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炎[1]2004年在《企业债权融资方式的选择——承诺贷款，即期信贷及公开发行债券》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首先分析了投资者的信息利用率对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我们发现，如果投资者的信息利用率过低，投资者就不能有效地消除企业的道德风险。我们也分析了企业对不同市场贷款契约的选择，发现：企业项目延迟造成的损失比例越大，企业就越倾向于选择承诺贷款。但由于流动性成本的存在，承诺贷款的利率要高于即期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在即期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决定企业契约选择的主要因素是两个市场贷款资金的可得性。企业在哪个市场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大，企业就越倾向于选择在该市场融资。
管晓峰[2]2006年在《银行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银行资产证券化是商业银行利用信贷资产和其他可主张的债权在法律上可被代表的特性,以确定的财产进入资产池为担保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将沉淀的信贷资产变为现金资产,然后将该证券委以信托增值,在证券期满时,变现担保财产偿还证券本息的一种组合经营和投资活动。本论文对商业银行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法律机制的基本观点是,第一,设立集合信用机制,以资产池的形式集中并保有最低限额的资产,该资产包括商业银行几乎所有的信贷资产、票据资产和信用卡资产,对这些资产的法律性质,以及资产池的法律性质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凡是银行可变现的资产都可进行资产证券化,认为组建资产池是资产证券化必要的基础条件。第二,对进入资产池的资产进行信用评级,以适应证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满足投资者对拟作担保财产质量的知情权。认为信用是市场交易的基础条件,对介乎于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之间的金融资产在交易前,须有法定的形式进行信用评级,以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第叁,以交易对手可接受的信用级别为基准,达不到该信用级别的资产应当予以信用增级。信用增级的主要方式是抵押和质押,也可以由银行在一般信贷资产中掺入优质资产(例如按揭资产等),以提高资产池内资产的整体信用。第四,研究和设想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服务的特殊目的机构。目前我国采取由信托公司兼任发行人的方式,但这不是惟一的方式,也不是最恰当的方式。综观国外经验,可以采取美国的SPV制度方式,但这种方式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制度相冲突,短期内似难以引进。比较实用的方法是引进英国的保证有限公司制度,商业银行作为股东并承诺出资额,在公司成立时无须实际出资,只在公司清算时在出资额内承担有限清算责任。在银行出资额内,保证有限公司以自己的的名义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并将出售证券收入给付银行,在证券到期时,银行以出资额对证券持有人承担本息给付的责任。第五,对银行的信贷资产和其他可主张债权证券化法律程序,包括其财务和税务制度,发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对策。第六,对我国现行为资产证券化配套的法律法规作了较深入的评介,认为一个好的法律机制并不是可以完全避免风险,而是要尽可能
冯启德[3]2006年在《新巴塞尔协议视角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新协议的视角研究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理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信用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经营的成败；而新巴塞尔协议代表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方向，研究新协议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运用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缩小与国际先进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差距，因此论文选择从新巴塞尔协议的视角研究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旨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性研究：一是在分析新协议的框架与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新协议内部评级法的有关指导原则，首次提出我国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几类金融机构实施内部评级法的“金字塔路径”，这一研究对改善和提高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二是通过对信用理论、信用风险管理理论尤其是信息经济学关于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一家企业、一家银行及一家企业多家银行情况的信贷市场上的各方博弈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博弈方的决策、监管方的决策等。特别是对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短板—集团客户授信的全面风险控制以博弈视角进行了分析。叁是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原则和信用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按照全面风险管理的框架，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结合中国商业银行实际设计了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前台、中台和后台组织架构，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按照扁平化、流程化和集约化的原则完善治理结构和信用风险管理框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四是在分析新协议实施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影响的基础上，就我国商业银行如何遵循现代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方向，按照新协议的原则改善信用风险管理、建设符合新协议原则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文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五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信用风险度量和信用风险定价模型与方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进行了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以定性为主，系统化、信息技术运用较少的不足，对于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方法全面与国际接轨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论文包括八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导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文献综述和论文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关于信用风险管理的内容、理论和信用风险的度量与定价，包括第二章和第叁章。