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光年[1]2010年在《发展中大国企业跨国并购研究》文中指出大型的跨国公司几乎都是通过跨国并购成长起来的。跨国并购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提升所有权优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BRICs)企业的跨国并购进行了系统梳理,从历史沿革,宏观视角,微观分析,因应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和分析。BRICs企业的跨国并购虽然起步较晚,但增长迅猛,其以跨国并购为主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世界投资格局。从宏观视角来看,跨国并购与经济全球化和一国经济周期正相关;跨国并购折射出的是国家实力和国家绩效的比拼;一国制度变迁对跨国并购有着一定的路径约束,这也是中国和印度并购的行业分布与区位选择不同的原因之一。从微观分析来看,BRICs的市场规模和制度背景赋予了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新内涵和区位选择的新路径。企业向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逆向并购),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提升竞争优势与促进产业升级,即:跨国并购——并购成长——产业升级——全球竞争优势。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给BRICs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政府应加速制度建设,企业要进行能力提升,“边干边学”。中国的大型企业更应该依据自身优势,抓住商机“在恐惧中并购,在并购中恐惧”,早日成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
楼朝明[2]2008年在《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基于利益群体的分析视角,以中美企业之间在进行跨国并购过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例,着重关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内外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使跨国并购这一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进而影响政府部门对外资并购政策的制定过程。论文第一章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提出以及文献综述;第二章就经济安全因素对美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以及中资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为以后讨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提供了事实背景。第叁章主要分析中美两国内部影响跨国并购政策的利益群体,为第四章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第四章关注的是利益群体因素对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政策的作用过程,并研究了利益群体卷入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过程的福利影响。第五章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跨国并购事件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第六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利益群体可以发挥边际影响,在特定条件下利用“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帜来最大化自身利益。第一章首先提出了在现实世界的跨国并购过程中所出现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并对“跨国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综述。研究“跨国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新古典学派与新重商学派这样两派观点。新古典学派强调跨国并购是市场行为,基本不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影响。而新重商学派特别强调跨国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认为应该对跨国并购行为进行严格地限制。这两派学者对现实世界里并购过程中遇到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没有深入地剖析,因此本文提出用“公共选择”理论为上述现象进行补充解释。第二章分析经济安全因素对美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以及中资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影响。近年来全球跨国企业并购活动以波澜壮阔之势发展。2000年以来美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主要有爱默生收购安圣电气、美国IDT并购新涛科技、新桥基金控股深发展、柯达收购乐凯股权、AB集团收购哈啤、凯雷投资收购徐工机械、花旗牵头财团收购广发行股权等。总的发展趋势是美资企业在中国服务业领域的并购活动越来越多,跨国并购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中国国内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成为美资企业并购的重点对象。其中美国柯达收购乐凯股权、新桥基金控股深发展和凯雷投资收购徐工机械案引起中国内部关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担忧。与此相对,2000年以来中资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案例有万向集团收购美国UAI公司、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阿里巴巴并购雅虎中国、海尔美国公司竞购美泰克公司、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华为公司参与并购3COM公司等。获取技术、品牌和战略资源是中国企业对美并购的重要动因,并购规模正在逐渐扩大,并购领域有多元化的趋势。而联想收购IBM PC部门、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公司及华为公司参与并购3COM公司案引发了美国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美资企业对中资企业并购处于主动态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较深,说明了美国企业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中美企业之间的跨国并购过程大多数是市场行为,证明新古典学派理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有些并购案例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有关联,说明新重商学派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作为“公共选择”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群体的经济理论进一步表明了个人行为是受利益群体影响的。