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经营战略趋同的问题与纾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营战略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自城市经营的理念引入我国城市治理以来，赢得了众多城市的仿效和追捧。城市经营的提出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城市发展中的战略趋同问题。城市经营的战略趋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城市经营战略目标趋同。到2001年，全国有180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化都市”的发展目标，其中有40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其次，城市功能重复。不少城市近年来不断掀起开发区、大商场、广场、步行街、超高建筑、商务区等热潮，出现了楼越盖越高、广场越来越大、步行街越来越长的趋势，造成城市功能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再次，城市产业同构。在同一区域内的同类城市不顾自身和区域实际，竞相发展信息产业、生物医药、高新技术、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等产业，使新一轮的产业结构雷同格局再次出现，甚至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也惊人的雷同。最后，城市形象单一。在城市形象建设方面，不从城市的特色和个性出发，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经验，国际大都市的玻璃幕墙高层建筑、草皮广场、音乐喷泉在中国的城市悄然出现，从而使城市个性与传统逐渐丧失[1]。
尽管很多城市政府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东施效颦贻误战机的现象还是不断发生。这些战略趋同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症结在于战略模式趋同化的思维，都是寻找新亮点中异脑同思的选择。这种战略趋同带来的不是成功的复制而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同时也为城市的未来发展埋下了祸根。本文正是在对城市经营战略趋同原因阐释及后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城市经营战略趋同的战略纾解。
1 城市经营战略趋同的原因
城市经营战略趋同是城市经营优胜劣汰竞争选择的结果，也是城市竞争成功的结晶。战略趋同的原因从不同的方面可以归结出不同的原因，本文从战略规划和制定方面阐述城市经营战略趋同的原因。
1.1 战略制定人的从众心态、标准化知识和模式化思维
这种心态和思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城市管理决策层作为普通人的“从众”心态和追求“不会错”的心理。在城市经营和城市治理日趋制度化和融资证券化的形势下，城市决策层不得不寻求保守折中的一些战略来分取成功战略的一杯羹和规避创新带来的风险，在成功时获得赞誉在失败时可以推脱责任，进退自由，从而获取上级政府的信任和晋升的资本。在发展鼎盛时期，战略趋同自然无可非议，谁也不能抵挡市场良机的诱惑。而在发展低潮时期，战略受挫也很好找到理由——大家都错了！由于在战略狂潮期和衰退期是战略趋同现象的多发阶段，而我国的城市经营战略趋同正是城市经营发展的狂潮期。另一方面是参与和影响战略制定的决策者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内同化。现在管理理论和教育日益成为一中参与市场交换的商品，在形式差异化的外衣下其核心不断被标准化。我国教育模式的统一化和知识体系标准化培养出来的设计者又把这种思维的模式在不同的城市间推行和强化。在这种情况下，趋同可能性就更大了。
1.2 成功的复制效应和标杆管理的滥用
成功是可以设计出来的，但是在成功被模仿获得成功之后，成功就变得可以复制了，正是这种成功复制效应使战略趋同成为城市间竞争的结果。因此，在相同国内城市或国外城市取得广泛成功的感召下，国内城市不是因地制宜，而是纷纷东施效颦学习标杆管理。但是，战略模式在城市间推广成功的却寥寥无几，由于战略推广的成功一方面是战略本身竞争的结果，好的战略最佳利用城市，很好地适应了特定的现实；另一方面，战略执行能力的较量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战略的成败。
1.3 不确定性经营环境的中庸之道
现实的经营环境对战略柔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变化莫测的经营环境不断侵蚀着战略效能，同时对手的反应模式也在削弱战略的战斗力，所以，战略的修正和变化周期不断缩短。在这种情况下，制定能够预见未来的“趋势导向型”战略变得更加困难。在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趋势下，我国城市更多的选择了“机会导向型”战略，城市经营的效仿便是多变环境下对短期机会追逐的战略趋同。
1.4 城市决策层对外界的媚俗效应
在这一点上，特别是大城市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了寻求外界的认同通常倾向于选择与自己“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众望所归”战略。由于决策者的战略取向也会迎合上级要求和居民意愿，但政府决策者大多不是经营管理的专家，而是一群规避风险的人群，其中少数专家或是取悦大众，或是被大众的意见所淹没。因此，城市经营战略趋同成为决策者媚俗的现实选择。
2 城市经营战略趋同的后果
