈佛大学深造，并于1874年以最优的成绩毕业[3](P5-8、241)。
从哈佛毕业的当年，马士即被赫德任总税务司的中国海关录用，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海关任职。由于他表现出众，深得赫德赏识。1888年，他被提升为海关代理税务司；1898年，被提升为税务司；1907年，受命负责海关统计和邮政两部门，其月薪也由初来中国时的白银100两逐渐提高为300两、400两、800两、1000两。在此期间，马士不仅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海关任过职，同时还在湖北、广东、广西等地海关任职，对中国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等都有了较多的了解，再加上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集到大量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这成为他“一生学问的背景或出发点”[4]。
1908年，马士因健康原因而休假。次年，假期届满，其健康状况仍无改善，不得不申请退休，定居于英格兰，清政府为其颁发了二等勋章。此后，马士辗转于瑞士、德国等地，寻医问药，均不见效。1910年，马士返回英格兰，放弃治疗，听其自然。
从退休开始，马士进入了一生中的第二次创业时期，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与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3](P285-287)，其中最重要者有：《中华帝国之商业与行政管理》（一译《中朝制度考》，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1908年；《中国之行会》(The Gilds of China)，1909年；《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0年（第1卷）；《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18年（第2、3卷）；《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编年(1635-1834）》(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China,1635-1834)，1926-1929年；《在太平天国时代(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1927年；《远东国际关系史》(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 authored with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1928年。
马士退休离开中国以后，仍一如继往地关注着中国政局的发展变化。1912年1月28日，在致Western Reserve大学校长斯韦格的信中，马士对中国刚刚发生的辛亥革命表示关注。他在信中说：
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实在出乎预料。我一直试图从财政方面寻找（清政府的）困难，但这些困难并未出现……满洲贵族表现得十分软弱无能，近六十年来一直如此。最重要的问题是：袁世凯是否愿意出面号召他在北方所创建的军队？作为目前唯一一位具有收拾局势的人物，他如果出任总理、总统或独裁者或（最终）当上皇帝，军队是否会效忠？因为天赐的领袖尚未出世，孙逸仙当然不具备此种资格，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荷马李将军支持他[3](P196)。
他认为，革命以后，“民众一般都盼望大幅减免赋税，更希望避除厘金，希望新政权也像清初入关时那样，改朝换代，三年免收土地税，废除收税过程中的苛索行为。但是，民众将失其所望。共和派事实上已取消了厘金，但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征，直到各国一致同意对外国货物征收附加税为止。更有甚者，那些被砸破了饭碗，弄得像乞丐一般的厘局的差役在乡下也不会善罢甘休。大崩溃何时会到来？”[3](P196)
1912年9月22日，在致斯韦格的另一封信中，他对中国政局的状况作了如下分析：
真希望我们能年轻十岁，身体强健，那么我们就可以再次前往中国，那里正在创造历史。真希望袁世凯也年轻十岁。就我所见，他是中国的强人，无人能取其位而代之，即使孙逸仙或唐绍仪也无法取其位而代之。如果说有人可以替代，那么这个人必须是某位军事领袖，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作其后盾。如果这样的大事变早发生二十年，那么，领导权一定会牢牢掌握在李鸿章手中。不过，无政府状态及大破坏之后，由年轻一些的人出来收拾局面可能比现在更容易一些[3](P197)。
值得注意的是，马士写上述两信的时间，也正好是他在欧洲各国访医求药的时候，因此，这种关注更显得非同寻常。事实上，关注现实正是马士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也正是这一特点，使马士晚年的研究和著述一直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是直接的以介绍中国现状为主的非史学类的著作，另一条是通过历史来认识和了解中国现状与未来趋势的史学著作。
第一种情况可以马士的《中华帝国之商业与行政管理》一书为代表。在该书的《序言》中，马士有一段自白，清楚地说明了其抱负：
本书旨在描绘中华帝国之现实状况，其中使用了若干历史纪录，以便反映此种现状演化之过程。本书从未试图预卜未来，甚至亦未暗示在改革的名义下所开始的革命……未来之中国，无论是最近之未来的中国还是遥远之未来的中国，都将不同于现在之中国。这场革命将循着英国革命的先例，抑或重蹈法国革命的旧辙，是按照逻辑的发展循序渐进，抑或超出常轨，一蹴而就？这些问题都将取决于当政者之智慧与自制，并最终取决于中国人民之间即将产生的舆论的性质……（今人）欲了解未来之研究者所了解之中国，就必须能够研究其过去。尽管小有不同，但今日之中国实是过去之中国（之延续），我们希望，在所涉及的有限的问题上，将来的研究者会从本书中找到未来中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第二种情况则可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为代表。这部巨著表面上看似乎是要以档案为基础，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一编年。其实，档案编年倒确实是做了，但这并非马士用意之所在。据其弟子费正清(John K.Fairbank)研究，马士晚年之所以要花费那样大的气力来撰写此书：