第二章是关于信用风险与信用风险理论的研究。在对信用风险的种类、信用风险对商业银行的重要性、信用风险管理进行阐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运用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信贷市场信用风险进行了分析，对一家企业、一家银行及一家企业多家银行的信贷市场上的各方博弈进行了分析，提出解决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方案是减少信息不对称，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第叁章对信用风险度量和定价进行了研究。对主要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如JP摩根的CreditMetrics、KMV模型、瑞士第一信贷银行的Credit Risk+和麦肯锡公司的Portfolio View模型等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章还研究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定价问题，阐述了信用风险定价的原理，对包括默顿结构模型、简化模型、Longstaff和Schwartz模型及Wei&Guo模型等重要定价模型及其优缺点进行了分析，并就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定价进行了探讨。第叁部分是关于新协议的演进、主要内容以及新协议信用风险度量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的研究，是论文的主要部分之一。包括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叁章。第四章是关于新协议及其对银行业影响的研究。在对新协议的框架及其主要内容、新旧协议比较、新协议对信用风险的计量方法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从新协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同影响详细分析了新协议对国际银行业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并对欧美、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措施与计划进行了研究。第五章重点研究了新协议标准法对信用风险的度量，对标准法的逻辑关系、标准法中的风险缓释与风险暴露、币种错配及其处理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结合实际举例演示了标准法的计算实例。第六章研究了新协议内部评级法对信用风险的度量，在对内部评级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对我国商业银行依据国情逐步实施内部评级法提出了具体的步骤和措施，就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实施新资本协议首次提出了“金字塔路径”。第四部分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两章。重点是在第二、第叁部分对信用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新协议对信用风险的计量与监管原则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银行实践，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进行研究，提出建议和措施。第七章是关于新协议与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研究。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现状、国有银行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新协议的实施给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就我国商业银行如何按照新协议的原则改进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并就我国商业银行如何建立符合巴塞尔协议原则的先进信用管理文化提出了建议。第八章结合前面的研究分析，运用新协议的原则和信用风险管理的理论导出全面风险的思路，结合实际运用新资本协议的监管原则和全面风险管理的原理，设计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包括前台、中台和后台的组织架构和职能界定。最后运用全面风险管理的原理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国内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短板”—集团客户授信的全面风险控制进行了博弈视角的分析。
卢福财[4]2000年在《企业融资效率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企业融资，是指企业从自身生产经营现状及资金运用情况出发，根据企业未来经营与发展策略的要求，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一种经济活动。企业融资问题的实质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广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企业融资相关联。它体现的正是企业融资对一国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也即企业融资效率问题。本文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创立一个全面分析企业融资对经济各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的框架体系，这就是“企业融资效率”体系，通过企业融资效率这一分析体系把企业资金融入的成本与风险、企业治理结构、资金融出者的收益与风险、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资金使用的宏观效应、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然后用这个体系来对与我国企业融资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措施作一探索。从而既为国家制定有关企业改革和金融政策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选择高效率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机构选择和评价贷款与投资项目、管理信贷业务等提供评价标准和帮助。 企业融资效率，是指某种企业融资方式或融资制度在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和功效。企业融资效率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企业融资的微观效率是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对某种企业融资方式或融资制度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企业资金融入效率、企业法人治理效率、企业资金融出效率叁个方面。企业融资的宏观效率是就企业融资活动对一国经济整体的作用和影响而言的，是企业融资活动的外在效率，具体可从资金配置、资金作用和经济安全等方面进行分析。企业融资的微观效率分析是本文的侧重点。 