根据经济学家熊必特的创新理论，战略趋同是战略创新不断循环进行的一个暂时阶段，战略趋同必将由于丧失差异化而使行业竞争激化，从而削低行业平均利润率，随之而来的就是优胜劣汰，接下来产生新一轮的战略创新，如此反复循环。但竞争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通常情况下，战略的倡导者和市场领导者更容易成功，这也是战略创新的动力。成功方面勿须多言，但战略趋同的后果对城市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主要表现在：
2.1 城市经营战略趋同的成长上限
愈成长，愈接近资源和能力的局限，从而促使不利于成长的因素激增，使成长放慢或受阻[2]。例如，一个城市持续成长，最后用完了所有可以取得、用来发展的土地，导致房屋价格上升，而使城市不再继续成长。一个城市的成功，在美好前景的诱惑下，相同或不同的资源禀赋型城市纷纷仿效，使该行业飞速成长，行业越成长，行业所需要的资源就会越接近上限，那么该行业的利润就会逐步被压缩，最终没有利润。我国很多处于同一区域城市的雷同化产业结构、趋同化经营战略和如出一辙的战略定位，造成资源的浪费与争夺等无不是这方面的教训。
2.2 城市经营战略趋同的恶性竞争
无论甲乙是组织还是个人，往往都认为要保有自己的利益必须建立在胜过对手的基础上，每一方都视自己积极的行为是为了防卫他方侵略的措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对立情势升高的恶性竞争，加上调节措施的滞后，使二者的竞争无法停止，总是互相促进投入，又相威胁，导致竞争的不理智行为[2]。如我国很多城市在经营战略趋同下，相互以政策优惠，制度倾斜，土地零租金，相似的工业科技园及开发区的闲置，等等无不是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如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内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自为政和产业结构趋同。条块分割，恶性竞争，甚至以邻为壑的不良风气导致一些区域性交通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工程，因各地政府之间缺乏协调而进展缓慢。南京地区方圆30公里范围内有四家石化企业，仅扬子和金陵在重复建设方面就花费了上百亿元，已建成的项目大都开工不足。另外，原先过于分散的乡村工业和小城镇使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有所增加，水乡的“水质性缺水”现象严重。
2.3 城市经营战略趋同的共同悲剧
因为甲、乙两城市基于个体需求，共同使用一项很充裕、但有极限的资源，起初他们使用这项资源逐渐扩展，并产生“增强环路”而迅速使市场饱和，使成长加快，但后来他们的收益开始递减，甲、乙为了保持速度经济性或收益而采取相关变动，并且愈努力成长越慢，最后资源显著减少或告罄，从而甲乙同时失去成长的可能[2]。这类现象尤其反映在城市为了获得外资或技术的引进上，相互进行政策、制度、土地以及资源等方面的竞争，从而使每个城市要么引进不来，要么引进来也是很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者，既耗费资源又失了政府威信。
2.4 城市经营趋同下的市场分割
经济版图的板块化割裂严重制约了城市圈内产品、人才、企业等的自由流动，使经济资源在苦苦寻觅之后仍不能驻足于理想的栖息地，无法使城市经济要素进发出最大活力。就产品市场而言，一些地方将外埠商品视为洪水猛兽，设置有形和无形的关卡，国际经济学界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省际壁垒甚至要高于国际贸易壁垒。在人才流动方面，城市内由于户籍制度，地方政府安排就业的压力，各地对外来人口就业通常都采取歧视性政策。另外，城市内有些政府常将企业视为生蛋的金鸡，总想尽可能将企业留在自己的辖区内，以便为本地提供就业岗位、增加财政收入、甚至不惜采取种种手段，阻碍企业跨区域发展。因此，无法让城市内各种要素和产品流畅的转动起来，市场的竞争压力和配置功能没有发挥充分作用，限制了城市经济潜力的释放。
2.5 城市经营趋同下的产业同构
政府的产业引导固然是必要的，但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政府能够依据本地条件，正确评估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并且政府充分考虑到与外部经济的交互作用。然而由于城市决策者基于任期利益最大化，不顾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往往盯住利润和税收丰厚的产业。加上同一个城市区域内城市之间要素条件类似，于是城市圈内产业雷同非常普遍。带来的结果是，工业布点分散、产业集中度低、城市之间产业恶性竞争时有发生。根据测算发现沪苏浙三地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很高：沪苏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2，沪浙为0.76.苏浙竟高达0.97。城市圈内产业结构同化已是痛楚的事实，更令人忧虑的是当前区域内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又呈现惊人的相似，这势必会使产业同构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
2.6 城市经营趋同下的城际软硬件设施衔接乏力
城市圈中各城市在制度与政策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理应通力合作，从制度和空间上促进内部一体化，与外部竞争时用一个声音说话。但不少城市的管理者缺乏整体观念和协作精神，在经营城市中局于一隅，未能充分认识到只有依托区域整体优势，才能有效壮大自己。
正是这些战略趋同的悲剧使我国城市的经营发展出现了特色的诸侯经济。诸侯经济画地为牢，行政力量侵占市场功能，阻碍生产要素按照正常规律流动和配置。行政区经济的道道藩篱横亘于城市经济主体之间，制约了产业整合和资源共享，成为城市经济壮大的天敌。城市之间呈现市场分割、滥用政策优惠、产业同构、基础设施建设各自为政等使城市的规模效应、协同效应不能发生，同时也抑制了城市聚集经济作用的发挥。
3 城市经营战略趋同的战略纾解