最基本的是要叙述行政管理——叙述外国人是如何在通商口岸逐渐建立起商业及组织机构，如何得寸进尺，获得更多可以用于交换的中国货物，争取更多可以拯救（宜读作“皈依”——引者）的中国灵魂。全书1860年以后部分的主要组织机构是中国海关。马士原计划用赫德的笔记作为主要线索，赫德本人也答应了马士的请求。后来，赫德的家人拒绝马士参考这些资料时，马士便想方设法收集到了数百封赫德与各地海关税务司的通信，并毅然（按原计划）写了下去[3](P224)。
循着这样的思路，马士把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直到清朝垮台、民国成立前后的历史划分成三大阶段：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前为第一阶段，是中西双方的冲突时期。清朝在两次对外战争失败之后，不得不面对西方世界。第二阶段从1861年至1893年，为顺从时期。中国内外局势相对平静，但由于当局者缺少战略眼光，因循守旧，错失改革良机。第三阶段是臣属时期，清政府在内外忧患中灭亡。在马士看来，近代中国就像一台戏，这台戏中虽然也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众多的不平等条约，但这些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并不是这出戏的中心和高潮，构成这台戏的中心和高潮的是清政府的衰弱与无能，是清政府官员中极为普遍的贪污腐败、营谋私利、因循守旧、不明外情、缺少爱国心，一句话，就是清朝政府内存在的严重的行政管理和人事制度问题。
当时在中国，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批评西方列强和中国清朝政府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主要罪魁，而如火如荼的抑制美约的风潮更为这股思潮增加了势力。而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提出中国“门户开放”主张并获得列强的赞同之后，朝野上下于1902至1911年间围绕着中国市场到底有多大潜力、美国到底应该在中国开放过程中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论战[5]（P36-57、105-123)。从这些大的背景来看，笔者似乎可以认为：马士晚年所以花费那样大的精力来撰写《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实际上隐含了为西方列强辩护的意图，隐含了为赫德领导的、主要由西方人士组成的中国海关表功的意图（注：据费正清研究，马士最初计划中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三两部以中国海关为主要线索展开，赫德同意马士的计划并答应准许马士参考自己所收藏的有关中国海关的档案材料，但后来赫德的家人不合作，拒绝马士参考使用赫德的档案材料，马士无奈，只得自己收集了数百封赫德与各地海关税务司的通信[3][P224)。从后来正式出版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三卷的情况来看，中国海关所占的比重虽没有原来计划的那样突出，但仍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也为作者自己表功的意图（注：笔者作出这样的推断并非全无根据。1913年6月12日，美国Westem Reserve大学授予马士法学博士学位。在授予仪式上，校方的致词中说：“马士从（美国）最古老的大学毕业后，即应中国政府之聘，长期担任该国政府高级官员，他三十五年来持之以恒，作为赫德爵士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共同建立起了那一《中国海关——引者注》管理体系，完成了19世纪一大突出成就。马士多次被中国政府委以财政、政治及和平谈判等重任。他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制度，直到近年仍不改初衷”，因此，校方决定授予马士这位“行政管理家、外交家、史学家”以法学博士学位[3](P199)。这所大学的校长，即前面曾提到过的斯韦格，是马士的好友，长期保持联系，致词中的那些话当然是事先征得了马士的同意的。对于所有这些与中国有关的头衔，马士自然是十分满意，而且在仪式上，马士还发表了题为The Repayment by West of Its Debt to the East（《西方对东方的回报》的报告，极为详尽地将西方国家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叙述了一遍，尤其把美国人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了一番渲染，更对马士自己长期负责的上海海关等机构的作用进行了表彰[3](P199-200)。此类情况发生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的写作过程之中，不可能与作者正在写作的著作没有关系。）；同时，也为美国及西方国家处理对华关系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
除上述关注现实这一最大特点之外，如果与当时国际汉学界的学术研究相比较，马士的中国史研究也有其独到的特点。
长期以来，由西欧国家主导下的汉学研究实际上是把中国当作与古埃及、古印度等早已灭绝的文明一样，作为纯粹客观的对象来研究。这种研究的背后，是近代以来西方经过长期殖民过程而形成的话语霸权（注：1931年，丁文江在How China Aoquired Her Civilization（《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一文中指出，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逐渐形成了中国文明的鼎盛时期早在数千年前就已过去、与工业化的进步的西方相比中国代表了保守退化的文明之类的观念，尽管近代西方文学发达，但“时至今日，对许多西方人而言，中国文明不过仅仅是另一个埃及或美索布达米亚而已，不同的只是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它特别能够垂而不死而已”("to this day to many Westerners Chinese Civlization is merely another Egypt or Mesopotarnia;only for reasons unexplained its death bas benn particularly lingering")。