企业资金融入效率，是指某种融资方式以最高成本—收益比率和最低风险为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能力。它主要从融入资金的企业角度，考察企业在融入资金过程中发生的相关成本、收益和风险。就融入资金的企业而言，任何一种融资方式，都会有融资成本和风险，不同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和风险也是不同的。债权融资对股东利益是一把双刃剑。债务比例的提高既会使权益资本的收益率相应提高，但随着收益的增加，风险（主要指财务风险）亦同时增加。虽然最优资本结构确实存在，然而大量的研究都充分说明，企业的资本结构是与其所在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由企业发展阶段和获利能力决定的企业经营中的现金流量分布、企业信誉与融资能力、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和行为特征、以及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紧密相关的。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任何企业和任何情况下的最优资本结构。 在企业融资过程中，伴随着资金的转移会发生权利和义务的变化，各利益相关主体间为确保各自的利益，必然要对与企业资金的使用、收益和控制等相关的权责利关系进行界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有效的均衡态势，从而决定企业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关系。由于不同的融资方式决定着不同的企业资本结构，进而对上述权责利关系的界定也不同，这样企业制度的运作效果，也即企业的治理效果必然不同，这就是企业融资的法人治理效率，简称企业法人治理效率。企业融资对法人治理结构有较大的影响，首先，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决定企业破产可能性的大小；其次企业融资方式决定投资者对企业的控制程度和干预方式；再次企业融资方式决定投资者对企业破产清算的控制方式的选择。企仆融资方式的不同选择会形成不同的法人治理结构模式，如保持距离型融资与目标型治理模式相对应，而控制导向型融资则与干预型治理模式相对应。 企业资金融出效率，是指某种融资方式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为资金融出者带来最大收益的能力。它主要从资金融出者角度j 考察企业融资过程中发生的相关成本，收益和风险。就融出资金的经济主体而言，企业融资收益，是企业资金融出者在企业融资过程中获得的各种好处。包括近期收益和长期收益。企业融资收益的大小受四方面因素的影晌：一是名义收益率，如银行贷款的利率等；二是时间，包括时间先后的安排，回收期的长短等；叁是物价水平，即通货膨胀率；四是融资风险，融资风险对企业融资的长期收益影响最大。企仆融资风险则是指融资的预期收益篷实际收益率之间的偏差。企业融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融资企业的营业风险和财务风险；（2）金融市场风险。 资金配置效率，是指企业融资活动将稀缺的资金资源按效率最高原则进行配置的有效程度。资金配置效率的高低反映了企业融资活动能否将稀缺的资金资源投入到使用效率最高的用途上去。资金配置效率可以通过资金动员程度和资金分配效果两个方面来反映。资金作用效率，是指企业融资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经济安全效率，是指企业国际融资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企业国际融资对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酋先是企业国际融资对金融风险的作用与影响，其次是企业国际融资对一国经济主权与产业控制的影响。
张晓晴[5]2006年在《中国创业投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85年中国首次引入了“创业投资”概念以来，创业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已有二十余年，但无论从创业投资业自身的发展还是对科技产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讲，制度引入后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绩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长期以来注重创业投资形式上的引入，轻视创业投资公司内生治理机制的构建，最终解决不了高运营成本、高代理成本和弱激励机制等基本问题。论文力图从理论上揭示中国创业投资公司治理机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困扰中国创业投资业发展的问题的政策建议，为繁荣创业投资公司治理机制理论、推进和完善中国创业投资公司治理机制的实践做出贡献。 创业投资涉及投资者、创业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叁个行为主体和两层委托—代理契约，面临着特定的公司治理问题。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带来了公司治理问题，创业投资高交易费用的运行特征引起人们对创业投资治理机制研究的高度关注。论文将交易费用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共同治理理论以及金融契约理论进行理论综述，作为研究创业投资公司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 论文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简述创业投资的起源、发展历程与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政策、法律法规、金融、社会中介服务和文化等环境要素方面对中国创业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对中国创业投资的微观治理机制的困境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论文提出，中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变迁的认知阶段、兴起和缓慢发展阶段、完善和调整制度结构阶段、制度创新阶段；中国创业投资微观治理机制的主要问题包括运作问题、投资主体问题、人才资源稀缺、组织制度滞后等。 论文以创业投资公司运作中两层激励约束契约的设计为切入点，探讨与此相关的创业投资机构组织形式、创业投资契约和创业投资风险管理机制等问题。投资者与创业投资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创业投资中的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论文对创业投资组织形式的变迁和有限合伙契约形成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有限合伙契约的历史、产生原因及其制度框架，揭示了有限合伙契约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约束机制及其制度优势。论文对创业投资家激励约束机制在中国的探索与实践进行分析，包括中国创业投资组织形式的历史考察、中国有限合伙契约的实践及适应性分析和中国创业投资家激励与约束机制存在的问题。论文提出，由于大多数政府创业投资机构都是公司制，不能实现有限合伙制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经营管理人员缺乏激励，经营者没有长远的职业规划与经营打算，比较注重眼前利益，与创业投资者中长期投资的属性相悖，导致创业投资机构缺乏发展后劲，影响创业投资的效率。
