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种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学论文,角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0）09—0014—04
现有文献中，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关系的论述大多从经济表象出发，认为两者是既相互对立又互相统一的关系。而笔者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试图揭示出：（1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都是因市场制度内在缺陷而引致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从本质上看两者是一致的；（2）所不同的是制度变迁的方式。 前者是由区域体内各国政府起着主导作用的强制性变迁，而后者主要是由各市场主体出于趋利动机自发推动的诱致性变迁；（3）正是基于此， 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以国家契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经济合作的组织形式，它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在追求市场经济效率的同时尽可能地兼顾公平。而经济全球化则是一种市场自发行为，主权国家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其中效率优先的原则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公平却难以兼顾，由此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形成非对称的冲击效应。具体论述如下：
一、两者一致性：市场失灵引致制度变迁
对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派而言，市场竞争在分配资源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以及劳动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他们往往假设经济活动中不存在“阻力”，认为市场提供协调劳动分工的最有效的机制。这种假设排除了由市场失灵所引起的任何潜在利润。然而在现实中市场是不完全的，或者说存在着种种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对分工和交易更有效的协调就成为必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对市场失灵进行纠正的制度创新过程（制度变迁）。
市场不完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结构性扭曲，它是一种外部力量造成的扭曲。各国市场的分割以及各主权国家所采取的不同限制政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是形成这种结构性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它的存在使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遭遇到许多障碍，承担较高的成本。可以说，世界市场的分割首先是主权的分割。当分工的发展要求经济活动超越狭隘的国内市场的范围时，人们逐渐认识到，为了方便国际间的交易活动，“按国际惯例办事”是必要的。但在缺少一种超国家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下，按国际惯例办事却难以得到充分保证。这是国际商务活动中交易成本更高的制度根源。为解决这些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便开始了。区域一体化往往被看成一种国家行为或政府行为，其实它是在企业和民间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而由政府行为予以巩固和深化。它按不同层次被划分为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等六种形式。例如，现在的欧盟正向着最高层次的区域一体化迈进。
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就是假定要素之间是可以完全替代的，或者生产要素在各行业之间的转换成本为零。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这种假设也许还有一定的可取性，但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今天，现代国际分工的一大特点就是越来越多的基本实物要素的职能日益专门化而成为专用性资产（如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资产）。专用性资产的出现增加了实物要素间彼此替代的难度，使生产要素跨行业移动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这使得建立在经典贸易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分工形式，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资产专用性的出现，使我们发现两国贸易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取决于生产要素在行业间转移的难易程度，或者说，取决于隐含在转移过程中的成本高低。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以专用性资产形式的生产要素实现跨国移动，为国际分工开辟了新的利益来源。一方面，它避免了专用性资产在转移到其他行业时必须放弃其原来所获得的技艺、经验以及所进行的专门投资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在另一场合为重塑同类专用性资产而进行的投资。因此，在现有国际分工条件下，要提高生产力，增进资源配置效率，重要的在于将生产要素从“专用性”约束下解放出来。从技术角度看，现代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已为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的分割状态，各国之间的政策差异等因素，限制了要素的国际范围的自由流动。在目前情况下，实现要素市场的全球统一是不可能的，因此以区域一体化的方式分步解决市场的统一问题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总的来说，市场结构性失灵所引起的任何可能的潜在利润是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在这些潜在利润既定的条件下（如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或减少，国际分工调整成本的减少等），且这些潜在利润仅靠对现有制度的边际调整是不可能的，从而寻找新的国家间契约式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变迁）来获取这些潜在的收入，就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市场不完全的另一表现是市场机制本身的失灵，即存在着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越高，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的管理机制效率就越低，甚至不能完成交易。因而市场形成受到交易成本的阻碍。这里的交易成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系指来自于所有因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费用，尤其是信息费用。
经济全球化就是上述市场结构性失灵和市场机制本身失灵双向叠加所引起的潜在利润而导致的制度变迁。只不过，它是各市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在趋利动机下自发行为推动的，视为诱致性变迁。体现在：跨国公司利用其“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用企业边界替代市场边界，在全球范围内清除交易费用的同时进行商品和资本的双向套利。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可以按照最有利的区位分布来安排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使每一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统一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使分散于各地的生产、销售以及R＆D等服务于母公司，从而减少了市场上各种壁垒和障碍对套利过程的干扰。与此同时，加速变革的信息技术使得远距离控制的信息成本大幅度下降，以致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一家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来说，它的活动范围可以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所以，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出于追逐市场扭曲引致潜在利润的动机，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而使得世界经济体制正逐步形成。
