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正晟[1]2015年在《以健康人和大熊猫为模型的哺乳动物肠道菌群多样性分布与核心功能种属的研究》文中认为哺乳动物在地球上已存在了数百万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中,为了适应地球气候和环境的剧烈变化(比如大规模植被的形成),以食肉为主的原始哺乳动物多次拓展生境,极大地改变了它们的觅食行为、食性和消化系统,通过广泛的进化辐射形成种类繁多的食草动物。大部分食草动物都特化形成了大容积的消化器官如前肠和后肠以延长高纤维食物的停留时间,使多样的专一性消化纤维素的微生物能充分降解这些难以消化的植物纤维。哺乳动物与它们的共生肠道菌群长期相互适应并共进化,形成了复杂而又紧密的相互作用,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超级生物体”。一方面,食性、消化道形态结构和生理特性对塑造哺乳动物肠道菌群的结构和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肠道菌群能提供宿主自身不具备的众多代谢功能,这些功能部分对宿主健康有益(比如合成维生素和产生短链脂肪酸),部分却对宿主有害(比如释放内毒素)。如果肠道中的某些微生物成员对于维持宿主的健康具有必不可少的关键作用,它们就有可能在健康哺乳动物的肠道中广泛存在,成为肠道核心菌群。本论文中,我们分别以两种不同的哺乳动物作为超级生物体模型,探究健康哺乳动物是否具有肠道核心菌群,及其对宿主健康可能的贡献。我们首先以健康年轻人体为研究目标。人体肠道菌群被认为具有杂食性灵长类动物肠道菌群的典型特征,比如其高于食肉动物但低于食草动物的肠道菌群多样性。众多研究已证实,健康人体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组成结构能在较长时间中维持稳定,但两者均表现出明显的个体间差异。目前尚不清楚这种个体间差异与哪些因素有关,是否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影响,而健康人肠道菌群是否具有跨越个体间差异的普遍共同的特征也值得研究。因此,我们选取了来自7个民族、9个省份的城市和乡村的共计20个中国健康年轻人群的肠道菌群开展横断面研究(n=314)。研究表明,民族和地域对这些人群的肠道菌群结构具有显着影响,而对于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人群,城/乡生活方式对菌群结构的影响效果各不相同。尽管不同人群的肠道菌群结构显着不同,我们依然发现有9个细菌属(即phascolarctobacterium、roseburia、bacteroides、blautia、faecalibacterium、clostridium、subdoligranulum、ruminococcus和coprococcus属)在所有个体内共同出现,其序列总量几乎占所有序列量的一半,同时这些属都含有已知能产生短链脂肪酸的成员,预示着它们对于维持人体健康可能具有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由这9个属构成的核心菌群的具体组成依然体现出与民族/地域以及城/乡生活方式相关的显着差异。本研究证实了来自宿主和环境的多重因素对健康年轻人群肠道菌群的显着影响,同时,本研究定义的“肠道核心功能种属”不仅在所有个体中都存在,而且可能为人体提供了一致功能的、对健康有益的“生态系统服务”,可能代表了健康人体肠道菌群的一个普遍特征。就肠道菌群而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远远多于对其它哺乳动物的了解。由于食性和肠道形态结构对肠道菌群的塑造非常关键,有必要对一些具有特殊食性和肠道形态结构的哺乳动物进行研究。大熊猫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至今对它的肠道菌群的研究仍极为有限。大熊猫从杂食性的熊科动物进化而来,但它在数百万年前就已转变为专一性以竹子为食的食草性动物。然而,大熊猫依然保留了食肉动物的消化系统结构,在它的基因组中也缺乏能编码竹子纤维消化酶的基因。为了求证大熊猫是否如同大多数食草动物一样,进化形成了与高纤维食物相适应的肠道菌群,我们对一圈养大熊猫种群(n=45)在一年中春季、夏季和深秋季的粪便菌群进行纵贯性研究。研究发现每个大熊猫个体的菌群多样性和结构均随季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个体内前后不同季节间的变化程度甚至超过了不同个体间的菌群结构差异,表明大熊猫肠道菌群的结构不稳定。与前人发表的54个哺乳动物物种的124份肠道菌群样本相比较,所有大熊猫(包括前人研究的9头圈养和7头野生大熊猫)的肠道菌群多样性极低,同时整体结构与其它食草动物截然不同,却类似于与它进化关系相近的食肉和杂食动物。