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创建“中国马克思学”？——迎接21世纪马克思学的第三次来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独立研究马克思著作有40年之久，先后师从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也有近30年了，在北大持续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有20多年了，倡导构建“中国学”也已有十年之久。在近几年，或许是像孔夫子所说的那样，“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吧，思想有一个大的顿悟、大的飞跃。
2006年，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表了学术专著《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思想主旨是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新的概念、新的观点，就是我们必须立足当今时代与中国实践，借鉴与超越苏联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创造中国马克思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新奠基与源头活水，以迎接21世纪马克思学的第三次来潮与中华复兴的伟大高潮。
为了使这个问题提得更加明确、更加突出，这里依次回答关系到“中国马克思学”能否成立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马克思学”是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专利？二是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否必要？三是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何以可能？
一、为“马克思学”一词正名：“马克思学”不是西方意识形态专利
在长期流行的观念中，“马克思学”属于西方意识形态范畴，是吕贝尔等人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他们打着研究马克思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在挖马克思主义墙角。于是，“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似乎成了一个不可怀疑的恒等式。近几年来，我加强了这方面的考证工作，这里提出四个新的判断：
第一个判断：“马克思学”的首倡者不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吕贝尔等人，而是20世纪20年代列宁支持下的梁赞诺夫。
通常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法国学者吕贝尔，或者再加上德国学者费切尔，最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并且最早开始创立马克思学的工作。这种说法流传甚广，貌似有理，似乎已成定论，实际上却是数典忘祖的一个典型。事实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列宁支持下的梁赞诺夫，就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并且率先开始了创建马克思学的奠基工作。1921年1月1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作出决定，将日前组建中的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组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并由曾长期在国外从事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梁赞诺夫担任首任院长。同年2月2日前后，列宁给梁赞诺夫接连写了两封信。后一封信讲了7点意见，其中后4点是对梁赞诺夫的工作建议，实际上蕴涵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纲领与建设目标，对梁赞诺夫创立马克思学有着重要启迪作用、指导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1921年至1931年这10年之间，梁赞诺夫担任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梁赞诺夫提出“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旨在强调要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研究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与思想、理论与实践，使之成为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梁赞诺夫把构建马克思学、创立国家乃至世界的马克思学研究中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主要任务。他围绕这个中心目标，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梁赞诺夫还在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中专门设立一个重要机构，名称就是“马克思学资料室”①。这说明“马克思学”概念在当时不是一个仅供个别人使用的褊狭称呼，而是相当流行的一个科学名称。梁赞诺夫创建“马克思学”的奠基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与支持，乃至联共(布)中央在1929年6月14日的决议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学的科学研究所”，这是“苏联工人阶级的巨大成就”。②
第二个判断：20世纪前期、中期、后期，前苏联学术界都曾把“马克思学”作为一个中性概念，甚至科学概念，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特定部门——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专门研究。
20世纪前期，在梁赞诺夫主持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20、30年代，“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曾广泛使用，作为中性概念，有时甚至是科学概念。1931年梁赞诺夫被撤销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职务，1938年在肃反扩大化中被迫害致死。在这之后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学”这一概念较少使用了，但并未因此绝迹，下面仅举几例，以说明问题。1969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编写了《伟大的遗产》一书，由苏联国家政治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改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工作》)。其中至少有8个地方提到“马克思学”，并充分肯定“苏联马克思学”。③ 20世纪80年代，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持续出版专业性学术刊物《马克思学学术报道和文献》，专门发表马克思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报刊论文中，仍然正面地提到“苏联马克思学”。如1982年，苏联《经济科学》杂志发表了博尔迪烈夫的文章《马克思学的新成就》，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编纂出版，是“最近时期苏联马克思学的重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乃至21世纪最初几年，俄罗斯学者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等人，仍在MEGA2的编辑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仍在从事马克思学研究，也仍在使用“马克思学”等概念。
第三个判断：1959年前后，法国学者吕贝尔实际上是借用梁赞诺夫的“马克思学”概念与“马克思学”传统，提出了他的马克思学概念与研究方法。
1959年，由吕贝尔主持出版每年一期的《马克思学研究》。他创造了一个法语词汇" Marxologie" 来表达“马克思学”主旨。就构词法来论，前边是主体部分Marx(马克思)，后边加一个后缀ologie(学)。不过，吕贝尔本人并没有特别标榜他讲的马克思学是自己独创，在《马克思学研究》中还特别申明，自己的思想有两个源头：第一是奥地利社会主义党人卡尔·格林贝格编辑出版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第二就是俄国马克思学家梁赞诺夫开创的传统。由此可见，吕贝尔首创的法文词汇Marxologie(马克思学)，还是从梁赞诺夫首创的德文与俄文词汇“马克思学”脱胎而来的。
第四个判断：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学在法、德、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逐步兴起，在前苏联学术界，20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学逐渐成了中性概念，讲“苏联马克思学”时是肯定性的科学概念，讲“西方马克思学”时则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这一概念从苏联传入中国后，演变成一个贬义词，只剩一种含义了，亦即西方思想家曲解马克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二、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必要性：六条根据