二、两者不一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及其效应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两种不同方式的制度变迁：前者主要是强制性变迁，而后者可以视为诱致性变迁。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制度效应自然迥异，也就是说，尽管区域一体化可以当作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中间过程，但它们所带来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区域一体化在追求国与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同时，还渗入了政治因素（国家利益）。在引入博弈论的思想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区域一体化意味着：扣除谈判费用后的合作博弈所达到的均衡利益解要优于非合作博弈。但合作均衡解是不稳定的，任何一方都有打破均衡而追求短期最大化利益的动机，尽管最终招致的是“两败俱伤”。因此，不断地协调以维持合作又是必须的。而在协调和谈判过程中，效率和公平得到了兼顾。
与此不同，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它从个人到世界市场中没有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之核心要素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超主权的概念。而市场规律作用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效率至上，公平却难以兼顾。由此产生的结果，一方面是世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迅速有效的配置，另一方面则是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非对称的冲击效应：总体上有利于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突出地表现为三点：
（1）世界经济中的“集权”效应（财富再分配效应）。 无论是金融投资还是商品的生产、推销，全球化都意味着把决策权上缴给超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从事全球性经济活动的企业和机构。这一方面造成了世界经济与地区经济从属于跨国公司、跨国银行以及各种基金在全球范围最高利润之需要的消极后果，另一方面又因为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和各种基金主要归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以致必然引起世界财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公平分配。
（2）世界经济中的生产过剩效应。从供给方面看， 经济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传统制成品的生产行列中来，从而造成了该类产品供给的急剧增加；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世界经济正式步入信息经济时代，人们对传统制成品的需求不断下降，其收入弹性已呈递减之势。结果，传统制成品特别是那些劳动要素密集的制成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效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利益随之流失，经济增长乏力。
（3）世界经济中的通货收缩效应。 世界经济的通货收缩效应根源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非对称性变化。例如，当中国、前苏联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经济转型而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时，尽管世界的总需求可能增加了，但是世界总供给会增加得更快。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这些国家仅仅是在为本国居民而生产，而当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之后，它们将为整个世界而生产，因而其供给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解放而增加。随着世界总供给的增加，物价会下跌，通货便会随之收缩。
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区分两种不同的通货收缩效应：一种是因为供给相对增加而引起的通货收缩，它属于那种好的通货收缩，发生在发达国家；另一种则是因需求相对下降而引致的通货收缩，它属于那种不好的通货收缩，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通货收缩，好坏两种类型并存，并在不同的国家其性质也不一样。作为新经济策源地的美国，由新经济所引起的通货收缩在性质上是好的。这是因为：美国价格指数的下降并不是因为收入与需求下降而造成的，而是由新经济所带来的美国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产出大幅增加，加上世界市场传统产品源源不断地低价供给所造成的。新经济的成本递减（报酬递增）效应，再加上华尔街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大为提高。再反观那些尚未跟上新经济发展步伐的国家，尤其是像东亚这类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则出现了不好的通货收缩。这又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双向冲击下，这些仍热衷于“制造”而不是“创造”的国家，几乎完全丧失了国际竞争力，随之而来的出口下降与经常项目的逆差使得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有这些又使得流入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国际资本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因此，为规避风险，国际资本纷纷从这些国家与地区撤退。由此产生的结果自然是资产缩水、现金流量高度匮乏和物价指数急剧下降。这种由世界总需求下降所引致的通货收缩，显然是一种坏的通货收缩。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都是因市场制度内在缺陷而引致的制度变迁。然而，在制度变迁方式上存在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迥异的制度效应。在当今的世界经济领域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各自不同的制度变迁效应都能够得到完美的验证。
此外，在现实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并存，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卷入到这两种制度变迁之中。所不同的是，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上一国存在相对自主的选择权，即可以通过是否达成国家间的契约来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强制性变迁）。它取决于一国在潜在利润和现实成本（包括谈判费用）之间的权衡。在这里，各国初始发展水平的趋同程度就显得十分关键，因为这将决定各国能否通过实现未来经济的有效融合而获取经济利益，也决定各国能否迅速达成共识而降低谈判费用。然而，各国发展水平的异同又受制于来自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正是基于此，区域经济一体化总是发生在那些多方面高度趋同的国家和地区，如西欧、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等。
与之相反，经济全球化是一国难以控制的市场自发行为的过程（诱制性变迁）。各微观经济主体在利益最大化目标趋动下，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进行生产和贸易。加速变革的信息技术也为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然而，一个不可避免的消极后果就是世界各国非对称的冲击效应和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由此带来的现实思考是：一国在客观必然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降低不利冲击和获取更多的利益？唯一的办法是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而正如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无数次实践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提升国际竞争力只有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其基本前提是市场运行成本的有效降低）才能实现。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变迁中，走一条有利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增长之路，也就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