大熊猫这一类似于食肉动物的肠道菌群具有叁个主要结构特征。首先,大熊猫缺乏其它食草动物肠道中广泛存在的与消化纤维素有关的细菌(如来自ruminococcaceae科和bacteroides属的成员)。其次,大熊猫肠道中的优势细菌为革兰氏阴性的兼性厌氧的escherichia/shigella和streptococcus,同时只有escherichia/shigella为“核心”细菌属。最后,clostridia纲的成员在大熊猫肠道中丰度和出现率均较高,但在其它食草动物肠道中几乎不存在,且与已知的clostridium属消化纤维素相关细菌的系统发育关系较远。因此,大熊猫并未进化形成能充分适应其独特食性的肠道菌群。综上所述,本论文通过全微生物组关联分析发现,人与大熊猫这两种哺乳动物的健康个体分别都具有各自独特的肠道核心细菌属,但两者却可能为各自的哺乳动物宿主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从而对人与大熊猫的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本研究为在超级生物体水平进一步阐释“哺乳动物宿主——共生菌群”之间的共进化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提供了依据。
杨春花, 张和民, 周小平, 王鹏彦, 王小明[2]2006年在《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生境选择研究进展》文中指出在回顾大熊猫生境选择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总结了大熊猫生境选择的考察因子、研究方法,概括了大熊猫对对觅食条件、隐蔽条件和气候条件的选择机制,并探讨了大熊猫生境选择的灵活性及大熊猫和与其同域分布的动物种的共存机制。作者认为,野外调查误差大、研究尺度单一等是目前大熊猫生境选择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应用目前较流行的已被证明比较优良的资源选择函数法、DNA指纹技术、无线电遥测、红外线自动感应照相系统、GIS与遥感成像等先进技术,并融合景观生态学理论,从较大尺度空间来研究大熊猫的生境选择,应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宗雪, 崔国发, 袁婧[3]2008年在《基于条件价值法的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存在价值评估》文中指出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但其存在价值目前缺乏明确的市场价格。因此对大熊猫的存在价值进行估算,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野生动物保护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研究了我国居民对于大熊猫的保护意识和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进而对大熊猫总体存在价值进行了评估。问卷调查选择在大熊猫栖息地集中分布的四川省进行,采用支付卡式(Payment Card,PC)问卷调查方式,对回收的674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其中非零支付474份,占有效问卷的70.4%。调查表明:人均支付价值为82.7yuan/a,进而得出我国大熊猫总的存在价值为3.67×1010yuan/a。建立支付价值与居民社会经济因子的回归模型,通过AIC(Akaike′sInformation Criterion)指数选择最优模型,结果显示对支付价值有显着影响的因子为学历、收入和年龄。其中,支付价值与学历、收入水平呈正相关,与年龄呈负相关。通过对年龄、学历、收入3个因子进行方差分析,得出各因子不同水平支付价值的差异。
王学志, 徐卫华, 欧阳志云, 刘建国, 肖燚[4]2008年在《生态位因子分析在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生境评价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表明生态位因子分析是研究物种地理分布的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其最大优点是模型计算只需物种"出现点"的数据,而不需要"非出现点"数据,在生境评价与生境预测中得到广泛应用。将该方法应用于大熊猫生境适宜性评价中,利用大熊猫活动痕迹点和遥感数据分析了平武县大熊猫生境分布现状,综合评价了该县自然保护区的分布状况和存在的保护空缺。