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美国试图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前因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前因后果论文,美国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迅速战胜日本，美国政府在其驻华官员的呼吁下，一方面加大对国民政府军队的援助力度，一方面试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一些援助。近年来，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主要侧重于中共方面的对美政策、中共与美国的交往等，而抗战后期美国驻华官员呼吁其政府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等方面尚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试图以美国驻华官员为视角，对约瑟夫·史迪威、克拉伦斯·高斯、约翰·戴维斯等美国在华官员以及戴维·包瑞德、约翰·S·谢伟思等美军观察组成员呼吁其政府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军事援助的动因、大致经过及其结果作些梳理和分析。 一、美国驻华官员呼吁援助中共的起因 抗战后期，一些美国驻华官员纷纷呼吁其政府决策层应将部分援华物资分配给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美国驻华官员之所以建议其政府决策层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蒋介石政府抗战不力使美国在华利益受损 1941年12月，美国对日宣战后，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对美国政府的依赖心理越来越重，而在抗日战场上的败绩则越来越多。他一方面将大量美国援华物资装备其嫡系部队，另一方面用这些部队的枪炮来封锁陕甘宁边区。正如孙科所说的那样：这是国民党“不能有效地进行战争的主要障碍之一，即以大约三十万左右政府最好的军队固着不动，以监视中国共产党。这个原因也牵制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军队。”①这样，美国的援华成了“一种想给予帮助但实际上却起有害作用的行动”②。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再败。短短8个月内，国民党军队减员五六十万人，大片国土惨遭沦丧，美国在华南的空军基地也相继沦陷。这不仅严重妨碍了美国对日反攻作战计划的实施，而且加深了美国军方对中国局势的担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在现有纪律、训练和装备及领导条件下，中国陆军软弱不堪。除非由于地理和后勤上的困难，日本军队实际上可以毫无阻拦地前进。”③而在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以及外交官约翰·文森特、约翰·戴维斯等驻华官员看来，为维护美国在远东战场上的利益，无论是蒋介石统帅的部队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只要是积极抗日就应该得到美国政府的援助。 2.中共敌后抗日力量的壮大及其对美援的争取 抗战全面爆发之初，中共并未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即便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外国记者报道了“红色中国”的情况，西方国家对中共仍知之甚少。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八路军（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同年9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人们习惯上仍简称“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秋，国共双方商定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采用游击战、麻雀战、交通破袭战等战术，袭扰日军的作战部队，动摇了日军的后方。1944年秋，据日本华北方面军高级参谋寒川吉溢大佐回忆：在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当中，除了3个特别市外只有7个县的治安良好，139个县差不多没有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④中共在敌后抗战中的战绩有目共睹：“无疑，八路军给日军造成重大困难。他们迫使日军在华北的广大地区建立封锁区。日军不得不沿铁路线部署重兵，建立据点，以保护铁路的畅通”，“事实上，是中共吸引了日军的大部分注意力，将它们牢牢拖在了战场上。”⑤从1944年春起，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转入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控制了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加上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多次通过国际友人向美国当局呼吁，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利用便利的地理位置和合法的政治身份来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果。正是中共对美援的积极争取及其敌后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了一些美国驻华官员的高度关注。 3.美国实施远东登陆作战计划需要中共的配合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后，美国陆军部主张派作战部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登陆，以此向日本本土发动进攻。1943年5月，由美国联合参谋总部提出并经罗斯福总统批准的“关于击败日本的战略计划”指出，由美国从东面，英国和中国从西面夹击广州和香港。然后，双方军队携手向华北进军，并试图从那里展开对日本的空袭。⑥1944年3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认为，台湾、吕宋以及中国沿海的几个地方是向日本发动总攻的预备基地。⑦10月24日，即将就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文伯特·魏德迈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关于他所指挥的美国战斗部队，他的首要任务是从中国出发进行空战。”⑧美军计划登陆的沿海地区多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区，美军若要在此登陆，必须依靠中共军队的协助。对此，中共把浙西的经营看作美军实施此计划时双方能够进行密切配合的基础。毛泽东下令东南沿海地区的游击队做好协助美军登陆的准备。1944年8月，据有关美国友好人士估计，美军在中国登陆的时间已经为时不远。