参见Sophia H.Cben Zen（陈衡哲）编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Shanghai: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31,p.1.）。这样的研究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充其量只是西方自己的想象，与真实的活的中国直接关系不大[6]。与马士差不多同时代的几位研究中国近代史最著名的汉学家，基本上还是在旧的汉学道路上踏步。例如，曾长期在中国任职的庄延龄（注：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又译巴克尔、帕克等，英国领事官、汉学家，1869年来华，1895年退休回英国，从事中文教育。），于1901年出版了《中国：从古至今之历史、外交及商业》(China:Her History,Diplo-macy and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书中包含了大量中国地理、民族等细节的详细描述，小处很生动，大处却看不出从古至今中国历史是怎样发展过来的。费正清批评此书为：“全都是关于中国的，但却不是历史，基本上不是那里所发生的事情。”[3](P220)法国著名汉学家高第（注：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1869年来华，在上海旗昌洋行任职。1876年回到法国，担任日意格驻法中国教育团秘书。1881年任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校教授。后创办并编辑《通报》，写过大量有关中国历史和语言的论著。）所著三卷本的《1860-1900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1901-1902年出版。书中引用了大量档案，特别是法国方面的档案，但却没有多少分析。马士在吸取汉学研究的长处，尽可能照顾到细节的同时，又力避其短，既尽可能多的利用原始档案材料（注：马士书中大量使用了他自己收藏的一部分档案材料、赫德等人提供的部分材料，以及英国、美国等国的外交档案，但中国方面的材料则主要使用了《澳门月报》上所译载的一小部分中国政府的档案材料。这一方面是因为语言文字上存在一定隔阂，另一方面则是马士在撰写该书时，大部分中国政府的档案材料还没有公开出版。），又努力增加文字的可读性，加强理论分析与总结，使读者可以较容易地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索。这些特点，再加上马士个人在中国海关长期服役所积累起来的、一般职业历史学家所缺少的实际经验，就使得马士的著作在出版之后很快成为有关近代中国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方面的“标准读本”（注：“标准读本”一说最早不知起于何时，但至迟在马士逝世之后不久，当时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职的费正清于1934年2月25日在Peiping Chron-icle上所发的一篇悼念文章中已经提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论域宏阔，细节精确，长期以来被视为标准读本”，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著作[3](P213-214)。有关费正清在清华历史系学习与任教的情况，可参见费正清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未补遗》所写的《序》，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出版；另可见John K.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1982,pp.85-103(T.F.Tsiang and Modernization及Becoming a Specialist:Teaching at Tsinghua两部分）。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此说[1](P95)。）。他在书中所提出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框架，成为此后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准框架（注：日本学者Monoto Eiichi等所撰Japanese Studies of Post-opium War China,1985（《1985年日本对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的研究概况》）指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编写的一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参考工具书只是马士框架的翻版（参见Modern China,vol.14,No.2,April 1988,pp.222-240）。费正清等人则指出，直到70年代末，苏联学者仍主要沿用马士的框架和材料来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3](P226)。）。书中所收集提供的大量文献，至今仍为研究者所称道（注：一位研究东印度公司及其对华贸易的历史学家在评论费正清等人所编马士一书的文章中指出：“马士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在西方的奠基者之一”，其著作，“尤其是《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至今仍然富有参考价值”，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发现它所提供的文献“极有价值，以至于根本没有必要跑到伦敦去查阅原始档案”（参见Jaoques M.Downs:Book Review of H.B.Morse: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February 1997,Vol.66,No.1,p.113)。）。
三