研究结果表明,大熊猫偏好在中高海拔(>2128 m)的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中活动,而避免在落叶阔叶林和灌丛林中活动,避免在有人为干扰的地区活动,农田是对大熊猫活动影响强度最大的人为干扰因子。平武县大熊猫生境主要分布在该县西部和北部地区,总面积为234033 hm2,其中适宜生境为106345 hm2,次适宜生境为127688 hm2。目前该县已建的3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使47.2%的大熊猫生境得到保护(包括49.2%的适宜生境和45.6%的次适宜生境),尽管如此,保护区之间连接性差,存在严重的保护空缺。该县北部的白马乡、木座乡是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却没有得到保护区的有效保护,建议在该地区新建自然保护区。
徐蒙, 王智鹏, 刘定震, 魏荣平, 张贵权[5]2011年在《发情期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交互模态信号通讯》文中研究说明对于集群繁殖的独栖型动物而言,使用能够传播较长距离的通讯信号,例如声音或者气味,对动物的配偶选择及其同步发情等具有重要作用.近期对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发情期发出的咩叫声(bleat)和鸟叫声(chirp)的研究结果发现,在该物种的社群生活中,其使用听觉通讯的方式及其变化比以往人们想象的要复杂许多.然而,过去利用这些声音信号进行的回放实验研究仅记录了有限时间内的几种行为,因而有关这些声音信号对接受者的行为尤其是通讯行为的影响了解甚少.本文的实验通过录音回放方法,给圈养成年大熊猫播放发情期异性同伴的咩叫声,然后观察并记录声音接受者的行为反应.结果发现,在听到发情期异性大熊猫的咩叫声时,处于发情期的雌雄大熊猫的嗅味标记行为频率均显着增加(雄性:P=0.001,df=7;雌性:P=0.01,df=9),而咩叫频率并无显着改变(雄性:P=0.300,df=7;雌性:P=0.293,df=9).这是首次在大熊猫中发现交互模态信号通讯现象,即借助化学通讯信号,做出对异性声音信号刺激的行为反应.该研究结果揭示了大熊猫中声音信号与化学信号的关系,并显示上述两种方式的信号在维持大熊猫社群关系中可能是相互依赖的.
杨春花[6]2007年在《放归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预选栖息地评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迁地保护的真正目的是在圈养种群达到一定规模后,经过野化训练,将其逐步放归野外,以减少圈养压力、增加遗传多样性和复壮野生种群,补充、支持和促进就地保护,达到长期保存该物种的目的。栖息地是野生动物生存繁衍的物质基础,其质量结构的优劣影响野生动物的种群发展。对预选的大熊猫潜在放归栖息地进行评估,是整个放归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基于放归目的,采用样线法和样方法,于2004年冬——2006年春对中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最多的预选放归栖息地——卧龙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历时近2年的3次野外调查,得到了如下成果和结论:(1)总结、回顾了大熊猫生境选择的研究进展,为确定栖息地评估标准提供了参考。(2)在整个保护区有代表性地选设了5个地点、17条样线,对各种生物的和非生物的生境因子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叁次全面调查(叁次调查的样方数分别为189、239、94),基本摸清了影响大熊猫生存的生境因子的时空动态规律。(3)首次基于较大规模的调查(239个大样方)计算出了大熊猫及其各种伴生动物在不同生境因子上的生态位宽度指数及各种伴生动物与大熊猫的生态位重迭指数。首次同时计算出了大熊猫及其各种伴生动物对各生境因子的选择指数。(4)通过对2个地点18个取样点1350株冷箭竹、2个地点13个取样点174株拐棍竹、1个地点5个取样点75株华西箭竹标准竹的每株检尺,推导出了叁种竹的一年生、二年生、多年生单株竹地上部分生物量(鲜重和干重)及单株竹地上部分各器官生物量(鲜重和干重)关于竹基径和高度的一元、二元、叁元回归模型。其中,二元幂函数回归模型由于综合了准确性高和操作简便的优点,因而相对来说是最优的模型。(5)运用上述二元幂函数回归模型,结合野外调查,研究了卧龙冷箭竹、拐棍竹、华西箭竹的单位面积生物量(生物量密度),并据此估算出了整个卧龙保护区冷箭竹和拐棍竹的现存量。