王继权[6]2004年在《现代产融结合论》文中研究说明产业部门和金融机构以紧密型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融合、人事参与等途径实现的产融结合，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具有减少产融信息不对称，降低产融交易成本、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从而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功效。无论是对银企股份持有规定较严格的英美模式，还是相对宽松的日德模式，银行与工商企业之间总是直接或间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产融结合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共性和必然趋势。我国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标取向，尽管当前仍处于体制转轨之中，但各类市场经济主体为实现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发展包括股权渗透等紧密型产融资本联结关系已初露端倪。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市场主体自身实力的壮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企业与以银行为代表的各类金融机构在自愿互利基础上，通过渗透与扩张着力建立稳固、持久的产融结合关系。既然产融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么推进产融结合也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必然的、现实的选择。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学者的产融结合理论进行回顾和简介，认识经典的或具有代表性的产融结合理论的发展脉络。其次，对产融结合进行一般理论分析和深入分析，一般理论分析是在厘清产融结合基本概念和比较分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别从信用理论、企业理论、信息理论、资本结构理论等角度，对产融结合的成因作初步研究；深入分析是对产融结合的作用机制和效率，以及产融结合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上的剖析。再次，分析和总结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产融结合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模式，以此为我国的产融结合提供启发和借鉴。最后，系统研究我国的产融结合问题，包括我国产融结合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国产融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目标模式和基本方式，我国产融结合的基础构建，并提出金融
焦建[7]2006年在《日本和美国银行治理模式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业银行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银行自身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而商业银行能否获得健康发展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治理效果。作为主要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的金融中介,银行治理的核心应该是解决两种信息不对称问题—利益相关者与银行之间以及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主要的银行治理模式,日本和美国的银行治理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具有各自的优点,但是也都存在不足。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两国银行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比较两种银行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不足,以及治理有效性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展望两国银行治理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并给出两国银行治理经验对我国银行治理的启示。论文使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日本和美国银行治理模式进行了系统分析。在分析的中注意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合。在对风险管理和银行绩效的分析中将管理学方法与经济学理论进行有机结合,增强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论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论文以银行治理模式的演变历程为线索,对两国银行治理模式进行比较,认为相对各自国家的普通公司治理模式来说,两国银行治理模式在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趋同性,但是由于文化、习俗和法律等制度环境的稳定性,两国银行治理仍将保持显着的传统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而银行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依赖于制度环境。其次,强调了资本结构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对银行股东治理的风险偏好的影响,更为清晰地阐明了银行治理的特殊性,提出银行治理的重点在于风险管理。第叁,在对银行监管制度的比较分析中,提出将银行内部治理参数纳入监管机制设计,加强银行监管机制的治理促进作用的观点。最后,通过对银行对外融资结构对银行自身治理的影响角度分析,提出有助于提高银行治理的混业经营模式。论文首先从梳理普通公司治理理论入手,提出银行治理问题的特殊性,明确银行治理主要解决两种信息不对称问题,然后对现有银行治理理论进行总结,提出银行治理目标是在维护股东、存款人、社会公众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基础上,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论文第二章分别结合日本和美国银行治理模式的演变历程对其基本特征进行总结,并对两种模式的治理效率进行比较,为后面叁章从银行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
赵永军[8]2007年在《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需要各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应对一体化的挑战。而金融资产的质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其焦点在于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它不仅影响着银行体系的稳定,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受到不良资产的困扰,中国也不例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强烈地认识到银行不良资产的危害,意识到银行的稳健运行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紧密的联系。实践证明,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乃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基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99年4月到10月期间相继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于2000年完成了对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首批近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剥离工作,开始进入不良资产管理与处置的实质性运作阶段。