据蒋廷黻回忆，他在美读书时，即对中国外交史产生兴趣，发现了研究中外关系史的“标准版本”即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回国以后，在南开大学研究、讲授19世纪中国国际关系史；后到清华大学，发现“新大陆”，由外交史转向中国近代史研究[1](P95、97、123、129)。蒋氏到清华大学之后，清华大学历史系形成一个传统，读中国近代史的学生，有两种书是必备的参考资料，一是蒋廷黻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册，一是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7]。这些都无疑提醒我们，蒋氏对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早已十分关注。不仅他本人十分熟悉，而且还把它列为历史学专业学生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再进一步对比研读《中国近代史》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则不难看出，蒋氏至少在以下三大方面受到了马士的影响：
第一，近代中国的时代定位及随之而来的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主题的确定。在《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总论》中，蒋廷黻指出：
到了19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象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18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19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19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由此，蒋氏提出：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8](P2)。
到了19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的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8](P9)。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都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8](P15-16)。
蒋廷黻对中国近代社会时代特性及近代化使命的上述认识，与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前数章对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历史的介绍中所提出的观点极为相似。例如，马士在介绍中国政府时写道：
中国在政府方面，如同在一般文化方面一样，和两三世纪前的欧洲要比今天的欧洲更相近些[9](P4)。
关于东西方的差别，马士写道：
历史学者总会想起三四世纪前欧洲的行政制度，倘使他对于中国有一些了解的话，也会发现它们和中国的情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虽然这些现在已是我们要废弃的[9](P28)。
在描述中西税制的不同时，马士说：
从我们西方人狭隘的眼光来看，一个中国官吏好象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生计，以及他的同僚、上司和僚属们的生计而存在的。他凭着高度的天才把这个做官的原则发展到西方从来没有达到的程度；不过，西方在还不算很远的时候，也曾有过一些类似的情形，现代的读者们从那里得到一些启发，使他对于中国现行制度的了解更加清楚一些。中国每一行政区——镇、县或省——应征的税款都规定有定额，这个定额大体是各区所必须征足的最低额度。但在实际上，这个最低数额都变成了各区实征的最高额，这难道还不是同法国在十七八世纪时推行的那种乡长包税自肥制度完全一样吗？中国司法行政并不由政府正式的收入来支应，而是用规费和罚款来自行维持。法官捷夫雷斯(Judge Jeffreys)在历史上虽声名狼藉，但是，他利用法庭的规费和罚款去增加他的国王和国家的收入，并以此增加他本机关的收入，在当时英国的惯常行为上，并不是一个例外。所有中国官吏都视为当然地把他本机关伪盈余看成自己的好处；英国的毕得(Pitt)时代以及在他以后许多年代里，英国军队的出纳官也是这样，这种情况直到汗克斯(Fox)奉派担任这种职位时才算终结[9](P29)。
类似这样的相似之处甚多，虽然作者不时提醒中西之间存在一些不可比较的因素，但其结论却是十分清楚的：近代中国像三四世纪前即中世纪的西方。按照“辉煌的古代——黑暗的中世纪——光明的现代”这样一种三分法来给一个民族定位，马士不是欧美第一个；在中国，用三分法来给中国社会定位，蒋氏也不是第一个，至迟在晚清时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已经开始从事类似的工作。但是，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蒋氏与马士有关近代中国是中古国家的结论之间的联系还是十分明显的。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虽不是唯一的影响源，但至少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源之一。
第二，近代历史的起点以及近代史的分期。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从题目看，似乎是要全面叙述中国从古至今的对外关系史，但实际则不然。该书第一卷前虽有五章共一百多页论述1834年前的中外关系，但其主体却是1834年以来直至作者写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时即1910年时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全书共分三卷，把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划分成三大阶段：第一阶段（1834-1860年），（中西）冲突时期(The Period of Conflict)。第二阶段（1861-1893年），（中国）屈从（于西方）时期(The Period of Submission)。第三阶段（1894-1911年），（西方）制服（中国）时期(The Period of Subjugation)（注：以上三个时期的译法，系录自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出版。括号内的文字为引者所加。）。