因此，毛泽东在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时要求他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⑨为配合美军登陆，1944年11月2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又致电张云逸、饶漱石等人，要求他们考虑成立苏浙军区：“除即调两团外，再从一、二、三、四各师中调五至六个团南进；另外，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往苏、浙。”⑩由此可见，早在1944年下半年，中共方面就已经做好了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准备。 二、美国驻华官员呼吁援助中共的台前幕后 为维护美国在远东战场的利益，一些了解国共两党情况的美国驻华官员呼吁其最高决策层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美国政府的确曾考虑实施援助中共的计划，但态度较为谨慎，到最后并未付诸实施。 1.美国驻华官员对美国援助中共的呼吁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罗斯福就要求前往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森为他搜集有关中共方面的情报。在访问并了解到华北敌后抗战的大致情况后，卡尔森在写给白宫的信中建议：“援助共产党人将有助于打败日本，并获得中国最生气勃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然而，罗斯福向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表示：“卡尔森的信件激起了他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11）可见，卡尔森援助中共的呼吁仅仅激起了罗斯福对游击战的想象力而已，并没有立即使他产生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冲动。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一些美国驻华官员对蒋介石军队的抗战能力产生了质疑。1943年年初，谢伟思在回国述职时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正在日益壮大，国共两党之间的裂隙也在不断扩大，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并大胆建议美国政府派遣一些观察员去延安了解情况。（12）然而，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退回了这一备忘录，并认为这一建议简直荒唐可笑。尽管谢伟思的建议并未被白宫所采纳，但他呼吁政府给予八路军提供军需物资的努力始终没有中断。1943年8月，谢伟思被任命为史迪威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因负责美国驻华陆军总部、美国大使馆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之间的沟通和联络工作，从而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共方面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史迪威在与国民党军队合作的过程中屡遭挫折，也渴望加强与中共军队的合作。1943年3月15日，他在给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的信中说：“重庆不能够或者不愿意积极行动”，“如果我们能够训练和装备延安的军队，我们就能挽回局面”。（13）8月底，他在重庆和国民党将领商议动用和武装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牵制日军。9月6日他又提议八路军与国军并肩作战，以减轻日本对重庆和美国空军基地的威胁。他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建议采纳这项计划，建议给西北地区的军队以充足的给养使之发挥作用。在最坏的情况下，这项计划也不会损失军队，给养的损失也很少。（14）然而，史迪威的建议不仅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而且也没有获得罗斯福的支持。随后，时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的约翰·戴维斯向罗斯福总统的高级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建议，假使蒋介石不能或不愿改变现状，美国政府应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应当避免死心塌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应当有所准备”。（15）然而，罗斯福却仍然坚持认为，蒋介石是当时中国不可替代的人物，在政治上他必须支持蒋介石。（16） 2.罗斯福就美国与中共军事合作问题向蒋介石施压 开罗会议后，罗斯福对蒋介石和中共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考虑美国驻华官员们建议援助中共的合理性。他一面给予蒋介石以大国领袖的荣誉，另一面又要求蒋介石同意美军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问题上建立合作关系。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对史迪威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向：如果蒋介石政府一旦垮台，“我们应当寻找另外的人或一群人继续下去”（17）。后来，罗斯福曾对埃德加·斯诺说，他在开罗会议时就曾告诫蒋介石夫妇“必须设法同共产党合作”，并表示美方“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局势”，而“希望中国一致抗日”。（18）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曾向美国提出10亿美元贷款的要求也被美国决策层认为是荒谬的。1944年1月，罗斯福正式拒绝了蒋介石对经济援助的要求。他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能够制止通货膨胀，取缔货币投机，修改美元与法币的汇率，或者同意充分承担缅甸作战任务，因此，“给中国一笔贷款是说不出理由的。”（19）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开始同情史迪威的在华处境，指责国民党把最好的部队用于包围延安而非抗日，并对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产生了更多的疑虑。可见，罗斯福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在考虑是否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了。 1944年1月，戴维斯又一次提出向华北中共控制区域派遣军事代表团的建议。（20）罗斯福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于2月9日向蒋介石提出派遣美军军事代表团前往陕北、晋北和其他华北地区的要求。（21）蒋介石对此表面上表示同意，实则虚与委蛇。不久，罗斯福又两次致电蒋介石，明确要求向延安派遣军事代表团，但均遭到婉言拒绝。