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渐进改良”历史观及其哲学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波普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卡尔·波普(Karl·Popper,1902～1994)是以科学哲学著称于世的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历史哲学家。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中，把人类社会区分为“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主张通过渐进的改良实现“较合理的社会”即“开放社会”，并系统地阐述了改良主义历史观。他认为抽象的哲学认识论并非远离政治的，恰恰相反，不论自觉不自觉，认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是相互影响的，并声称他的认识论观点和他的改良主义历史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一、“渐进改良”的历史观
在波普看来，“开放社会”比之“封闭社会”是“较合理的社会”。那么如何实现这一“较合理的社会”？他反对对整个社会进行大规模的、过于长远的改造计划，主张通过“逐步的社会工程”达到目的。他解释说，“逐步的社会工程”就是对社会进行逐步的、切实可行的改造，它是“试错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就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是行之有效的。他的“逐步的社会工程”至少有如下三个特征：它是对社会的短期的、渐进性的改造；它是对现实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它使社会在不断地尝试和消除小的错误中进步。
“逐步的社会工程”以较小的步骤一步一步地进行社会改革，并不是为了不犯错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会犯错误，所以才不能贪大求全，才应该逐步地进行。因为这样即使出错也是小的错误，损失也小，改正也快，易于从中学习或汲取教训。从政治方面看，这种办法虽也不免要冒风险，但不至于在公众中引起大的分歧或争论，容易得到民众的赞同，便于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当然，波普也并不排斥大规模改革，只是认为必须先进行许多小规模的改革，不断积累经验和教训，之后才能进行比较大的改革。就是说，大规模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先前进行的许多小的试验。否则，急于求成，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改革和实施总体性计划，就必定导致失败。波普强调，“逐步的社会工程”所要实现的“开放社会”，是个现实的“较合理的社会”，而不是未来尽善尽美的最理想社会。人们可以希望总有一天会实现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但是即使将来可能实现这样的社会，也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社会工程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出发，从可能实现的步骤开始。他把开放社会的人称为“渐进技师”或“渐进工程师”，说渐进技师或渐进工程师心中可有也可没有社会蓝图。他可抱有也可不抱有人类总有一天会实现“最理想国家”的愿望，但他们深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因而“仔细地把预想的结果同已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警惕改革中难免出现不利后果，他将避免进行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改革”。他不奢望把社会作为总体来控制和改造，而致力于零星的、局部的改良。比如他应该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寻找社会上最严重、最迫切的祸害，并极力把它们消除。他知道“有步骤地反对人们的苦难、不正义和战争，比起争取实现某个理想的奋斗，较能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赞同”（注：［英］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6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逐步的社会工程”不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以“尽量减少可以避免的疾苦”为指导原则。波普认为，边沁的“最大幸福”概念和柏拉图的“至善”“最美好的国家”的概念如出一辙，都是企图在地球上建造“天堂”的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不能用论证的方法来证明和检验的。他认为，什么是“最大幸福”的问题是难以知道的，正像确保无误的真理是难以获得的一样。但是什么是公众当前最迫切的疾苦和困难则是容易知道的。所以他主张用“尽量可以减少的疾苦”（简称“最少疾苦”）来取代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简称“最大幸福”）。他说在伦理政治领域里，把道德的和政治的要求以否定的形式来表达，即消除公众的疾苦，而不是寻找和创造公众的幸福，就像在科学方法里把科学的任务看作消除错误而不是获得确定无误的真理一样，是更确切和更有帮助的。“逐步的社会过程”的目的是实现可以检验和操作的人们的最少疾苦。
二、认识论依据：理性有限论
波普在《客观知识——进化论观点》集中体现了“理性是有限的”这一科学哲学认识论。概括波普的理性有限论的主要思想要点：(1)人的知识和经验是有限的，人不能认识真理。对于真理，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得到它，也许即使得到了它也不知道；(2)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假设性的，都是对事物的一种“猜测”，因而其中必然潜藏着错误；(3)“科学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在知识领域中，不存在任何不向批判开放的东西。反对对任何理论的迷信或教条式接受；(4)要不怕犯错误，科学是试验性的事业，科学史就是一部错误的历史。科学在清除错误中前进，人在连续的失败中成长。
波普认为以往哲学认识论所关心的是如何或何以获得关于“实在”(realty)的确定性知识的问题。在波普看来，这是对认识论问题的严重误解，因为“真理是不明显的”。观察虽然是科学的来源，但并不提供确实无误的权威性知识，人们的知识难免有错误，甚至科学知识也不是像柏拉图所说的“真知”(epistme)，而是他所说的“意见”(doxa)。科学史已经表明，曾为绝对正确的开普勒或牛顿理论，尚被证明是具有相对性的理论体系。就此波普提出他的“可错论”。
可错论认为，既然人们的经验知识是有限度的，因而在进行社会改革时就不能好高骛远、一步登天，而应该有步骤地不断通过尝试和消除错误来实现；而可检验原则既然是科学的标志，社会工程如果要采取科学的方法，那么它就必须要经过检验。波普认为，过于长远的大规模改造计划是无法检验的，因而也无法通过尝试和消除错误来接近真理。
三、方法论依据：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危害性
除了“理性有限论”这一认识论前提外，乌托邦主义的危害成为他“渐进改良”历史观的方法论依据。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著作中针对柏拉图所主张的乌托邦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抨击。在波普看来，乌托邦主义的目的是要在人间建立尽善尽美的社会，实现“最美好的国家”而没有任何污点、没有一点丑恶；要实现这种最美好的社会，方法就是彻底、全部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整体地把旧社会连根拔起，“清洗画布”。波普认为，这种唯美主义、彻底主义、整体主义、乌托邦主义的理想蓝图及其实现手段是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知道和证明的，至少以目前科学所达到的水平来说是如此。因为社会生活十分复杂，谁也难以用这个巨大的天秤做出评判。为此，对乌托邦主义的危害性进行了批判。