随着中国AMC资产处置工作的深入开展,不良资产规模逐渐减少,不良资产处置结束后,AMC是解散关闭,还是转型?中国AMC未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成为理论界和业界一个热点话题。2004年2月24日,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上报的《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请示》,明确了AMC建立不良资产处置目标考核责任制,确定了AMC向商业化转型的发展方向。2006年3月,中共十六届叁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机制”,为AMC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2006年底,中国AMC虽然已基本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的任务,然而中国AMC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存在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处置手段、监管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未来AMC的发展运行与道路的选择对我国不良资产的市场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有很重要的意义。笔者正是因为看到了AMC运行与发展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所以就结合自己在AMC多年的工作经验,试图通过对我国AMC在七年间的运行绩效评价,并在分析影响AMC发展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AMC的运行与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本文主要运用产业经济学的不完全信息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及金融创新理论,首先从中国AMC成立的背景出发,对中国AMC发展的历程和运作实践进行分析,总结中国AMC运行发展的实践及成就,并运用DEA法对其运行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其次对中国AMC运行发展中所面临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转轨型国家资产管理公司运行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整体发展方向和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保障措施。本论文研究的结构及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分析介绍了论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提出论文研究的主要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主要创新点。第二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理论本章首先运用金融中介理论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产生的必然性,阐述并研究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收购及管理的原则和方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中与欠款企业间的博弈关系,并从资产管理公司介入前后的演变模型进一步分析指出在转轨经济中资产管理公司的存在必要性。结合金融创新理论指出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开拓出适合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发展道路。第叁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及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本章立足国外资产管理公司(AMC)发展实践,区分在不同经济环境下AMC的运行和发展模式,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匈牙利、波兰等经济转轨型国家AMC成立的背景、运作的模式、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和成效,并对其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概括。通过比较分析,本章对国外AMC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得出结论认为:AMC的设立与成功运行需要特别的政策与法律支持;AMC的发展需要明确的经营目标、合理的激励机制、健全的治理结构;AMC需要制定切合实际、符合本国国情的不良资产处置对策。此外,AMC退出或转型与机构的定位、资产特征、市场需要等因素紧密相关。第四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历程及运行评价本章重点对专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成立的背景、特点及功能定位进行了研究,并对中国AMC的产生及业务发展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对中国AMC业务发展进行了比较,总结了中国AMC发展中已取得的成就。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中国AMC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率进行了度量。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不良资产总体处置效率不是很高;从不良资产处置速度来看,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速度最快;从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来看,信达的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最高。在综合分析各家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和收回率后,认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年平均处置效率最高,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年平均处置效率较低。这固然反映了各AMC处置资产的能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所收购不良资产质量的巨大差别和国家相关政策的一些变化。研究结论是中国AMC处置效率主要是受不良资产贷款但保方式、贷款本金、AMC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处置环境因素及债务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第五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发展中问题及制约因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正确把握不良资产管理处置中的困难和矛盾,对于进一步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以及确定中国AMC的适时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章重点分析了中国AMC运行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对其发展的内外部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AMC在发展中面临资本市场、社会保障机制及法律环境不完善的外部因素制约;在其经营和发展的内部因素方面也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业务发展受限、专业人才缺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障碍。