分析了叁种竹的时空动态:空间分布具有异质性;时间上处于动态平衡。(6)基于本研究调查的冷箭竹生物量,结合胡锦矗等(1985)报道的卧龙大熊猫的个体食物需要量,卧龙地区就食物供应而言对大熊猫的容纳量为911.205 - 1162.217只,合3.037 - 3.874只/km2,较第叁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的数量高出数倍,因而得出“食物不构成对大熊猫生存的威胁和限制”的结论。(7)鉴于相对于核桃坪和牛头山来说,五一棚和英雄沟的竹子长势粗壮,杨春花博士论文:放归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预选栖息地评估——以卧龙为例幼竹(一年生和二年生)比例大、竹密度适中、单位面积的一年生竹生物量较高、各种地理及植被因子基本符合大熊猫的选择特点、大熊猫对各生境因子的生境选择指数较高,因此,相比较而言,五一棚-英雄沟是更优的大熊猫栖息地。邓生的竹子种类(华西箭竹)不为大熊猫选择、干扰(放牧)距离较近、有些地段乔木密度过大(最大的一个样方达357株乔木)、竞食动物种类和数量较多、距离工作地点(大熊猫研究中心)较远(约40公里),因此,本文认为,该地点暂不适合放归(宜待到将来放归技术成熟后,大规模放归的时候再考虑)。
肖燚, 欧阳志云, 赵景柱, 黄宝荣, 朱春全[7]2008年在《岷山地区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生境影响因子连通性及主导因子》文中提出岷山地区是大熊猫保护的关键地区。运用图论分析法研究了岷山地区大熊猫生境影响因子,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在岷山地区,12个影响因子66对组合中,47.0%的影响因子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其中89.2%的影响具有增大效应,这说明人类活动对大熊猫生境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大效应,并占主导地位。研究发现,在影响因子关系集中,存在强连通性的子集K={(TD);(RB);(M I);(HPL);(AP);(AD);(SR);(TH);(FC)},这表明近期进行的旅游景点开发,公路建设,采矿,高压电线走廊建设,以及传统的农业开发,畜牧业,薪柴采集等影响因子之间存在着强烈相互作用关系,这些人类活动还会将其他人类活动对大熊猫生境的影响放大,加剧其对大熊猫生境的不利影响,是影响岷山地区大熊猫生境的主导因素。研究还表明如果不能对主导因子进行有效的控制,很难有效地保护岷山地区大熊猫生境。研究表明图论分析法是研究大熊猫生境影响因子的一个有效工具,有助于明确影响熊猫生境的主导和关键因子,为制定有效的大熊猫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王昊, 李松岗, 潘文石[8]2002年在《秦岭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的种群存活力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对秦岭野生大熊猫多年研究的资料 ,建立了一个机理性的随机模型 ,并用此模型对秦岭大熊猫种群进行了种群动态的模拟。分析了该种群的存活力 ,结果显示 :秦岭大熊猫种群具有正的增长潜力 ;在环境维持现状的情况下 ,秦岭大熊猫种群以小于 5 %的灭绝概率维持 2 0 0年所需的最小种群规模为 2 8～ 30只 ,低于此数值 ,由于种群统计学随机性 ,种群会有较高的灭绝概率 ;在密度制约因素的影响下 ,种群维持需要 5 0～ 6 0只个体 ;在非密度制约因素的影响下 ,每年由种群中减少的个体不应超过种群数量的 1%。结合秦岭目前大熊猫种群的实际数量 ,秦岭的大熊猫种群由于种群统计学随机性而发生灭绝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能够在保证现有的环境状况不恶化 ,并且能够逐步恢复的前提下 ,秦岭的野生大熊猫种群是可以维持的