所以第叁章讨论了影响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政策过程的利益群体。美国的多数跨国公司以及少数中国大型企业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居于优势地位,成为放松跨国并购政策的积极鼓吹者。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分权制的实行,大量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跨国并购的接受者,而一些急于出售的美国企业也站在欢迎跨国并购的行列,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和美国传统产业在世界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受到跨国并购带来的威胁,成为限制跨国并购政策的拥护者。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都是新古典学派,强调世界经济的自由开放,对跨国并购基本持赞同态度。限制跨国并购的声音在美国是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发出的,在中国则主要来自新重商学派的经济学家,强调跨国并购对本国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9·11事件后,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媒体的渲染下有了更广的群众基础,从而影响到美国民众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因特网的普及,中国国内媒体的言论自由度逐渐扩大,经济民族主义潮流在中国媒体和民众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国国会议员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当选概率,成为传递利益群体声音的重要渠道;而中国地方政府出于税收最大化的考虑,支持跨国公司对本地企业的并购。这意味着利益群体对于跨国并购政策的制订可能发挥边际性的影响。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小规模利益群体可能在游说行动过程中更加有效。第四章研究的是利益群体因素对中美企业跨国并购政策的影响。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外国公司欲并购的美国公司如果涉及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该项并购将受到特殊的审查,执行审查任务的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全面的经济安全战略,而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更使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对并购案的审查过程中必须考虑民众的意见。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而2003年中国新领导人的亲民态度使得中国商务部在审批跨国并购案时更加重视来自民间的声音。当国内生产者利益群体的游说活动与上述因素结合后,跨国并购过程可能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2003年美国柯达公司试图对中国乐凯胶片公司进行并购,导致中国学术界对于此案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了大讨论,最后柯达公司只获得20%的股份。2004年12月中国联想公司宣布收购IBM PC部门,由于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并购交易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这一交易展开了深入的安全问题调查。2005年中海油公司试图收购优尼科公司的事件经由媒体高度曝光后,引发美国公众的强烈对立情绪和国会的普遍担心。美国国会批准了能源法案的修正案,使美国政府对中海油并购的审查时间延迟了近2个月,最后导致中海油被迫退出竞购过程。同年,当美国凯雷投资公司试图收购中国徐工机械之时,以“叁一重工”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利用因特网的“博客”工具等媒体,提出该并购案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从而影响到中国政府对美国凯雷公司跨国并购方案的审批,并加快通过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本章还研究了利益群体以“国家经济安全”为旗帜来影响外资并购政策对整个社会的福利影响。如果利益群体参与政策制订过程的再分配效应和产出效应同时存在,那么群体数目与福利损失的关系呈抛物线型(∩)分布。因此,影响跨国并购政策制定过程的利益群体数量增加,可能使得作为博弈结果的并购政策带来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了就经济安全因素和利益群体因素对跨国并购政策的影响进行计量经济学的论证,第五章以企业跨国并购是否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因变量,以跨国并购金额大小和股权比例多少、母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好坏程度、并购涉及产业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是否有利益群体卷入等为自变量,采用Logit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分析,以确定哪些因素会使跨国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计量分析表明,利益集团的卷入会使跨国并购被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政治高度的可能性增大;跨国并购涉及的产业敏感度越高,越有可能出现“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本文的结论(第六章)是:对于中美这两个世界经济大国而言,经济安全因素与利益群体因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跨国并购的市场行为过程被政治化。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对外跨国并购时必须注意“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对外资并购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设置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具体的政策应该依据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均衡来决定。中美两国之间可以通过加强对话机制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以争取跨国并购给母国和东道国带来双赢的结果。