罗斯福于6月派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专程向蒋介石提出派美国军事观察团赴延安的要求。6月20日，谢伟思在为华莱士访华准备的一篇备忘录中，明确提出了给予中国共产党军事援助并与之合作及改革中国政府的重要建议。（22）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美军派代表团赴延安，但坚持要把名称改为“美军观察组”（也称“迪克西使团”），以降低规格。至此，在美国驻华官员的强烈呼吁下，美国决策层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同意美军与中共开展交往。美军观察组的成行，是美国驻华官员们呼吁援助中共的初步尝试。 3.美军观察组援助中共的报告最终石沉大海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两批成员共18人先后抵达延安，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诚挚欢迎。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的使命是多重的。从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给戴维·D·包瑞德团长的指令中可以看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探寻援助中共军队以增强其战斗力的方法及评估中共军队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23） 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的实地考察，观察组成员纷纷向白宫建议，解除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封锁，援助中共军队以增强抗日力量。作为美军观察组的政治观察员，谢伟思与毛泽东在8月23日进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会谈。29日，他从延安向美国发回题为《美国给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军事援助的可取性》的报告，明确建议美国政府“将援助国民党转为援助共产党。共产党确有兴趣参加抗日战争，援助共党，足使国民党不能发动内战。美军如在中国口岸登陆，必须国共两军助力，故必须将中共军队装备训练，虽遭国府反对亦当不惜”。（24）他后来回忆说：“事实上，中共很了解苏联在战争中损失巨大，拿不出更多的物资来支援中国进行建设。因此，他们欢迎美国的援助，愿意同美国合作。我把这些情况通过驻重庆的大使馆向华盛顿作了汇报。当时大使馆对这些情况是非常重视的。”（25）在延安的3个月内，仅谢伟思一人就向白宫发回40多份报告。在史迪威离职前夕，谢伟思还在延安继续呼吁美国政府决策层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持延安。他认为，美国的援助不仅能制止中国内战，而且能防止中国共产党倒向俄国人一边。（26）霍普金斯在看到他的报告后给罗斯福写信说，谢伟思的观察“肯定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不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这个党也就值得我们方面尽可能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相待”。（27）可见，谢伟思的报告对美国政府决策层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4年11月7日，戴维斯向美国发回的报告称：“共党在中国必然胜利。”他认为，“美蒋如合作，中国将起内战，美国如援共，可免中国内战，美国如援蒋，中共将仇美。蒋委员长是腐败官僚，其部队士气低落，政治教育空洞”，“中国前途握于中共而不属于国民党”。（28）延安所表现出的政治民主，社会稳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使观察组成员相信美国同延安政权建立联系，向他们提供援助与进行技术合作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有前途的。 作为观察组组长的包瑞德认为：“应当给予共产党少量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反坦克炮和一些轻炮，装备上这些武器之后，完全可以期望他们提高游击战争的效力。”（29）美国驻华官员们建议援助中共军队是为了要提高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不是要引起国共内战。对此，包瑞德指出：“如果，他们（中共军队）有更好的装备和供应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就一定能取胜。”（30）这就一语道破美国驻华官员建议援助中共的初衷。 12月15日，包瑞德、威利斯·H·伯德、戴维斯再度与中共方面讨论军事合作问题。伯德带来了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合作的计划：“武装起25000人的游击队，建立一所以进行秘密战争为目的的学校，与共军第18集团军合作建立无线电通讯网，以及供应民兵10000支简易手枪。”（31）戴维斯在返回重庆后回忆道：中国共产党人渴望并有能力与美国合作，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地位已经“深入到日本的腹心地区”。（32）1944年12月底，周恩来就有关与美军合作问题专门拟出了具体的方案。 1945年2月28日，在赫尔利回国述职期间，由谢伟思起草、美国驻华使馆代办乔治·艾奇逊领衔签署了一份发给国务院呼吁援助中共的电报。该电报称：“总统以明确的措词通知委员长，军事需要要求我们向能够有助于对日作战的共军和其他适当的集团进行援助与合作”，“我们给共军和其他团体的任何援助，最初应当是小规模的，并且可能小于对中国的援助的自然增加量”，“由我们援助共产党会比他们去寻求俄国人的帮助或直接、间接干涉好得多。”（33）事实上，这封电报反映了大多数美国驻华官员对援助中共的共同心声。 然而，极力主张支持国民政府的赫尔利经过努力说服罗斯福再一次支持了他对蒋介石的不可置疑的最高权力的看法。不仅艾奇逊的建议被拒之门外，而且他和大使馆与此事有关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因此先后遭到赫尔利的排挤和打击。这封电报是美国驻华官员建议最高当局援助中共的最后一次努力。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公开宣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34）当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美国禁止给中国共产党人武器援助》的报道。6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又以“共产党间谍罪”逮捕了回国述职的谢伟思。至此，美国驻华官员们呼吁援助中共、改善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三、美国决策层放弃援助中共的主要原因 美国驻华官员呼吁白宫援助中共的出发点在于有利于对日作战，有利于防止中国发生内战，有利于构建战后美国的远东格局。罗斯福总统虽然曾一度考虑采纳美国驻华官员的建议，然而由于多种因素，最终放弃了援助中共的打算。