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粤东梅县城区的近代化进程
李琦琦，吴宏岐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在近代化浪潮的影响下，1932年粤东梅城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城市建设，主要表现在县城街道桥梁等土木行政事项、公共卫生及公共娱乐事项、教育风化事项、交通车马及电气作业等公用事业等。通过这四大方面的建设，梅县城区呈现出新的面貌和风气，加速了近代化进程。梅城近代化的进程为粤东各县的城市近代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 民国时期；梅县城区；市政建设；近代化
民国时期是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时期,全国掀起了近代化建设的热潮。民国时期城镇近代化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许瑞生的 《广州近代 （1840-1949）市政制度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研究》[1]从市政出发研究广州城市空间,吴宏岐的 《抗战时期的西京筹备委员会及其对西安城市建设的贡献》[2]从市政建设方面研究梅城的近代化,姜省的 《近代粤中四邑侨乡的城镇发展与形态研究》[3]关注了近代五邑侨乡的城镇发展,等等。梅州是粤东地区的重点侨乡,民国时期在政府的推动和华侨的支持下,梅州地区各县进行了近代化的建设,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市镇的崛起。兴宁县城区通过改革及建设,将城区范围扩展到城墙之外,建设骑楼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有 “小南京”的美誉。丰顺县老县城丰良镇的建设是华侨家族参与市政改革的典型案例。梅州地区市镇的发展尤为突出,其中重点侨乡松口镇在一众市镇中脱颖而出,经济发达程度不逊于当时的上级行政单位嘉应州,曾有 “松口不认（嘉应）州”的说法。梅州地区各地的近代化进程中,梅县城区尤具代表性,不仅有物质方面的建设,更关注到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1932年,梅城开展了近代化的城市建设,建设内容主要体现在县城街道桥梁等土木行政事项、公共卫生及公共娱乐事项、教育风化事项、交通车马及电气作业等公用事业四大方面。一系列的城市建设,加速了梅县的近代化进程。梅城的近代化研究,为梅州乃至粤东地区侨乡近代化进程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街道、桥梁等土木行政事项
梅城首先进行了土木行政事项的建设。梅城街道狭窄,路多宽2-3米,行车不敷,拥挤不堪,不利于客货流通。并且梅城位于梅江北岸,南北两岸往来全靠渡船,极为不便。为了促进城市发展、解决交通压力,梅城筹办市政委员会在北岸开筑了多条马路,并且架设了梅江桥和程江桥,促进了梅城车马的流通和梅江、程江两岸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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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筑马路。拆除城墙后,城内城外连成一个整体 （如图1）,计划分三期开筑马路。第一期包括四条马路,范围主要是县府至东门、南门,“一由县府前起至东门外直街,一由大巷口下至东桥,一由县府南至下南门外码头,一由下南门外下至大巷口”。第二期包括三条马路,范围主要是南门以西至十甲尾和十字街、十字街往北至寺前塘,“一由下南门外上至十字街口,一由十字街口至寺前塘,一由新庙前至十甲尾”。这一带是梅县县城最为繁华拥挤的地带,码头密集,舟楫往来不断,人口众多,商业最为繁荣,改革的需求也最为急切。第三期包括五条马路,范围是由县府至西门、由中山街往北和由北门往南等地,主要是城内和城西北道路的开辟,“一由县府前至西门街,一由中山街口起至马石下,一由社甸背起至梅正路,一由北门起南至井头街,一由石牌楼起至东门内直街”[4]。
图1 民国时期梅县城区分期修建道路示意图 （据1934年 《梅县县城全图》改绘）
其中因街道过窄而改造扩建的有凌风西路、凌风东路,全长1000米,街中心加阔至7.5米。拓阔马路的有仲元东路、仲元西路,全长1000米,拓宽至10米；泰康路,全长300米,拓宽至10米；义化路,全长200米,拓宽至6米。两边原有的店铺改建成骑楼,高约4.3米,宽2米。因新建店宇而形成的街道有中山横街、城西路、萝卜坪路、大觉寺路、长巷子、短街口、梅瑶路、更楼下路、拔俊路、大河唇路、梅石路、梅南路12条。1949年,梅城共有37条道路,主街道有辅廷路、中华路、中山街、元城路、凌东路、凌风东路、凌风西路、仲元东路、仲元西路、义化路、泰康路、东湖路、梅南路13条；次要街道有梅瑶路、短街口、梅正路、中山横街、油罗街、珠条街、石牌坊（今和平路）、道前街、嘉应路、文保路、周增路、梅石路,共12条。城内各街道和小巷均连接贯通,大部分已经铺设混凝土路面。[5]477