郑迎飞[3]2006年在《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产业效应与政府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扩大在投资领域的对外开放范围,世界跨国巨头并购国内企业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由于中国市场条件和产业组织结构特征的独特性,中国市场的跨国并购和其他东道国市场的跨国并购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影响力。本研究采用“新产业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将国内产业组织结构作为跨国公司,中国政府和企业叁者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的初始条件,也是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本文将目前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若干特征模型化,以跨国公司市场进入的因果为主线,以提高国内社会福利为目标,从本国政府如何规制外资并购的角度重点研究了如下几个关键问题: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策略与政府规制、并购策略与条件识别、跨国并购的“融资和战略投资”双重特性与政府规制、基于市场结构的跨国公司选择,以及外资并购的产业效应和企业微观绩效。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的进入策略和并购策略,其结论作为本国政府规制方案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本部分强调跨国公司的动机,研究了东道国的市场容量特征以及当事企业之间在技术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非对称性对跨国公司东道国市场进入策略以及进入之后的并购行为的影响。关于跨国公司对国内市场的进入策略: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比较在不同市场容量和成本差距水平下跨国公司在跨国并购、新建投资和出口叁种市场策略之间的选择。指出,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方式除了受到成本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海外市场容量大小的影响。当市场容量大时,跨国公司易选择新建投资,而市场容量极小时,跨国公司易选择国际贸易,而跨国并购与市场容量不存在单调的相关关系。然后,在产业组织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几个产业的实际案例分析认为,促进跨国并购的产业组织结构特征包括,市场集中度高,市场地域分割,国内外产业发展不平衡,国内外市场分割,国内市场容量大,成长率高等。最后,以中国银行业为例分析东道国制定外资参股上限情形下的外资进入方式。关于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并购策略:分别研究了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成本差距和定价实力差距两种情形下,跨国公司通过并购挤占国内企业和并购之后两家企业共存从而形成合作两种并购策略的选择。同时关注了跨国公司以多个品牌进入国内市场的现象。结论表明,国内外企业存在成本差距的情形下,国外企业选择挤占策略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内外企业之间成本差距大;产品差异化程度低;并购之后整顿成本高;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数量少,尤其是低成本企业数量少。另外,国内政府对无协同效应内资并购的鼓励,以及国内市场品牌的区域分割现象,促进了外资挤占并购策略的条件形成。在国内外企业定价实力存在差距的情形下,有利于跨国公司实施挤占策略的市场条件包括:主并方拥有多个竞争品牌,而其他企业品牌数量较少,国内企业定价实力较弱,产品差异化程度较低,国内市场容量较大等。第二部分研究了本国政府对国内企业具有外资并购概念的融资策略和战略投资者选择的干预,提出了以国内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相关政策倾向。本部分强调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连锁效应、以及国内企业和本国政府的主动性。关于国内企业的融资策略:基于对外资并购同时具有战略投资和资金融通双重性质的认识,研究了跨国公司注入国内企业资金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双重作用对企业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然后分析了这一影响产生的国内企业重组的连锁效应。通过对利润和社会福利效应的分析,得到了重组的企业动机和政府倾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建议是,鼓励大企业,尤其是那些与外方之间具有互补优势的大企业引进外资,并借助引进外资的财务能力,以现金收购的方式收购其他较大企业,以股权收购的方式收购较小企业部分股权。对行业中达不到规模经济的小企业,鼓励其以股权收购的方式进行重组。关于对跨国公司的选择:基于跨国公司进入国内先后不同引起的国内市场地位的非对称性,研究了一家跨国公司同时并购多家国内企业较多家跨国公司分别并购多家国内企业的情形下,企业自身利润的变化和对国内社会福利的影响。在对需求函数作弱假定的基础上,计算企业并购的外部效应,结合并购协议宣告的股市效应,设计出了对国内社会福利的理论结合实证的计算方法。因此也就得到了有关部门审批个别并购案例的依据。在此基础上,以一个线性需求函数的模型为例,展示了在不同的开放程度的经济条件下,企业利润最大化动机和政府国内社会福利最大化动机的异同,得到了东道国国际贸易开放程度的内生依据。第叁部分研究了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产业效应和企业微观绩效。关于产业效应:首先用图解和多个产业的实例说明国内产业组织结构是跨国公司,中国政府和企业叁者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的初始条件,也是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多个产业跨国公司进入的实例进行分析,表明:中国的市场集中度将向着国际化产业集中度的方向收敛,并以市场集中度提高为主;跨国公司之间,以及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竞争的气氛将更加浓厚;产业效率将得到提高,国内消费者福利增加,但国内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压制,企业自身的发展以及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还需本国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最后借助默契合谋理论来预测今后国内形成跨国公司垄断的可能性。关于微观绩效:从股市效应和财务业绩两方面评价了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绩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股市效应的检验,同时计算了短期和长期(叁年)效应,并按照并购发生的时间和所属产业进行分类检验。总体而言,短期内显着为正的累积反常收益表明外资并购发生时股市存在严重的题材炒作现象,而长期显着为负的累积反常收益表明并购的效果不好。分类检验的结果表明外资并购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不大,但各产业的外资并购效果存在显着差异。第二部分将被并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与股市效应相结合,揭示了上市公司受外资并购影响最大的经营业绩是主营业务业绩,而投资者关注的是总利润业绩。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1.