罗永[9]2015年在《圈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对伴生动物声音的识别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种间识别是动物在野外生存中必不可少的一项能力,它能使动物分辨天敌,从而有效躲避提高生存率。研究圈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圈养繁殖的个体)对野生环境中伴生动物声音的识别能力,可以为我们解释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存在几百万年的部分秘密,也能为大熊猫研究及野外放归工作提供一定的科学资料和指导。大熊猫的伴生动物主要是指:在野外坏境中与大熊猫在生态位上存在重迭的大中型兽类。由于这类动物能对大熊猫的生命构成威胁或者与之竞争有限的食物资源,因此伴生动物被分成两大类:天敌动物与竞食动物。其中天敌动物主要有金钱豹(Panthera pardus)云豹(Neofelisnebulosa)、豺(Cuonal pinus)、黄喉貂(Martesf lavigula)、金猫(Catopumate mminckii)等,竞食动物主要有野猪(Suss crofa)、小熊猫(Ailurus fulgens)、竹鼠(Rhizo myidae)、水鹿(Rusau unicolor)、山羊(Capra aegagrus)等。本试验是在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碧峰峡基地进行,使用金钱豹、云豹、豺、野猪、山羊和水鹿的录音对10只成年圈养繁殖大熊猫进行种间识别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伴生动物声音对大熊猫警觉行为时间的影响:大熊猫在天敌动物组声音作用下表现出的警觉行为时间极显着多于竞食动物组和空白对照组,大熊猫在竞食动物组声音作用下表现出的警觉行为时间多于空白对照组,但不显着。2.雌雄大熊猫对伴生动物声音的行为反应差异:在天敌动物声音作用下,雄性大熊猫的警觉行为时间多于雌性,但它们之间差异性不显着。在竞食动物声音作用下,雄性大熊猫的警觉行为时间多于雌性,但差异性也不显着。3.不同天敌动物声音对大熊猫警觉行为时间的影响:大熊猫在金钱豹、云豹、豺这叁组声音刺激下警觉行为时间差异行性极显着。在金钱豹声音刺激下表现出的警觉行为时间极显着多于云豹,也极显着多于豺。而,在云豹声音刺激下表现出的警觉行为时间多于豺,但它们之间无显着性差异。4.不同竞食动物声音对大熊猫警觉行为时间的影响:叁种竞食动物声音对大熊猫警觉行为时间有显着影响。野猪声音对大熊猫警觉行为时间的影响极显着多于水鹿声音,山羊与水鹿声音对大熊猫警觉行为时间的影响差异不显着,野猪与山羊声音对大熊猫警觉行为时间的影响差异也不显着。5.在所有受试大熊猫中仅有两只大熊猫表现出了逃避行为,且逃避行为的频次也仅有叁次。以上结果表明:圈养大熊猫具有识别天敌动物和竞食动物声音的先天认知能力;大熊猫的性别对这种识别能力没有影响;大熊猫能分辨出不同的天敌动物和竞食动物,并表现出行为上的差异;圈养大熊猫的逃避行为已经在长期圈养过程中退化。
杨波[10]2013年在《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线粒体基因组研究及圈养种群遗传多样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是我国特有的“活化石”物种,国家Ⅰ级保护物种,被IUCN和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定义为濒危级。现存野生种群仅分布于陕西秦岭南麓,四川盆地西北缘的岷山和邛崃山系,西缘的大相岭、小相岭及凉山等六个山系。如今大熊猫栖息地生境严重破碎化,限制孤岛小种群间基因交流,加速近亲繁殖和遗传漂变发生频率以致种群遗传多样性降低,并且伴随着统计学、环境、灾害和遗传等随机性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小种群难以续存。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森林锐减、淡水资源危机等重大环境问题的加剧,大熊猫的生存面临着严峻考验,急切需要得到有力的保护。大熊猫人工繁育是迁地保护的重要环节。然而,大熊猫圈养种群正面临着遗传多样性丧失、种源枯竭和繁殖适配率下降等风险,严重制约圈养种群的维持与发展,将使得迁地保护项目实施难度加剧。圈养种群遗传学分析依赖于现存野生种群的遗传学背景信息如遗传多样性、遗传结构、亲缘地理和保护单元定义等,是大熊猫迁地保护与野化放归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基于线粒体基因组数据和mtDNA D-loop多态性信息就以上遗传学问题进行分析,为圈养大熊猫的繁殖管理和繁育策略在提供分子辅助。通过分析大熊猫4条线粒体基因组序列显示,其基因组结构属于典型的脊椎动物结构,长度约为16746～16846bp,控制区的十碱基串联重复单元致使基因组长度差异性的存在。线粒体基因组的碱基组成呈A+T碱基偏好性,A+T碱基含量高达61.2%,明显大于G+C含量(38.8%),各碱基含量依次为A>T>C>G。整个基因组序列共含有148SNPs,包含34个简约性信息位点和114个单可变位点。其中,CytB和D-loop区具有更高的碱基置换率,表明其进化速率更快,而12S、16S和ATP8的进化速率最低。系统进化分析显示,大熊猫与熊科物种聚集在一起,并处于熊科物种的基部位置；大熊猫与小熊猫处于不同的进化分枝。