相比之下，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从篇幅上看，只有一百多页，仅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导论性各章的篇幅差不多。而从结构上看，共分四章：第一章《剿夷与抚夷》，研究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中国的内政外交，“讨论了道光、咸丰年间自外来的祸患”，并得出结论：“那种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我们很可以转祸为福，只要我们大胆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道光时代的人不此之图，鸦片之役虽然败了，他们不承认是败了。主战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抚夷派，在战争之后，正如在战争之前，均未图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改革”[8](P28)，致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宝贵的光阴”[8](P16)。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主要讨论太平天国试图建立新朝，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的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8](P39)；曾国藩试图刷新旧社会，他“在维持清朝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一方面要革新，即接受西洋文化，另一方面要守旧，即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P39-40)。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主要研究1861年后至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中部分官员总结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兴办自强新政，“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须［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8](P46)。但是，“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8](P68)，造成自强运动的失败。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主要比较论述甲午战争以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第二个救国方案、以义和团为代表的第三个救国方案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第四个救国方案。他认为，康有为的方案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但由于慈禧太后甘心做顽固势力的中心，使之不能实行；义和团的方案“反对西洋化、近代化”，其“惨败是极自然的”，“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8](P80)。其结论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8](P84)
不难看出，在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第一、三两章的起迄点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所划定的冲突时期和屈从时期基本吻合；第三章的终点虽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比马士所谓的“屈从时期”的终点稍后了两年，但还是以甲午战争作为分界点，本质上并无太大的不同；第四章起点与马士所谓的“制服时期”基本相同，而终点则下延至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第二章则不按历史时期划分，而是跨越了第一和第二两个时期（注：沈渭滨认为，蒋著《中国近代史》的结构是：第一章专讲外患，第二章专讲内忧，第三章专讲自强运动，第四章专讲瓜分与民族复兴（参见蒋廷黻著、沈渭滨导读《中国近代史》，第32-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调整，其一是因为两者著书立说的时代不同。如前所述，马土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构思、准备于20世纪初，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第二、三两卷出版于1918年，不可能预计到此后十数年间中国历史和中西关系所要发生的事情，并以历史学家的手法作出准确的描述；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则构思、准备于20世纪20-30年代，正式撰著于1938年，有条件对此前所发生的事件作出描述和分析。其二是因为时代的变化，致使著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马士著书的时代，中西关系、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间的关系备受瞩目，既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而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的时代，虽然中西关系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全国上下的关注点则在本位文化问题及现实的中日关系问题上，正是它们促使蒋氏对与此相关的问题更加着力。试读1930年9月和1934年6月蒋氏分别为《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和中卷所作的两个《自序》，便不难发现时代变化对蒋氏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上卷《自序》中完全没提文化问题和现实的中日关系问题，而中卷《自序》则浓墨重彩地提出了文化问题与中日关系问题：