笔者认为在城市经营战略趋同下，城市经营的战略应对可以考虑发挥点的优势整合内部价值链的战略和借助群的优势整合外部价值链的战略相结合的双翼齐飞战略[3]。
3.1 整合内部价值链，发挥自身的点优势
根据迈克尔·波特提出价值链理论，在一个城市众多的“价值活动”中，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价值。城市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来自城市价值链的某些特定的价值活动，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战略活动，就是城市价值链的“战略环节”。笔者认为，城市内部价值链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城市内部的协同效应，使被分解的各项战略活动实现有机整合，降低经营成本，增强创新能力，加大模仿难度，从而使城市长期处于竞争优势。
内部价值链管理战略，主要包括：
(1)通过价值链分解，强调做精做强，而非做大做全。城市应重新审视自己所参与的价值过程，从功能与成本的比较中，研究在哪些环节上自己具有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培育并发展这种优势；研究哪些是重要的核心环节，保留并增强这些环节，把不具有优势的非核心环节分离出来，利用市场寻求合作伙伴，共同完成整个价值链的全过程。
(2)通过价值链整合，设计新的价值链，广泛利用城市内社会资源。在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市场上就会存在许多相对独立的，且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增值环节。对城市来说，可以考虑用价值链把它们串联起来让这些分散的环节创造出新的价值。
(3)通过价值链协同，培养核心竞争能力。城市核心能力来源于城市价值链管理的协同效应及城市价值系统的整合协调管理[4]。
3.2 整合外部价值链，借助外部群优势
自法国学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城市圈”概念以来，城市圈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就本质而言，城市圈的形成是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京津唐城市圈，长三角城市圈和珠三角城市圈，这三个最大的城市圈的竞争力已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波特认为，企业群提高了企业群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加快了创新的步伐，把握了创新方向，促进了新业务形成，同时又扩展和强化了企业群[4]。因此，借用波特的企业群理论，积极地利用同一城市圈的群优势不失为城市提高其竞争力的一条有效发展途径。政府应该实施群优势战略，借势而起，减少对城市圈内经济活动不当的行政干预，借助市场力量来促进城市圈的发展[5]。
群优势战略主要包括：
(1)市场经济原则主导下的市场融合。强化市场力量转化政府角色，通过建立区域内统一、开放、有序的大市场，使城市圈内各种经济资源充分转动起来，努力将城市圈内相互之间有障碍的市场条块打造成一个平滑的整体大市场，让各种要素按自己的意志流动。首先，砸烂保护地方产品的不合理关卡，建立高效的物流系统，为各城市产品在城市圈内竞争销售和走向全国创造条件；其次，消除人才和劳务使用歧视，加强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合作，建立覆盖整个城市圈的统一劳动力市场；最后，加强城市圈内各层次金融市场的建设，打破金融业务画地为界的不合理格局，提高中心城市的金融造血和输血功能，使有限的资金尽可能流向最需要最有效率的企业。
(2)把握好规划和协调的方向和重点。建立跨城市协调机制，为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基础设施衔接布局等提供整体性规划。首先，对涉及城市圈内的综合规划问题可以由上一级政府机构和各城市政府选派各自代表组成机构专司其职，对城市圈内整体产业布局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总体指导和协调，当发生争议不决的局面时可由上级政府依照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裁决，对那些做出牺牲的城市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予以适当补偿。其次，对城市圈内市场开放、劳务流动、金融合作等具体议题可由各城市政府通过多边合作方式解决。再次，对城市圈内交通、环保、电力等问题可由各城市的专业部门联合组建相应合作机构进行协作。最后组建跨城市的区域性行业协会，为城市圈内产业规划、要素流动提供指导和桥梁作用。
(3)建立梯度化产业链，错位发展。圈内城市要根据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原则，结合自身市情，准确定位合理分工，从区域整体发展的思路确定本市产业发展方向，不一定是最高最新的产业，但应该是最适合自己的产业，相互错位发展。中心城市要当好龙头，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提高服务产业的比重和层次，大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成为区域内要素和信息的集结与配置枢纽；次中心城市要当好接续中心城市辐射的“二传手”，发挥好局部中心的功能，应该将重点放在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增强对中心城市产业配套能力；中小城市不应盲目追求产业高级化，要充分消化中心，次中心城市转移出来的生产能力，改造好传统产业，充当大企业的加工基地。此外，同一层次城市之间要多加强横向合作，减少和避免相同产业过剩导致的恶性竞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