桥梁建设。梅城位于梅江以北,梅江河道十滩九险,航行困难,南北岸民众的日常来往非常不便。1931年彭精一任梅县县长,倡议进行市政改革。东街饶悦隆店东饶烈伯抓住机会,向县长倡议建筑梅江桥,组成建桥董事会,并请来法国牧师兼工程师龚神父设计图纸。桥型新颖,为11孔的混凝土桥,每孔跨径20-22米。另有4孔的桥梁引孔桥,每孔跨10米。桥梁下部结构为钢筋混凝土薄隔板双柱式墩台。梅江桥于1932年冬动工,1934年秋基本建成 （见图2）。梅江桥的建筑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华侨的大力支持,廖元盛经纪商号认捐第一座桥墩费,陈富源认捐第二座,第三座为无名氏认捐。其余费用则是在南洋各埠所募捐的,如南洋富商潘植我购买了所需要的所有钢材水泥等并将物资运送回梅县。梅江桥直到现在仍横跨在梅江之上,是梅江两岸沟通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还有一桥为程江桥,建成于1932年,位于梅城西侧的十甲尾口,横跨程江。程江桥是梅城通往程江、荷泗的主要公路桥之一。[5]450
图2 梅江桥摄于1935年
二、公共卫生及娱乐事项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重要内容就是建公共厕所。梅城百姓卫生观念薄弱,不注意排泄物的清理,或是收集起来作为肥料,或是直接倒在河边,或是直接随手一泼,卫生环境极其恶劣。当时运送排泄物的工具就是运粪桶,掏粪工用手处理,没有消毒,没有除臭。有些行人走在路上没有厕所,便直接就地解决。梅县县政府决定建立公共厕所,由县长负责,勒令城区甚至乡镇市集人民,迅将原有翼井一律改为深坑灰厕。大约每500户口应设公厕一所,或每商店100间设立公厕一所,并且严禁开掘售卖翼井。[7]由于关系到公共卫生,当时的潮梅地区各县均有此项建设。建成之后,梅城的卫生状况得以好转 （如图3、图4）。
改革以前梅县人民缺乏卫生观念,不注意个人卫生,街道、住宅等卫生情况糟糕,1904年还曾爆发过时疫、鼠疫。1934年4月,蒋介石电令各省政府实施 “新生活运动”。梅县于1936年10月10日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举办新生活运动训练班,训练小学教师、茶楼酒馆、车站旅店的工友,在全县开展清洁运动。对建筑物外部清洁、厨房位置、茶房服装、饭店清洁次数等作了规定：“本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近查本城茶楼,酒馆、饭店,墙壁门棚厨房等,污秽不堪,特议决整理办法如下,一,茶楼酒馆饭店墙壁门棚窗户,限本有一律粉刷油漆,二、厨房位置,须在店后,三、食物须用纱罩,四、请客单用本国纸,五、茶房须穿白布围裙,六、店内桌椅每日须洗一次,七、将顾客须知表明注目地方 （用镜框镶好）,即于越日分别通告, 上列店馆等知照云”[6]。
禁鸦片烟。1936年9月和1940年,梅县政府先后颁发布告,实施禁烟,“梅县耕地不足,粮食常感恐慌,土壤未尽相宜,加之广大群众,嫉烟如仇,故无种植罂粟习惯。但售烟、吸烟毒者极为普遍。为禁绝烟毒,对土膏店、烟馆进行裁撤,全面登记烟民。并指定县城和松口镇的平民医院为戒烟医所,各重要圩镇指定营业医生一人,看护二人,负责处理戒烟等事宜。”经过禁烟,全县断烟瘾者达600多人。不过,抗战期间特别是潮汕沦陷后,梅县私售私吸者禁而不绝。1939年梅县县政府的调查显示,全县有1067名民众吸鸦片烟。[12]
图3 市政改革前的梅城街道拍摄时间不详
图4 市政改革后的梅城骑楼街摄于1948-1950年间
医院的设立与梅县卫生情况的好转相互促进。1930年至建国前,在梅城开设的西医诊所、医院或西药房有24家,如中华路的梁伯容诊所、普济生药房,凌风东路的曾志民诊所、李岳云诊所、联安药房、益用药房、国光药房、黄仲君诊所等。西药业在梅城的发展促进了民众观念的转变,如有些华侨多次写信劝诫家人注意卫生,不要迷信神灵治病,并从海外寄回西药治疗疾病。当时一款治疗疟疾的西药金鸡纳霜,产于印尼,十分有效果,一个侨眷就用它治好了病,“从前我患过发冷症,请求中医诊治,经过半年尚不见效。后来丈夫寄回些白色丸药,味甚苦,劝我服用。我连日服用不过半个多月,觉得发冷就不如从前这样厉害,过了一个半月,病就好了。从此我相信西医,就是有些别的病症 （如头疼）, 我都愿意买西药”[8]。
在本组350例中,发现54例恢复良好,残障者135例,严重残障者68例。植物人状态存活27例,死亡66例。根据格拉斯哥的结果对预后进行分级(GCS)。其中GCS评分≥9分者,血容量<60ml者,预后较好。(P<0。05);壳核出血和丘脑出血的病死率较高,分别达到17.6%和22.4%,预后相对较差。出血未破入脑室、早期手术患者(6小时以内)、年龄大于70岁的患者预后相对较好(P<0.05)。