第六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趋势本章在对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方向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和中国AMC自身两个层面,对中国AMC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AMC应当存续并转型。并提出了中国AMC应当在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上进行深化,以适应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趋势。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路径分析中,针对理论界所提出的六种思路,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未来将现有AMC转型为现代投资银行在中国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第七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模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发展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前一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本章的研究,提出中国AMC商业化转型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以不良资产处置为主业,建立具有投资银行功能和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股份制、综合性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中国AMC要继续坚持以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为主业,依托长期积累的资源和优势,在条件成熟时,有选择地开展证券、金融租赁、信托、担保、财务顾问、基金等业务,在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和融资市场发挥中介作用。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加快中国AMC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进集团公司的股份制改革。论文指出现阶段,与母体银行组建金融控股集团模式是AMC转轨的最佳路径选择。第八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发展的保障措施本章在前面章节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AMC的内部机制及外部条件两个视角,研究探讨如何结合内外部的各种因素,促进和推动AMC在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并提出保障措施是:加快AMC内部机制改革,构建并完善AMC管理体制,确立AMC功能与目标,确定AMC合理的核心业务并扩大经营范围,促进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多样化、全面化,建立有效的人员聘用和激励机制;完善AMC外部环境建设,加强对公司转型、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的立法,加快培育不良资产交易和处置的市场体系,积极利用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吴纬锋[9]2010年在《金融危机下中资银行的企业信贷管理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旨在研究金融业全球化、金融危机蔓延化的背景下,银行的信贷管理能力和企业融资选择的理论模型和实证考量。本文利用笔者在研究生期间学习的理论知识,结合在银行信贷工作的从业经历,采用定性与定量、理论和实践结合、统计和分析方法,根据客观性、简明性、典型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原则,达到构建金融危机下银行信贷管理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体系的目的。正文首先明确信贷管理的内容和原则,回顾现代中资银行体系及其信贷管理的发展历程,继而对传统信贷偏好进行实证分析归类;在理论上引用了信贷管理基本模型与违约概率模型的构建,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银行信贷管理进行研究;从企业的层面,提出当前中国实体经济企业主要的融资选择——银行信贷,企业在银行的融资与银行信贷管理的关系。最后通过对融资渠道、实证金融产品等分析,提出相应的危机中银行信贷的选择建议,对银行信贷管理及企业银行融资具备理论和实践的参考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之一,是在对商业银行信贷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银行信贷投向偏好,提出信贷管理的较为实用的信贷管理模型,是对商业银行提高信贷风险预测和控制能力的一次有意义的实践;创新点之二,是提出银行审贷实践中的考量,即总结了金融危机下银行对企业信贷的关注方面,这也是全流程控制的贷前部分控制;创新点之叁,提出了依托实体经济发展进行放贷,即在贷中提倡供应链、贸易融资、国际贸易等融资产品;紧接着对贷后进行管理,即过程控制和资产保全问题,准确地从全流程度量信贷管理的目标。信贷管理本身就是通过信贷资金在银行同业与客户的往来中努力达到银行与企业客户各自的利益目标的过程、结构和制度安排。本文通过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信贷管理,对于银行风险控制、企业融资的信息对称,以及对我国经济平稳运行有一定启示作用。
金震华[10]2008年在《各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与防范的法律问题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的经验昭示世人,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危机密切关联。就20世纪80年代后的几次银行危机看,两者可谓“如影随形”,互为因果。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储蓄机构危机、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与银行不良资产均不无关联。巨额不良资产的积累危害银行流动性,引发金融危机,导致银行被迫紧缩信贷,结果加剧银行不良资产积聚。晚近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一再警醒各国政府,必须妥善应对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否则可能损及国家经济安全与政治稳定。我国在转轨期积累了高达数万亿银行不良资产,其分布规模广、数量大,由此产生的风险令人忧心。中央政府高瞻远瞩,在1999年专门成立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同时加强银行监管,实施金融改革。近10年来,通过一系列努力,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幅度已有明显下降。但仍需清醒认识到,银行与不良资产的“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不良资产率的上升有反复迹象。