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既然有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何必又提“马克思学研究”？既然已有“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只要引进就行了，何必再提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实际上，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或叫“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可以为这种必要性举出六条主要根据：
(一)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新阶段的首要生长点与重新奠基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已经初步成型，要开创新局面，主要突破口与生长点首先是要加强马克思研究，乃至创立一门中国马克思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初步创立，在中国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产儿，是随着实践标准大讨论的深入展开，适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一门新型学科。经过黄楠森、庄福龄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筚路蓝缕，艰辛开拓，已经形成初步成型的学科体系。仅以有代表性的教材或专著为例，改革开放20多年来，至少已有四部，大体上是每五年一部。
世纪之交，新老交替，继往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独具特色、各成一家之言的可喜局面，至少已出了四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北京大学黄楠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98，2001)；中共中央党校杨春贵、侯才先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2005)；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主编的《新编马克思哲学发展史》(2004)；南京大学孙伯
、侯惠勤、张一兵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2005)。
今天，我们正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的一个迫切理论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推向新阶段，以适应新世纪、新千年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课题？目前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要走向新阶段，有四个主要的突破口与生长点：一是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文本做出深入系统的开掘，作为源头活水；二是总结苏东剧变、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的历史教训与哲学教训；三是加强研究世纪之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新问题、新走向；四是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潮头。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至少有三个基本问题必须要水落石出地彻底弄清：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历史过程是怎样的？马克思哲学创新的思想主线是什么？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恰恰是在这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前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都还存在着远没有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比如说，我们需要重新研究马克思哲学创新发展过程问题。过去往往把中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创作与晚年笔记基本上排除在马克思哲学创新过程之外，讲马克思哲学著作、哲学创新，仅限于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著作。而对马克思40年代的早期著作，则往往以1844年底写成、1845年初出版的《神圣家族》一书为标志，截然分成“成熟著作”与“不成熟著作”。这样，列入马克思成熟哲学著作系列的，往往只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等重要哲学著作，几乎都被打入“不成熟著作”的冷宫之中。既然马克思哲学革命只是在1845年、1846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几乎是一下子完成的，那么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复杂的历史过程可言，更谈不上区分什么“起点、上升点、归宿点”的问题了。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创新、哲学革命贯穿其一生历程。我们决不应当把《资本论》逻辑及其三大手稿、晚年马克思笔记这两个时期、两大阶段、两组文献群、两次思想升华排除在马克思原生形态的哲学创新之外。同样不应忽视的是，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乃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直接铺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真正起点。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新奠基
创立“中国马克思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奠基，而且对深化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都有重要的奠基作用。我们通常讲“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这里为什么要单独提出创立“马克思学”的问题，并且把它作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奠基工程呢？我们在这里特别突出地提出并且强调要开创“中国马克思学”，不是为了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削弱马克思主义研究，而是为了加强与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打下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固然是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理所当然地应把马克思放在第一位。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长篇重要辞条《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在“马克思的学说”一节中，甚至下了一个非常简明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④ 然而，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相当程度地长期存在着“灯下黑”的盲点现象——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与思想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20世纪30至50年代，在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与“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影响下，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著作远未得到应有重视、应有研究与应有评价。
马克思哲学色彩、哲学意味、哲学形式最明显的早期著作，大多数被当作“不成熟著作”而不被重视。其中不仅包括马克思表达青年时代理想的中学毕业时的三篇论文，1837年表达自己学术理想的《给父亲的信》，青年马克思最初的哲学创作、1839—1841年间的《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材料，1842年《莱茵报》论文，还包括马克思本人公开作出肯定性评价、称之为“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⑤ 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被列宁称作“马克思的特别出色的文章”⑥ 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甚至还包括应被视为马克思哲学创新、哲学革命起点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中期著作《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则仅仅被当作政治经济学著作，而被排除在马克思哲学著作之外，其哲学底蕴、哲学内涵、哲学意义很少得到应有阐发。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对哲学创新、哲学革命的升华意义很少有人问津。
加强马克思研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一环，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众人皆知的。为了更突出、更鲜明、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仅仅一般性地提“加强马克思研究”，看来仍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真正突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基础性、前提性，我们应当提出开创一门马克思学的问题，从而深入、系统、周密地加强马克思研究，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创新的理论奠基石。