外婆突然呼吸困难，在里屋的女儿床上翻了白眼。家人连忙找来钢丝车，铺了稻草，将七十三岁的外婆放在车上；穿蟹壳青斜襟衫的外婆像只死猫一样缩着，一动不动。三舅在前头拉，大舅在后头推，钢丝车跟疯了似地直奔公社卫生院。大舅妈和小舅妈也赶去了。大家都替外婆捏了把冷汗。有人说外婆是自责，蜇住了心，一时缓不过气来。也有人说是冤魂上了身，向外婆索命呢。
娱乐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戏院、电影上。梅县人喜爱看提线木偶戏,梅城有一个汉曲俱乐部性质的国乐社。梅城还有一个专业化的线戏班乐尧天,除了在梅城演出外,还经常去闽粤赣一带,有时甚至被请去国外演出。由于这些剧团属于流动演出性质,没有固定的场所,剧团演出多集中在县城的各大祠堂或城隍庙、火神庙、东门谢氏宗祠、西门路钟氏家祠、树湖坪等地。民国以后,华侨将电影这一娱乐带回梅县。1915年,梅县树湖坪人李树铭以小型放映机在梅城梁家祠、谢家祠放映进口的无声影片。1931年以前梅县没有影剧院,剧团演出、电影放映仍然没有专门的建筑场所。1931年梅城成立友联戏院,这是梅城最早的影剧院,后改为梅县戏院。1942年在原省立五中体育场建立高乐戏院,设备较完善。1944年,高乐戏院改建为新光戏院。[5]917
经过管控,梅城的社会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开设学校,促进了梅县孩童知识素养的培养,为风气转变提供了思想支撑；禁绝烟毒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梅县家庭的安定,促进了社会和谐；风俗方面,变革改变了梅县过去的一些陋习,促进了民众的思想进步。
三、教育、风化事项
梅县历来被称为文化之乡,非常重视教育。1932年市政改革之后,教育事业有了较大进步。不过梅县文化较为传统,保留了一些较为落后的习俗。而且在近代殖民主义浪潮下,梅县民众染上了抽鸦片烟、赌博等不良嗜好。在市政改革的过程中,梅县通过加强教育、转变风气、改变陋俗,促进了文明发展。
教育事业。由于时局不稳,梅县教育机构历经裁撤和变迁。1929年,梅县县政府缺乏经费,撤销教育局,设教育课,课长由民政课长兼任。1931年,恢复教育局。1936年,教育局改为县政府第三科。1938年,梅县义务教育委员会及社教推行委员会成立。1940年,梅县实行新县制,第三科改为教育科。1930年至解放前,梅城建立了不少学校。1933年,胜利第三农业学校开办于天字岌,在现在的嘉应学院附近。1935年,省立第五中学更名为省立梅州中学,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更名为省立梅州农业职业学校,东较场扩辟为县立体育场。1937年,省立梅州师范设立于天字岌,省立岭东商业职业学校由汕头迁来梅县。同年,设立短期小学24班,随即停办。1938年,开办短期小学18班,私利南华学院在梅县设校,省立梅州中学附设多间初级中学,私立安仁中学开办,县教育科取缔不合格小学及私塾。1940年重新划分小学区,设专任教育委员。1948年,县教育科统计,全县中学34所,其中男女高中及师范学校4所,农职、商职学校各一所,县立小学2所,保国民学校687所,乡中心小学55所。全县共有学生53 952人,教员3702人。[9]除了办学,1920年梅县在县城南门楼上建立了通俗图书馆。1935年,梁翰昭任县长时,因整顿市容,南门楼被拆,通俗图书馆不再。梁用变卖叶时敏公祠的18 000多元,在东较场东侧建立了县立民众教育馆,后与通俗图书馆合并,藏有图书2000多册。1935年又投资25 000元,在金山顶建立了二层钢筋水泥结构、具有民族特色的县立公共图书馆——梅县图书馆。占地3000平方米,东西侧空地1877平方米,藏书7700多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是读书的好地方。[10]
实测混凝土容重为2 436 kg/m3，和易性良好，28 d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108%，60 d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136%，抗渗性能高于S10的要求，混凝土经时坍落度90 min不超过35 mm，具有良好的泵送性，满足施工要求。按文献[1]中的方法进行计算，浇筑完成后t段时间的混凝土绝热温升见表2。
