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民族志（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民族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结论：我们学到了什么？
并非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基于相同的目的，而大多数人类学目标在于“浓墨重彩地描写”( Geertz,1973) 和对“原住民观点”的理解[Hollinshead(1991)对Geertz的人类学目标饶有趣味的修改]。虽然进行问卷调查或填写表格可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补充，还有调查结果(即可观测事实和有意识目标)也许能提供研究背景参数或满足市场策划者和计划者的需要。但是，正如康斯所发现的( Counts,1988：6～8) ，它们只是模模糊糊地告诉了人们社会、文化及精神生活之间关系的经历。
理解什么是游客或他们整个生命过程中仪式经历的意义是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虽然它存在这种可能性，这种见解或许不能展现关于游客的消费效果、证明效果或产生影响的其他措施等很多东西，也不必然与他们的满意度或他们的可能性回报有关。更重要的是现代游客必须把游客含义、游历的感受和表达的价值相关联起来。他们常常把经历联系到他们整个生活当中。联系到不同的其他生活，两个游客被观察到的一致行为或对问卷近乎相同的回答也许不能说明任何有关游客的含义。举个平凡的例子，从法国夏特( Chatte) 村到附近里昂去的游客与从巴黎到里昂的游客其感受截然不同。对于前者来说，到“大城市”游玩能使他们怀有许多兴奋或刺激。而对于后者来说，这个游玩枯燥，或被视为走上离开大城市街道的一条路。
然而，从这个简单例子继续向前，有必要来思考什么是内在旅程和什么是外在旅程。这个问题类似于意识的内在世界和经历的外在世界( Myerhoff,1993) 。由于通过仔细分析自身工作而发现了许多东西，弗雷针对性地评论了现代学者描述的( Graburn,1999) 关于人们攀登西奈山的内在和外在方面内容。她继续循着这条线索并有所发现，比如：人们穿过某些风景还会产生特定的感觉和自我反省( personal communication,1999) 。
这点适合于引进研究的一个领域，研究领域不能确切说是人类学的，但同样能说明问题。哈尔金( Harkin,1995：659) 关注其所称的“梦想活动”，即把经历的片断无意地合成为叙述性内容。这样思考的话，所有叙述性内容甚至在此之后游客叙述性内容都是被建构的且对这些内容的分析能够让我们知晓。叙述性内容确实是“梦想”，梦想早晚会到来的关于节假期的真正经历，这种梦想显示了愿望的文化结构和个体结构。它与帕里雷诺( Parrinello,1993) 的人类学展望紧密相连。遗憾的是，对游客群体研究中进行的这种实验性工作比在某种程度上可比的类型——运动员( Bruce,1998; Oliver,1998) 中进行的要少( Elrud,2001) 。反过来，这个话题紧密联系到休闲经历的文学性分析。旅游( Gary,1986; Greenblatt,1991) 和运动( Brown,1999) 项目企图尝试这种休闲经历。
前面已经指出( Graburn,1977，1989) ，像生活一样，旅游可表示为一种历程。确实如此，内在暗喻和外在暗喻关系也许是理解旅游动机、旅游预期和旅游满意度的关键。比如，研究者常常发现( Dann,1996; Selanniemi,1996) ，游客们想回到往昔，想重温他们孩提时经历的生活，他们或是通过身体感官——浑身赤裸着在海边玩——或是通过社会心理方式诸如放弃责任，缺少严格时间性或缺少能完全纵情与其他感受。即日本人谓之“amae”。另一个旅游历程和生命历程之间的强大联系是把旅游视为经历的仪式(即离开一生命阶段进入另一阶段的时刻和机遇)。虽然这些转变的最明显部分是从孩童时代到成年时代，或者从工作时期到退休时期。郝斯廷( Hastings,1988) 和其他人发现旅游是用来使这样一些游客放松心情的。他们经历离婚和分离，经历爱人的死亡或是经历职业的变换或居住地的选定。在一个正发生诸如希望再次年轻的怀旧需要和一个希望只是一次的例如悼念死亡的配偶、孩子或家庭的需要之间存在区别，能够理解这些区别是极其重要的。