(三)借鉴与超越苏联马克思学的理论奠基
提出开创“中国马克思学”，有一个最直接的参照系，一个最直接的针对对象与超越对象，就是苏联的马克思研究，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苏联马克思学”。
具体分析起来，苏联马克思学研究也许应以20世纪30年代中期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为界而分为两大阶段，其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是不同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之前，苏联马克思学研究总体上是好的，教条主义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十月革命前后两代主要代表人物，先是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劳动解放社，后来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先后两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先是梁赞诺夫，后是阿多拉茨基，他们先后主持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和历史考证版(MEGA)，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这一时期，教条化、简单化苗头也已出现，但未占主流。对中国的影响，主流也是好的。
20世纪30年代中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形成之后，苏联马克思学研究规模扩大了，数量增加了，人员队伍扩大了。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体制性原因，简单化、教条化、僵化倾向逐渐占据上风，总体水平不免下降。几十年间，虽有个别杰出学者的杰出作品，如凯德洛夫、伊里因可夫、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等人的某些有分量成果但在一系列问题上，僵化、简单化、教条化的思想倾向都占了统治地位。正是由于他们在20世纪30至50年代以及后来的几十年时间内缺少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入发掘，多半陷入一种简单化、教条化、僵化的肤浅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流行一时、从根上彻底否定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原罪论”埋下了伏笔。
先“左”后右，两种教条主义错误思潮合到一起，葬送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为了从根本上避免这种历史厄运，我们必须注意从哲学高度总结其历史教训，包括他们在马克思学研究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要注意借鉴他们把马克思研究僵化、教条化、简单化的历史教训。这就要求我们创立中国马克思学，认真借鉴与根本超越苏联马克思学。
(四)借鉴与超越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奠基
当代西方的马克思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吕贝尔、费切尔为代表，标榜非意识形态的客观立场，进行纯学术研究的马克思学；另一类是把马克思思想的某一方面与西方某种流行思潮结合起来，试图从某个方面“超越马克思”的新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经简单化地对它们采取大批判的态度，给它们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近些年来有些人又采取简单化的完全接纳态度，完全顺应它们的路子，按照它们的口径去讲“两个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简单化、教条化地“对着讲”与“顺着讲”都是不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应当是认真借鉴，具体分析，并力图超越它们，作出独立的理论创新，其中基础性的一环就是创立中国马克思学。而西方马克思学与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和遗留的问题，都对我们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与借鉴意义。
但是，我们不赞成亦步亦趋地跟着它们走，简单移植、照抄照搬它们的研究成果。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本人自我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这三大对立论像三足鼎立式的理论支柱，几乎贯穿在整个西方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各个流派之中，成为一种共同特征。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引进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科学成果，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也包括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学术成果，方向并没有错，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解放思想。问题在于，我们的态度方法有时没有根本超越“或简单拒斥或完全顺应”的两极震荡，没有能够根本超越“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这两种东西方的传统解读模式，没有从根本上走出独立研究、创造性地回答各种理论挑战问题的创新之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老一辈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固守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因而对西方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往往采取简单拒斥的态度。而在改革开放走向深化的新世纪，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这一类的理论挑战问题，特别是马克思自身、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对立论”观点，往往采取了完全顺应的态度。
认真回顾一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轨迹，不难发现，问题症结和理论根源在于，我们缺少对马克思文本、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做长期持续、独立不倚的创新研究，因而如“墙上一兜草，风吹两边倒”，“不是东倒，就是西歪”：这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学术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症结在于使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遭遇釜底抽薪。因此，我们必须创立中国马克思学，作为超越西方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所谓“三大对立论”的理论奠基。
(五)回应世纪之交“千年马克思”、“最大哲学家”，面对新时代的哲学创新奠基
世纪之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中国正在走向和平崛起，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代世界历史图景的这一复杂画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曲折多变，跌宕起伏，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这种复杂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千年马克思”、“最大哲学家”的呼唤，实际上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范围内，提出了关于马克思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的问题。创立中国马克思学，乃是回应这一呼唤，阐明马克思哲学创新当代价值的基础理论工程。
认真分析起来，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间，对马克思的当代价值的重新估价，走过了“之”字形的道路，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三部曲：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克思哲学与思想研究一度遭遇危机低谷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哲学价值的深刻反思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是“千年马克思”、“最大哲学家”的重新呼唤期。世纪之交，在英国和世界有广泛影响的BBC广播电台，评选“千年思想家”，马克思名列榜首。大约与此同时，法国一家重要媒体也评选出对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同样占据了最显著的地位。2005年，英国BBC广播电台通过大众参与，再次把马克思评为“世界最大哲学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思想走向的明显变化呢？不止一个西方学者道出了其中的重要历史契机：过去有苏联模式、教条主义摆在那里，人们多半是通过它们来理解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像个紧箍咒套在头上；苏东剧变之后，这个“紧箍咒”去除了，马克思的研究者解脱了，人们普遍要求寻根究底地了解一下，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