我们读这一时期的外交史的时候，免不了要时常责备前人，青年们恐怕开口就要加上“昏庸”的罪名。那时候人的世界知识固极有限，但他们得世界知识的机会亦极有限。无论如何，“昏庸”两字不能作他们的头衔……曾国藩、李鸿章，那更不要说了。李是这时期的中心人物。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有几个能与他比？哪一个创办了像他那样多的事业？直到现在——他死了已经三十三年——中国最大的海军是他办的，最早开的新式煤矿是他开的，最早筑的铁路是他筑的，最早安的电线是他安的；最早办的纱厂是他办的；招商局是他提倡的。谈到外交，我们只要注意一件事：这三十五年之内，一切紧要外交问题没有一个没有他参加意见的。外人与他办交涉的，有几个不敬佩他……他是具翰林而有军功。论他的出身和教育，他是个纯粹中国旧文化的产物，外国文字他不懂，近代科学他未入门，七十以前他不曾出国门一步。曾国藩更加无须讨论。我们只要看他办天津教案的精神就够了。他不顾时人的诽议和外人的威胁，抱定宗旨，为国家，为正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曾文正不但是中国旧文化的产物，他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
这一卷是研究这些人的外交的，难怪我的兴头不能为“一·二八”的惨痛所压没。他们的外交诚有可批评之处……不过我们要记得，这些人实配作我们文化的代表。我们批评他们，就是批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文化的失败。这样的说法岂不是太勉强了吗？离本题大远吗？外交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一个难答的问题。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外交，争什么，怎么争法，都是时代的反映。每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外交，不但因为各国所处的地位不同，还因为各国有其文化的特殊传统……我们虽然办了将近百年的外交，国内学者对于外交史的研究，从夏燮的《中西纪事》算起，虽亦将近七十年，我们似乎还未了解外交与文化的关系。别的不说，我们总以为日本的亚洲孟罗主义为日本外交官的口头禅，倘仅仅是口头禅，且限于日本的外交官，那所谓亚东问题就不存在了。不是的，这主义是日本人所谓“大和民族的使命”。因为日本的外交有这个文化信条为背景，所以中日问题才这样的严重。除非我们的外交得着相当文化信条为其后盾，我们的外交也是不会有力的[10]（中卷）。
现实关怀与所接受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框架的影响，造成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一书前后的不尽统一。一方面，在第一、三、四章中，蒋氏的结论无疑是近代中华民族要图生存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甚至提出，“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8](P46)，任何“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运动必然要“惨败”。而另一方面，在第二章中，蒋氏又提出，近代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难关是“双层”的，即“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8](P31)；“徒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它的不健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呢？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8](P40)。按着这样的标准，蒋廷黻认为，曾国藩试图刷新旧社会，他“在维持满清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一方面要革新，即接受西洋文化，另一方面要守旧，即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8](P39-40)。这实际上等于推翻了其他三章中的结论，说中国要图生存不能“全盘西化”，而只能一边“开新”即学习、接受西方文化，一边“守旧”即恢复中国固有的政教传统。
第三，对档案史料的重视。马士在撰写《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过程中，查阅、使用了英、美外交档案和赫德个人所藏与中国海关等相关的档案材料，力求摒弃偏见；在档案史料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历史学科的要求，对1834年以来的中西关系及相关问题进行学术化的研究工作[11]。这样的态度和做法，为马士及其《中华帝国对针关系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近代中西关系史的“标准读本”。
蒋廷黻回国后，先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后转向中国近代史，所重视的正是马士的方法。1930年，蒋廷黻编成《近代中国外交资料辑要》上卷，《自序》中指出：
外交史，虽然是外交史，仍是历史。研究外交史，不是做宣传，也不是办外交，是研究历史。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简略说，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纪录，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
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资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关于中国外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这个毛病。西人姑置不论。中国学者所写的中国外交史有几部不是以英国蓝皮书为主要资料呢[10]（上卷）？
关于其搜集近代外交史资料与研究外交史的动机，蒋氏说：
我编这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我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10]（上卷）。