首先，认为乌托邦主义会导致不必要的、无可挽回的灾难。乌托邦工程往往是把整个社会作为实验室，整体变革幅度很大，其意料不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会增多，往往会出现“无计划的计划”，对意外情况的审慎和准备就相对不充分，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这种整体主义方法与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不相容的。
其次，认为乌托邦主义往往是暴力的根源。因为通向乌托邦的道路漫长修远，其政治行动的理性要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目标要始终如一，而且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而要达到这一点，它不仅要压倒与它对抗的各种乌托邦宗教，而且还要尽可能彻底抹掉对它们的记忆。“所以要实现乌托邦目标，惟一的方法似乎只有暴力。”“乌托邦主义的态度和理性的态度互相对立”（注：［英］波普：《猜测与反驳》第5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再次，认为乌托邦的方法往往导致“欲速则不达”。由于全面而彻底的乌托邦工程不可能在一个社会工程师或一代社会工程师的有生之年内实现，需要有人继承这一乌托邦工程，所以问题出现了：如果选定的继承人对这个理想国家蓝图的看法与原来制定蓝图的人不同，则整个方案就会前功尽弃，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方案和蓝图。以此循环下去，乌托邦的事业又遇到了同样的危险。结果是，尽管我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很大的努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没有什么收获。我们的努力离最终目标只能更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最后，认为乌托邦工程往往会破坏价值传统。乌托邦工程主张通过革命来彻底地改造社会，而在革命中一切都受到质疑、一切传统价值都遭到否定，以为建立一个新世界就必须把旧世界连根拔起、彻底埋葬。波普认为，毁灭传统就意味着毁灭人类的文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一个毁灭了全套传统价值的社会会自动地变成一个较好的社会”（注：［英］波普：《猜测与反驳》第49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总之，在波普看来，乌托邦工程＝整体主义＝极权主义。这种危害不仅是学术上的，更主要的是对现代民主精神的否定，是民主改革的绊脚石。它是极权社会的基础，是民主社会的敌人。
四、评价
第一，改良主义历史观产生的真正历史背景——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集权主义的盛行。20世纪上半期，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极度激化时期。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法西斯主义的猖獗，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把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于是，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并致力于揭示其产生的根源和具有“蛊惑力”的原因。其次是在帝国主义的危机中，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出现了苏联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然而，由于缺乏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苏联党和政府在理论与实践中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斯大林执政期间错误更为严重。如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以党代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意识形态专政”；肃反扩大化，践踏民主和法制；对外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理论上的僵化、教条主义等等。这些错误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声望与形象，以致一些西方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波普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斯大林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则纯属偏见。
第二，关于理性有限论。首先，波普的理性有限论只是片面的真理。人类思维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对立统一，这一矛盾在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波普的理性有限论肯定人的经验和知识的有限性或“相对谬误”的一面，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没有看到人的认识的无限性，不懂得有限和无限的辩证关系，不懂得“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注：《马列著作选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52页，人民出版社1977版。）。
第三，关于整体主义方法论。波普反对“整体主义”的观点，把它与乌托邦相提并论，也是片面的。从辩证的观点看，整体与部分、总体与个体是密切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从系统论的观点看，部分与整体都是由若干要素的相互联系而构成的系统。所以，离开部分的整体和离开整体的部分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波普却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强调部分而否定整体，认为科学研究只能把世界的某一部分当做对象，甚至对这一部分也不能做整体的观察和叙述；对社会的改造也只能一点一滴地进行，只能搞渐进的改良和局部的修补。从社会改造的角度说，渐进的改良和局部的改革，对于一个社会的完善和发展固然是有益的，但是这种局部的改革如果没有或离开了全面的社会计划和整体的社会改造，它便是盲目的、短视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不仅如此，没有对社会的全面计划和整体改造，就不能推翻旧制度，创建新制度，就不能实现历史的飞跃。
第四，用经验自然科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看待社会历史问题。无庸质疑，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波普的理性批判主义哲学观独树一帜，弥补了逻辑经验主义的不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如果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方法生搬硬套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很难行得通，难免带有机械性和简单化。
当然也应该看到，波普的“逐步的社会工程”理论也有许多可取之处。他强调社会工程的可检验原则，提醒我们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时，必须首先进行许多小的实验，以积累经验教训，然后实施大规模计划。他强调要从现实的情况出发，强调社会计划的可行性、步骤性，反对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启发意义。他否定关于“最美好国家”的观念，认为只有“较合理的社会”，是符合社会进化规律的，对于破除我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化观念有积极意义。他以“最少疾苦”取代“最大幸福”为目标，也较切合社会实际，因为“最少疾苦”的概念要求政府倾听人民的呼声，消除各种社会积弊，解决群众最迫切的疾苦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