同时,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中,我国银行参与表外业务的范围不断扩大,但即便是发达国家,对表外资产的风险控制也没有成熟的经验。2007年美国“次贷之殇”告诫国人,对银行不良资产的防范与控制必须“两条腿走路”——兼顾表内资产与表外资产的质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重视银行不良资产法律问题的系统研究,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极具现实紧迫性。论文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顺序着手,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与各主要国家金融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角度,在比较法的视野中,系统研究银行不良资产的法律问题。首先需要明确银行不良资产是什么?即银行不良资产概念与特征的界定问题。然后,回答不良资产是如何产生的?即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问题。最后是不良资产的化解与应对问题,其细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从存量角度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另一方面是从增量角度防范与控制银行不良资产滋生。全文分叁大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是银行不良资产的界定与成因,主要由第一章详细分析;第二部分是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主要由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叁章阐述;第叁部分是银行不良资产的防范,主要在第五章至第八章中论述。各章内容分述如下:第一章:比较法视野中的银行不良资产界定与成因。首先,文章界定了银行不良资产的概念和特征,并与不良贷款、不良债权、问题贷款等概念比较,及其与抵债资产的关系。然后,在比较各国银行危机的基础上,指出不良资产滋生的共性问题是:政府与银行关系定位、资产泡沫破裂、金融监管理念错位与监管容忍、信息透明度低,以及信贷管理松弛等。我国不良资产的发生与市场约束失效、银行债权保护薄弱、信用保障机制缺乏、银行监管与内控不力等法律问题有关。在全球化背景中,证券化及其衍生交易成为不良资产风险传染的新途径,因而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第二章:比较法视野中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主体问题。中央银行、政府机关与商业银行均从不同层面介入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但在比较法上,成立特殊机构集中处置不良资产为各国所常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与处置信托公司(RTC)虽同属特殊机构,但两者在性质、标的、职能与退出机制上均有差异,不应混淆。文章在比较各国经验基础上,对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以及赋予金融机构特殊权力,以利于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第叁章:比较法视野中银行不良资产获取方式的法律问题。从各国实践看,银行不良资产的取得方式有整体受让与购买、信托及股本合伙等方式。其中,以信托方式取得不良资产有其独特的优势,在信托法律制度完整的国度,应成为取得不良资产的重要途径。在外资取得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实践中,存在产业政策约束与国家安全、资产评估与价格确定,以及债权类、股权类和实物类资产取得的法律障碍问题,影响外资参与我国不良资产处置的积极性。在外商合资方面,与韩国相比,我国在合资目标的明确性、市场效益的参与性、管理机构的复杂性,以及合资金融企业的合法性上都存在相应问题。第四章:比较法视野中的银行不良资产清收与交易问题。银行不良资产的交易有两种基本策略,即资产处置策略和债务重组策略。前者包括贷款清收、抵押物止赎、贷款出售和证券化等,后者主要是债权转股权和债务互换。文章在实证角度,对我国发生的“瑕疵”不良资产出售的法律性质、侵权认定及司法救济进行分析,并建议引入美国实践中的“陈述与担保条款”以完善交易模式。对不良资产证券化问题,从比较法角度结合我国实践,对SPV的设立与构造、资产的真实销售与风险隔离,以及信用增级等展开讨论,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思路。在债权转股权问题中,指出政策性债转股所面临的困境及商业性债转股的优势,并分析了我国实行商业性债转股的法律依据与问题。第五章:比较法视野中的银行债权保护与防范逃废债务问题。逃废银行债务是转轨国家银行不良资产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强化对银行债权的法律保护。除行政与刑事责任追究外,更主要的保护途径是民事手段。文章从合同与担保的市场交易制度、债务人破产清算与庭外和解制度,以及民事责任救济制度叁方面论述各国与我国的银行债权保护问题。第六章:比较法视野中的银行监管与不良资产防范问题。各国银行法实践表明,强制发行次级债券、迅速矫正措施对完善资本充足监管与控制不良资产滋生具有重要价值。比较法上,风险集中与银行关联交易监管是银行不良资产防范中针对性最强的法律制度。就资产泡末与金融过度支持问题,文章从法律与监管角度分析美国房价泡末破裂与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指出当前金融支持产业监管存在的问题:(1)证券化及其衍生交易打通信贷市场与证资本市场间的“防火墙”,使金融风险易相互传染;(2)对房地产贷款监管的态度与力度处于摇摆状态,贷款标准松弛,有效措施滞后;(3)对金融中介机构监管存在空白与盲点。最后,从房产功能与监管依据角度,对我国房产信贷监管现状进行反思。第七章:各国防范银行不良资产的内控机制研究。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能促使银行加强资产质量控制,以减少准备金的耗损,西班牙的动态准备金制度给我国以有益启示。从各国银行危机的发生看,银行公司治理薄弱直接影响不良资产的控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与各国立法对完善银行公司治理进行积极探索,其中,银行股权结构调整、董事责任强化,以及强制发行次级债券对促进我国银行公司治理改善,实有裨益。银行不良资产透明度对增强银行市场约束具有显着作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与各国立法均将银行信息披露作为促进银行改善不良资产状况的重要途径。文章指出,我国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在文化基础、真实性、充分性、方法与频率,及豁免范围等方面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第八章:防范银行不良资产的国际协作机制。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从监管趋同化与国际金融协作角度,对银行巨额不良资产新的滋生来源——证券化投资失败与衍生金融交易损失问题进行研究,指出当前证券化与衍生金融国际监管协作存在:规范之权威性缺乏的弊端;并对我国金融监管国际协调的制度完善提出建设性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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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各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与防范的法律问题比较研究[D]. 金震华. 华东政法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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