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远东登陆作战计划的变更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顺利推进使美国决策者相信，从太平洋岛屿发动进攻可以打败日本，而无需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登陆作战。到同年10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既无须从台湾地区也无须从中国华东沿海地区登陆。与此同时，史迪威也得到来自华盛顿的讯息：尼米兹所宣布的将在中国口岸登陆，仅仅是诱敌，美国对占领香港、广州已无兴趣。虽然对厦门、青岛还有兴趣，但仅仅是为了将日军牵制在中国。（35）史迪威在离职前夕的日记中也写道：“很清楚，陆军部和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战区（指中国战区）已经抹掉”，“（美国）军队不会送来了”。（36）事实上，罗斯福放弃在中国登陆作战主要是基于让苏联来完成在中国大陆对日作战的设想。他曾经对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说：“关于中国大陆上的战争，我们必须让俄国人来进行。”（37）美国放弃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的计划意味着与中共合作的客观需求大大降低了，因此对援助中共的热情迅速降温。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正在考虑在华登陆，需要我们的帮助，于是派了观察组。美国表现出一种主动，他们有求于我，我们则抓住了这一形势，决定采取行动。美国曾考虑给我们一些援助，但始终没有下决心；在观察过程中，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合作已经变得可有可无，这就失掉了合作的前提条件。（38） 2.抗战接近尾声，意识形态因素凸显 抗日战争进入尾声，美国国内反共思潮甚嚣尘上，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尽管美国驻华官员们对援助中共摇旗呐喊，然而美国决策层始终不能摆脱对中共的不信任感。罗斯福希望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成为战后远东对美友好的国家，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遏制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与渗透。他相信，将来在与苏联的抗衡中，“中国将毫无疑问站在我们一边。”（39）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很难做到这一点。蒋介石也一再向美国表示，在国际问题上一切以美国马首是瞻。1945年3月，斯诺与罗斯福谈话后得到的印象是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他可能把同中共合作只看作是一个在军事上有用的权宜之计（40）。罗斯福虽然对蒋介石并不十分满意，但他扶植国民政府多年，相信这个政府会成为一个亲美的、向美国式民主过渡的政权。中共南方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同时又怀有很深的戒惧心理。美国既不会赞成中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也不会赞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得到胜利。（41）由此可见，对共产党政权的不信任也是白宫没有采纳驻华官员们援助中共建议的原因之一。 3.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承诺对日作战 1945年2月11日，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划分远东势力范围的雅尔塔秘密协议。协议以损害中国主权的方式，换取苏联承诺在战胜德国之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并使斯大林表态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欧洲战场的法西斯势力逐渐被肃清后，日本虽末日将临，但仍在负隅顽抗。美军进攻马尼拉、硫黄岛（硫磺岛）和冲绳岛的血战即将展开，越是接近日本本土，日军的抵抗越激烈。据此，美军参谋部曾预计，在德国投降后，还得要18个月左右才能彻底击败日本。麦克阿瑟和马歇尔将军都认为进攻日本本土“将是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战斗”，美军伤亡可能会超过100万人。（42）雅尔塔协议换取了苏联对日作战的承诺，无疑将会减少美军在战胜日本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在得到斯大林的秘密承诺后，罗斯福认为中共在抗日战场上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了，并很快打消了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实施援助的念头。 4、赫尔利个人因素的不利影响 1944年8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被派到中国。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解决史迪威迫切希望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问题。然而，赫尔利来华并没有缓和蒋史矛盾。在蒋史冲突的关键时刻，赫尔利写信给罗斯福说：“如果总统在目前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他将失去大元帅（蒋介石），也可能失去中国。”（43）罗斯福采纳了赫尔利的建议，召回了史迪威。紧随其后，主张与中共发展关系的高斯大使也辞职回国。11月17日，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美军观察组虽然多次提出将一些美国援华物资合理分配给中共军队，但均遭到赫尔利的阻挠。赫尔利坚持认为，美国不愿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或反对国民政府的叛乱者而向其提供物资供应或给予其他援助；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必须通过蒋介石国民政府。（44）1945年2月7日，赫尔利致函美国国务卿时坚持认为：“如果美国批准包瑞德和伯德在麦克卢尔指示下交给共产党的计划，将破坏美国扶持国民政府的政策；在中国统一军队和统一政府成为事实之前，所有的武装军阀、武装游击队和中共军队，必须毫无例外地服从国民政府的统治。”（45）2月18日，他在回国述职之际给国务卿的电报中，进一步明确了支持国民政府，不支持任何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地位的原则和方法。魏德迈也完全倒向了赫尔利。2月15日，魏德迈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我所遵循的政策是，在中国战区内，我们不给任何个人、任何活动或任何组织以援助”，“我奉命只援助中央政府，我打算尽我之所能这样做。”（46）与此同时，赫尔利还拒绝了朱德在1944年1月下旬提出的美国军方贷款2000万美元给中共用于策反“汪伪”官员及军队的建议。 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一些美国驻华官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目击者，他们对中国国情相对比较了解。