某些未全面探究到的另一些种类旅游，它的特征是物质需要的世俗活动和物质变化之间存在关系。芬兰学者贾克宁和韦杰拉(1994)强烈倡导有必要进行相关研究，这种研究在弗雷的卡米诺游客案例中极其明显。在他们开始游历之时，没有人意识到脚会起这样一个主要作用——擦伤、皮肤水疱、重击，与他人分享痛苦以及对别人脚的看护。还有走700英里左右的路后，游客们可能比以前生活得更健康。他们享受着自身身体运动的新经历。这些经历给予他们一种也许胜过精神经历的成就感。然而这种疼痛来自脚上的、肌肉的，虽位于外在历程和内在历程的最表面，但可能具有与罪恶、自我惩罚或与殉道者詹姆斯圣徒的认同相联系的深厚含义。
珍妮·比尔或现代学者虽然长期参与观察但却没有全面揭示他们的日本游客对象感受到的内在旅程与外在旅程的联系。与之相比，弗雷和塞拉雷米通过强烈而富有同情心的参与观察，很可能最成功地揭示了内在旅程与外在旅程之间的关系。珍妮·比尔的失败可归因于拙劣的田野调查技术或差劲的人品。然而，日本人表达社会接受性和掩藏内心感受(由于定义上是自私的，所以永远不能揭示)的特定能力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点。在其私人游艇上她充满了热情且常常喝醉。郝斯廷很可能能够深入到她一些小组成员的内在旅程中，因为他们在艇内呆了3个月。哈里森(2000)和立特尔(1990)通过与中产阶级游客旅行后在他们家中大量的访谈，能够从他们身上发掘到许多资料和一些非常有趣的相关感受。然而，这些感受所揭示的东西与参与研究者得到的资料相比，也许更多的是自我恭维。
总之，可以有把握地说，随着对四处流动的现代人进行的研究，今天游客和旅行者的角色标志(国际的、国内的、已婚的、短期的、女性的、目标工作者)有时没有准确反映他们内在现实或是他们自己的最初期望。比如，学者最初愿望是参观Sharm el Sheikh，见识一下大规模的旅游，这种愿望发端于对沃哈伯(1995)描述这种国家工程计划的专业好奇心。攀登附近神圣的西奈山和参观凯瑟琳圣徒修道院变成了一种个人环境或文化的旅游行程。反过来，这个攀登赛与在那一重要时刻在几千英里之外的里斯本预产的长孙结合起来，成为了将特有风格的年龄和命运思考放在一起的一个内在和外在旅程。就像开玩笑地指向后面一样，它是一种祖辈库瓦德的形式( Graburn,1999) （注：人类学在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建筑学和文化研究上应用越来越普遍广泛。在人们进行观察和问询的任何田野研究中也常常被引用。萨格出版社的一本新杂志“人类学”宣称编委会的大多数编辑甚至都不是人类学者的话让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的师生们惊讶不已。人们可以从旅途中得到其他的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包括有对其他旅行者的观察，当意识到整个登山都是在当地贝杜因向导掌控下时，唤醒了对选择或伦理旅游学的强烈兴趣。旅行中小旅行团是极其分化的，例如，来自伦敦东区的蓝领夫妇坐在车价便宜的大卡车上，厌倦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登山过程，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关系圈；一对中国夫妇来玩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生物学家同事告诉他们这是个有趣的巴士旅行，可以游览古老的修道院；其中的丈夫仅仅认为这是个“宗教旅游”(正如埃及向导告诉他的)。因为这儿对佛教不感兴趣。“哦，有的只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纯粹的宗教旅游”，他说道！）。当人类学者成为旅游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时，阿巴特( Abbott,2000) 的宣称便成了一个赘述。他说，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就像这样一些人，他们探索一个城市的社会生活，有序地在一个陌生城市观光，为知道整个真正的事实而试图了解位于许多表象之后的所有东西。这就是现代人的命运，像阿巴特这样的社会学家一样，不仅去参加旅行历程而且像游客一样生活，并且反过来把自己当作游客和现代人去验证某人的内在旅程和外在旅程。