在动态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市场策略之若干影响因素以及相应的政府规制思路。通过解析东道国政府干预和产业组织结构的各种参数的变化对跨国公司海外市场进入方式、以及并购策略的影响。解释或预测了不同东道国,以及同一东道国在产业发展不同的阶段、不同产业政策下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方式和并购行为的差异。了解跨国公司各种环境下的进入策略和并购动机,有利于国内企业和有关当局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本研究不同于以往跨国公司行为研究的是:首先,现有文献一般只比较研究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跨国直接投资方式,或比较研究跨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两种方式,极少文献同时考虑叁种选择。而且,本文在一个动态博弈的框架下,分析了市场容量,企业之间技术非对称性等产业组织结构参数变化的影响力。而不是仅得出一个强假定条件下的特殊结论,增强了结论的适用性。其次,本研究关注了中国作为东道国所具有的市场容量特征,产业技术水平特征以及产业政策对跨国公司市场进入行为的影响。具有创新性。2.在动态博弈的框架下,得到国内企业选择跨国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准则,同时得到了政府审批外资并购的准则和确定相关政策的依据。二者的准则存在差异的内在原理是外资并购的企业动机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市场份额和并购的协同效应,而影响政府倾向的因素除此之外还包括本国产业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因此,二者的差异表明存在政府干预的空间。本研究基于不同策略下跨国公司利润,国内企业利润,国内社会福利叁者的关系,而以上叁者的关系又取决于东道国产业政策和不同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时存在的如下叁方面的差异: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而言的融资效应差异,跨国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协同效应差异,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市场地位差异。3.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揭示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产业效应:首次提出国内可能出现产业效率提高和产业竞争力被压制双重效果的观点,从而引导本国政府干预外资并购行为。通过对股市效应和财务效应的分析,揭示了外资并购的业绩和投资者的评价。同时,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关注被外资并购企业主营业务的观点。
黄中文[4]2001年在《跨国并购的宏微观经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90年代以来，全球猛然掀起一股企业跨国并购浪潮。联合国贸发会议表示，企业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并且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改善企业经营的战略之一。它对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许要等几十年后才能被完全理解。历史是未来的影子，确实，世纪末的经济重组总是预示着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十九世纪末期发生在美国的那次并购浪潮，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全球经济的旧的格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感觉到它的影响。历史在走过100余年后，再一次重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作为世界经济重组的产物，全球跨国并购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美国、欧盟、东南亚等地，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轮浪潮，其影响异常深远。在改变着一些旧的经济规则的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着、构筑着二十一世纪全球的经济结构，甚至政治、社会、文化结构，改写着人类的历史。正如19世纪末的并购浪潮使美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20世纪末的全球并购则预示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正在加速形成。 论文试图对世纪末的跨国并购浪潮进行归纳总结，并研究其影响和原因以及并购运作的微观机制。为了较为充分地展示全球跨国并购的复杂性和多层面，本论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分析。从一章到六章为宏观篇，侧重于从整体和国家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从七到十章为微观篇，则偏重于从企业和操作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并购的具体实施。 在宏观篇部分中，主要论述了一组相关问题。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跨国并购定义的不同认识，在第一章对跨国并购的内涵和类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尤其是对一些模糊之处，如母国和东道国都在一国的跨国并购，进行了重点说明。这在统计上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对于我国建立专门针对跨国并购的统计体系能起一定的借鉴作用。而且，正确认识跨国并购的涵义和类型对指导我国的跨国并购实践同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二章则利用UNCTAD的原始数据库对全球跨国并购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作了深入的分析。在深入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了全球跨国并购曾经形成了两次浪潮，并对两次浪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叁、四、五章则着重分析跨国并购的理论。跨国并购是国内并购的延伸和发展，企业并购的一般理论在很多层面上也适合于跨国并购，所以第叁章对企业并购的一般理论作了一个总结。跨国并购是由跨国公司来进行，跨国公司的理论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跨国并购的若干层面，所以第四章对跨国公司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解释跨国并购的折衷理论（OLIS框架）。这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所谓折衷理论，是用一个框架来尽可能地解释跨国并购。该理论借鉴了邓宁OLI理论的框架，并加上速度优势，从而将许多杰出学者的理论融于OLIS框架下。该框架主要四个支柱组成，分别为：利用和获得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速度优势。将四个因素结合起来，就可以较为全面地解释跨国并购。在这四个优势中，笔者将兼并的协同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力量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现金流量理论折衷在其中。为了检验该理论的解释力，论文举出了这次跨国并购浪潮的若干特点，并用该理论进行解释，获得了较好的结果。 第六章主要分析跨国并购的效应和政府管制。跨国并购由于其跨国性而引起件之一是发达的国内并购市场。其它原因，如A、B股分开则更加导致了跨国并购活动的稀少。另外，还对几个发生在中国的几个有影响的跨国并购案例进行了分析。