说到底，马克思哲学与思想意义凸现的深层根据在于，苏东剧变之后，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已成历史，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垄断化的趋势，使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基本矛盾更加突出出来。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六大危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生态危机；南北关系上的贫富分化危机；国与国、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战争危机；不同文明关系上的冲突危机；知行关系上的道德危机；义利关系上的价值危机。上述六大危机汇总到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新型文明的难产期：一方面，现代科技革命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创造世界新型文明、根本超越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初步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却处处羁绊着新型文明的诞生脚步，使其行路迟迟、步履维艰，至今还只是远远地露出一点曙光。
怎样走出世界新型文明的难产期，根本超越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文明的历史局限，创造世界新型文明？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最为重大的时代课题。正是在这里，特别突出地提出了“千年马克思”、“最大哲学家”的当代价值问题。正是在这里，特别鲜明地提出了“千年马克思”、“最大哲学家”的未来意义问题。也正是在这里，特别集中地提出了“千年马克思”、“最大哲学家”的长远历史意义问题。
为了更好地回应“千年马克思”、“最大哲学家”的国际呼唤、时代呼唤，我们有必要创立中国马克思学，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重新奠基，为创造新时代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重新奠基。
(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与精神奠基
在21世纪，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时代课题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此，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的精神支柱、价值体系的思想柱石、民族精神和社会理想的理论支持。
改革开放近30年，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层矛盾是：在改革实践中，我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创新突破口，根本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而在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中，却没有根本实现对苏联模式教科书理论体系的理论创新。仅以哲学为例，“破旧”似乎已经完成了，“立新”却远未完成；我们号称拥有几百种新教科书、新体系与实质上多半却与原来的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大同小异。结果是，一部分老同志仍固守原有的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僵化观念，对改革开放看不惯、理不顺，而一些年青人则干脆转向西方的时髦思潮，到体制外、马克思主义以外去寻求精神支柱、思想家园。这是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发生信仰危机、思想混乱、精神支柱失缺、社会理想不明、价值体系离散的症结所在与深刻根源。
要从思想理论上根治这种社会痼疾、流行病症，最主要的是要把“抓两头”统一起来：一头是要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潮头，从实践基础上汲取源头活水，这是最根本的“一头”；另一头是要深入开掘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源头，在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中汲取源头活水，这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头”。这“两头”实质上是有机统一的：如果我们理论源头的开掘仅限于“以苏解马”的教科书体系，或者再加上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仍然难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如果我们把理论源头的开掘深入到马克思学中，而且借鉴与超越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创造出中国马克思学，那么一定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开掘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活水。
三、“中国马克思学”何以可能？
1.20世纪前期梁赞诺夫等人开创了苏联马克思学，20世纪中后期吕贝尔等人又开创了西方马克思学，他们既有不可否定的理论贡献与历史贡献，又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局限与历史局限，因而这要求我们采取“一要借鉴，二要超越，三要创新”的基本态度。
2.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使中国人的头脑与精神大大解放了。相应地，在马克思学研究上，我们应当超越“不是东倒，就是西歪”的历史痼疾，加强独立自主的理论创新。
3.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我们获得马克思学历史文献与研究资料的途径和数量都无可比拟地增加了，不仅有中文第一版，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且可以比较研究俄文版、德文版、英文版、日文版等多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得失曲直，并通过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MEGA2等多种途径，广泛汲取国内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4.我们中国处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潮头上，处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矛盾的聚焦中心，因而应当更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精神与时代脉搏，更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家”、“最大哲学家”的思想活力，在构建马克思学上下更多功夫，努力作出新发掘、新阐发。
5.中国研究马克思学的实践基础特别深厚，实践需要也特别强烈。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等人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来，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已有半个世纪，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近30年之久。今天，中国迫切需要既超越苏联模式下的教科书体系与僵化观念，又超越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主流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掘思想理论上的源头活水。中国共产党有6000多万名党员，大学内外有上亿年轻的知识分子，不少人也在关注追问，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马克思本人有什么思想，与当今世界、当代中国有什么关系？这种实践基础、实践需要，会比上百所大学更有力地推动中国马克思学的创立与发展。
6.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原创文明传统。自2500年前孔子那个时代起就开创了独特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智慧传统、中国古典解释学与文献学传统、中国文化特有的多元兼容与综合创新的精神气质传统，因而有助于我们广泛吸收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的一切有益成果，努力创造中国马克思学。
注释：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工作》(俄文原名为《伟大的遗产》)，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2页。
②同上书，第223页。
③同上书，第8、9、10、182、223、233、238页。
④《列宁短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页。
⑥《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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