线粒体蛋白质基因均受到了高强度的净化选择压力和功能约束性,其中ATP8、ND1、ND5、CytB和ND4等五个基因表现的最为强烈。本文基于大熊猫线粒体控制区5’端约585bp,结果显示,圈养种群较野生种群表现出中等水平的遗传多样性,单倍型多样性(h=0.666)和核苷酸多样性(π=0.00285)数值稍小于野生种群(h=0.832,π=0.00393),但同时比凉山(h=0.579,π=0.00216)、小相岭(h=0.532,π=0.00180)和大相岭(h=0.186,π=0.00033)种群的遗传水平高。卧龙种群(h=0.632,π=0.0312)的遗传多样性指数均大于成都种群(h=0.604,π=0.00188),并且卧龙种群(S=11)单倍型较成都种群(S=5)含有较多的变异位点数。种群内平均遗传距离分析显示出卧龙种群(0.00315)内平均距离>成都群体(0.00189),表明成都种群内个体间的遗传关系较近,近交繁殖较明显,从而导致种群遗传水平降低。卧龙与成都种群间存在着较大的基因流(Nm=2.2400>1)。卧龙种群与邛崃及岷山种群间Fst分别为0.0003和0.0237,均小于0.05,表明卧龙种群建群者大多数来源于这两个野生种群；成都种群与邛崃种群的Fst最小(0.1212)；陕西种群与秦岭野生种群的亲缘关系最近(Fst=0.0001)。六个野生种群可被划分成为四个地理区域种群即北部的秦岭种群,中部岷山、邛崃和大相岭的混合种群,南部的两个种群(小相岭和凉山种群)。并且,四个地理区域种群间的存在着明显的遗传差异性(Fst>0.25,P<0.01)。大熊猫总种群错配分布曲线呈单峰,同时SSD(0.03326)和r(0.10615)值均较少且不显着(P>0.05),表明种群曾经历过瓶颈效应,种群存在扩张现象。中性检验结果(Tajima's D=-0.82660和Fs=-19.10788)与其结果一致。叁个圈养种群错配分布曲线均呈单峰,且Tajima's D均为负值,表明种群受到了“奠基者效应”的影响以至瓶颈效应的产生,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来进行更佳的保护与管理。
参考文献：
[1]. 以健康人和大熊猫为模型的哺乳动物肠道菌群多样性分布与核心功能种属的研究[D]. 薛正晟.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2]. 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生境选择研究进展[J]. 杨春花, 张和民, 周小平, 王鹏彦, 王小明. 生态学报. 2006
[3]. 基于条件价值法的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存在价值评估[J]. 宗雪, 崔国发, 袁婧. 生态学报. 2008
[4]. 生态位因子分析在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生境评价中的应用[J]. 王学志, 徐卫华, 欧阳志云, 刘建国, 肖燚. 生态学报. 2008
[5]. 发情期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交互模态信号通讯[J]. 徐蒙, 王智鹏, 刘定震, 魏荣平, 张贵权. 科学通报. 2011
[6]. 放归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预选栖息地评估[D]. 杨春花.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7]. 岷山地区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生境影响因子连通性及主导因子[J]. 肖燚, 欧阳志云, 赵景柱, 黄宝荣, 朱春全. 生态学报. 2008
[8]. 秦岭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的种群存活力分析[J]. 王昊, 李松岗, 潘文石.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2
[9]. 圈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对伴生动物声音的识别研究[D]. 罗永. 四川农业大学. 2015
[10]. 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线粒体基因组研究及圈养种群遗传多样性分析[D]. 杨波. 四川农业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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