李廷猛[5]2006年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分析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得以迅猛发展,各国经济不断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海外并购活动更是日趋活跃,成为国际投资的主体和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推动力量。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然而,我国的跨国经营起步较晚,跨国经验和投资规模远不如欧美等发达国家。可喜的是,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逐渐参与到海外并购活动中,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如何运用跨国并购理论,并结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际情况来探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策略,不但是一个现实热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理论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目前理论界的相关研究多侧重于全球海外并购活动,涉及中国企业的也大多是国外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并购,而以中国企业为并购主体来分析其海外并购活动的文献则相对较少。有鉴于此,本文以处于海外并购初期阶段的中国企业为立足点,分析了其海外并购的现状,阐释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可行性,对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实践障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以此为依据,论述了我国企业应采取的对策措施,提出了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对策性思考。研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必须解决以下问题:中国跨国并购有何理论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如何?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实践中的优势何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实践中存在哪些限制因素?如何进一步推进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海外并购?其政策建议及措施有哪些?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对策。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运用了大量的最新数据。在写作中采取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的逻辑思路。从跨国并购的一般理论评述到企业海外并购的宏微观经济效应分析;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探讨到并购的比较优势分析;从问题的分析到对策的提出,从整体战
许南[6]2006年在《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效率与运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跨国并购方式已成为金融机构实现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式之一。大型金融机构通过跨国并购将其物理形式的经营网络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将虚拟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由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掀起的金融业跨国并购浪潮中，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中国金融业如何争取生存权、拓展发展权、抢到话语权，是一个历史意义极强的经济理论命题，也是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经济实践命题。 本文的论证主线是：结合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对金融业跨国并购效率进行分析，然后对金融业跨国并购中的国家风险、阶段风险的规避以及对支付方式的合理选择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而对并购完成后如何整合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案，最后结合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和其在跨国并购中的表现，从大的地域拓展方向和小的组织过渡层面，设计中国金融业跨国并购的战略安排和路径选择。 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分为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内部动因包括基于产业组织学说的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寡占反应理论；基于经济动因的效率理论、信息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基于战略动因的市场势力理论、金融博弈理论和基于个人动因的代理成本理论；外部动因包括金融自由化的推动、金融大危机的促使、金融业竞争加剧、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母国政府监管放松等，本论文对此进行了完整系统的阐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国家利益的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引入了“国家利益”这一经济变量，突破了以往理论界对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研究局限于微观经济主体范围的现状，同时结合中国金融业的实际，分析了其求生存和谋发展的跨国并购动因。 本论文对金融业跨国并购的成本效率、利润效率、风险期望回报效率、X-效率进行了系统阐述，对各种效率评估方法特别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非参数DEA分析法进行了系统阐述。通过效率二元实现机理模式分析得出：(1)内外部成本和收益、并购方的经验和金融技术的进步会对金融企业跨国并购微观效率的获得产生影响；(2)市场的互补或替代程度、东道国国内金融市场竞争状况和二级市场对并购的反应会对金融企业跨国并购宏观效率的获得产生影响。该模式将金融业跨国并购效率实现的复杂机理过程简单化，较好地解决了以往对金融业跨国并购效率进行分析时，由于具体的影响因素复杂繁琐而导致分析时无从下手的问题。 对于跨国并购的具体的操作和实施问题，本论文进一步从金融业跨国并购的运营角度进行了分析。针对金融业跨国并购中可能出现的国家风险以及阶段风险，提出了详细的规避措施。为了实现金融企业跨国并购成本最小化，在对并购过程