禁赌方面。民国初期,广东省政府成立禁赌委员会,颁布 《禁止赌博暂行条例》,饬各地实施。梅县政府开始禁赌,劝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劝诫戒赌。1942年1月1日,梅县县政府再次发布通令：“抽鸦片烟、赌博、酗酒等项,违犯禁令行为,务应杜绝……违者,分别责令认购公债或捐献慰劳军人家属代金,以示警告。”[11]希望倡导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以凝聚人心、支持抗战。1945年12月10日,梅县警察局重申禁赌条例,并派员督促实行,先后查获赌博案件23宗,抓获赌犯125人,一时之间赌风稍有收敛。不过,由于一些官员、军警、豪绅和赌头有关系,致使赌博风气禁而不绝。逢年过节时城乡普遍有赌博活动,年头的正月和年尾的腊月,神坛社庙保丰收、保平安的活动中,就会开设赌博。虽然赌博没有完全禁止,但是梅县人民对赌博已经深恶痛绝。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作为区别于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官方文化)的新媒体，以创新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样态在人类社会震撼登场。它为人类生活开辟了“第二世界”，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得到电子化延伸的身体居住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汇点上……”。[4]
1930年代,梅城建成了通往各个重要城镇的公路,梅县以内的有梅松、梅宫、梅西、梅丙、梅南、梅畲、梅瑶、梅正、梅石、梅太等公路[13],梅州市内则有梅县至兴宁、五华等公路。行车公司伴随着公路的开通发展起来,建国前梅城有利群、益通、益民、广益四大行车公司。利群行车公司由印尼华侨投资,路线是从梅城到松口镇,1932年-1937年间经营得最好,初期每日开往班次12次。益通行车公司的路线是由梅城到丙村镇,共有汽车2辆,行车长达10年之久,年年盈利并且分发股息。益民行车公司,运输线路自梅城至南口镇及南口至兴宁,自1933年至1948年营业了15年左右。广益行车公司,路线自梅城至瑶上镇,运输客货,营业情况较好,年营业额可达24万元。[14]这些行车公司除运输外还承担筑路的责任,如利群行车公车曾发布一则梅松公路的招工启事：“本公司奉准接办梅松全路未完工程,尅期通车。……如有欲投承此项工程者可预到本公司查阅。……拟招长期修路工人三十名,薪津从优,如有愿充者务五月九日以前到本公司报名,随到随用。”[15]至1937年,梅县运行的公路行车公司有利群、益民、永通、梅石、梅南等12家,共有57辆客车。其中利群公司有17辆之多,大部分是雪佛兰道奇汽车。至1949年,梅县共有 75 辆客货车。[5]444
清洁运动改变了梅城脏乱差的状况,形成了干净整齐的骑楼街,增强了民众的洁净意识,减少了疫病的传播。在各项事业发展的背景下,梅县的公共娱乐业逐渐发展起来,看电影成了当时较为新潮流行的休闲活动。
基因驱动可以将特定基因遗传给99%的后代，常规基因的遗传率则只有50%。利用基因驱动将“自毁基因”（不育基因）引入蚊子的DNA中并遗传下去，就能让蚊子绝育。奥斯汀·伯特的团队已经将dsxFCRISPRh等位基因引入冈比亚按蚊（Anopheles gambiae）体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结果，在实验室中让这一蚊子种群完全崩溃，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目标。
四、交通、电气及其他公用事业
民国时期,梅城的公路交通较为发达,兴办了行车公司负责县内的道路修筑和客货运输。同时,以光耀电灯公司为代表的电气事业发展起来。另外由于梅县是侨乡,梅县的邮局较为重视对侨汇业务的经营。
风俗方面。梅县民俗信仰众多,崇拜各种自然神,崇拜对象有三山国王、水打伯公、天后等。特别是客家地区流行香花佛事,即民间丧事请僧尼为逝者念经超度。它将超度亡魂称为做香花,念经如同唱哀歌,上半夜以唱念为主,下半夜以舞为主；在宗教活动中增加了很多法事仪规,增加了较多道具,热闹非凡,非常扰民。梅县县政府发布通令,全县 “禁敲铜锣”,寺庙斋醮也不例外。抗战期间,日本经常滥炸梅城,主要目标是梅江桥和梅县电话局,以破坏和切断交通。为了预防抗战期间飞机空袭,及时提醒民众躲避,梅县便将敲铜锣改为遇有敌空降伞兵时的专用警报。
电气作业。早在1917年,华侨黄兰君为首集资创办了光耀电灯公司。集股1560股,每股毫洋40元,合计毫洋62 400元。向广州均和安厂购买卧式单缸90匹木炭发动机一台,60千瓦的电球一只及其他设备材料。在梅城下市蓆草塘建筑一座面积70多平方米的厂房经营电力事业,专供城内夜间照明。至1934年,用户较多,出现机车马力不足、火力微弱的情况。又由黄兰君之子黄开宗另外集资600股,每股100元,合计6万元从香港购买德国冰士厂出产的275匹六缸立式油渣机一部、200千瓦交流电球一只供电。当时有职工10人,用户1000多人。抗战期间油渣来源断绝,改为90匹马力的机车供电,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改为275匹。光耀电灯公司一直都是私人经营,生产没有计划,机器设备没有定期维护检修,以致经常发生事故。当时的线路仅电厂至中山街、梅州中学、东山中学、县府机关、商店及一些富户,长约5里。[16]光耀电灯公司是当时梅城唯一的电灯公司,对于梅县电力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邮局。梅县是华侨之乡,众多华侨置身于海外,有大量侨批来往于国内外。最早是水客担负了传递侨批的任务,后来随着业务量的增加,出现了钱庄、侨批局等。为了侨眷兑换侨汇和接收信件的便利,梅县邮局也开展了接收侨批的业务。邮局汇款的方法是,无论侨胞汇款如何特殊,完全依照国际邮章之通汇办法办理,各地一律。并且梅县办理侨汇是先与华侨银行联络,并定有合约,凡是侨汇汇入梅县,即由华侨银行发送通知单,交邮局代送汇款。即使是交通不便的地方,不论汇款多少,邮局都可以派专差送交收款人而不收分文,非常方便。邮局送信件和汇款的方式,风险较小,比普通的水客更加可靠。[17]