这里，蒋廷黻所批评的对象当然包括马士在内。因马士所撰《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除使用了《澳门月报》等杂志上所发表的中国政府公文和官员的命令之类的英译文之外，基本上没有使用中文档案（注：马士不使用中文档案，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主要的中文档案还没有公布，另一方面是因为其认识上存在问题，认为中文档案即使公布也未必有什么价值。他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的《说明》中指出：“我们没有中国的官方档案或其他权威性的资料来从中国方面说明问题，但我们有幸有《澳门月报》译录的当时的中国官方文件。我们可以假想，即使我们能够看到原档，也未必能使我们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增加多少新的了解。[9](P1)对此，陈恭禄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已指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及与人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等书在运用中文档案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与错误（详见陈恭禄《书评：〈远东国际关系史〉》，《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三卷第二号，第399-410页）。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马士的著作，就英美两方面的资料来说，是无懈可击的，但事实是仅凭这两国的档案是写不出头等的中国外交史著作的。因此，他的观点是片面的。他对近代开端时期参与两次鸦片战争谈判的中国对外交涉人员和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演变，描述是模糊不清的，对制约中国外交活动的条件和社会因素更缺乏深入研究，而且很少使用中国官方材料。许多问题，如中国对外交涉官员当时对和谈的看法如何？他们提出过意见吗？19世纪中国的外交观点怎样？这些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1](P95)。）。但是，批评归批评，批评的重点在其不用中文档案，而基本方法上，蒋廷黻则是虚心学习马士的治史方法，并将之付诸学术实践。读其《中国近代史》，则知蒋廷黻在档案史料的运用上，是尽取马士之长而力补其短，在不少地方提供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所没有的中方档案，从而使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更加清晰，特别是从中国自己方面看来尤其如此。
除上述诸大端外，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在具体的材料、文字、行文风格等方面，也可以看出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影响的痕迹。仔细对照阅读蒋著《中国近代史》与马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些地方意思、风格相同或相似，有些地方则是蒋氏根据马士提供的线索参考了其他资料（如有关马噶尔尼使团的资料等），有些地方则补充了马士原书所没有的中文档案资料（如黄爵滋奏折等）。
综上所论，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是中美史学交汇的产物。在美国接受了系统史学训练的蒋廷黻，将“新史学”的一些主张自觉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同时又重点参考马士有关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著作，形成了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中西关系为重心，以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模式。蒋廷黻和马士的弟子费正清等把这一模式应用于哈佛大学等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强调中西方之间的“冲击—反应”关系，强调“传统—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与转换，成为国际中国学界有重要影响的“费正清学派”（又称“哈佛学派”）（注：有关这一学派的主要学术主张及对其主张的批评，特别是对“冲击—反应”和“传统—现代”模式的批评，参见Ssu-yu Teng and 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4-19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aul Cob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1984;Wang Xi: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modem Chinese History:External versus Internal Causations,in China's Quest for Modernization:A Historical Perspective,edited by Frederic Wakeman Jr.and Wang Xi,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7,pp.1-21;Wen-hsin Yeh:Introduction:Interpreting Chinese Modernity,1900-1950,in Becoming Chinese: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edited by Wen-hsin Yeh,Berkel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0,pp1-26.）。蒋廷黻在南开和清华两校培养出的一批著名史学家虽因党派与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在涉及近代史上一些具体事件、具体人物、中外关系等等的评价上有所分歧，但在有关近代史的基本模式和重要论断上，却都继承了蒋氏所开创的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4-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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