李莉[7]2010年在《FDI的进入方式及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大幅增加,FDI对全球经济增长、各国结构调整以及技术进步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FDI的两种进入方式——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对世界各国的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技术转移和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又有所不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也不断增加,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FDI的进入方式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现实问题。2006年中国结束了加入世贸组织的过渡期,对外资实现更大范围的开放,那么,利用何种方式引进FDI,并且使其有助于我国市场结构的调整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对FDI的两种主要进入方式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本文沿着“提出问题—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归纳及实证分析—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及实证考察—政策建议”,这一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逻辑主线,运用国际资本输出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相关理论和方法,从FDI的两种进入方式出发,研究影响二者的因素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与目前已有相关文献中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第一,研究方法方面,利用列宁的国际资本输出理论分析FDI两种进入方式的关系,并且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相关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一个四维体系模型——'L-OTS"。将影响FDI进入方式的因素分为东道国宏观因素和跨国公司自身方面的因素,分别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第二,研究内容方面,国内对影响FDI进入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将东道国宏观因素和跨国公司自身的因素同时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对提出中国引进FDI的政策建议有很大作用。第叁,研究视角方面,从四个方面(这是决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研究FDI进入方式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包括规模经济、市场集中度、进入/退出壁垒和产品差别化。通过分析两种进入方式对它们的不同影响,进而分析对市场结构的影响。第四,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汽车行业,实证考察FDI进入方式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深入分析了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投资分别对全球和中国汽车行业的影响及其不同,从而对中国汽车行业利用FDI提供有意义的政策建议。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是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文献综述和创新点,并提出问题。整理历年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揭示出FDI进入全球和进入中国市场方式的变迁及其不同：从全球来看,FDI的进入以跨国并购为主,而进入中国的方式以新建投资为主。由此明确提出了全文要解决的问题。第二章讨论了本文涉及的重要概念和重要理论。首先清楚界定了外商直接投资、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等概念的关系及内涵,其次梳理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市场结构的相关理论。第叁章分别介绍了全球和中国引进FDI以及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的发展历程,并根据列宁的“国际资本输出理论”逻辑分析了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的关系,提出“跨国并购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高级形式”这一论断。第四章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角度,提出“四维体系(L-OTS)模型”,理论分析了影响FDI两种进入方式的因素,并从东道国市场宏观因素和跨国公司自身因素两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章研究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不同影响,具体从决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规模经济、市场集中度、进入/退出壁垒和产品差别化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第六章基于对全球和中国汽车行业的经验分析,研究FDI不同进入方式对汽车行业发展的影响。作为实证考察,比较全球和中国汽车行业引进FDI的历程及其不同,并分析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对全球和中国汽车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第七章是在前面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对中国正确引导跨国并购,利用跨国并购改善我国市场结构,以及中国汽车行业有效利用FDI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应措施和政策建议。