五、结 论
通过改革,梅县抓住了历史机遇,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梅城走上近代化进程的原因有三：第一,西方市政理念的传入。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政理念兴起并应用到城市规划建设中。西方市政理念经历了国人在租界时期的抗拒、洋务运动时期的接受、甲午战争至1920年代的效仿,至1930年代已经广为接受。加之国人出洋时看到外国政治先进、经济发达、建筑整洁,将良好的市政视为社会进步的物质体现,更加推崇市政等物质方面的建设。梅县华侨将在侨居地接受到的西方思想传入家乡,促进了梅县思想文化的进步。第二,整个中国近代化浪潮的大环境。早在1846年,上海租界就进行了市政建设,为中国城市近代化树立了榜样。其后,汉口、广州、西安等地的市政建设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整个中国的城市都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市政改革,城市近代化的速度加快。尤其是广州自1921年设市后,进行了高效的市政建设,为梅城提供了借鉴的模板。重要的是,广东省政府要求广东各县进行市政改良,梅城的近代化建设得到了省政府的有益指导。第三,梅县城区自身发展的需要。近代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之前在华侨的推动下,梅城经济条件改善,工商业发展起来,人民思想进步。不过梅城存在基础设施落后、教育落后、封建氛围较浓等问题,1930年代改革的内部呼声日益高涨,因此梅城的近代化建设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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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梅城的近代化进程在曲折中进行,这与其影响因素有关。积极的影响因素分别是：第一,近代化由政府部门推行,改革阻力较小,落实较快,改革成果立竿见影；第二,华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政府部门的改革中来,为各项建设提供了资金、物品等支持；第三,可资学习的榜样众多,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的改革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不过,梅城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过曲折。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经济受到较大影响,进而影响政府部门推行各项建设。另外,梅城的改革缺乏市政思想中最重要的市民精神。尽管梅城重视教育改革,但主要停留在传授西方先进知识、培养人才、提高市民素质等方面,无法探讨和形成契约、自由、法制等市民精神,这使得梅城的近代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注释：
①与上文的梅县戏院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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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13（2019）03-0015-06
① 收稿日期： 2019-03-20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近代广东侨资房地产业发展与侨乡城镇空间结构变迁研究 （1840-1949）”（批准号：16BZS019）的相关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琦琦 （1994—）,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责任编辑 文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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