他们建议援助中共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美国最高决策层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以什么方式才能最好地实现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驻华官员主张援助中共的最初目的无非是为了迅速战胜日本，避免中共倒向苏联的怀抱，使美国和中共建立一种灵活的关系。他们认为，适当援助中共将能有效避免中国发生内战，并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着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从而维护战后美国的在华利益。而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对中国情况缺乏比较深入的了解，着眼于眼前利益，并从意识形态因素出发，主张全力扶植蒋介石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完成战后中国的统一。美国决策层的全力扶蒋政策不仅没有实现战后中国的统一稳定，反而助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气焰，中国再次陷入了内战的危机。美国希望以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反苏反共桥头堡的如意算盘也彻底落空了。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29页。 ②[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陆增平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64页。 ③（20）（21）The U.S.State Department Edit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s,Diplomatic Papers,1944,China,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p120,307—308,329. ④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40页。 ⑤李向前：《一位美国友人的真知灼见——访原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先生》，《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⑥《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7—348页。 ⑦[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59页。 ⑧（14）（16）（44）（46）[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林海、曾学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8、86、75、297、297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37—538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54页。 （11）（15）（19）（26）[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142、155、187页。 （12）（33）[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72—177、314—315页。 （13）[苏]A·M·杜宾斯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中美中关系变化的过程》，宋恩铭译，《苏联问题研究资料》（现更名为《俄罗斯研究》）1988年第2期。 （17）（43）[美]约瑟夫·W·史迪威等，瞿同祖编译：《史迪威资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2辑，中华书局，1978年，第70、137页。 （18）（40）裘克安编译：《斯诺在中国》，三联出版社，1982年，第170、171—172页。 （22）张小路：《谢伟思与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3）（29）（30）[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万高潮、卫大匡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31—32、120、43页。 （24）（28）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28、235页。 （25）李向前：《一位美国友人的真知灼见——访原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先生》，《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7）[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陈亮、隋丽君、林楚平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49页。 （31）（32）[美]约翰·佩顿·戴维斯：《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罗清、赵仲强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74、380页。 （34）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3页。 （35）于化民：《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 （36）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42页。 （37）茹莹：《从协调走向对立：美苏对华政策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38）（4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8、337—338页。 （39）[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50页。 （40）周希奋：《雅尔塔协定和美国的远东战略》，《世界历史》1985年第12期。 （45）刘德喜：《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赫尔利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军队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历史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蒋介石论文; 八路军论文; 罗斯福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美军论文; 武装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