李晓燕[8]2011年在《中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风险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汽车产业高速发展。2009年,汽车产销突破1360万辆,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但是,汽车大国并不等于是汽车强国,中国汽车行业在资源利用、海外营销、自主开发能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汽车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中国汽车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企业并购以产权为交易对象,通过产权的转让实现企业控制权的转让和资产重组,目的是实现企业利润的增长,是企业外部成长的一条重要途径。从企业并购的特征和国内外企业并购实践来看,并购是一项高风险的资本活动,蕴含着较大风险,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尤其对于从事跨国并购的中国汽车企业来说,国际化经营的能力较差,并购的经验较少,成功率不高,并购的风险不容忽视。并购风险的处理不当会给企业和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失。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中国汽车企业如何识别、评价和规避跨国并购的风险,从而提高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是一个亟需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世界主要汽车企业跨国并购的经验,对中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的历史、现状、特点和动因等做出深入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并购准备、并购实施和并购整合叁个阶段对我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识别,并采用专家打分法对中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风险进行了评价。最后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提出了我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风险防范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我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活动提供借鉴。
王习农[9]2004年在《开放经济中企业跨国并购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跨国并购浪潮席卷全球，一方面加速经济全球化步伐，另一方面加速其自身发展，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全球经济向自由化、开放化发展，而任何国家在这一国际大趋势下无动于衷都无异于自甘落后。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而加入WTO，又为我国面向全球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我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跨国并购大潮下，我国企业如何确立新的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如何应对，从而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走向开放，将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正是以开放经济中增强我国企业竞争优势为主线，通过建立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全面研究当前跨国并购大潮下我国企业发展战略和政府行为取向问题。全文共分七个部分。导论：主要是在说明论文选题背景和国内外跨国并购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简要说明全文的主体结构和框架构思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明确本论文主要创新之处。第一章，跨国并购实践及理论：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指出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即国际投资以跨国并购投资为主。同时，在总结全球跨国并购实践的基础上，界定开放经济内涵，给出跨国并购概念，分析跨国并购实质，梳理当前国际上关于跨国并购动因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以国内企业并购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并进行综合评价，旨在吸收利用并加以创新。本章对跨国并购和跨国新建两种FDI方式加以比较，进而说明在总体上跨国并购优于跨国新建而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方式的原因。第二章，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MCCAT）：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是在评价利用国际各种跨国并购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一个理论创新，目的在于架构解释跨国并购动因的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本章核心观点在于：企业并购的动因是企业试图利用自身竞争优势通过企业并购或跨国并购去获取更大的市场竞争优势，以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和持久利润。本理论以企业客观存在市场竞争优势为前提，提出市场综合竞争优势概念和函数，分析形成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探讨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构成、作用和选择方法，并以此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确立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代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为战略目标，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为战略重点，以合作性战略、进攻性战略、防御性战略、宏微观环境相协调战略为战略方式。以下四章则以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代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为指导分别展开论述。第叁章，外国企业并购中国企业：本章以合作性战略为指导，在归纳我国企业客观存在的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分析外国企业并购我国企业的动因和现状，指出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中重新定位，进而提出我国企业<WP=4>制度和机制创新的构想。同时强调在外资并购大举进攻的挑战下，我国企业必须加快自身并购进程，快速形成规模经济的必然趋势。在知识优势日益成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前提下，我国企业经营战略必须作相应调整。最后，阐述通过打造我国企业竞争优势构建我国产业竞争力进而塑造国家竞争力的问题。第四章，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本章以进攻性战略为指导，在分析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动因和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指出我国企业如何利用自身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获取更大竞争优势的策略和技术问题，并对如何促进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提出相应对策。第五章，跨国并购与企业外部环境：本章以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相协调战略为指导，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针对目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宏观层面存在的问题，着力从政府管理、法律、金融和市场等四方面探讨如何为开放经济中我国企业构建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积极参与跨国并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六章，跨国并购与经济安全：本章以防御性战略为指导，重点论述跨国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防范、企业跨国并购防御、民族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和其他国际风险防范与控制等几方面内容，旨在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树立风险防范和经济安全意识，进一步保护和提高我国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研究表明，在跨国并购大潮下，我国只有适应开放经济的要求，通过主动引进外资并购和走出去并购国外企业，通过重塑宏观环境为企业创造良好外部运行条件，不断增强经济安全意识，从而面向世界、面向开放、面向未来，确立新的企业发展战略并相应调整和改革，积极打造企业、产业和国家竞争力，才能快速赶超世界发达国家。
潘光杰[10]2016年在《危机后大型中资银行跨国并购效率分析》文中认为根据大型中资银行新环境下的跨国并购动因设计输入输出指标,对危机后大型中资银行欧美地区跨国并购效率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后大型中资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技术效率得到改善,但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金融危机后,大型中资银行跨国并购在中资银行跨国并购中占比迅速提高,并购区域也逐渐转向欧美地区。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内企业的业务及投资重点逐渐转向欧美地区,为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和更大的竞争压力,大型中资银行需要借助国际化战略,转变发展模式,提升技术水平,提高综合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以危机后大型中资银行欧美地区跨国并购为研究对象,对下一步中资银行跨国并购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文中的跨国并购指的是危机后大型中资银行在欧美地区的跨国并购。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首先,根据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概括了大型中资银行欧美地区跨国并购效率分析所需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跨国并购动因理论、效率分析理论、实证方法。其次,总结了危机后大型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新特点,危机后大型中资银行跨国并购速度加快,并购区域集中于欧美地区,跨国并购时更加注重技术学习,并概括了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样本案例。再次,依据危机后大型中资银行发展面临的新环境,分析危机后大型中资银行欧美地区跨国并购的新动因,通过博弈论模型检验新环境下跨国并购动因的合理性。然后根据新环境下的动因,设计输入输出指标,借助DEA及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了大型中资银行跨国并购前后效率变化。结果显示,欧美地区的跨国并购对大型中资银行效率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并购当年和并购后一年,但是总体而言跨国并购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提升的,技术效率是高于并购前的,规模效率是小幅度下降的。总的来看,欧美地区的跨国并购对大型中资银行的效率提升是有积极影响的。这主要是由于大型中资银行发展模式主要集中于存贷款业务,中间业务及管理水平与国外金融机构相比差距较大。通过跨国并购能够实现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但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跨国并购后随着规模进一步扩大,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最后,结合具体实证结果,从效率和银行两个层面对未来大型中资银行提高欧美地区跨国并购效率提出改进建议。其中在效率层面,大型中资银行要利用国外金融机构先进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但是要创新管理模式,可以实行本土化管理,防止规模不经济。在银行层面,大型中资银行要以市场为导向,减少政策因素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科学评估宏微观经济环境,选择并购时机;制定科学的国际化战略,根据银行发展需要开展国际并购,谨慎筛选并购标的;探索新支付方式,扩大混合支付比例,试点债券支付;注重并购后整合,通过并购经验的积累,提高整合效率。
参考文献：
[1]. 发展中大国企业跨国并购研究[D]. 里光年. 吉林大学. 2010
[2]. 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D]. 楼朝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3]. 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产业效应与政府规制研究[D]. 郑迎飞. 上海交通大学. 2006
[4]. 跨国并购的宏微观经济研究[D]. 黄中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1
[5].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分析及对策研究[D]. 李廷猛.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6]. 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效率与运营研究[D]. 许南. 湖南大学. 2006
[7]. FDI的进入方式及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D]. 李莉. 南开大学. 2010
[8]. 中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风险问题研究[D]. 李晓燕. 中国海洋大学. 2011
[9]. 开放经济中企业跨国并购研究[D]. 王习农.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10]. 危机后大型中资银行跨国并购效率分析[D]. 潘光杰. 山东财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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